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民：我在大城公社修水库

最近不知怎么了，总跟几十年前的事情过不去，追忆往事，发现我这一代人，即使是最微不足道的一个，也都被时代推撞揉搓，挤兑得鼻青脸肿。到了原本该念书的年龄，却偏偏遇上“劳动比读书重要”的文革时期。

大城公社修水库就发生在那个时期。

我的人生遭遇另有些特别，从小随父母下放，不停变换居住地。在此期间，我在一个名叫“高安”的小城顿足达六个年头。

高安是我成长之地，它正卡在我13岁至18岁之间，我的中学时代是在那里度过。

高安给我带来过欢乐也留下一些苦涩记忆，这地方在我生活史中占了一个位置，提起来，哪怕是印象中一点儿小雨，仿佛也能把心给弄湿了。

平日想起高安，回忆中总浸透着“水”的故事。

记忆中，有穿城而过的锦河;有连接南街北街的浮桥;有每年春夏之交的雨季发大水;最有意思的是，有一年端午节，在锦河堤岸看划龙船，追逐龙舟的我一会儿泥滩，一会儿泥堤地来回乱蹿，一不留神，挂在脖子上的染红鸡蛋硬是被拥挤人群给活生生挤丢没了踪影。

高安素有小江南之称，是一个水系发达的鱼米之乡，却因雨量分布不均，常造成雨季洪涝和秋季干旱，兴修水利成为当务之急。

隶属高安的大城公社位于高安境内东面20余公里。

中学时代，我在那里参加过一次修水库劳动。

已记不清当时是修水库还是修引水灌溉工程，总之，我们是在一个滴水成冰的冬季，跑到一个山坳里挖地三尺，再手脚并用把一堆堆冻土从一处搬到另一处，至于是否起到了兴修水利的作用，估计谁也难以说清楚。

那次修水库应是身不由已，据高安中学《百年史略》记载，当时的办学方针是：以党的路线为纲，把学校一切教学工作纳入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并要在生产劳动中艰苦磨炼，改造思想。

通过劳动，同学们的思想肯定是得到过深刻改造的。记得一位现已是大学教授的同学因脚蹬一双劳保翻砂皮鞋参加劳动，被政工老师说成是修正主义教育出来的“三脱离”分子，除了被勒令限期“整改”外，还在工地的广播喇叭里反复批判。

其实，修水库劳些筋骨，受些委屈没什么大不了，最困扰我的是需自带劳动工具。当年，劳动被列为正式课程，劳动不及格有一票否决权，直接影响升学。劳动不自带工具视作劳动不及格。为了完成学校劳动，学生家里都或多或少购买了一些扁担箩筐锄头铁锹等劳动工具，但那次修水库不一样，需要大量十字洋镐和大板车，可这些属于“大件”的劳动工具家里怎会有呢?如何筹借这些工具，成了我的心病。老实说，我曾因失望而迁怨过无辜的父母。

当年大城公社修水库几乎全校出动，仅我们77届一个年级就有三四百人。大家肩扛锄头，身背棉被，自带干粮，像一个个即将出征的战士。同学们在红旗引领下，迈开大步，意气风发，犹如一坛坛浓烈的壮行酒。

劳动是艰苦的，起早贪黑不说，生活尤其清苦，几十个人挤在一间房里，晚上睡在临时搭起的通铺上，为了避免挨冻，常常是相互抱团取暖;由于劳动强度大，粮食明显不够吃，天天水煮白菜难得见肉腥;最难堪的是，工地上没厕所，实在是苦坏了女同学。即便如此，劳动工地的场面依然是热气腾腾的，数九寒冬的天，同学们浑身汗涔涔脱去棉衣棉裤你追我赶，常出现互不相让比劳动进度的热烈景象。

记得一位男同学跟我谈起他与女同学同抬一箩筐的劳动故事：为了让女同学省些力，他常将装满土石块的箩筐往自己肩上担。他说，她扎着一对小辫，鸭蛋脸盘，红扑扑的，笑得好看，偶尔，他们会捉迷藏似的交换眼神，她的小辫不经意间扫在脸上麻酥酥的，有时她会表达谦让，难免奇异地感触到彼此手臂贴肤的温存，然后触电般分开，像犯错误似的不敢正视…..

大城公社修水库发生在1975年1月，那时，我们是一群十四五岁风华正茂的青涩少年。

推开封尘四十多年的记忆大门，我的中学时代始终是以各种形式的劳动为主旋律的。

是时代没给我读书机会。

俗话说，少年不知苦滋味，对于当年的艰苦劳动，我并没过多在意，只是可惜流失的读书时间再也找回不来。

具有百年历史的高安中学是吴有训物理学家的母校，也是全省屈指可数的几所省级优秀重点中学。可据高安中学《百年史略》记载：1975年，上级要求“建立服务于政治运动的教学制度”。学校从此成了“政治活动时间要多少有多少，劳动时间需要多少给多少，教学时间剩下多少算多少”的尴尬局面。以至于在1977年恢复高考的首届招生考试中，高安中学77届应届高中毕业生遭遇全军覆没，无一金榜题名。

这大概是我这一代人永远也绕不开的苦涩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