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语言皆气急，文革思维现原形

——评杨昭友《警惕新的贵族干政乱政》

文革难道注定是一个我们想绕而绕不开的问题？其实，许多事情就是这样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你越是想躲避，你越是想阻止，它还是找上门来和你不期而遇。

2016年的5月2日，一场由“中宣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教办公室”等主办的演唱会，以一首文革主题歌《大海航行靠舵手》开场，以身穿军装、光芒四射的毛主席文革时代典型形象和毛主席文革时期经典语录 （1969年“九大讲话”和1970年“五二Ο声明”）等文革符号作为投影背景穿插其中。次日，新华网以图文详细报道了此次演唱会。5月4日马晓力女士以普通中共党员的身份写信给中央有关部门对演唱会及其主办单位的做法提出批评。此信在网上被公开后，引来《环球时报》（海外版）和凤凰网记者的采访或报道。就在有关机构对5.2演出进行处理并要求淡化此事、防止继续发酵之时，自5月6日起，国内一些长期为文革张目的网站及自媒体先后发表张宏良、熊蕾等人的文章言论，他们不去批评违反1981年党的“历史问题决议”精神、违反党的政治纪律规矩的人和事，相反却把矛头指向维护党的决议精神、维护党的政治纪律规矩的马女士。一时间网络空间阴霾四起，帽子棍子共舞。在众多批判稿中，有一篇题目别出心裁、夺人眼球，那就是号称昆仑松魂的新浪博主杨昭友在5月10日发表的《警惕新的贵族干政乱政》。此文与作者以往的文章一样嘶声力竭，胡搅蛮缠，充斥主观臆想，但也确实有别其一贯东拼西凑，又滥又长的风格。全文只有2000来字，却透露出作者的不少真实信息。

信息之一，作者一伙对马晓力女士的批评上书，很生气，很害怕，很心虚。

他们先是很生气，马女士竟敢给栗战书同志写信。他们明明知道一个共产党员给党组织写信，是党内民主和公民权利的具体表现，无可非议，但是他们仍按捺不住心头之恨，偏要非议之为“发难”，是“牵强附会”。接着使他们又生气马女士“意犹未尽”，“索性”“公开”上书，把此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引起舆论轩然大波”。更令他们生气的是马女士居然“誓不罢休”，竟敢接受媒体专访，搞得舆论升火，波澜大惊。

字里行间的气急败坏，令人奇怪。他们到底是何许人也？马女士写信与其有何瓜葛，为何她上书中办和被媒体公开令其如此害怕，一惊再惊，惊魂难定。地球人都知道，因为马女士的批评信，中办要求有关部门处理。5月6日，作为演出单位的中央歌舞剧院和批准演出的西城区文委会先后发表声明，指称主办单位虚构了“中宣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教办公室”。马女士批评和要求查处的对象就这样被“子虚乌有”了。时隔四天，作者一伙又不惜笔墨地追述此事全过程，大呼“轩然大波”、“波澜大惊”、“乱石穿空、惊涛拍岸”，莫非就是主办单位当时担惊受怕的真实写照？

尽管主办单位“被消失”，作者一伙却主动充当起主办单位的辩护“律师”。围绕着“再现文革”的批评，他们反复强调什么“一首再平常不过的《大海航行靠舵手》，看就看了，听就听了，也就是一娱乐啦”；什么“文革已经过去了，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不必讨论文革的是与非”啦；什么“今天已经没有文革的社会基础，没人要发动文革，也没人有能力驾驭文革”啦；什么“再怎么对毛主席个人崇拜，都不需要毛点头拍板，都不会影响今天我们党的一切决策”啦等等，他们越是要对此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就越是给人一种走夜路吹口哨的心虚胆怯印象，暴露出他们竭力想要为5.2演出组织者、策划者洗地撇清的急迫心情。

信息之二，作者一伙对马晓力女士等进行诬陷栽赃，，很阴险，很粗暴，很仇恨。

他们劈头就给人扣上一大堆吓人帽子，什么“贵族上书”啦，“贵族后代的代表发难”啦，“官僚贵族干政”啦，不一而足。他们渲染马女士等是“前高官子女”、 “出身豪门”、 “天生贵族”、“高人一等”，目的是想要给人一种印象，马女士等人的“底气”不是来自党性原则和公民责任，而是仗着“父辈余荫”、“福荫”，“不懂装懂”，“指手画脚，发号施令”，纯属“仗势欺人”，无理取闹。他们把马女士等叫做官僚贵族的子女后代，等于公开宣布像马女士等父辈这样一批中国革命建设的老前辈、党和国家的老领导是一批老官僚、老贵族。由此可见，他们口中的“我们敬重为红色江山作出贡献的前辈，党和政府的决策应该多征求老一辈的意见”云云，是何等的虚伪。更阴险的是，他们有意迎合当前社会上流行的仇官心理，人为地制造和强化所谓“官民矛盾”，挑拨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干部子女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显而易见，“冲着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而来”的不是马女士，恰恰就是作者一伙自己。

 他们很粗暴地攻击马女士等写信反映问题、表达普通党员和公民的意见建议，就是“干政乱政”，是“要把中央办公厅绑架到马家大院”，把 “臆想强加于某位领导”，搞得“各级领导不能放手工作”，“我们的国家不得安宁”等等。普通群众、党员给领导干部和党组织提意见，发表看法，完全是行使党章规定的党员权利和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都是发扬主人翁精神，关心党和人民的事业的体现，是再正常不过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常态。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对此历来遵循 “去浊存清，从善如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公仆态度，牢牢把握深得党心民心的大政方针不动摇，怎么可能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听到风就是雨，就“不能放手工作”、“不得安宁”了呢。这岂不是在贬低我们党和政府治国理政的智慧、自信和能力吗。可见，他们所谓的“干政乱政”，说白了，就是干预了5.2演出策划者、组织者们“为文革造势”的行为，打乱了他们“挖坑抹黑”的阵脚。

他们嫌“干政乱政”的罪名还不过瘾，又挖空心思杜撰了 “反对习总”、“腐败分子”等两大罪名。他们指责马女士“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他们“奇怪的臆想”是：谁要是否定文革、反对文革再现，谁就是“冲着习总书记‘两个三十年互不否定’来的”，谁就是反对“习总的正确决策”，谁就是“渲染‘文革’来阻止反腐”、谁就是“自身不干净”的腐败分子。他们以为只要给人套上这两个中央严禁、人民愤恨的罪名，就可以置人于死地，就可以吓退一切坚定维护党的决议、彻底否定文革的人们。殊不知，这些咬牙切齿的恐吓中伤，在正直的共产党人看来统统不过是银样镴枪头。5月17日凌晨《人民日报》发文重申文革必须彻底否定，“决不允许‘文革’错误重演”，指出必须“以史为鉴”才能“更好前进”，这一重申是对马女士等共产党人的充分肯定，是对那些别有用心、恐吓造谣者的当头棒喝。

信息之三，作者一伙的文革思维和话语，很内行、很拿手、很赤裸。

他们对马女士积极否定文革、反思文革又怕又恨。他们把当年在中学里参加过文革的马女士叫做“作孽头头”，颠倒黑白说她“今天的积极”反思文革，率先站出来为文革道歉，是为了洗刷“昨天的罪孽”；最后倒打一耙，把反思文革说成是“文革思维”，是“无限上纲来反对文革，其本身就是文革”。其实，到底谁是文革思维，谁热衷于文革话语，只要摆事实，讲道理，是不难辨明的。

首先，文革思维的核心意识，就是以打倒老“剥削阶级”和新“特权阶级”为目标的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而作者一伙对于这套陈旧的理论武器非常熟悉，特别内行。

马克思说过，现代社会中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并不是他发现的。他所强调的是阶级的存在同生产发展有关。所以人类生产由不同的生产要素构成，形成了人们不同的社会分工，以及在生产过程的占有、使用、分配资源的不同地位，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不同职业、阶层和阶级。传统阶级斗争理论，抹杀不同阶级作为不同分工、不同生产要素在生产生活过程中相互合作的一面，夸大其因地位、利益不同而在生产生活过程中形成相互竞争的一面。在苏俄等国家，甚至片面地把你死我活的恐怖暴力解释为阶级斗争的唯一形式，完全排斥了其在现代民主法制条件下进行博弈和妥协的可能性。毛泽东晚年正是在这样的认知基础上，提出了掌权的“特权阶层”、“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之间尖锐对立阶级斗争的命题，为打倒威胁其权力的政敌寻找意识形态借口。

长期以来，东方式阶级斗争理论又同中国几千年的家族、门户差序等血统等级制文化同流合污，人们的家庭出身、成分背景被刻意地用来作为划分阶级，分清敌我的标准。在文革中，所谓“红五类”、“黑六类”之血统论更是被别有用心地利用，为“打倒走资派”、“清理阶级队伍”制造舆论，树立假想敌人，挑动群众斗群众，群众斗党员干部，制造了无数冤假错案，害得多少人家破人亡。

如今，文革过去整整50年，作者一伙竟然又搬出这套血统论、阶级成分论和反对“当权派”、“官僚主义阶级”的旧武器，在马女士等的家庭背景上大做文章，他们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中间，刻意划分出所谓的“贵族及其后代”和平民百姓两大对立集团。他们无视所有公民在人格、法律上的平等，利用当下人民对社会上存在的分配不公、两极分化、相当数量的官员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等现象的不满，进行挑拨离间，制造仇恨，撕裂社会族群，为重演文革闹剧扬幡招魂。

其次，文革思维的显著特征就是语言暴力。语言暴力不讲事实根据，不分青红皂白地给人扣帽子、打棍子，与文革中盛行的肢体暴力沆瀣一气，狼狈为奸。而作者一伙对于扣帽子、打棍子，造谣说谎，无限上纲等一套文革手法，特别拿手，运用娴熟。

例如，马女士明明反对的是以“中宣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教办公室”等中央机关的名义、在庄严肃穆的人大会堂、以典型的文化符号“再现文革”的政治错误，作者一伙却偷梁换柱，歪曲马女士反对的是唱红歌，公开散布“一曲红歌”让马女士寝食不安、毛骨悚然了，是“演出最精彩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歌”给马女士刺激太深了等等谣言。接着他们开始责问马女士：为什么对为蒋介石、张灵甫、马步芳招魂，为黄世仁、刘文彩翻案的事情却心安理得？为什么“凡是沾着共产党和人民鲜血的刽子手都可以回来，唯独听不得歌唱毛泽东？” 显然他们理直气壮的责问，全部都是以他们自编的谣言为基础，其武断荒谬，由此可见一斑。

又如，马女士明明是写信反映情况，对有关单位提出批评意见，作者一伙却上纲上线为是“干政乱政”，是“冲着习总书记“两个三十年互不否定”来的，是冲着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来的”，他们恨不得把马女士在政治上一棍子打死。在他们眼中，共产党内极其正常的民主生活即批评与反批评统统有居心不良的反党嫌疑，而现代国家里有宪法保障的、极其正常的公民言论统统有犯上作乱的反政府嫌疑。现代政治文明认为，党组织或社会成员的批评与反批评不是为了打倒谁、拱倒谁，而是为辨是非，求共识，是为了帮助党和政府改进工作，是社会大众监督公权力的具体体现。而在文革思维看来，这是大逆不道，他们在长期你死我活斗争中养成的思维定势，和现代政治文明相距何止十万八千里。

其实，暴力话语在作者的新浪微博中俯拾皆是。他断言“今天大部分政府官员是中国最没用的一群人”，作者动辄使用“第五纵队、文盲、法盲、讼棍、法痞、流氓、投机分子、内奸、叛徒、泼皮无赖”进行人身辱骂、人格侮辱。这种文革式的粗蛮戾气，扎根于缺乏民主、自由和宽松氛围的暴力强权环境，完全不懂得什么是人格平等的批评与反批评，什么是以事实为依据的科学理性态度，他们所信的就是只要把反党反政府罪名强加于人，自己就占据了政治正确的制高点而无往不胜了。

最后，文革思维的实质要害，就是为反现代性的乌托邦理想而进行的突破底线的权力争斗。而作者一伙公开宣称未来中国最需要的就是“警惕贵族干政”，暴露出其继承文革式权力争斗衣钵的真面目。

邓小平一再强调现代化是“中国最大的政治”，是“全国人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和“决定祖国命运的千秋大业”。邓小平的这些论断来自对文革教训的深刻思考。1949年中国共产党在完成了实现独立、统一的政治立国使命之后，开始领导全国人民把中国从落后农业国变成先进工业国的现代化经济转型。伴随着国家工业化而来的是集中化、制度化、科层化、专业化、功利化、世俗化等一系列现代性因素在古老中国的大地酝酿发育。然而，毛泽东把上述现代性因素视作对其拥有的最高权力（即所谓“分一、二线”出现“独立王国”而“旁落”的“大权”）和后现代的乌托邦梦想（即所谓“一大二公”、“亦工亦农亦文亦武”和限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等资产阶级法权）的威胁和挑战，便以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反对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堂皇名义，发动了一场席卷全国、持续十年的夺权斗争。他利用民众自发的领袖（权力）崇拜、民粹主义、反智主义和极端平均主义等前现代、反现代草根文化，直接诉诸和操控群众运动，对作为现代化中坚的各级管理干部和知识精英及其体制机制实行“全面专政”，其不择手段、无法无天的“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完全突破了人性、人权和人道的基本底线，给党、国家和全社会带来了空前的浩劫。

党在1978年开始的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彻底否定了文革的理论、路线和政策，彻底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思维，恢复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重启了被中断、被破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随着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信息化、全球化的不断推进，以“政府主导、集中领导、举国体制”为特色的中国式发展模式，既创造了连续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亿万人口脱贫、跃升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奇迹，又出现了贫富差距拉大、生态环境破坏、官员贪腐严重、社会阶层固化、法治公德缺失等一系列异化现象和弊端，引起全国人民的普遍忧虑和不满。

在世界经济下滑压力加大，国内经济结构转变艰难，上述现象和弊端屡禁不止的情况下，紧紧围绕现代化发展的第一要务，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特别是深化由邓小平在1980年提出的、至今仍然没有完成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从严治党，依法治国，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从源头上破解国家与资本边界不清，政府与社会互动不足的两大难题，显得尤为紧迫。而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我们坚持实事求是，正视现实，承认问题，总结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尤其需要重温改革开放的逻辑起点和历史起点，厘清文革在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方面给改革开放带来的负资产。总之，只有反思文革，才能深入反思改革，明确进一步深化改革的突破口，才能继续未完成的现代性方案。 

然而与此相反的是，出现了一股以当前中国社会矛盾为借口来否定改革开放的极左思潮，他们企图用虚幻的理想消解邓小平首先提出、历次党代会始终坚持的中国现代化目标，企图用文革时代流行的权力崇拜、群众专政等传统权术代替邓小平提出的关于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的一系列原则。他们仇视反思文革，公开鼓噪要恢复文革路线。而作者一伙最不加掩饰的，也就是这一套东西。请看他们的宣言“真正要警惕的不是文革再来，而是新的贵族干政。既要防止官僚贵族干政，也要防止资本贵族干政，还要防止以专家、精英自诩的精神贵族干政”。他们习惯到处寻找假想敌人，不断深挖阴谋集团，荒唐地制造出所谓 “官僚贵族”、“资本贵族”和“精神贵族”来加以警惕和防范，暴露出他们对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的现代化中坚力量的仇视。他们未来着眼的正是一场文革式的权力斗争，而且只能是一场逆现代化发展的闹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