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中原：“中央队三人团”与遵义会议
1934年10月10日晚上，张闻天同毛泽东、王稼祥一道，从瑞金的梅坑出发，向赣南省会于都集结，准备渡过于都河做战略转移。当时还没有“长征”这个名词，一般都把这次军事行动称为“西征”。
按照部署，这次大撤退以第一、第九军团为左翼;第三、第八军团为右翼，第五军团为后卫，护卫着居于中间的军委第一、第二野战纵队进行。整个转移犹如抬着轿子大搬家。第一野战纵队代号“红安”，由叶剑英任司令员，分四个梯队，共5000人，由中革军委、红军总司令部和总政治部及其直属队组成。第二野战纵队代号“红章”，司令员李维汉，也分四个梯队，约1万多人，由中共中央机关、政府机关、军委后勤部门、工会、共青团等单位组成。党和红军的首脑机关简称为“总部”，“最高三人团”博古、李德、周恩来和总司令朱德等总部领导人随一纵行动。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也随一纵行动。这些中央领导人的队伍称为“中央队”。“最高三人团”原来打算要将毛、张、王等分散到各军团中去，毛、张持异议，这才让他们留在一纵。毛泽东邀约张闻天、王稼祥一路行军、一起宿营，张、王欣然同意。这样，踏上西征途程之后，张闻天同毛泽东、王稼祥就走在一起，自然而然地也形成了一个“三人团”。为了跟“最高三人团”相区别，称为“中央队三人团”。
“中央队三人团”并不是一个正式机构。三个成员中毛、王两人，一病一伤。毛泽东恶性疟疾刚止住，体虚血亏，走不动路。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被敌机炸伤，弹片还在肚子里。他们两人都坐担架。张闻天身体好些，基本上是骑马行军。“最高三人团”成员忙于指挥战事，把他们三个人放在一边。长征开始时的这种特定环境，给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个人提供了经常在一起交换意见的机会。话题很自然地集中在不能打破敌人第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上面。张闻天向毛泽东、王稼祥谈了从福建事变到广昌战役自己同博古的种种争论，对李德、博古军事指挥上分兵把口、拼命主义等做法很为不满。毛泽东就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的过程，同前几次反“围剿”胜利的经验对比，细致地分析李德、博古军事领导上采用单纯防御路线、否定运动战的战法等错误。这一路随意交谈，充分讨论，张闻天同毛泽东之间感情上更加亲近，思想、观点也更加趋于一致。对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张闻天和王稼祥都接受毛泽东的观点，认识到主要是在主观方面，是军事领导上的战略战术错误所致。
在长征中形成的这个“中央队三人团”，对于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对于中国共产党历史的转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他写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幽默地用“担架上的‘阴谋’”为标题专门写了一章。张闻天在总结这段历史时则采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语言。他写道：在长征出发后，“他(指毛泽东)要我同他和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中央队’三人集团，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放下了物质基础。”
长征路上：毛、洛、王同李德、博古的反复争论
红军西征开始时，好似大搬家，恨不得把根据地所有的“家产”全都搬走。从兵工厂的机床到刚造出来的炮弹，从印刷钞票和书报的机器到办公桌椅，从发电机、电台到成捆成捆的电线，更不用说各种文件、档案和中央金库了。用驮子和挑子组织起来的运输队伍绵延好几里。所有野战部队都成了掩护队，行动迟缓，被动挨打。过敌人第一、第二、第三道封锁线时，因为同粤军签了停战协议，所以还算顺利。但到1934年11月底突破敌人布置在湘江沿线的第四道封锁线时，遇到了凶猛的阻击。在湘江战役中，红军损失惨重。从突围西征时的8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这时，西征的红军已失去了原定到达湘西的先机，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困境。“最高三人团”在如此严重的挫折面前几乎丧失了指挥的能力。博古一筹莫展，有时还用手枪对着自己的脑袋比画。军事顾问李德老发脾气，不但不认错，还把湘江战役的惨败归结于没有及早执行他的决策，认为是意见分歧贻误了战机。
“最高三人团”中，只有周恩来沉着冷静，支撑着困难局面。张闻天和毛泽东、王稼祥感到，对中央的错误领导再也不能保持沉默了。
(一)过了老山界：毛、洛、王批评李德、博古
1934年12月4日至6日，红军部队翻越地处湖南、广西交界处的越城岭。越城岭是中国有名的五岭之一，当地人称“老山界”。翻过这逶迤苍茫的崇山峻岭，就进入苗族聚居区了。部队暂时摆脱了追击的敌人，张闻天同毛泽东、王稼祥一起，在政治局内部公开批评中央军事指挥的错误。他们指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失败，是由于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的错误造成的。红军本应运用前四次反“围剿”的经验，采取决战防御的方针，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一部或大部，各个击破敌人;而李德等人却否认这些成功经验，采取单纯防御，短促突击，打阵地战，开始时实行“全线出击”，在敌人进逼之下又变为“全线抵御”，致使敌人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得逞。他们批评此次撤出苏区的突围又成为惊慌失措的逃跑以及搬家式的行动，一路避战，对孤立、疲惫之敌也不主动反击。
在湘、桂、黔交界行军途中，张闻天和毛泽东、王稼祥一起同博古、李德一路争论，除了上述第五次反“围剿”与突围的军事指挥问题以外，最主要的还是当时亟待解决的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问题。他们指出，李德、博古所认为的只有到达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才能放下行李、打仗消灭敌人，也是错误的。
(二)通道会议：决定“转兵”
在红军部队前进到湘西通道地区时，得到情报，蒋介石已经识破了中央红军将到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师的战略意图，遂在湖南洪江、藏江，贵州石阡、铜仁、松桃一带集结了五六倍于红军的强大兵力，设了四道防线，形成一个大口袋等红军去钻。而博古、李德仍然坚持到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方针，12月9日给各军团首长的命令中重申“总的前进方向不得改变”，硬是要往这个口袋里钻。张闻天了解战局的重要变化之后，立即找到毛泽东，告诉他敌人的部署，商量解救危局的对策。张闻天同毛泽东、王稼祥一起向周恩来提出：在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师的道路上蒋介石已设置重兵，原定中央红军到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先机已失，建议转向敌人薄弱的贵州进军，建立川黔边根据地。
12月11日，红军攻占湖南省通道县城。12日，在通道举行了中央领导人的紧急会议(即“通道会议”)，讨论红军行动方向。李德、博古全然不顾当时不利于我的情况，还是机械地要向红二、红六军团所处地区推进。李德提出：是否可以让那些在平行线上追击我们的或向西面战略要地急赶的敌军超过我们，我们自己在他们背后转向北方，与红二军团建立联系;我们依靠二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和萧克的部队，就可以在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并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
这实际上是自投罗网，将3万多红军朝虎口里送。会上，毛泽东首先坚决反对李德的方针，建议向贵州进军。这个建议本来就是毛泽东同张闻天、王稼祥商量后提出的，张闻天当然坚决支持，强调应该按照已经变化的情况来改变自己的行动与方针。周恩来也支持向贵州进军。这样，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建议遂为多数人赞成而通过。中革军委随即在12日当晚19时30分发布了红军在13日入黔的命令。但是，博古、李德仍固执己见，否定了多数人的意见，重又命令各军团按北上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方针行动。14日，军委才发布命令，令红军夺取贵州黎平、锦屏，开辟前进道路。
(三)黎平会议：做出战略方针决定
12月15日，红军攻占黎平。红军向何处去这个战略方针问题再一次十分紧迫地提到日程上来。12月18日，在黎平城内，由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张闻天和毛泽东一起同李德、博古等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会议做出了《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否定了李德、博古等要中央红军去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在湘西建立根据地的方针，也否定了在会上曾经提出的折入黔西的主张。“决定”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深入黔西、黔西南及云南地区，对我们是不利的”。会议通过了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在通道地区就已提出并得到周恩来支持的战略方针，决定在“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会议还决定到遵义地区后开会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同日，中革军委决定，军委第一、第二野战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刘伯承任司令员，陈云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副司令员。
(四)黄平橘林谈话：张闻天提议由毛泽东指挥军事
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继续西进，准备渡乌江北上。李德对黎平会议争论失败非常恼怒。在继续前进的路上，他和博古仍然不甘心放弃他们的错误战略方针。张闻天对此深为焦虑。他意识到，让李德、博古继续掌握军事指挥大权，错误指挥就很难避免。这时，他开始考虑变换军事领导的问题。
12月20日，军委纵队到达黄平。在一片茂密的橘林里，张闻天和王稼祥的担架放下来休息。这时是农历十月下旬，南方正值深秋，绿树上挂满了金黄的、橙红的橘子。他们两人头靠头躺着，议论当前的形势，都忧心忡忡。王问张，红军最后的目标、中央定在什么地方。张说，没有一个确定的目标。又说，这仗这样打看起来不行，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王稼祥当天晚上就将张的想法打电话告诉彭德怀，然后又告诉毛泽东。这消息在刘伯承等几位将领中一传，大家都赞成要开个会，让毛泽东出来指挥。
10天后，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省瓮安县猴场(草塘)开会，批评了博古、李德的一不过乌江、在川黔边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二要回头和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决定强渡乌江，发布了《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
从1934年12月上旬起，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一起为挽救党和红军进行了积极的斗争，并一步一步地迈向胜利。通道会议为战略方针的转变奠定了基础，黎平会议则实际解决了当时最为紧迫的进军方向问题，实现了通道会议提出的“转兵”任务。这是湘江战役后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中央队三人团”对博古、李德等错误领导进行批评、展开争论的结果，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军事思想在长征途中取得的第一个重大的胜利。而张、王在黄平的橘林谈话则是变换军事领导的最初酝酿。猴场会议坚决执行了黎平会议决定的战略方针，巩固了黎平会议的胜利;会后，在行军途中停止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则是在组织上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所有这一切，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做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page]
遵义会议上：张闻天做“反报告”，毛泽东做重要发言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在黎平会议上就已决定要召开的。因为军情紧迫，黎平会议只在1934年12月18日开了一天，解决当时最紧迫的战略方向问题，对在湘南及通道的各种争论亦即第五次反“围剿”和突围西征以来军事路线上的是非问题，来不及讨论。因此，对这一个关系到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重要问题，黎平会议决定渡过乌江到达遵义地区后再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进行讨论。
1935年元旦，红军强渡乌江取得胜利。1月7日凌晨，红军先头部队“袭占遵义”。由于红军突然强渡乌江，而后又迅捷智取遵义，一下子把十几万“追剿”敌军甩在了乌江以东和以南。何键虽仍为“追剿”军总司令，但他率领20个团到常德地区与红二、红六军团作战去了。四川刘湘的部队摆在长江南部一线，搞不清虚实，不敢轻进。粤、桂军队受蒋介石命令北上遵义，但贵州不是他们的地盘，所以行动不积极，仍滞留在黔南榕江等地。黔敌诨名“双枪”军，不经打，一触即溃。只有蒋介石的嫡系薛岳纵队和周浑元纵队比较积极，但被阻隔在乌江以南，难以很快采取行动。这就为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提供了宝贵的时机。
1935年1月15日，决定党与红军命运的遵义会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始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毛泽东、朱德、陈云、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秦邦宪);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何克全);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参加会议的还有邓小平和伍修权。邓小平当时是中央队秘书长，担任会议记录员;伍修权是李德的翻译。会场设在军委纵队司令部的驻地——遵义老城枇杷桥(现子甲路80号)。这是一座相当宽敞的两层楼，原是国民党第二十五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的公馆。会议就在公馆楼上的东厢房里进行。房间不大，中间放着一张栗色的柏香木长条桌，四周围着一些木椅、藤椅和长凳。会议由博古主持，他坐在长条桌中间的位置上，其他人随便坐。聂荣臻脚伤还没有好，坐担架赴会。王稼祥腹部伤口未愈，不能久坐，躺在一张藤榻上参加会议。正是隆冬季节，开会至深夜，屋里生了木炭火盆取暖。
遵义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首先由党中央书记博古做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博古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反动力量过于强大，敌人直接用于进攻中央苏区的兵力有50万，还有帝国主义的经济援助和军事顾问帮助;苏区物质条件不好;白区广大工农群众反帝反国民党与日常斗争的领导没有显著进步;游击战争的发展与瓦解白军工作依然薄弱，苏区周围的游击战争开展不够;各苏区红军呼应配合不够紧密。实质是用客观原因来掩盖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错误造成的恶果。军委副主席、总政委周恩来接着做副报告，着重就中央红军的军事战略和战术进行回顾、总结。
在听了博古的报告和周恩来的副报告以后，张闻天首先起来做反对中央领导单纯防御军事路线的报告。这个报告，通称为“反报告”。他做“反报告”时，手里有一个提纲，基本上是照着提纲讲的。这个提纲实际上是“中央队三人团”毛、张、王集体创作而以毛泽东的观点为主导。
此刻由张闻天在会上讲出来，分量很重。因为张闻天是六届五中全会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又是书记处书记，还是人民委员会主席。当时，中央书记处(同时称常委)只有四人：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在遵义会议的参加者中，张闻天在党内的地位仅次于博古而与周恩来相当。他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首先站出来，旗帜鲜明而又有系统地批评第五次反“围剿”和西征途中错误的军事领导，是他从“左”倾中央领导集团中分化出来、同“左”倾错误路线决裂的标志。他做的“反报告”为遵义会议彻底否定单纯防御军事路线定下了基调。
由于到目前为止，遵义会议记录没有找到，张闻天的提纲和依照提纲所做的“反报告”，会上毛泽东、王稼祥等的发言，虽然其基本内容都包含在《遵义会议决议》之中，但没有直接的文字材料。非常值得庆幸的是，20世纪80年代初中央党史征集、研究部门在中央档案馆收藏的历史档案中发现了一件珍贵的文献——陈云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以下简称《传达提纲》)手稿。这份写成于1935年二三月间威信到鸭溪行军途中的重要文件，为弄清遵义会议的真实情况，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对遵义会议讨论的概况，《传达提纲》做了如下简要的述评。
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A同志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
陈云当年所做的这段权威性的述评，十分清楚地告诉人们，洛甫(张闻天)同毛泽东、王稼祥商量后拟定的，他做“反报告”时手里拿的那个批评错误军事路线的“提纲”以及毛泽东、王稼祥在会上发表的意见，是遵义会议上的主导意见，得到了周恩来及除凯丰、李德和博古以外的其他同志的“完全同意”。也就是说，“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代表了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和各军团首长的共同想法。
根据现有史料，在张闻天做“反报告”后，会议继续进行的情况大致如下。首先，毛泽东做了重要发言，讲了大约有一个多小时，分析了错误军事路线的症结所在。
紧接着发言的是王稼祥。他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发言和洛甫的“反报告”，提出由毛泽东来指挥红军。
朱德历来谦虚稳重，这次会上则声色俱厉地追究临时中央领导的错误，谴责他们排斥毛泽东，依靠外国人李德丢掉根据地，牺牲了多少人命。
在前线担任指挥的各军团领导同志，都以亲身经历批评“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赞同张闻天的“反报告”和毛泽东的发言。只有林彪(红一军团军团长)例外。他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左”倾错误中，是一员干将，在会上被批判的“短促突击”等，是林彪鼓吹过的。他没有多讲话。
周恩来是军委负责人，他在副报告中承认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地承担责任，同时批评李德、博古的错误。对张闻天的“反报告”和毛泽东、王稼祥等的意见，他表示“完全同意”。他还全力推举毛泽东来指挥红军。周恩来态度的转变也不是偶然的。周恩来后来分析过自己在遵义会议上与博古的态度根本不同的原因。他说：“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这时李德主张折入黔东。这也是非常错误的，是要陷入蒋介石的罗网。毛主席主张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我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循二方面军原路西进渡乌江北上。李德因争论失败大怒。此后我与李德的关系也逐渐疏远。我对军事错误开始有些认识。军事指挥与以前也不同，接受毛主席的意见，对前方只指出大方向，使能机动。因此遵义会议上我与博古的态度有区别。”
博古是会上主要批判对象之一，但是态度还是比较端正的。他主持会议，却不利用职权压制不同意见，表现了一定的民主作风和磊落态度。他也并非毫无自我批评精神，但限于当时还没有真正觉悟，所以他在报告和发言中“只承认在苏区工作的政策上有个别的错误，在军事指导上，有个别政策的错误，不承认是路线的错误，不承认军事领导上的错误”。《传达提纲》说他“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是恰如其分的。
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中国共产党内领导同志中公开反对“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的只有凯丰。他对会议表示持保留意见。
李德完全处在被批判的地位。别人基本上都是围着长桌子坐，他则坐在房门口一个劲地抽烟。他听着伍修权翻译与会者的发言，神情十分沮丧。会议过程中，李德也曾发言，为错误军事路线辩护，把责任推到客观原因和临时中央身上。他“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李德的这种恶劣态度并没有阻挡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对这位共产国际派来的“大人物”的错误做出果断的、正确的批评和结论。当然，遵义会议以后的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张闻天等也没有因为他的严重错误与恶劣态度而影响他在红军队伍中发挥作用。李德在陕北时也曾检讨过自己的错误，但离开中国以后，终其一生都顽固地坚持自己的错误，在晚年写的《中国纪事》中继续为自己辩解，编造事实，把遵义会议歪曲为派别斗争，发泄自己对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的仇恨与不满。
遵义会议就“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进行总结，展开讨论，得到的结论是：博古的总结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会议认为：“不能粉碎‘围剿’的主要原因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的，即我们在军事领导上犯了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违反了中国国内战争中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指出：“我们党正是由于军事指挥上在这个时期以及西征中是基本上错误的，因此在保卫苏区与顺利的粉碎五次‘围剿’的意义上来说，以及达到西征军预定的湘西目的地来说，是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这就分清了第五次反“围剿”与长征第一阶段中红军战略战术的是非问题，指明了军事指挥上路线的错误。同时，遵义会议对军事领导上的严重错误又明确了责任：“扩大会议指出军事上领导错误的是A、博、周三同志，而A、博二同志是要负主要责任的。” “政治局扩大会特别指出××同志在这方面的严重错误，他代表中央领导军委工作，他对于华夫同志在作战指挥上所犯的路线上的错误以及军委内部不正常的现象，不但没有及时的去纠正，而且积极的拥护了助长了这种错误的发展。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同志在这方面应负主要的责任。”
《遵义会议决议》。“××”，指博古。“华夫”，即李德。既然分清了是非，明确了责任，那么就势必要转变路线，变换领导。因此，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必须彻底纠正过去军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并改善军委领导方式。”为此，遵义会议在1月17日结束时最后做了下列决定。
①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
②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③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④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遵义会议推选毛泽东为常委，从此毛泽东进入中共领导核心，这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的历史上是一件大事。会议决定“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这意味着将解除博古的党中央总负责人的职务，而由洛甫接替。由张闻天代替博古担任党中央总负责人，是遵义会议上形成的比较一致的意见。张闻天再三推辞，这个问题就暂时搁置了起来。
会议关于“取消(最高)三人团”的这一项决定，不仅撤销了博古对军事的指挥，而且正式撤销了李德的指挥权。这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的关系史上是破天荒第一次。以此为起点，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
遵义会议的胜利，是中央政治局和各军团领导同志一起团结斗争的结果。在这中间，毛泽东、张闻天的配合合作，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张闻天回顾遵义会议时，对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毛泽东的功绩和自己的贡献，曾做过这样的评价：“遵义会议在我党历史上有决定转变的意义。没有遵义会议，红军在李德、博古领导下会被打散，党中央的领导和大批干部会遭受严重损失。遵义会议在紧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这是一。第二，遵义会议改变了领导，实际上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领导中心的中央的建立。第三，遵义会议克服了‘左’倾机会主义，首先在革命战争的领导上。第四，教条宗派开始了政治上组织上的分裂。这个会议的功绩，当然属于毛泽东同志，我个人不过是一个配角而已。”毛泽东在党的七大的一次大会讲话中，也充分肯定张闻天对开好遵义会议的历史功绩。他说：“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位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他们两个人是从第三次‘左’倾路线中分化出来的，作用很大。”
本文出自《“毛洛合作”与遵义会议的胜利》，原文载于《党史国史上的要人大事》。作者程中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