罗学蓬：江青出山记

  新中国成立后，江青在文艺界第一次“露峥嵘”，是亲赴山东，调查因赵丹主演的电影《武训传》中的男一号义丐武训的身世。与江青同行的，有笔者的江津老乡、时任文化部电影处干部兼著名电影评论家钟惦棐，和时任《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袁水拍。

影片《武训传》是昆仑影业公司制片，孙瑜编剧兼导演、赵丹主演的故事片，1951年在全国上映。上映最初的三个月，反响热烈，搏得一片赞扬声，各报纷纷发表文章给影片和出演武训的越丹以好评。《大众电影》杂志还把《武训传》列为1951年十部最佳国产故事片之一。

而作为“电影指导委员会”委员的江青却“独具慧眼”，一眼看出影片存在严重的政治问题，遂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调看了影片《武训传》，同意江青的观点，认为这是一部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影片。

5月20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醒目推出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

《人民日报》为批判一部电影而发表社论，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头一遭。社论措辞严厉、尖锐，行文高屋建瓴，实为毛泽东的大手笔。

1951年在全国范围大张旗鼓开展的对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是建国以后第一场思想文化领域的重大运动，堪称“开国第一文化冤案”。

毛泽东亲自发动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时，中宣部根据毛的指示，在1951年6月派出一个三人调查团，前往武训的家乡山东聊城调查武训的历史情况。

这个调查团的临时党小组长是钟惦棐。

钟惦棐回忆说：“我们这个调查团名义上虽然只有三个人，但因为江青的特殊身份，架势还是很不小的。汪东兴派了中央警卫局一名叫申虎臣的同志负责保卫工作，他手下有五名警卫。可能是同样出于安全考虑吧，另外还特意调来了毛主席警卫班的李德华，朱老总警卫班的杨守诚。除此以外，还有负责生活与保健的工作人员。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前呼后拥，直奔山东而去。当然，我和袁水拍都心知肚明，能有这样的待遇，我俩是星星跟着月亮走，沾江青的光了。”

建国之初，绝大多数干部都以艰苦朴素为荣，江青也不例外。

离京前，她严肃认真地对钟惦棐和袁水拍说：“这次出去越简单越好。主席要求很严，这是一项政治任务，出不得一点毛病。我要以普通干部的身份参加调查，特别要注意保密和影响。”

江青还说，这次出去后，她名义上是调查团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员，凡公开场合，钟惦棐和袁水拍都管她叫‘李进’。这也是江青第一次用这个化名，从此以后，‘李进’成了江青的笔名。

钟惦棐说：“江青早上起来是A调，到了晚上又升为B调，很难知道她的真实想法是什么。而她的曲谱，总是和她的实际演唱能力相去甚远。很快我们便知道，江青对我和袁水拍的叮嘱不过是嘴上说说而已，在山东期间，我对她那一套掩饰不了的作派厌恶之至，无论在省里、地委、县委，她总爱突出自己，一副衣锦荣归(笔者注：江青是山东诸城县人)的神气劲儿，对各级领导颐指气使，显出鹤立鸡群的样子。

“有的领导知道‘李进’为何人后，也确实对她亦步亦趋，奉若至尊。这还其次，最让人难以容忍的是，她经常在席间口无遮拦地指责攻击某些高层领导同志。而鉴于她的特殊身份，这样的谈话很容易引起下面省、地同志的某些联想，甚而去进行一些有害的猜测。一次我实在忍不住了，考虑到自己作为党小组长的职责，就单独找她谈了一次话，委婉地批评她：‘你有些话说得不妥当，可能给下面的同志造成误会。有意见，你最好是回到北京再谈。你看，陪同我们的省委和地委的同志，他们不知道北京的某些情况，听了，以诈传诈，影响不太好。’江青顿时胀红了脸，愣了一会儿，说：‘我考虑考虑你的意见。’

“在调查工作中，我和江青也时有分歧。她算什么调查?完全是先入为主，带着框框下去罗织武训的罪名罢了。她根本就不相信世上还有武训这样的傻子，走千家串万户地讨几个钱来兴办义学。她也富于想像，既然武训终身未娶，那么结论是他一定会乱搞女人。于是，江青便一头深入到武训的家乡聊城西郊，专门在老年妇女中‘征求’武训乱搞女人的证据。偏偏有一老妇，脑子有点毛病，不明究竟，只知武训乃家乡名人，中央又派人来调查，倘若自己和武训有上一腿，不仅荣耀，说不定还能去民政部门领点救济。便对江青说，她年轻时和那武训睡过觉。江青如获至宝，一定要我把这一证据写进‘调查记’里。我根据江青拿回来的材料上提供的那老妇人的年龄，掐指一算，武训死时，这老妇人不过三四岁，说武训吃她的奶子，岂不荒谬绝伦!我以此为由，否定了江青的宝贝材料，没想这更惹恼了她，从此种下祸根。”

钟惦棐生前多次说，参加那次调查，干的工作就是从县志、碑文中去找能证明《人民日报》社论观点的例子，先是有了结论，再找材料当例子填上去。他曾提醒江青也要搜集一些观点不同的材料，江青很不高兴。她后来对人说过，“锺惦棐这人很不好，参加武训历史调查时，就老爱跟我作对。”

十余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梁效”写文章吹捧说：“领导调查武训历史是江青这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旗手’第一次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而上阵，与资产阶级、封建主义搏斗。”

江青也把批判《武训传》作为自己的“业绩”讲给外国人听，1972年她对美国女作家维特克说：“解放后我经常下乡，1951年下乡两次，为《武训传》连下乡到组织文章、自己写，花了八个月的时间。”

从北京出发前，江青、袁水拍和钟惦棐就知道了毛泽东对调查团的明确指示是，“反对武训办学的改良主义道路”。

一到山东，江青就为这次调查定了调。她对袁水拍、钟惦棐、山东分局宣传部文艺处处长冯毅之等人说：“武训是坏人，我早就知道，一看电影就觉得不对，是宣扬改良主义、阶级调和论的，我让主席看看，主席看了也是这个意见。”

江青还多次对调查团成员明确说：“这次搞调查，就是要搞到材料，证明武训在历史上就是个坏人。”[page]

虽然江青这人天生个性张扬，喜欢高高在上，咋咋呼呼，但在生活上，一点也不搞特殊。单从他们此行使用的交通工具，就能证明那时的江青，的确是一个保持着延安时代优良传统作风的好干部。

江青一行三人拿着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刘澜涛的介绍信，在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注)找来找去，才找到一辆从国民党军队缴获的美式中吉普。偏偏江青坚持要坐前排，沿途好看风景。而这辆破车前门扇儿早已不知去向，只剩一空门框子，众人怕她掉下去摔坏了，都说坐前排不安全，劝江青坐后边。江青坚持不听，司机无奈，急中生智找来一条结实的绳子，在门框上来回拴了几道，拦住缺了门扇儿的门框，才敢开车上路。这一路上可苦了司机，只要一停车，就得先下车解绳子，好让江青下来活动活动胳膊腿儿。

另一边儿“李进同志”将要下榻的堂邑县也忙开了。头一天下午，山东分局就派了一位办公厅副主任下来布置，说是中央有人来，要事先安排好食宿、警卫。

这位副主任只告诉中共堂邑县委书记段俊卿，明天来的人中，那个叫“李进”的女同志是毛主席的夫人。

江青一行到了堂邑后，负责安全保卫的申虎臣告诉县委，调查团要自己开饭，要县委提供蒸馒头的面粉，熬粥用的小米和绿豆。并要求单独为江青准备一大缸饮用水，还要在水缸里养两条鱼，每天可用鱼的死活来判断是否有阶级敌人投毒。还说这是因为当下镇反运动正进行到高潮之中，“阶级斗争十分复杂，所以必须提高警惕”。

当然，这是申虎臣从安全保卫角度向地方领导们提出的要求，江青对此并不知情。

聊城地委送来了本地的特产，有熏鸡、乌枣等，江青只收下了不值钱的乌枣，而坚持将值钱的熏鸡等食品退了回去。她还坚持要付乌枣的钱，但地委的同志说啥也不收。

除了开调查会，江青一般呆在小屋里看材料，很少出门，每天按时起居，坚持睡午觉。警卫随时盯着，江青不论睡午觉、上厕所都在屋外或厕所门外守着。

开调查会时，江青也不离开县委，用那辆缺了门的山东分局的破吉普到各村镇拉人来县委谈情况。江青主要找的是一些老秀才，一些有点文化、有点见识的老人。这些人说的是当地土话，连江青这个离开山东巳经很久的山东人也不能全听懂，得由段俊卿等当翻译。

被调查的人不知北京来的人是什么目的，还按上次孙瑜、赵丹等来调查时的说法，说武训办学有贡献、是个天下难寻的大好人等等，弄得江青很不高兴。

县委没办法，只好做动员，明确告诉每一个被调查者“只能拣坏的说”。很多群众不解，有人问“怎么土改刚斗完地主，又开始斗武训了?”

当时任堂邑县长的赵安邦是武训学校的毕业生，比较熟悉武训的历史和堂邑的情况，他对调查团领导一再强调武训是坏人的作法很反感，认为“武训办学，教人识字有什么坏处?学马列著作毛泽东思想，还不得首先要会认字才行。”

江青当面批评他说：“武训办学好?他是给什么人办的?要用阶级观点来加以分析。”

赵安邦不服，说：“不管给谁，有文化总比没文化好。就算革命战士，也同样应当学文化的。”

段俊卿怕赵安邦再惹麻烦，只好私下告诉他：“‘李进’同志是毛主席的夫人江青。”

赵安邦一听，吓得伸了伸舌头。打那以后，他再也没敢在“李进同志”面前表示过任何一点儿不同意见。

县委打过招呼后，老百姓都学乖了，都顺着调查团的要求说。

段俊卿记得有一天吉普车拉来一位八十多岁的老秀才，老人一辈子从没坐过汽车，一上车就晕，再加上路上颠簸，到堂邑县委时几乎不能动，是被人架进门来的。

老人耳朵还有点聋，“李进”细声问一句，段俊卿对着老秀才的耳朵大声重复一句。

问：“武训是不是霸占了很多地?”

答：“是。”

问：“武训是经常欺骗乡亲吧?”

答：“是。”

问：“武训一贯放高利贷吧?”

答：“是。”

冯毅之、段俊卿、梁学仁(当时任堂邑县委宣传部长)等都说“李进”的调查会大致都是这样的。

江青此次挑重任前往山东，是毛泽东派她去的。

毛的卫士李家骥也跟着江青去了山东，晚年他回忆说：“临走时主席把我叫去，对我说：‘这次跟江青外出，称呼要改口，叫李进，这是方便工作。同时要注意多了解情况。’在聊城下去调查是很辛苦的，步行十几里路，不让坐车。在郊区一个大村子，钟惦棐、袁水拍等和几个老乡唠嗑。因我在场，听到了一些谈话内容。”

钟惦棐：“老乡，我们想向你打听一个事。”

老者好像耳背，说话声音很大。“什么事?”

钟惦棐：“办义学的武训你知道吗?”

老者：“啊，知道，是个要饭的。”

江青问另一位老人：“你多大年纪了?”

老者：“八十多了。”

江青：“你老人家高寿，有福啊!”

老者：“托毛主席、共产党的福。”

江青：“给我们讲讲武训办义学的事好吗?”

老者：“那时我还小，但有印象。他各地都去，求爷爷、告奶奶地到处要钱、要饭，都是为了办学。穷人太穷，没人给他捐钱，富人有钱，有的给他一点，有的也不给。他也不容易，吃了一辈子苦。到处兴办学校，穷人的孩子还是念不起书，念得起书的还是富人家的孩子。”

钟惦棐：“这里的老百姓怎么看武训?”

老者：“武训不是为自己，他自己也没得到什么。听说皇上赏他黄马褂，他也不要。虽然累了苦了一辈子，想为穷人办点好事，穷人也没沾着多少光。”

在谈话中，有人还照了相。

临清县长赵国璧记得阳历八月九日端午节这天，“李进”同志到临清来了，住在县委。

袁水拍带赵国璧去看“李进”同志。“李进”同志对赵国璧说，武训这人很坏，是大地主、大流氓、高利贷者。

从县委出来，袁水拍问赵国璧：“你知道‘李进’同志是什么人吗?”

赵摇头。

袁水拍说：“她是毛主席的夫人江青同志。”

赵国璧一拍脑门叫道：“你怎么不早说啊，我连她长得啥模样都没看清楚。”

袁水拍笑了，叫赵国璧再倒回去看一次，于是二人又骑自行车返回县委。袁水拍跟“李进”闲聊了几句，赵国璧这回仔细看了看，见“李进”同志穿的是当时女干部时髦的列宁装，黑布鞋，“只是头发跟别人不一样，是朝下梳好了，又翻上来用夹子一别。”

第二天一早，江青到临清的武训学校了解情况。江青指示县委，学校要改名，学校里的“武训纪念堂”要改为阅览室。

学校里有一尊何思源三十年代任山东省教育厅厅长期间为武训立的汉白玉像，这座雕像比真人大一点，是武训坐着手拿讨饭碗的造型，当地见过武训本人的老人都说这雕塑像极了。县里的同志问李进石像怎么处理，江青说先不用砸，找个地方存起来。

这石像后来存到行宫庙小学的一间小屋里，“文化大革命”时终毁于红卫兵之手。

武训历史调查是奉毛泽东之命进行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证明由毛泽东亲自修订的《人民日报》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

调查团成员、当时的中共堂邑县委书记段俊卿回忆说，江青等人从北京一来，就明确说这次调查就是为了证明武训是坏人。

他说：“那时当地的老百姓对武训这个历史人物是比较客观的，没有人说武训是坏人，也很少有人吹捧武训。”[page]

调查团成员、当时的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宣传部文艺处处长冯毅之回忆说：“解放初期，老百姓觉悟不高，对上级来调查，往往是要什么样的材料就说什么。在拍摄电影《武训传》时，我曾接待、陪同过孙瑜(电影《武训传》编剧、导演)、赵丹(电影武训扮演者)等人的调查组，那时被调查的老百姓全都说武训好的一面，夸得象个活菩萨似的。江青等人来时，一开始老百姓不知是为什么目的，还照上次一样光捡好的说，县里打过招呼后，就全说武训如何如何坏了。”

冯毅之还说，调查团成员中也有人感到调查方法不对头，但没有人公开说，没人敢跟江青对立，调查团内部很少有争论。

在临清工作的调查团成员赵国璧记得，被调查的人中有一位在清朝当过山东巡抚张曜手下的“藤甲兵”的老人，叫李汉邦，1951年时已经八十多岁了，他独自一人住在临清县城的东关街上。

赵国璧带钟惦棐、袁水拍到李家时，李汉邦正躺在床上看书，看的是《三国演义》。一听说北京来人调查武训，张口便对武训的为人大加赞扬，说：“武圣人是个好人啊!他一辈子吃苦耐劳，攒钱为穷人家的孩子办义学。”还说：“我亲眼见过武训，也知道他一些事。我见武训时，是山东巡抚张曜张大人来临清的时候 ……”当地干部对他使眼色，他也没注意，只好又提醒他：“武训挨批了，说话留神点!”再问什么，李汉邦就再也不回答，只是一再推托：“我耳朵聋，听不明白你们的话。”

《武训历史调查记》说武训常出入临清的“大夫第”，说这里是大地主、大豪绅、大银号老板的家，并以此证明武训是和地方官僚勾结的“大债主”。当地人说，武训是常到那里去，一是存钱，二是要饭。

冯毅之说，武训那个时候，把钱放贷出去，增加资金买地是农村常用的办法，三分利是很正常的，而调查团非要以后来的标准说武训是放高利贷，这是脱离历史的。对武训历史调查团的各种要求，老百姓不得已的应付办法就是“上面要什么材料，就说什么”。

当地很多干部和老百姓都说，武训当然不是完人，他就算是有一些毛病，但怎么也不至于被扣上“大流氓、大债主、大地主”三顶大帽子，《武训历史调查记》太过分了。还有人说，武训是个为民办学的好人，是拍电影的人不知得罪了谁，牵连了武训，认为是“电影把个好好的武训给害了!”

武训历史调查团在山东的堂邑、临清一带忙了十来天，江青、钟惦棐、袁水拍要带材料回北京整理、总结，再形成文字材料。他们希望当地派几位熟悉情况的同志一道去北京，以利于后期工作。那时候地方上生产和“镇反”工作都很忙，机关人手又少，参加调查团的当地干部大多都走不开，最后聊城地委指定司洛路去北京。因为司洛路是聊城地委宣传部长，又曾经担任过堂邑县委书记，还加上老家在这一带，他应当是最恰当的人选。武训历史调查团里山东、平原两省的成员中只有司洛路一人随江青等人进了京，他有幸成了北京总结会上唯一的“地方代表”。

虽说是毛泽东提议组织的武训历史调查团，但中共中央宣传部是这事儿的主管单位，司洛路到北京算是中宣部的客人。当年的北京别说大宾馆、大饭店很少，就连招待所也没有几处，中宣部找不到合适的地方给司洛路住，只好把他安置在中宣部的一间小办公室里。

那时中宣部在中南海西侧怀仁堂旁边的庆云堂办公，调查团工作的总结会也在庆云堂开，司洛路住的就是庆云堂的一间偏房，开会很方便。会议大餐那年月还没时兴，来开会的人大多回自己家吃饭，司洛路这个外地来的人就同中宣部几个不回家的处长吃食堂。

武训历史调查的总结会由文化部副部长周扬主持，开会经常是他讲话。周扬说话湖南口音很重，司洛路一句也没听懂。山东老乡江青成了他的“翻译”，告诉他，毛主席和中央都肯定了调查团的工作，不过会议认为现有的材料中没有武训占有土地情况，和几所武训学校学生家庭出身成分的确切数字，所以还要请司洛路回去调查这两个方面的情况，找到准确的材料。

江青从始自终地参加了总结会，她还对调查不周表示歉意，对司洛路说：“这不怪地方的同志，主要是我们几个中央下去的同志考虑问题不全面，主要责任在我。”

6月17日开了最后一次会议，下午一散会，江青叫住司洛路，关心地说： “这几天工作辛苦，食堂吃得又不好，今天跟我回家吃晚饭，主席也跟我们一块儿吃，他想见见你。”

江青还很周到地告诉司洛路：“你不用着急，饭后我叫司机用小车送你去前门火车站上车，保证误不了。”

听说能见到“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还能在毛主席家里和毛主席同桌吃饭，司洛路激动得不得了，心想，自己参加革命工作十几年，总算能亲眼见到伟大领袖了!

由于时间紧，又不能让江青等着，司洛路连一件干净衣服也没来得及换，就跟着江青出了门。

走到丰泽园，进了几个小门，来到一个四合院，江青说到了。

司洛路看见的是一个南北长东西窄的四合院，有北房南房和东西厢房，每面都有好几间，四处都是门窗。江青带司洛路到院子西北角一个能遮阳避雨的小天棚下，让司洛路坐在棚下的竹椅上休息，她自己进了东屋。

过了一会儿，江青从屋里出来，她身后跟着一个身着中山装的大个子，司洛路一眼就认出那是毛主席，立即像弹簧一般站了起来。

毛泽东后边还跟着两位与毛一般身材的首长，司洛路都不认识。那个时候没有新闻电影，更没有现在中央电视台每天让首长们露脸的新闻联播，司洛路只是从满街张贴的领袖像上记住了毛泽东的模样，其他中央首长对他这个地方的小官来说是两眼一摸黑，全不认识。

等他们走到天棚下，江青向毛泽东和那两位介绍了司洛路，又向司洛路介绍说，这二位是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和公安部长罗瑞卿。

江青向毛泽东等人介绍说，司洛路同志是鲁西冠县人，是冀鲁豫分区的，长期在聊城和堂邑工作，非常熟悉堂邑和武训的情况，这次参加调查团做了不少工作，他今晚还要赶回山东去，搞武训的地亩账和三所义学学生成分表等补充材料。

毛泽东说：“你们这次调查武训的事很有成绩。”然后又跟彭、罗二位说，“司同志饭后还要赶火车回济南，晚饭已经准备好了，我们一道边吃边谈吧。”

见到毛泽东是司洛路一生中的大事，他一直记得当时谈话的内容和许多其他细节。他还记得在毛泽东家那晚上吃的菜有红烧肉、鸡蛋炒豆腐、炒洋白菜等，喝的是玫瑰酒。

那天他还第一次见到成听的大中华烟。

他记得吃饭时有一个小女孩出来进去，江青说这是她女儿，还让女孩叫司洛路叔叔。

毛泽东让司洛路别客气，随便吃，自己也边吃边聊了起来。

毛泽东说了几句后，司洛路对他的湖南话似懂非懂。

彭真看出了这一点，问司洛路：“你听得懂主席的话吗?”

司洛路答：“有的听不太懂。”

同桌的几个人都笑了，于是彭真就主动充当翻译，毛泽东说几句，彭真就用带山西口音的普通话翻译几句。

毛泽东见司洛路拘谨到了紧张的程度，一句话也不敢说，眼睛也不敢抬，吃东西嘴里也不敢出声，就没话找话说，问他聊城地委书记、专员都叫什么名字。司洛路一一作了回答。毛又问聊城地区管几个县、寿张县归不归聊城管。司洛路回答以后，毛说：“你是聊城的，你知道你们地区的寿张县为什么叫‘寿张’吗?”

司洛路摇头，毛泽东又对彭真、罗瑞卿、江青道：“你们也不知道吧?”

见众人都不知道，毛泽东自己开始对大家讲解寿张县名的来历。

毛泽东如数家珍般给大家讲起了这段历史：“你们知道唐朝出了个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她手下的宰相叫张九龄，张九龄原来不叫这个名字，只因活到90岁，人们才叫他‘九龄’。这个张九龄深得武则天重用，在他90寿辰时，武则天赐给他一片地作为寿礼，这片地当时就定名叫‘寿张’，就是现在的寿张县。”

回到山东后，司洛路问过许多寿张县和聊城一带的老人和读书人，谁都不知道毛泽东讲的这个故事;司洛路也查了省志、县志，都没有这方面的记载。听说寿张县城南边黄河大堤上有一座“张庙”，司洛路还专门去了一趟，问清了张庙是为一个叫“张百忍”的人修的，这张百忍也不是唐朝人。后来一些年，司洛路有机会就查找有关的史书，他看到过的正史、野史上也都没有这段轶事。司洛路一直认为毛泽东是博学的大历史学家，一定是从什么史书的孤本、善本上读到过寿张的历史。

其实，毛泽东讲的“寿张”的故事多半是这位浪漫诗人即兴原创的段子，因为《旧唐书》和《新唐书》都写得明明白白，历史上的张九龄只活了68岁，他生于公元678年，病卒于740年，武则天去世时(705年)，张九龄才27岁，他是唐开元二十四年才当上尚书右丞相，那时他59岁，武则天驾鹤西去已经三十多年了。

毛泽东随意在饭桌上开了个小小的玩笑，不过是想以此来调剂一下饭桌上让基层来的同志紧张的气氛，没想倒弄得我们的司洛路同志皓首穷经，翻遍了故纸堆，白白辛苦了半辈子，也未求得“正果”。

接着，毛泽东又详细询问了堂邑一带大灾荒的情况，问死了多少人，是不是有的村子成了“无人区”。司洛路不知道死了多少人，只说了说大概的灾情和人民政府赈灾救贫的情况。

司洛路对没能回答上 “寿张来历”和死人数字两个问题懊悔了许多年。平生就这么一次机会见到“伟大领袖”，主席面对面问他两个问题，可他在两个问题上全“哑了火”，这对于一个党的基层干部来说，确实是非常非常难过的一大憾事!

下了饭桌后，毛泽东还问了聊城地区“镇反”运动的情况，问有没有因为有人有怨言，就不镇压的情况。

司洛路说有。

毛泽东说：“不是不镇压了，只是清理一下，该放的放，该关的关，该杀的还是要杀。”

罗瑞卿插话说：“中央的政策是对的，出了问题是你们地方上的工作没做好。”

“是的，是的。”司洛路点头承认。

毛泽东的卫士李家骥也被汪东兴派去全程保护江青，由于角度和位置不同，他对江青的印像和钟惦棐不太一样。晚年他对记者回忆这段往事时说：“我对江青有三点印象：一是她以普通工作人员出现，一点没搞特殊，吃派饭，与基层干部群众打成一片，工作是深入细致的。二是江青身体不好，当时她因身体有病，好出汗，尿频尿急，有时找不到厕所，困难是可以想象的。我们当时担心她挺不下来，结果还是坚持到最后。三是与其他工作人员配合很好。对我们服务人员态度也比较好，在济南丢了袜子，也没发脾气(注)。江青好出风头，急性子，好找别人毛病，这次调查中却没发现这个毛病。一天，主席对我说：‘江青争强好胜，身体不好，这次调查很顺利，她也挺下来了，多亏了你们帮助和照顾。’看来主席对江青在这次调查中的表现也是很满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