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铁如： 忏悔——灵魂的涤荡与召回
我们多后悔，但很少忏悔。后悔往往是自己错失良机而追悔莫及;而忏悔往往是因为自己的过失伤害了他人而内疚并向他人道歉。但过分的自尊，使许多人有意无意地“遗忘”伤害他人之事。
自尊是保持自己的尊严，但尊严不等于一贯正确。忏悔是重建人格尊严的奠基石并显示出人格的魅力。
忏悔的人格魅力
个人的人格魅力不在于有没有错，而在于有没有对错误的忏悔和反思。忏悔是对自己错误或过错的内疚，反思则是进一步对错误原因的理性分析，以避免以后再犯。
忏悔的人不多，而有忏悔之心的往往也常是受害者。胡风在监牢24年都挺过来了，可是给他致命打击的是他出牢后，第一次看见了中央关于“胡风案件“处理问题的文件，那里列出了被打成 “反革命”的，以及被逼疯、打死人的具体数字。这样大的一个数目。竟然都是和他牵连在一起的。这是他从来没有想到，一点精神准备都没有。突然，他崩溃了，他怎么也受不了这一份内疚，这一份犯罪感。完全受不了了。于是出现了精神错乱[①]。胡风是受害者，不需要忏悔，可是却为自己事件牵连下的受害者而内疚。在缺乏对错误进行忏悔和反思的年代，这种伟大的“忏悔”反映了他伟大的人格。
饱受“文革”之害后，劫后余生的巴金一连写下了5本《随想录》。《随想录》的核心思想一是呼吁“讲真话”，二是忏悔意识。巴金对“文革”中不敢“讲真话”，进行了沉痛的反思和批判，在病榻上喊出生命的强音：“我就有责任揭穿那一场惊心动魄的大骗局，不让子孙后代再遭灾受难。” 《随想录》完成的是对他自己和整个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群体背叛五四精神的批判，他因而被称为“二十世纪中国的良心”。他作为世纪老人、五四老人，身上集中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磨难历练与精神品格，成为了一个“时代符号”。
巴金在上世纪30年代说过一段话:“我的生活里是充满了矛盾的，感情与理智的冲突，思想与行为的冲突，理想与现实的冲突。爱与憎的冲突，这些就织成了一个网把我盖在里面......我没有一个时候停止过挣扎。我时时都想从那里面爬出来，然而我不能够突破那矛盾的网，那网把我束缚得太紧了。”
这话成了他一生的写照。就在晚年通过《随想录》进行深刻忏悔与反思之时，他仍然在矛盾之网中挣扎。他一方面“深度”反思“文革”，另一方面，对于文革期间自己写的交代材料，却又持扰豫不安，坚持不让它们在他生前公开发表，似乎不愿直接面对。无疑，写交代材料的经历是对巴金心灵巨大的折磨。有批评意见指出，一个在五四时代狂热信仰无政府主义的人，一个曾把真诚、勇敢作为做人的道德标准的人，怎能不对白己的软弱行为、对人格被扭曲而感到痛苦呢?巴金自己也说:“我怎么忘记了当年的承诺?我怎么远离了自己曾经赞美的人格?我怎么失去了自己的头脑，失去了自己的思维，甚至自己的语言?”这是可以想象到的巴金的内心一一次又一次的精神自责，在开始写作《随想录》时不住地折磨着巴金。
“我相信过假话，我传播过假话，我不曾跟假话作过斗争。别人“高举”，我就“紧跟”，别人抬出“神明”，我就低首膜拜。即使我有疑惑，我有不满，我也把它们完全咽下。我甚至愚蠢到愿意钻进魔术箱变“脱胎换骨”的戏法。正因为有求不少像我这样的人，谎话才有畅销的市场，说谎了话的人才能步步高升。”
这段话出自巴金1980年9月写的《说真.话》一文，其中有仟悔，有痛苦，有无奈，有不平，有反省。
说真话，体现了人的尊严。胡德平在回忆父亲胡耀邦说，1975年传出要批判《水浒》后，父亲在《一百二十回水浒》第一页上，写上列宁的一段话：“意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而与之作斗争的奴隶，是革命家。不意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而过着默默无言、浑浑噩噩的奴隶生活的奴隶，是十足的奴隶。津津乐道地赞赏美妙的奴隶生活并对和善的和好心的主人感激不尽的奴隶是奴才，是无耻之徒。” 并把这本书送给胡德平，其意思是从来不希望他们唯唯诺诺[②]。
许多人看了邵燕祥的《人生败笔── 一个灭顶者的挣扎实录》，评价它是看到的第一本也可能是至今唯一的真实记录文革中真实自我的文革历史记录，一种以这种原始材料真实地自我揭露出自愿的行刑者和自愿的受刑者可悲的两位一体史书。“在我，无论违心的或真诚的认罪，条件反射的或处心积虑的翻案，无论揭发别人以划清界限，还是以攻为守的振振有词，今天看来都是阿时附势、灵魂扭曲的可耻记录”[③]。
对于这种“自毁形象”，邵燕祥自我剖析道：
“我们的前一代欺骗了我们，我们这一代也曾互相欺骗。我们不能再欺骗后人了。在我出版收录了包括检讨交代揭发汇报等私人档案的《人生败笔》后，有好心人以为是‘自毁形象’。但我在再一次披阅旧日卷宗时，从文学写作的追求与失落入手，却发现了一个整个人格扭曲蜕变以至丧失良知的轨迹，这如此深刻地发生在自己身上，虽不完全意外，仍然十分震悚。我以为，以真相和本色示人，强似苦心孤诣以角色面具装扮和美化自己，既然已经悟到过去一个历史时期内的自欺欺人之可悲，那么，除了遵循求真和求实的原则，还有什么能在有生之年减少新的遗憾呢。”[④]
邵燕祥作为建国前参加革命的诗人，在被打成右派后，企图以“紧跟”上头的行动来洗刷自己。他事后难过的是自己为此失去了灵魂。“自毁形象”其实是对自己灵魂的召唤，它却使召回的灵魂更高大。
可是，忏悔而召回灵魂难度只是文人们的事?善良得只能自己贬低自己的文人的事?那么多曾经有过暴行和罪过的人呢?
面对红卫兵当年的暴行和罪过，如今有几个当事人公开加以反思和检讨呢?又有几个当事人敢于舍弃自己那点面子和那些利益而向历史、向受害人作出悔过呢?“无论什么样的社会的或政治的灾难过后，总是有太多原来跪着的人站起来说:我控诉!太少的人跪下去说:我忏悔。当灾难重来时，总是有太多的人跪下去说:我忏悔。而太少的人站起来说:我控诉!文革以后问到个人的责任，人们总是谈到政治的压力，盲目的信仰，集体的决定等等。当所有的人都是无辜者，真正的无辜都永远沉沦了”。[⑤]
人啊，不容易否定自己以及自己所做的事情!徐友渔在《历史研究不能留下空白》中说：
“对于文革中国缺少反思，我们有的反思是巴金式的反思，最近还有季羡林出的那本书，他们都是中国最善良的人，他们问为什么人一下子就变成了兽，他们不能理解这一点，像季羡林追问人性哪里去了?我不明白他们怎么会找不到答案呢?人至少不是天性恶的，如果人性恶的话，他怎么能体会到人家的温情呢?实际上，很难说人是善的恶的，他是受到环境的影响的，这一代人环境影响最多的是文革前受到的教育，这一点你的观察是非常正确的。巴、季两位先生已经是中国最了不起的知识分子了，但他们无非是从良心上提出一个问题。其实红卫兵能够走到这一步，是跟以前受到的教育有关的，在文革以前巴金他们已经把自己纳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体系里，他们是好人，但那批红卫兵是教育的结果，这种教育他们也有份。”[⑥]
我们承认巴金、季羡林，以及邵燕祥等位先生已经是中国最了不起的知识分子，也许他们已经有所成，并且年事已高，不存在后人的诽谤。即使是“罪恶”，也是个人的检讨乃至对他人的揭发，没有任何直接的行动。但对于年轻人，他们没有建树，今后的路也还很长，他们把过去和未来连结在一起，他们能否定自己的过去吗，特别是个人行动上的“罪恶”?
亲手打死“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的红卫兵有多少人，永远数不清。但是，真诚地承认是自愿的行刑者，屈指可数。因为，许多红卫兵对自己下乡当知青成为是“自愿的受刑者”，有了痛苦的经历，将无悔无怨的青春(实质上、感情上是既悔又怨)写成了远还没有结束、也未真正深化的知青文学。但对红卫兵的“红色恐怖”历史即使只是轻描淡写的也不多，实际上至今仍停留在未完全觉醒的不自觉的行刑者的思想框框之中。 [⑦]
对于个人的责任，叶维丽、马笑冬曾反思道：“但即使在当时的大背景下，个人有没有一定的自主和选择的余地? 这这么多年以后，要不要有所自省?这是我们每个入要问自己的，特别是咱们这代人，是当红卫兵的一代。”[⑧]
遗憾的是更多的人没有从个人品格上反思自己为什么会加进“群众暴力”的行列中去。
“文革反省的最大困境：文革后，大家都是好东西，‘四人帮’可以抓起来，但直接施暴者谁也没辙。其实，文革的恐怖，李零印象最深的，还是群众暴力，包括被称为‘知识分子’的群众。知识分子都是知识分子整死的。
历史事件，不能光讲政府行为，而且把它道德化，变成桀纣式的符号。“文革”这台大戏，绝不是四个人或一个人就能上演。中国人特别健忘，一句‘被四人帮迫害致死’，就大家都是好东西，一切都忘他娘。‘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⑨]
因此在中国，对人的评价应该强调，不在于有没有干过错事，而在于有没有忏悔。有没有忏悔反映了一个人的人品。[page]
参与者的忏悔之难
“忏悔”是我们这个民族文化中相当缺乏的一种素质，我们从来就躲着它。尤其是近五十年来，我们更是养成了一种批判的爱好和豪气而绝缘于忏悔的真诚。有人说“文革”中的检查、认罪、“斗私批修”、“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云云，就是一种被迫的不断忏悔，这不对。当人们那么糟踏、作践自己的时候，即使其中某些人有某种程度的“真诚”，要改造自己，跟上时代，但自贱者无一不感受到政治权威、舆论一律的压力，无一不出于自保、免祸和生计问题(出路问题)的利益需要。这种“忏悔”、“认罪服罪”，与忏悔相去甚远。忏悔从来就是一种只施之于己的东西，是一种自觉、自律、自我拯救、自我升华，它从来不可能出于外在的压力而进行——无论是伟大导师发起的群众运动的感召和威压还是文坛新秀义正词严的呵斥[⑩]。
文革时复旦大学的红卫兵司令安文江以“我不忏悔”为题写了回忆文章，说：“回首当年，我感到悲怆，感到沉痛，但没想到忏悔。该忏悔的是我们积垢厚重的民族”[11]。
其实，他在文中也表达了自己当年揭发朱同学攻击“林副主席”，造成朱被判刑十五年的行为的歉疚与忏悔。他所扬言的“不忏悔”其实上是对许许多多政治老手在作出许多丑恶的表演后却宛如无事一般的极度不满。
他回忆起当年一次批判大会上，市委某负责同志在他的毛主席语录扉页上主动题词：“打倒xxx!”，这当时超前性的口号为造反派的造反行动加了把火。但在20年之后，安文江看到了该领导在中央报纸上发表的长篇悼念文章，称“我的亲密战友xxx同志”。直感滑稽和恶心。这些政治经验成熟的前辈们在忽悠乳臭未干的参与了一场闹剧之后，却置身事后以受害者的身份出现，毫无对自己的行为表现出忏悔。这能令当年的孩子们服气吗?
不服气的还有范学德。他看得更远，看到了比文革更早的那些迫害活动。
“他们又是当权派了。在报纸上和电台中经常看到或者听到他们控诉‘四人帮’如何如何地迫害他们。但听了好几年，都是他们控诉别人。这，就令我渐渐困惑了。难道他们从来都是被迫害者吗?在他们身居高位、中位或者低位，并且不论官位大小，总是权力在握时，他们难道就没有充当过迫害者的角色吗?就拿五七年来说，有五十万人(主要是知识分子)几夜之间都被打成了右派，这都是谁之罪?从四九年以来，进行了多少次场无情、无义又无理的政治运动，哪一次没有几万、几十万甚至更多的无辜的人被吓死、屈死、怨死、整死、害死，就是死了，埋了，还是个戴罪之身，株联着父母、配偶、孩子、亲朋好友，甚至是过路人。”[12]
有文章分析，较之于西方，中国缺乏忏悔文化传统。但可能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在那个年代，人们没有独立性、自主性，个人行为往往与群体行为捆绑在一起，与领导意志捆绑在一起，个人责任在制度中消亡，群体中消亡。一切恶果都是制度使然，群体使然。而盲目听从制度、服从权威、追随大众是革命理想使然。
“在那个13岁的少年背后的，正是我们的全部‘文化’，而谁应该为此负责呢?应该有人负责，可是没有，我至今未读到任何有关这方面的负责文字。
“我拒绝‘忏悔’，因为我是那样地热爱这个13岁的少年，就像我至今仍然热爱保尔。柯察金一样。理想是那样地美丽，因为这个美丽，我承担这个13岁少年应该承担的责任，但是我原谅他的错误，因为美丽而犯下的错误。我从那个年代走来，从13的少年走来，满怀着对理想和正义的憧憬，走过漫长的艰苦岁月。我知道，‘理想’这个词现在已经沦为‘滑稽’的同义语，许许多多的聪明人嘲笑它调侃它;我还知道，知识分子正在深刻地指出‘理想杀人’，我相信他们是善良的，善良的知识分子被‘杀人’吓坏，转而迁怒于‘理想’，迁怒于一切崇高的精神。”[13]
难道可以归罪于理想吗?可能值得反思的是传统的理想教育。传统的理想教育没有把社会的发展看着是人类社会的建构成长过程，而看作是消灭旧的重建新的过程。于是旧有的被砸个稀巴烂，要在废墟上建造新的东西。没有被加以利用的好传统也因那种狂热被抛弃了。
人类追求平等、自由、幸福的理想从古希腊就有。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就做过美好的构想。16世纪，空想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托马斯·莫尔(英国人)在他的名著《乌托邦》中虚构了一个航海家航行到一个奇乡异国“乌托邦”的旅行见闻。在那里，财产是公有的，人民是平等的，实行着按需分配的原则。中国古代儒家也提出过大同社会的理想：人人都能得到关爱，家家安居乐业，货尽其用，人尽其力。
遗憾的是，许多社会理想、文化目标，“不懂得以人为价值准绳，而且其结果都是以人作为牺牲，使人受到更多的凌辱和煎熬，这是中国的老传统。只有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是对抗着这种老传统的”[14]。
平等和睦、共同富裕、互相关爱的共同追求就是人类美好的价值。理想如果不建立在人类美好价值的基础上，就只是空中楼阁，吹得越高粉碎得越厉害。如果以推翻旧世界为口号，否定和毁灭以往积累的文明成果，以为新世界是在旧世界的废墟上建设起来，热衷于破坏性行动，只能带来人类文明发展的灾难。文革令许多人的理想破灭，走向虚无，就是因为理想的建设拒绝了以往文明的奠基性成果。
革命利用了少年的纯洁无知，把复杂的社会问题硬塞到他们的头脑作简单的判断。复杂的、居心叵测的成人则乐观其成看他们简单化的行为指向自己预期的天下大乱的目标。当诱惑他们去冲冲杀杀的成人尚没有忏悔的时候，如何能让他们幼小的心灵去承载那么沉重的历史责任?
勒庞曾经在其《革命心理学》中揭示出同样的心理学原理：
“在大革命期间，各种形式的恐惧比比皆是：最流行的恐惧就是惟恐被人指责为温和派，国民公会的代表、公共检举人、国民公会的“特派员”、革命法庭的法官等等，都争先恐后能地表明自己比对手更激进、更进步。恐惧是这一时期一切罪行的主要根源之一。
……
正是由于这种异常特殊的恐惧，使得人人自危，相互猜忌：为了保住自己的头颅，最保险的莫过于先砍掉他人的脑袋。”[15]
现实世界中，对与错、功与过、美与丑、是与非的判断，并不是非此即彼的简单二选一关系。许多事件、人物充满了历史的纠葛与偶然、时代的局限与必然、人性的弱点与失误，让缺乏历史文化积淀、缺乏历史辩证法、缺乏政治生活经验、缺乏人生智慧的“小将”们去“闯”，而政治人物则躲在后面看戏，这是对青春的愚弄、调戏和践踏。1966年8·18天安门广场上巨手一挥，绿海洋红海洋欢腾一片。以为那是青春的力量、中国建设新天地的力量、改造世界的力量。可惜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狂热裹挟着理想冲向了无序，成为了强大的破坏力量。终于地，“红卫兵“在充当了打倒某些人砸烂某些“殿”的“政治工具”之后，又成为了政治人物的替罪羊。它作为一个符号记载着20世纪中国历史上极其丑恶的一页。
当年的少年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已变老了。回避忏悔与反思，也要一代一代传下去吗?[page]
我们都是藏匿者
作家胡发云在其著作《隐匿者》中，把人们“不堪回首”而竭力在回忆中清理干净或藏匿的事情找出来于光天化日之下晒一晒。任何人都有两面，公开可以晒一晒的阳面，藏匿着自己或极少人知道的阴面。小说的主人公副市长吉为民被百姓称道为好市长，偶然间看了报纸上索咪咪回忆其父亲校长在文革中不堪被自己的学生打骂而自杀的往事的文章。索咪咪最后在文章中说：
“许多年来，我母亲和我们姐妹俩都很想知道，那天下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三个学生为什么要打我父亲?但从来没有谁对我们说起过这件事，仿佛没这件事一样。文革结束后，父亲平了反。我们一直希望有人来说一说，希望有人能承认这件事是他们干的，来向我父亲道一声歉，向我母亲道一声歉，回答一下我父亲至死追问的那个问题。可是一直到今天，没有谁来。那三个人仿佛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我不禁想到，是不是还有许许多多像他们一样，伤害过甚至残害过别人的人，也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成为了一批藏得无影无踪的隐匿者?我不知道，我们的生活中，究竟有多少这样的隐匿者?以致我在和别人交往时，常常会毫无缘由地想到：他会不会就是打我父亲的那个人呢?他会不会是一个曾经伤害过别人，但却装得若无其事的隐匿者呢?每当这时，我的心底便立刻会充满了绝望与恐怖。”
读后吉为民多年的记忆被翻开，他就是三个学生之一。其父亲当时是军人，他当然地是出身“红”的初期“红卫兵”了，在狂热支配下，要“横扫一切害人虫”了。翻开的记忆及唤醒的良知，使他不顾一切甚至个人的仕途而找到索咪咪承认当时的一切。索咪咪虽然痛苦父亲，但也感动吉为民坦诚地从藏匿者变成阳光底下晒一晒的人。她原谅了他，他放下多年的心灵包袱。忏悔使吉为民的灵魂得到荡涤与回归，成为名副其实的“为民”。他们此后成为了朋友，闲谈中索咪咪说起法捷耶夫。
吉为民说少年时读过他的《青年近卫军》。索咪咪说，是个很有才华的作家，但在斯大林时期参与迫害了一些人，他也是很真诚的，也是为了一个美好的理想。苏共二十大之后，他知道了一些真相，因为痛苦和愧悔，举枪自杀了。他的死，重新唤起了人们对一个人的尊重。这是人格对政治的超越，对意识形态的超越。在我们这儿，已很难见到这一类人了。
正如老市长在和吉为民交谈中所说：
“你想想，这几十年来，颠颠倒倒黑黑白白，有几个人敢说自己一世清白?有几个人敢说自己没干过一件昧良心的事?从红军整肃‘AB’团起，到解放以后的历次运动。除非你是桃花源中人。谁都难免做几件甚至几十件伤天害理的事。官当得越大，伤害的人就可能越多。庐山会议整彭德怀，往死里整，至今有几个人出来说说，当初我也参与了，我对不起彭老总，如果彭老总没有死，他会不会说，我挨了你们的整，其实我也是整过别人的……我跟你说，57年划右派，光我的笔下，就划出去几百。大多是本市名人。这当中有自杀了的，离了婚的，发了神经病的……这当中，有些是上面要我划的，有些是我看着不顺眼的……我就不知道这事罪孽深重?我就不知道这事越往后越要挨子孙骂?我也想过，像你这样，对自己来一次自我清洗，将当初那一批人集合起来，当众向他们说清实情，脱帽谢罪，请求原谅。追悼会的时候，让他们好说，这个小老头，还算是一条汉子，敢做敢当。可这事能做吗?……我们都是隐匿者哟，你只是一个小隐。小隐隐于山林，大隐隐于朝廷。”
人的自我意识，使人格分出不同的方面进行着对话，难怪弗洛伊德有本我、自我、超我之争。人们希望藏匿本我，展示超我，如果他们的矛盾太尖锐了，良心未泯的人的自我必然难受。忏悔还是藏匿，正是良心争斗的结果。
忏悔后的解脱
基督教有在神职人员面前的“告解”的一种宗教仪式，信徒在神职人员面前忏悔自己的罪过，以求得上帝宽恕，并得到神职人员的信仰辅导。
许多人不相信上帝和神、佛，但通过反省、忏悔，求得内心的平静和解脱，是同样的路径。这路所走，对于他人来说则成为启迪后人的故事，对于社会来说，则凝聚为不应遗忘的历史。
巴金晚年要忏悔的是曾经讲过假话，而曾经在假话下干过错事的当年“小将”们对走过的历史弯路也是忏悔莫及，于是便有《我们忏悔》的出版。
《我们忏悔》发起人王克明始终希望，能借此让忏悔的观念得到更广泛的认同。对于北京学者王克明来说，公开忏悔文革中自己的作为，源自对知青经历的思考和痛苦反思。
1970年，文革中的王克明在陕北余家沟插队，在一次批斗会上，他曾“狠狠一拳”打向当时定为“阶级敌人”被免职的大队书记谷志有。其后8年，这位山沟沟里的农民未再提挨打一事，反倒尽己所能照顾这个来自远方的年轻人，令王克明羞愧不已。
“为了让自己觉得打一个被批斗者没错儿，我曾经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警惕他，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疏远他，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不敢面对他。”回忆录中，王克明这样剖析自己，文革中的“那一拳”，成为他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
2004年，作为陕北文化研究学者的王克明，再一次去余家沟的时候，几经犹豫，他鼓足勇气走进谷志有家的窑洞，将凝聚了30多年的沉痛思绪，化作他无数次涌到嘴边却又强忍着咽下肚去的三个字，“对不起”。
没有责怪，没有斥骂，74岁的老汉只是憨厚一笑：“嗨!运动嘛!你们那则会儿娃娃家，解下(懂)个甚!”
重负似乎卸下，但另一个问题很快占据了王克明心头：“为什么几十年来我都不愿认错，为什么几十年后我才想起道歉?”他决定继续清算自己，并有了新想法，就是忠实记录自己年轻时的恶行，“公开忏悔道歉。”
经过与几位好友商议，文集的名字被确定为《我们忏悔》。2008年4月，集中了朋友们意见的王克明，写信开始约稿，受约者多曾下乡插队。
约稿信中，王克明写道，对于那个“同样是人，我们分出三六九等;同样是友，我们撕裂成对立阵营”的时代，“我们为什么没问为什么?”人过中年的王克明，已经不止一次对自己说：“没有敌人。”而在每封约稿信的结尾，他总要附上这样一句话：“让我们对孩子说：不要放弃对灾难的记忆，否则灾难会降临于你。”[16]
王克明回忆《我们忏悔》的出笼时，说史铁生向他推荐了图图大主教《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的书。图图大主教曾被南非曼德拉总统提名为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主席。曼德拉和图图大主教几个人一起通过调查真相的办法实现民族和解。图图以其数十年任职经验所拥有的明晰思路，向读者展示了怎样以真诚和理解的心态去建设一个更新、更具人性精神的世界。
从中得到启发的《我们忏悔》告诉了人们，人性的原则高于一切。回避过错，实际上还是在漠视曾经的人间苦难;不敢面对，说到底还是没勇气建立人性良知。谁都不愿意咀嚼吞咽记忆的苦果，谁都不情愿剖剥撕扯良心的谴责，但以人性反思，每个人的忏悔，都可能成为人类文明的经验。忏悔，是良知的自觉，是人性的升华。由此，宝贵的人类文明经验——宽容和宽恕，才不会失去价值。
参考文献
[①] 彭小莲，他们的岁月，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241页
[②] 韩福东、陈宝成、崔巍，父亲教我要诚实不希望唯唯诺诺，南方都市报2011年8月20日A08-09
[③] 姚监复,文革中自愿的行刑者和自愿的受刑者，凤凰网，2005年04月25日
[④] 邵燕祥，历史现场与历史记忆，《找灵魂·邵燕祥私人卷宗：1945-1976》引言，
源自《巴蜀论坛》之：http://www.phoer.net/bbs/thread-13039-1-1.html
[⑤] 唐少杰，从清华大学“文革”个案谈红卫兵运动的失败、情结及评价问题(下)，社会科学论坛，1999年第11-12期，85-91页
[⑥] 李辉、应红编著：《世纪之问：来自知识界的声音》，郑州：大象出版社1999年版
[⑦] 姚监复，文革中自愿的行刑者和自愿的受刑者，凤凰网，2005年04月25日
[⑧] 叶维丽、马笑冬口述，叶维丽撰写，动荡的青春：红色女院的女儿们，新华出版社， 2008年，第136页
[⑨] 张木生,文化立场和历史观——我读李零(一), 绿叶2008年第9期,83-91页
[⑩] 吴小龙，这个民族需要忏悔，上海文学2001年第1期
[11] 周明主编，历史在这里沉思——1966—1976年记实(5)北岳出版社，1989年，第324页
[12] 范学德，撕裂心肠说忏悔，http://www.fanxuede.net/books/WenGe/wenge-ct.htm
[13] 蔡翔，神圣回忆，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第7页
[14] 摩罗，耻辱者手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6页
[15] 勒庞，革命心理学，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7、164页
[16] 《我们忏悔》:一代人对文革的反思.2013-09-02 11:04 齐鲁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