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海之声：试析新文化运动中途夭折的历史原因
不止一次读李泽厚先生的名篇《启蒙和救亡的双重变奏》(下文简称《变奏》)了，每一次读后，都有些许困惑，几许感触。近期再读，终于决心将这些困惑和感触写出来，期望能求教于关注中国近现代史的学者、方家。
李泽厚先生整个思想体系很渊博厚重，但这一短短的“名篇”却引起了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思想界和史学界的强烈震动，我以为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它对中国近现代政治社会变迁所经历的那个百年历史大轮回，第一次给予了历史和逻辑的诠释。那么，这个历史大轮回是什么呢?就是中国近现代社会运动在政治实践上，从追求、创建现代宪政民主政体始，到回归现代专制政体终。因而，在百年历史的足迹又回到原点之后，百年前的启蒙运动，又重被提起。这里要特别强调一点的是：当李泽厚提出“救亡压倒启蒙”的历史诠释时，实质上已经认定自辛亥革命开始的中国社会政治运动，已经回归专制结局，所以才有重启启蒙运动的必要。我以为，李泽厚这种认定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大陆的思想界，是非常了不起的一声春雷，不仅是对文革专制主义的反思，而且是对辛亥革命以来各种政治力量掀起的社会政治运动的反思。如果说，其时中国思想界对文革的反思犹如一根杠杆，将中国思想界长期以来对“革命”的膜拜和诠释“翻转”成对中国现代各种以“革命”名义实施的现代专制主义政治实践的追问和反思，那么，李泽厚的“启蒙压倒救亡”论则为这个杠杆提供了一个支点。
那么，对于李先生的救亡压倒启蒙论，我的困惑和思考有哪些呢?可归结为如下几点。
一，新文化运动产生的政治背景是北洋政府对“共和”原则、民主理念的反向倒戈
我以为，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启蒙运动一直是和经济变革、政治改良和政治革命同步的，而启蒙运动的落脚点、内容、范围以及进展，也是紧紧围绕经济变革、政治改良和政治革命的实践进程而步步跟进。
这里先做一个常识解释：所谓中国的启蒙运动，当然是指17、18世纪欧洲的那场反封建、反教会的资产阶级思想文化解放运动的中国版本。如果说，这场思想文化解放运动是围绕建立现代政治文明的社会制度而进行的，那么，所谓现代政治文明或现代宪政民主的核心价值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制度层面，即通过民主选举、代议制及权力制衡等等方式和程序将权力关进笼子;另一个是权利层面，即在现代政治文明的社会制度中每一个公民都享有的平等的政治权利和自由。这两个层面犹如硬币的两面，互为一体：没有公民的政治权利和自由，就不可能形成将权力关进笼子的政治制度，而没有将权力关进笼子的政治制度，则公民的平等政治权利和自由则无法实现和得到保障。如此，启蒙运动中也有这两个层面内容的交叉和互动。
陈独秀
可以说，至少在辛亥革命之前，中国民主革命包括经济改革和政治改良的主题，是侧重制度层面的架构，即现代宪政民主政体和政治制度的架构。因而其时的启蒙运动，也侧重于现代宪政民主制度架构的一系列理论、理念、原理、规则等知识的传播、宣传和实践。当然，公民个人权利、自由方面的启蒙，并不是没有展开，只是处于辅佐地位罢了。不仅如此，由于公民个人权利、自由层面的内容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核心理念如三纲五常、君臣父子等在历史本质和政治本质上是截然对立、水火不容的，而当时发起启蒙运动的知识群体在制度层面上的变革主张，在一个很长的时段里都侧重于“托古改制”，即认为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就蕴含着西方现代政治文明的若干因素，只要把这些因素发掘出来，再结合西方启蒙运动的新理念，制度变革就能成功，再加上他们主张力争像英国那样以建立君主立宪的方式实现中国向现代政治文明的过渡，因而无论托古改制还是君主立宪，都意味着对中国悠久的“皇权主义”传统有着一份保留，尤其在个人权利和自由方面。这样，辛亥革命之前的启蒙运动在公民政治权利和自由这个层面的进程和目标，至少有不清晰、含糊、暧昧、或多有妥协成分的。
从逻辑上来讲，作为思想文化层面上的启蒙运动和作为制度变革层面上的政治运动是互补的、相互促进并交替行进的，启蒙运动无疑是政治实践的先行官，而现代宪政民主政体的成功架构，无疑会给思想文化层面上的启蒙运动带来更多的促进因素和更有力的保障。然而，历史行程的实际足迹往往并非按照这条逻辑路径行走，甚至朝着相反的方向逆行。比如，由法国启蒙运动引发的法国大革命，就曾用血腥的暴力反噬公民的政治权利和自由。
同样，按照常理，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在共和政体的制度保障下，启蒙运动的重心，应该由政治制度层面的启蒙顺利地转向公民权利和自由层面的启蒙，并且顺理成章地蓬勃展开。然而，事情恰恰相反，随着袁世凯称帝步伐的加快，开始公然破坏共和国的宪法程序，宪法遭戏弄，国会遭践踏，袁世凯得寸进尺，由增加总统任期、连任届数到做终身总统，再进而称帝，将国家政治权力一步一步集中到自己的手中。为此，在思想文化层面他不仅打压启蒙运动，尤其是公民权利和自由层面的启蒙运动，而且反其道而行之，重新祭出孔孟之道的思想大旗，企图以思想文化上的复古运动为自己称帝造势和提供合法性来源。正如李泽厚在《变奏》一文中所说：“‘五四’前后之激烈抨击孔子重要原因之一，便是因为自袁世凯到张勋都用孔子做他们搞政治复辟活动的工具。‘民国三、四年的时候，复古主义披靡一世，什么忠孝节义，什么八德的建议案，连篇累牍地披露出来到后来便有帝制的结果。可见这种顽旧的思想，与恶浊的政治往往相因而至。’‘我总觉得中国圣人与皇帝有些关系，洪宪皇帝出现以前，先有尊孔祭天的事，南海圣人与辫子大帅同时来京，就发生皇帝回任的事，现在又有人拼命在圣人上作工夫，我很骇怕，我很替中华民国担忧。’(引文内系陈独秀语)”
也就是说，新文化运动作为思想文化层面上的启蒙运动，仍然是由制度层面的政治实践引发并展开的。当辛亥革命建立起来的共和政体遭到袁世凯的公然颠覆时，其时的知识精英们则将这种颠覆最终归因于国民头脑中的皇权思想，归因于数千年孔孟之道在中国国民性中留下的难以磨灭的烙印，归因于臣民思想的根深蒂固和现代公民思想的缺位。由此，新文化运动便顺理成章的将启蒙运动的重心转为唤醒国民个人的权利意识，转向对皇权意识的渊数——孔孟之道的批判，从而将原先公民个人权利层面上比较含混、暧昧的启蒙一下子明晰起来，尖锐起来。正如李泽厚所说：“新文化运动的自我意识并非政治，而是文化，它的目的是国民性的改造，是旧传统的摧毁，它把社会进步的基础放在意识形态的思想改造上，放在民主启蒙工作上，但从一开头，其中便明确包含着或暗中潜埋着政治的因素和要素。”
在公民权利和自由层面的启蒙问题上，令我非常奇怪的是李泽厚为什么非要将个人权利意识的觉醒和“集体主义”分割开来不可，并将两者视同水火呢?且看他怎么说：“如上引陈独秀的话,这个‘最后觉悟之觉悟’仍然是指向国家、社会和群体的改造和进步。即是说，启蒙的目标、文化的改造、传统的扔弃，仍是为了国家、民族，仍是为了改变中国的政局和社会的面貌。它仍然既没有脱离中国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固有传统，也没有脱离中国近代的反抗外侮、追求富强的救亡主线……所有这些就并不是为了争个人的‘天赋权力’——纯然个体主义的自由、独立、平等。所以，当把这种本来建立在个体主义基础上的西方文化介绍输入以抨击传统打倒孔子时，却不自觉地遇上自己本来就有的上述集体主义的意识和无意识，遇上了这种仍然异常关怀国事民瘼的社会政治的意识和无意识传统。”这里有一个对西方现代民主制度的一个最大的误读，即认为作为西方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价值之一的个人权利和自由，和中国政治传统中“以天下为已任”的“集体主义”社会担当，天生就是对立的，不相容的。这是错误的，现代宪政民主体制中关于公民个人的政治权利和自由，同样包含着“以天下为已任”、为国家、民族、人民整体谋利的“集体主义”。当公民个体拥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集会自由以及选举国家领导人和民意代表的权利时，同时就包含了他对国家、民族和政府在“正轨”上运行的集体主义义务。当公民拥有批评政府的权利时，他批评政府时不应该为了一已之利，而是让政府兼顾更多人的利益，做出更好的公共服务，而当一位选民参与选举一位民意代表、一位国家领导人时，他的政治责任是异常明确的，即他必须尽一份努力一份责任促成这个民意代表和国家领导人必须能够对民意和国家负责，对社会公共事业和全民福祉负责。而“西方”公民的“以天下为已任”和
中国“臣民”或士大夫的“天下为已任”，其性质截然不同的决不是它们一个是“纯然个人主义”的，另一个是“集体主义”的，不，它们同是“集体主义”的，而两者性质的根本区别，在于其中一个“集体主义担当”是向全体社会成员和社会公共事业负责，而另一个却是向极少数垄断国家权力的统治者负责，即对“皇权”负责。我想，李泽厚或中国学界许多人之所以都把西方现代民主中的公民权利和自由范畴看成“纯个体”的平等和自由，恐怕其中的失误就在于将公民权利和自由片面地理解为公民权利中那些低层次的权利和自由，比如生命权、财产权、人身自由等等。而完整的公民权利和自由实质上是一个多层次的体系，其中那些中上层的权利和自由，包括言论、信仰、出版、集会、结社、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和自由等等，就已经包含了普通公民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和社会公共活动应负的义务和担当，或者包含了公民社会中由每一个公民承担的社会义务和社会责任联结起来的集体主义。
好，言归正传。上文说过，新文化运动实质上是发轫于袁世凯称帝对共和政体的倒戈。应该说，中国近代以来作为思想文化层面上的西方现代文明启蒙运动，是紧紧围绕制度层面的政治实践而展开的，而制度层面的政治实践又和所谓“救亡”紧密相联。比如，至少在辛亥革命之前，无论是孙中山的革命党人还是知识精英中的君主立宪派，都认为中国摆脱各列强蚕食、吞并的危机、实现民族解放的根本出路，就是制度变革，就是创建西方政治文明中的现代民主政体。因此，辛亥革命胜利后创建的共和政体，寄托了以社会政治精英们为代表的国人的全部“救亡”希望。因而，当袁世凯的称帝让共和政体几乎化为泡影时，精英们的痛心疾首是不言而喻的。在寻找其中的原因时，他们还仍在相信，坚持共和政体，仍然是中国摆脱殖民化而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惟一政治出路，问题是如何采取补救措施，让共和政体免于政客、野心家、独裁者的玩弄和出卖。而这个补救的药方，就是改造国民性，通过再一轮的启蒙驱除民众头脑中的皇权主义思想。请看陈独秀于1917年在一篇题为《旧思想与国体问题》的演讲稿中是怎样找出症结开出药方的：“……我们中国多数国民口里虽然是不反对共和，脑子里实在装满了帝制时代的旧思想，欧美社会国家的文明制度，连影儿也没有。所以口一张，手一伸，不知不觉都带君主专制臭味;不过胆儿小，不敢像筹安会的人，堂堂正正的说将出来，其实心中见解，都是一样。袁世凯要做皇帝，也不是妄想：他实在见得多数民意相信称帝，不相信共和，就是反对帝制的人，大半是反对袁世凯做皇帝，不是真心从根本上反对帝制……现在袁世凯虽然死了，袁世凯所利用的倾向君主专制的旧思想，依然如故。要帝制不再发生，民主共和可以安稳，我看比登天还难!如今要巩固共和，非先将国民脑子里所有反对共和的旧思想，洗刷干净不可。因为民主共和的国家组织、社会制度、伦理观念，和君主专制的国家组织、社会制度、伦理观念全然相反，一个是重在平等精神，一个是重在尊卑阶级，万万不能调和的。若是一面要行共和政治，一面又要保存君主时代的旧思想，那是万万不成。而且此种‘脚踏两只船’的办法，必至非驴百马，既不共和，又不专制，国家无组织，社会无制度，一塌糊涂而后已!……分明挂了共和招牌，而国会议员居然大声疾呼，定要尊重孔教。按孔教的教义，乃是教人忠君、孝父、从夫。无论政治伦理，都不外这种重阶级尊卑三纲主义……试问民主共和的国家组织、社会制度、伦理观念，是否能容这‘以君统民、以父统子、以夫统妻’不平等的学说?”
陈独秀从逻辑推理中得出来的结论，当然无懈可击。但是，其时和陈独秀一样想法的知识精英们，却无法理解共和政体在中国当时的历史情境中所遭遇的困境，是一个无法摆脱的梦魇，它继续走下去，只会走进历史的死胡同。也就是说，这种历史困境是根本性的，既无法摆脱，又无法逆转。
这个困境是什么呢?就是西方共和政体或宪政民主制度在当时的中国缺少最基本的历史条件。我们试举其中主要几个主要的历史条件，看看这种困境为什么无法摆脱。第一，公民的整体缺位。什么意思呢?现代民主政体下的公民社会，是指全体公民，对统治者和各种政治力量，具有强大的、有效的约束能力，正是这种强有力的约束，使各方政治力量俯首听命于选民的定夺，由选民选择执政者。但所谓公民素质，是需要长期的政治培训养成，这种培训并不是办什么学习班培训班，而是通过被统治者和统治者长期的政治博弈中逐步地、历史地形成的。对于中国来说，至少在鸦片战争之前，这种由“臣民”向“公民”身份转换的“政治培训”，几乎一天也没有过。公民的整体缺位，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不合格的“选民”产生出来的民意代表同样不合格，意味着选民对各种政治力量没有任何有效的约束，结果是各方政治力量之间的权力斗争所依靠的依然是暴力手段，共和政体下的民主选举制度形同虚设。公民的整体缺位，等于抽去了共和政体的第一截脊梁骨;第二，其时中国各方立志于国家政权的政治力量，不愿意也不可能在同一部宪法下和平地竞争执政地位，这是由中国数千年政治生活中的历史基因决定的。也就是说，中国长期以来所有围绕国家政权的政治斗争，都是用暴力解决问题，用政治妥协或“和平谈判”解决权力纷争的范例，即使有，也十分罕见。不错，辛亥革命构建的共和政体是各方政治力量妥协的结果，但这仅仅是表面现象，各方政治力量骨子里的暴力争权“基因”引发的闹剧，由宋教仁被刺事件拉开了帷幕。现代宪政民主政体安全运行的命门，就在于各方政治力量遵守宪法程序和平地竞争执政地位，并听命于选民的定夺。中国当时的各方政治力量根本做不到这一点。暴力争权不可逆转的传统惯性，等于抽掉了共和政体中间的那一截脊梁骨;第三，在现代民主政体中，所有的军事力量和武装力量都统一属于国家，忠于宪法，对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安全和国家利益安全负责，而不属于任何政治集团、党派和个人。这是共和政体维系的根本保障。在这个问题上，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华民国，面临着最大的困境。其一，袁世凯的北洋政府和孙中山为代表的南方革命党因宋教仁被刺案闹翻，已经形成势不两立的军事对抗;其二，武昌首义各省独立后形成的政治军事力量，具有很深的地方军事割据的历史渊源，并逐渐自成一体，尾大不掉。也就是说，无论是新军阀还是旧军阀，通过清廷解体和辛亥革命的“洗礼”和蜕变，正在形成新的地方军事割据趋势。它和中国皇权时代王朝解体间隙的政治分裂局面中各方政治力量的军事割据性质，有着传统的“基因”连结，也就是说，地方军事力量和地方武装割据的形成，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自然成长过程，袁世凯对其根本就束手无策，任何人也无法阻挡这个“自然成长过程”;其三，更要命的是，就连袁世凯的北洋新军，也在袁世凯去世后注定要分裂，并彼此为争夺地盘和中央权力而武力相向，其中的原理，和上述各地方政治势力进行军事割据的“自然成长过程”的原理是一样的。综上三点，袁世凯去世后中国的政治分裂、军事割据、军阀混战的局面已经“命中注定”，不可逆转，这一条又抽去了共和政体一截脊梁骨;第四，由于全国各地方实力派已自成一体，尾大不掉，所谓北洋中央政府已经“政令不出中南海”，无法权威而统一地行政了，而地方势力对财源的截留，致使中央财政捉襟见肘，国库空虚，连支持中央政府的正常运转都非常吃力，有时往往靠借款度日，也就是说，这个政府在财政上已经难以维续了，于是抽去了共和政体最后一截脊梁骨。
宋教仁
不错，袁世凯在政治上有野心，有膨胀个人权力且想当皇帝的私心，他称帝之后草草收场，狼狈之极，仓惶之极，悔恨之极，为抨击他称帝的知识精英们留下了笑柄。但是，平心而论，这些知识精英和袁世凯所处的位置和境遇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启蒙者，思考者，评判者，仍停留在思想、文化、道义等层面，但他们却不是构建共和政体的政治实践的亲历者、践行者、担纲者，即便像宋教仁这样共和创建的亲历者、践行者、领军者，当他企图在议会内组建清一色的国民党时，所考虑问题的角度也和袁世凯这样整个国家的担纲者思考问题的角度不同。俗话说，看人挑担不吃力，站着说话腰不痛。可以说，其时的袁世凯比任何人都能真切地感受到政令统一、军令统一、财政统一对整个国家命运生死倏关的重要性，作为具有雄才大略、勃勃雄心的政治家，他未尝不想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将国家的耻辱洗净，将民族危机化解，走上富国强兵、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道路。因此，作为后来人，我们尽可以嘲讽袁世凯在一片“劝进”声中踌躇满志地坐上龙椅圆了他的皇帝梦，抨击他葬送辛亥成果的一已私心，但是，我们绝不能抹杀他出于实现国家统一、提高行政效率而迫不得已攫取更多权力甚至实施个人集权、一已专断的另一份考虑，甚至，称帝之举也许包含着他以个人集权挽回国家頹势的另一份用心。
实质上，无论救亡也好，启蒙也好，中国其时的当务之急是建立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真正实现国家的政治统一。如果这道坎过不去，其他都是枉谈。而实现国家的政治统一，由辛亥革命建立起来的共和政体是根本无法承担这个历史任务的，由于中国政治生活数千年来的传统历史惯性，实现国家政治统一恐怕不得不走历史的老路——以暴力方式或军事斗争的方式实现政治统一，以集权和专制的方式维系政治统一。而首先意识到这一不可逾越的历史坐标的，也许正是袁世凯本人。
总之，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闹剧的出现和失败，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的分裂、割据及争夺中央政府领导权的武装内讧，全国各地地方实力派政治军事力量的崛起及其割据、相互争战，以及南方革命党人针对北洋政府践踏民国宪政的数次军事讨伐，不仅暴露出北洋政府不堪历史重任的种种败象，而且将“重建国家政治统一”这一时代主题逐步推到中国的政治舞台的中心位置。而1915年袁世凯面对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时所作出的有限的外交让步、1919年巴黎和会上中国山东权益的“被出卖”，像导火索一样燃起了民众更加强烈的民族危机感和反帝政治运动，五四运动不过是这场运动中标记性的重大政治事件而已。然而，从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的短短几年时间内，表面上看是从思想文化层面的启蒙运动到反帝爱国的政治运动的转换，实质上两者是一脉相承的。其中至少包含了三层寓意：其一，对北洋政府逆宪政方向且以复古、孔孟之道来收拾人心、稳定政局的行径的激烈抗争，表现为新文化运动中提出改造国民性和五四运动中提出科学民主口号的思想文化层面和制度层面的诉求;其二，所谓“弱国无外交”，北洋政府在外交上“丢权失土”的表现激起民众极大的不满，他们对于辛亥革命建立起来的这个千疮百孔、左支右绌的共和政体已经极度失望，对北洋政府已有抛弃之意。平心而论，北洋政府在外交上是尽了最大努力保土保权的，有些外交成就亦可圈可点，无奈政府涣散、国家贫弱、财政窘迫，力不从心。国力如此，北洋政府所作所为离民众“抵御外侮、还我主权”的要求相距甚远;其三，五四运动以降，中国的知识精英在对北洋政府百般失望之后，开始从西方现代思想资源中寻求新的药方和新的道路“救国救民”，富国强兵。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无疑给知识精英和“革命党人”打了一针兴奋剂。
总之，新文化运动是共和政体因经历危机而引发的政治动荡间隙中生长出来的启蒙思想花朵，但它的生长空间极为狭小短暂，只是因为偶然的机缘才被推上时代的主体地位，而这个机缘就是能否用思想解决和国民性改造来挽回共和政体颓势的社会政治思潮，一时成为时代思考的主题。然而，这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已。因为人们很快就意识到中国的政治困境只有通过政治途径才能解决，而这样的政治困境和政治解决诉求已经迫在眉睫，刻不容缓。因此，“思想解决”的“主流地位”很快就让位于各类“政治解决”的新探索了。[page]
二，重建国家政治统一和启蒙运动在内在逻辑上的理念对立
在说这个问题之前，不妨先看一看李泽厚“救亡压倒启蒙”论提出后，在中国学界遭到的严厉批评，而这类批评的焦点，往往牵扯到此论的“价值判断”。陈占彪先生在《重估“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说》一文中说：“当他(李泽厚)把‘启蒙’与‘救亡’两者之间的概念视为基本等同或有部分交叉的情况下，说两者‘相互促进’;当两者之间‘完全对立’时，则又形成‘压倒’、‘中断’之说。这说明他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并非仅为事实描述，而主要为价值判断，且明显以启蒙思想立场排斥‘救亡文化’。……而后来在《告别革命》等文章中，他把凡是‘革命’的，大都称之为‘救亡’，要‘告别’它;凡是‘改良’的，大都称之为‘启蒙’，要‘提倡’它。这种做法，从学理上符合他一贯‘六经注我’式的学术品格。”遗憾的是，李泽厚本人在这些批评面前并没有坚持自己在“救亡”和“启蒙”问题上的价值判断，反而进行了“欲盖弥彰”的辩解，请看：“……1994年12月，在香港‘第二次国际现代新儒学会议’的《三个会议的发言提纲》中，他(李泽厚)颇为无奈又很有针对性地辩驳说：‘本来我使用‘压倒’此词以及‘救亡压倒启蒙’的表述，纯系描述历史事实的中性用法，并无褒贬含义’”
其实，李泽厚大可不必为自己的“价值判断”进行如此弄巧成拙的辩解，尤其为“屈尊”于“政治正确”而出此下策。历史真相是谁也躲避不了、“驳斥”不了的。而历史真相是：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前后，重建国家政治统一这个时代主题已经逐步被各种志在国家政权的政治力量所认知，他们由此认知所必然得出的结论几乎如出一辙：第一，要想救亡，必须首先实现国家的政治统一;第二，实现国家政治统一必须由我来完成，或者由我领导完成;第三，如果实现国家统一必须用武力完成，也就是说各方政治力量都想用武力争夺全国政权，那么，我必然当仁不让地用武力消灭所有与我争权的政治力量，才能达到由我实现国家政治统一的目的;第四，我实现国家政治统一，不仅仅是为“救亡”，还要实现我这个政治集团的性质和纲领所决定的政治目标;第五，既然是用暴力夺取全国政权，那么维系政权，也必然需要暴力。因此，完成全国政治统一后由我组建的政权、政体，不可能是与各方政治力量共享统一成果的共和政体，而是由我垄断全部国家政权的集权政体，实质上就是现代专制政体，至少在构建共和政体的历史条件成熟之前，我必须坚持这样的权力垄断。
而在中国民国史上，第一次试图进行重建中国政治统一尝试的，是北洋政府的灵魂人物段祺瑞。他于1917年至1918年发动的征南战争，其赤裸裸的政治目标，就是用武力统一中国。陶成雷先生在《再论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一文中分析了征南战争的政治背景：“1911年武昌起义后，南北间便在心理上和实际上‘形成显性或隐性的隔阂’。南方各省以广东为中心，是晚清时期革命党反清起义的发源地。而北方各省则以京畿地区为中心，是北洋军人的大本营。由此便形成了革命派与北洋派在区域上的分野，成为双方日后对抗、较量的凭借。‘民国成立后，军人武力日渐崛起为影响国内政治的重要因素’，南方诸省因远离北京政治中心，中央政府鞭长莫及，地方军人更是‘挟武力而渐趋坐大’，日益形成为对抗中央(北京政府)自保一方的实力派，中央与地方矛盾凸显。加之，地域差异、党派纷争，南北分裂对峙渐成常态，使得政局动荡，政令不一。而成王败寇的游戏规则，又使得政治强人们，希望能够由自己完成统一大业。而民国初年，执掌北京政权的段祺瑞更是如此。”
当然，段祺瑞的征南战争最终失败，“武力统一”化为泡影。然而，我们从段祺瑞重建中国政治统一的最初尝试中，可以展开由多重层面组合而成的立体思考，而段祺瑞武力统一中国尝试的时代背景、深层原因和失败经历，实质上已经潜藏着辛亥革命之后中国重新走向政治统一的内在的、多重的历史逻辑。笔者不才，斗胆分层试析一下这些历史逻辑。
第一层：北洋政府和以孙中山为首的南方革命党根本的政治分歧，就在于由谁掌控中央权力。前者从袁世凯开始，为了达到由袁世凯个人掌控全部国家政权的目的，不惜践踏共和政体的宪法原则和程序。袁的后任们为了独自掌控中央政权，也不时将宪法原则、程序和民意机构玩于股掌之中。于是对北京政府而言，内有无穷无尽的府院之争，外有南方革命党势力的抨击对抗。而每当北洋政府的权贵们“玩宪法”、“玩国会”、“玩议员”时，南方革命党势力因鞭长莫及束手无策而最终采用军事“讨伐”的方式产生“武力震慑压力”迫使对方屈服，这就是没有成熟的公民、选民;没有定期召开的成熟的民意代表大会并由这个大会产生的具有权威性的民意或代议机构;没有公民、选民对各方政治力量的有效约束;没有宪法原则和程序对各方政治力量的有效约束;没有统一的、效忠于宪法的国家武装军事力量所必然产生的政治局面。平心而论，段其祺主政后和南方革命党势力之间在政争问题上并非没有妥协让步，南北双方也曾有通过各自让步实现南北和解、共建共和的诚意，但是，双方的破裂以致发展到武力对抗的根本分歧，则在于由谁为主掌控中央政权。而一旦涉及到由谁“主控”，则双方不可调和，绝不妥协，且势不两立，不共戴天。在宪法和民意机构根本没有足够的权威居中定夺、反而成为最高当权者掌中玩物的情况下，只有诉诸武力解决了。因此，段祺瑞发动征南战争彰显的第一个历史逻辑是：此后举凡涉及到各方政治力量已经掌控的权力以及对最高政治权力的争夺时，任何政治力量之间都不可能在这个“原则问题”上妥协让步，都不可能用和平协商的方式解决，惟一的解决方式就是武力相向，由此注定了中国最终实现政治统一的惟一路径，就是暴力相向、军事斗争;
第二层：段祺瑞发动征南战争时，北洋政府拥有的兵力是南方革命党掌控的军事力量的整三倍，完全有取胜的希望。然而，却失败了。其根本的原因，是北洋政府政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分歧以及派系斗争所致。这个原因看似简单，实质上其深刻的时代、历史意蕴可以展开更深层的历史解读：之一，在中国皇权时代，举凡国家分裂期间出现群雄并起、逐鹿中原的局面时，最后一个胜出者，必然是一个强大的政治集团。而这类政治集团强大的标志有：集团内部高度的凝聚力，表现为政治信念、政治目标、组织程度的一致性、向心力;这个政治集团的核心层对时代特点、社会走势、民心向背以及各种政治力量对比的审时度势，清醒、准确、客观;这个政治集团强势的社会动员、社会组织能力;集团有一支强大的、绝对效忠的军事力量，且战略战术高超，胜过其他对手;整个集团有一位定于一尊、众望所归、拥有至高甚至绝对权威的领袖。毫无疑问，这位领袖产生的过程，也就是集团内部各种权力不断向这个领袖手中集中的过程。这是这类政治集团在皇权时代强大的标志。而到了民国时代，这些强大“标志”必须条条具备，但仍然远远不够。由于从西方近现代政治生活中产生了政党政治这个东西，当这个东西被引进中国近现代政治生活时，政党政治组织模式的时代优势，是中国皇权时代任何强大的政治集团所难望其项背的。首先，现代政党具有更加明晰的政治信仰、政治纲领和政治目标，由此可更大程度地克服政治实践的盲目性。更重要的是，在皇权时代一个政治集团要想统一中国，它的政治信念和政治纲领只要模仿套用前朝一脉相承下来的儒家学说、孔孟之道、三纲五常就够了，但到了民国时代，这些传承了两千多年的“政统”、“道统”都不管用了，任何一个政治集团要想统一中国，如果没有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新的政治信仰、政治纲领、政治目标以及由此指引的政治实践，是不可能完成“统一大业”的;其次，现代政党的组织、纪律的严密程度是皇权时代的政治集团难以比肩的，这是集团内部政治聚力的关键因素;再次，现代政党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动员能力是皇权时代任何政治集团都无法超越的。从上述这些方面看，段祺瑞一样也不合格;
第三层：自段祺瑞初试“武力统一”中国之后，举凡决心由自己重建国家政治统一的政治集团，往往同时面对两个政治目标：一个是“救亡”，另一个是“统一”。前者意味着：收回被列强剥夺和侵犯的国家主权和领土，抗击列强的武装侵略，争取民族的解放;后者意味着：用武力消灭所有与其争夺国家政权的国内政治对手，由自己垄断全部国家政权，实现一统天下。那么，在同时面对两个目标、而这两个目标发生矛盾时，这些政治集团会把哪个目标放在第一位，把哪个目标放在第二位呢?我以为，至少在绝大部分场合，他们会把第二个目标放在第一位，只有当民族危机对其政治生存的威胁已经大于国内政治对手对其政治生存的威胁，才会暂时调换这两个目标的位置，即便如此，也会对暂时调整为第二位的政治目标念念不忘，并通过“救亡”或利用“救亡”的间隙、机遇时刻为实现这个政治目标积累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筹码。这一点，从段祺瑞已经开始。陶成雷在《再论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一文中说：“段氏之武力统一的推行，也给中华民族带来深远的灾难。除了战争给社会带来的巨大破坏外，也带来了深重的民族危机。为保证战事的持续进行，段祺瑞向日本大借外债。作为‘西元借款’的附带条件，段政府与日本在1918年5月签订《中日军事密约》，建立所谓的‘合作’。由此，日本则可以借口防敌，任意进入中国领土、领海和占用中国各项设施，而中国方面必须提供一切便利条件。这就使得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变得合法化。更可怕的是，这也是日本屯兵东北、侵略中国的开始，是中华民族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奴役的灾难之始。这恐怕是‘三造共和”的段祺瑞，也万万没有想到的。”
这一点更典型地表现在国共争雄期间。1931年日本人占据了整个东北，日本侵略野心昭然若揭，民族危机步步进逼，而作为国民政府首脑的蒋介石，其“第一要务”是什么呢?是对中共红军发动一次比一次规模更大的军事围剿;“七七事变”后，日本军队向中国本土大举进攻，民族危机成了国共两党政治生存的最大威胁，两党相继将“救亡”调整为第一政治目标，“携手”共御外敌。但两党仍“念念不忘”“由我统一中国”这个原先的第一目标，一有机会便为这个目标“添砖加瓦”。蒋介石想以政府的“军令政令”解构中共的军事力量和地盘，而毛泽东则以软磨硬抗蒋的“军令政令”以及“山地游击战”的政治军事方式保存实力，扩大地盘，积攒“筹码”。当然，中共武装力量的敌后游击战争的确对日本侵略者造成了战略性的威慑，为抗战胜利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而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奋力抗战，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同样为民族解放作出了更大的贡献。然而，两党武装力量在整个抗日大局中时常相互暗施拳脚，却为“民族大义”所无法容忍。比如中共对抗国民政府“军令、政令”，让新四军在苏北武力扩大地盘，终于引发国共之间的“黄桥战役”，国民党韩德勤部被歼万余人马。而蒋介石也以眼还眼，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歼灭新四军近万人。如此同室操戈、煮豆燃萁，委实令亲者痛、仇者快!
其实，按照正常的事理逻辑，启蒙和救亡并不矛盾，而且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如果辛亥革命后建立的共和政体在完全成熟的历史条件中运行，它完全可以一边“启蒙”，一边救亡。比如各方政治力量都在同一部宪法下和平竞争执政地位，并受选民的定夺和制约，那么，按照合法程序选出来的政府为了对全体选民和国家负责，面对民族危机就必须全力以赴采取对策，而不必时时为自己权位的稳定或垄断、争夺权力而党同伐异，同室操戈。全体公民也会为政府应付外敌采取的应急机制和反侵略战争准备而让度出一部分权利和自由。也就是说，成熟的现代民主政体在对应民族危机时并非不可能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在应急或战争状态所需要的权力高度集中的过程，并非一定要用强制或暴力方式从公民手中剥夺一部分个人的权利和自由，这些权利和自由公民会主动让度的。而“启蒙运动”越彻底，公民的权利意识也就越明晰，越理性，他们为民族安危国家前途主动让度权利自由的行为就越主动，越自觉。但在民国时期的中国却不同。由于共和政体的历史条件极不成熟，“救亡”和“启蒙”几乎完全陷入了悖论。比如，要真正化解民族危机，实现民族解放，完成现代化进程，实现国家政治统一是首要前提。但是，实现国家政治统一，又必须通过国内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军事较量，由最后一个胜出者完成。如此，国内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武装斗争所产生的内讧和内耗，又会为各列强提供大量的“乘虚而入”的机会和条件，从而引发更大、更深重的民族危机。从1931年丢掉东北到1937年七七事变日军大举侵华，这短短几年间日本侵略者之所以能如此顺利地得寸进尺、步步进逼，难道和中国国内的内战、内讧、内耗为日本人提供的“机会”和“条件”没有一点关系吗?所谓“鹬蚌相争 ，渔翁得利”也!
第四层：现在，从段祺瑞武力统一中国的尝试及其失败中，我们可以触到那个最深层次的历史逻辑了，那就是用武力实现中国政治统一的历史路径，必然和启蒙运动的核心理念及核心价值处于对立状态，并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上文说过，当国内各方政治力量为争夺全国政权而进行武装博弈时，其遵循的历史逻辑只有一个，即由最后胜出的一方消灭所有政治对手后实现政治统一。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有两个所有政治权力向一个中心高度集中的双重系统。一个，国内各方政治力量所掌控的政治权力，向那个最后胜出的政治集团或政党手中集中的系统;另一个，那个最后胜出的政治集团或政党内部所掌控的一切政治权力，向其最高领袖集团甚至领袖个人手中集中的过程。而这两个分属不同系统的权力集中过程，其被集中起来的所有权力，最后抵达的只有一个中心，即胜出政治集团的核心层和核心人物。为什么会有两个系统权力集中的过程和两个系统所有政治权力向一个中心集中的过程?皆因为军事行动面对瞬息万变、生死存亡的战场需要最高指挥权的高度集中和“定于一尊”的临机决断。而对于任何一个参与武力争夺全部国家权力的政治集团来说，能够拥有这个最高指挥权和临机决断权力的人，一定是在这个政治集团内部权力纷争中最后胜出的那个人，其资格、威望、谋略、心机、才能、手腕能够压倒、驾驭本政治集团内部所有政治“对手”和政治骨干，从而成为本集团最高领袖的那个人。因此，由第一个系统集中起来的所有政治权力，必然向第二个系统的核心层再次集中，或者两个权力集中过程同时进行，相互穿插。段祺瑞征南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就是他不具备这种最高领袖必须具备的资格、威望、谋略、心机、才能、手腕，从而被本集团内部的直系将领从中作梗，致使他的征南战争半途而废。
而这两个系统的权力集中过程，毫无疑问是和启蒙运动的核心价值、核心理念截然对立的，是必然要践踏、颠覆现代宪政民主的基本原则和制度架构的。因为现代民主形成的历史进程就是政治权力由极少数人长期独霸到由绝大多数被统治、被管理者掌控;由最高掌权者的终身制到任期制;由集权垄断到分权制衡，而中国式的武装统一过程中两个系统权力集中的历史足迹恰恰是和现代民主形成的过程反向逆行、南辕北辙，即向专制、独裁、剥夺民众平等权利和自由的政治制度回归。
我们不妨以孙中山为例。其实，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后，孙中山和宋教仁最大的分歧就在于：孙主张武装北伐，宋主张南北议和，推袁作总统;孙主张定都南京，宋和章太炎都主张定都北京;孙主张民国政制为总统制，并坚持要做大权独揽的大总统，但当袁世凯表示赞成共和并劝清皇退位、从而将取代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时，孙又力主在《临时约法》中列出条款限制总统权力，有点出尔反尔的意思;而宋却始终坚持内阁制，企图通过组建国民党在议会中取得多数，通过代议制和宪法程序和平地争夺国民党对国家的领导权;孙中山尽管让出了临时大总统，也打算在共和政体创造的和平环境中埋首国内经济建设，但他对袁世凯能否坚守共和始终抱怀疑和警惕态度，一旦袁有“违规”举动就想诉诸武力施加压力，而宋教仁却全心全意地相信中国能够实行代议制，国民党通过议会斗争能够和平地掌控政权，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因此，宋教仁通过改组同盟会和联合其他政党组建国民党争取议会中的多数时，孙中山表面首肯实则不以为然，也许和他发动数次武装起义反清的经历有关，孙中山骨子里相信中国这样的政治环境中“革命成功”非要诉诸暴力革命不可。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决定抛弃名存实亡的国民党，另建中华革命党。中华革命党采用领袖集权制，党内权力向最高领袖即孙中山本人手中高度集中：《总章》赋予总理独裁的权力：“总理有全权组织本部为革命军之策源”，“本部各部长、职员悉由总理委任”;“凡进本党者必须以牺牲一己之身命、自由、权利而图革命之成功为条件，立约宣誓，永久遵守。”孙中山强调，所有党员“必须在惟一领袖之下绝对服从”。新入党者必须宣誓“附从孙先生”，并在誓约后加盖指模。《总章》还把党员分为“首义党员”、“普通党员”、“协助党员”三等。显然，这种领袖高度集权制的现代政党组织模式，是根本违反现代民主政党的建党原则的，这个建党原则应该和现代宪政民主的核心理念和原则相一致。而中华革命党如果规定所有党员只向孙中山一人效忠，并把党员分成不同等级，显然只有以专制政体为政治目标的政党，才采取这种个人独裁的建党模式。因此，孙中山的建党主张自然受到黄兴等人的反对，也就不足为怪了。实质上，孙中山对中国传统的、残酷的、险恶的政治斗争环境的感悟，是正确的。国民党要真正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不首先实现国家的政治统一是根本不可能的，而如果由国民党来实现这个统一，不采用军事斗争即暴力夺取政权的方式是不行的。孙中山显然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在二次革命后重建中华革命党，其实质就是把议会性质的国民党重新拉回到以暴力夺取政权为目标的革命党。同时，孙中山强烈地意识到领导暴力革命的政党必须具有一致的政治信仰，严密的组织，严格的纪律，统一的步调和高度集中的决策层和核心层，但他却没有现成的蓝本可供临摹，因此在重建中华革命党时他只是蒙胧地把现代政党的各种要素归结为党员对他个人的绝对服从。十一年后他回忆当时的情形时说：“那时我没法子，只得我一个人肩起这革命的担子，重新组织一个中华革命党。凡入党的人，须完全服从我一个人，其理由是鉴于前次失败，也是因为当时国内的新思想尚未发达，非由我一人督率起来，不易为力。”(《孙中山选集》第606页)但是，孙中山由国民党武力统一中国的思路和设想直到1924年他发表的《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中才明晰和系统起来。在重申三民主义革命的军政、训政、宪政三部曲时，其中的军政，就是武力统一中国：“在军政时期，一切制度悉隶于军政之下。政府一面用兵力扫除国内之障碍;一面宣传主义以开化全国之人心，而促进国家之统一”;“凡一省完全底定之日，则为训政开始之时，而军政停止之日”。实质上，在孙中山“党国体制”的理论预设中，至少所谓在军政和训政时期，是要坚持国民党一党专制的，因而关于这个理论预设中的诸多立论和这些立论中的核心理念，都是违反、背离、甚至颠覆现代宪政民主的核心价值和核心原则的，也就是说，和“启蒙运动”的方向背道而驰的。我们不妨看一看孙中山1920年5月16日在国民党本部发表的演说中是怎样说的：“现在中华民国只有一块假招牌，以后应再有一番大革命，才能够做成一个真中华民国。但我以为无论何时，革命军起了，革命党总万不可消，必将反对党完全消灭，使全国的人都化为革命党，然后始有真中华民国。所以我们的责任，以后就在造成一个真中华民国。真中华民国由何发生?就是要以革命党为根本，根本永远存在，才能希望无穷发展。譬如一棵大树，只要根存在，那怕秋冬时他的枝叶凋落，一到第二年春天，他就会发生新的枝叶，还要一年茂盛一年。我们中华民国算是一棵大树，我们革命党就是这树的根本……诸君须知党事为革命源起事业，革命未成功时要以党为生命，成功后仍绝对用党来维持。”(《孙中山选集》第483页)关于革命成功后依然用党来维持，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阐述得更为明确：“……至于既取得政权树立政府之时，为制止国内反革命运动及各国帝国主义压制吾国民众胜利之阴谋，芟除实行国民党主义之一切障碍，更应以党掌握政权之中枢……”可见，只要国民党实施用武力统一中国，那么无疑会出现两个系统的权力高度集中的过程，即在国民党内所有权力向最高领袖手中集中，在全国范围内各“反对党”权力通过其被武力消灭而向国民党手中集中。而这两个集中所结出的果实，必然是现代专制政体甚至是个人独裁政权。如此，在民主革命阵营内部，还能有启蒙运动的一席之地吗?
再看和国民党逐鹿中原的惟一劲敌中国共产党。中共主要创始人之一恰恰就是那个作为新文化启蒙运动主将的陈独秀。上文提到，陈独秀1917年还力主民主共和，认为巩固共和，非要将国民头脑中反对共和的旧思想洗刷干净不可，俨然新文化启蒙运动中的旗手、急先锋。然而仅仅过去四年，陈独秀便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转而抨击他曾经敬仰的现代民主制度，提倡“阶级的独裁专政”了。1921年，陈独秀发表在《新青年》上的《社会主义批评》一文，已经完全站在俄国布尔什维克的立场了，对第二国际主张走“议会道路”的“修正主义”进行批判了。请看他在民主体制和阶级专政问题上是如何将两者进行比较的。“第一，德国底社会民主党在理论上虽未曾明白的标榜劳资携手，而在实际上已令劳动者从事选举运动，已利用资本阶级底政府国会采用社会政策改善劳动底地位，已实行与一切资本阶级的正常提携，已反对无产阶级共同团结了。反之俄国底共产党是主张绝对的阶级战争的，是不独反对与资本阶级妥协，而且是反对与一切不主张阶级战争的温和派提携的。马格斯底《共产党宣言》自第一页到最末页都是解释阶级战争底历史及必要的讲义。可惜自称为马格斯派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竟然忘记了! 第二，不赞成阶级战争的人自然要向议会讨生活。但我们要知道议会制度本是资产阶级专为供给及监督他们的政府底财政而设立的，要拿他来帮助劳动者，来废除资本私有制度，岂不是与虎谋皮吗?选举底怪现象各国都差不多，就是实行普通选举，劳动界能得多少议员，有多大效果呢?所以马格斯底著作无一不是主张无产阶级对于有产阶级取革命的行动，没有一句主张采用议会政策的。可惜自称为马格斯派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竟然忘记了! 第三，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不许有产阶级得到政权的意思，这种制度乃是由完成阶级战争、消灭有产阶级做到废除一切阶级所必经的道路。德国社会民主党问俄国共产党：有产阶级的人也是国民，何以单单主张无产者一阶级专政?俄国人答道：你们何以不主张全国民都加入无产阶级?德国社会民主党又问道：一阶级专政岂非不合民主制度?俄国人答道：你们所谓民主政治底内容是不是有产者一阶级专政呢?柯祖基著书大攻击俄国底无产阶级专政，说不合乎民主政治，说不是马格斯主义。其实马格斯在‘哥塔纲领批评’中明白的说：‘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和共产主义的社会底中间，有一个由这面推移到那面的革命的变形的时期。而这个时期，政治上的过渡时代就为必要，这个政治上的过渡时代，不外是无产阶级底革命的独裁政治……’”
我们看到，陈独秀的政治信仰和政治理念之所以在短短几年内就发生了如此巨大的逆转，实质上折射了当时国内政治斗争形势的剧烈变化。其一，北洋政府和北洋军队内部各派系的分裂加剧，各派争夺北京最高权力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日趋激烈，总统、内阁走马灯般地换来换去耗尽了北京政府有效行政的动力和精力，民众对北洋政府已经十分失望，共和政体在一拨一拨政客们的玩弄“强奸”下已经名存实亡，尤其已经无法应付巴黎和会激化的民族危机和国内社会矛盾;其二，孙中山开始放弃通过军事和政治的双重压力“挽救”北洋政府支撑的共和政体的努力，打算模仿俄国革命模式，重新改组国民党，建立自己的军队，实施由国民党武力统一中国的政治纲领;其三，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在俄国革命的召唤之下，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而这个党的政治宿命，就是用暴力夺取全国政权，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想。也就是说，民族危机和国内社会矛盾的加剧，全国割据和军阀混战局面的形成，推动了国内各种政治力量用武力统一国家的步伐。而这个不断加快的步伐则意味着启蒙运动空间的急剧萎缩，以致到最后完全偃旗息鼓。
关于北洋政府时期所经历的两次直皖战争，两次直奉战争以及冯玉祥的北京政变;国共两党联手北伐、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东北张学良易帜、南京政府终于取代北洋政府并实现了全国形式上的政治统一;国共两党关系破裂以及进行的十年内战;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国共两党重新联手抗日;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重开内战逐鹿中原，中共最后胜出终于基本统一中国(除台湾省外)等重大历史事件，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总之，从辛亥革命至中共最后胜出统一中国的三十八年中，除去八年抗战，中国境内各种政治力量的武力割据、军事混战从来没有间断过，而其中贯穿的一条主线，就是举凡有一定实力和政治目标的政治集团都想用武力争夺全部国家政权，实现国家的政治统一。而在这短短的三十八年中，居然有两个实现了形式上政治统一的“民国政府”，并且由后者通过武力取代了前者，不仅如此，各派政治力量在政治军事较量中此消彼长得如此出人意料、如此变幻莫测、如此目不暇接，委实令人匪夷所思。谁能想到，军事实力如此雄厚的北洋政府，竟然被长期偏于南方一隅的“革命党”建立的国民政府取代呢?而谁又能想到，表面统一中国达二十一年的国民党政府，又被曾经的同路人、其时仅在中国南北偏于一隅进行武装割据的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政府取代呢?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几个彼此取代的政府，举凡后来者总是一个比一个强大，而它们的政治性质，也是一个比一个专制。北洋政府尽管挂着共和民主的羊头，卖着内讧专断的狗肉，但权力的运行，毕竟还在共和政体的框架中进行，当然如小孩过家家般地运行，但到了取而代之的国民政府时期，则开始公开实行“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主义”的现代专制主义纲领了。当然，尽管国民党搞专制，搞独裁，但其政体政治性质还具有过渡性，还保留着一个“民主共和”的未来，即由军政而训政而宪政;至于取代“国民政府”的“人民民主专政”、即中共领导组织的政府，则宣称一直到该党最后的政治理想——人类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之前，必须自始至终地坚持一个阶级、一个政党、一个主义的“专政”了。也就是说，在争夺全国政权的各方政治力量中，似乎政治性质越“专制”，最后胜出的可能性就越大。最后胜出的可能性越大，其实现政治统一后的政权性质就越专制。这对于中国走向现代政治文明的百年努力而言，委实是一个令人百思莫解的悖论。人们不是抱怨五四以来中国的“革命”中断了中华文明数千年的传统吗?非也!非也!辛亥革命从走向共和始，到回归专制终，这个怪怪的大圆圈，恰恰是中国政治文化传统在中国近现代延续的独特方式，或者是这个传统对中国近现代“革命”的严厉报复!
三，二十世纪中国启蒙运动实践是怎样“变形”和式微的
综上所述，贯穿在这三十八年中那根“武力统一中国”的“时代”主题，对中国启蒙运动的颠覆，对现代政治文明核心价值和理念的践踏、阉割和绞杀，是极其彻底和残酷的。我们不妨将其主要方面归纳一下。
第一，应该说，现代政治文明的启蒙运动既是一种理论创造、理念宣示、思想灌输的观念运动，也是一种以新的理念形成政治力量并参与对社会现实批判的政治实践运动。中国近代历史行程被西方工业文明中断以后，中国以现代政治文明理念为底色的启蒙运动，同样是一种观念和实践彼此互动的双重运动。因而，近现代启蒙运动是必须有载体的。在中国的启蒙运动中，这些载体是：以个人身份出现的社会公共知识精英通过自办或他办的媒体宣示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常识和价值理念，这些知识精英也会以个人身份或以行业、沙龙、媒体为依托组织起来的松散“联合体”出面进行启蒙，这一类载体通常以观念层面的启蒙为主;组成正式的政治团体或党派进行启蒙，这些政治团体和党派虽然不以夺取政权为政治目标，但除了观念启蒙外，已经介入到对现实政治进行批判并试图加以对其加以改造的政治实践之中了;组成以夺取政权、实现现代民主体制为目标的政治团体和党派。比如昔日的兴中会、同盟会就是这样性质的启蒙载体，兴中会、同盟会包括后来的国民党，都曾有自己的媒体，进行了大量的启蒙宣传，但这类政治团体则以夺取政权、建立现代民主政体、实现革命目标而进行的政治实践为主，观念层面上的启蒙运动则作为革命实践的先期舆论或辅助手段进行。
我们不妨来看看，随着各方政治力量“武装统一中国”的内斗加剧，随着政治权力在两个系统中高度集中进程的加快，上述三类启蒙载体在启蒙方向和启蒙实践上发生了哪些变化、分化和逆转，从而怎样导致整个启蒙运动式微的。先看第三类载体，即以夺取政权、实现共和政体为政治目标的政治集团或政党。尽管这类载体观念层面的启蒙运动所达到的理论深度和宣教广度或许不如其他两类载体，但它在政治实践层面上的进展，却是整个启蒙运动命运的决定性因素。因为启蒙运动属于所谓“思想解放运动”，而思想运动如果没有宽松自由的政治环境，如果在专制统治者严厉的思想封杀、精神禁锢、文化审查下，是不可能得到顺利发展的，甚至连“存活”的机会都没有，因而，启蒙运动是有赖于政治环境和制度保障的，说到底，只有在完全的现代宪政民主政体中，启蒙运动的展开才可能有切实的制度、法律保障。如此，如果像国民党这样的现代政党在其政治实践中果然能够完成“军政——训政——宪政”这样一个历史进程，启蒙运动是能够一步一步得到蓬勃发展的。问题是，如果这一类载体在“武力统一中国”的历史进程中身不由已地向“个人独裁”、“政治专制”方向逆转，那么其严重后果不仅是这类载体本身在观念和政治实践两个层面上的启蒙运动要被相反的东西取代，而且其他两类启蒙载体的境况也就不妙了。比如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建立现代共和政体，都是两党的政治目标，不过前者是最后目标，后者是最低政治纲领。因而两党在交恶之前，对中国的启蒙运动都有贡献。然而北伐之后，两党开始当面锣对面鼓地开展争夺国家政权的武装斗争时，两党原先的启蒙活动立即朝相反的方向、内容逆转。表面上看，国共两党一个在“朝”一个在“野”，在朝的公然宣扬并实施“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从而不仅全部颠覆了启蒙运动的核心理念核心价值，而且回过头来对其他载体的启蒙运动进行打压封杀。而在野的虽然拿着现代宪政民主的核心理念和原则与在朝的对抗，打起了口水仗，但在野的难道在自己的政治实践中真的践行了这些理念和原则?非也，无论在该党内部系统的权力集中过程中还是随着该党在全国内战中取得胜利而权力向其集中的过程中，该党实际践行的实质上和“在朝的”如出一辙，即“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主义”。而争夺全国政权的两大政党都施行“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主义”，还有启蒙运动的活路吗?可见，第三类载体在启蒙内容和方向上的逆转、逆行，对于中国二十世纪上半叶整个启蒙运动的颠覆，是致命的，毁灭性的;再看第一类、第二类载体。毫无疑问，第三类载体因权争而导致的启蒙内容、方向上的逆转，对这两类载体启蒙活动的伤害、打击是非常致命的，因而它们的启蒙活动注定半途夭折，注定成不了气侯。这种伤害和打击有两方面的情况，一方面，第一、第二类载体因第三类载体之间的内争而发生分化，整个启蒙队伍中相当一部分知识精英被第三类载体中的各方政治集团“策反”了过去，其中有些人成了新专制主义的帮凶或帮闲;另一方面，即便第一、第二类载体中剩下来的“精英”们继续坚守启蒙活动，他们也会受到新专制主义者的层层封杀、打压、刁难甚至迫害。比如国民党统治时期严厉的书报审查制度、对言论空间的暴力控制，包括特务对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监视、跟踪、恐吓、直至暗杀等等。其中最典型的是当年新文化运动中的两员主将：鲁迅和胡适。鲁迅在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精神抗争中产生的启蒙思想精深博大，处处闪烁着智慧的火化，具有极为厚重的历史价值和传世价值，因而处处受到国民党当局的打压、封杀、追查和恐吓。但鲁迅难脱党争，他“站队”自然站到了“在野党”一边，导致他的一些重要启蒙活动和启蒙思想发生了可悲的“变形”和“变味”，甚至部分起到了为现代专制主义说教张目的作用，从而留下了极大的历史遗憾。但鲁迅并没有因此变成“现代专制主义”的“帮凶”和“帮闲”，他所坚守的人格和立场，令其始终保持着一个特立独行的现代启蒙主义者应有的思想品格、精神气质，包括他对“在野党”政治性质的怀疑和拷问。胡适同样如此，他虽然也难脱党争，但他始终坚守对现代政治文明核心理念和原则的信仰，并在可能的范围以其个人的魅力和影响坚持不懈地进行启蒙活动。为此，他虽然屡屡服务于国民党政府，但对国民党专制主义却处处抗争，处处抵制，处处批评。因而，和鲁迅一样，胡适至死也是一位特立独行的现代启蒙主义者;
第二，作为观念形态的启蒙运动和作为政治实践层面的现代民主革命，实质上是一体两面，在彼此互动中交替前行的，而这个过程的历史前景无论对于早期建立现代民主制度的国家，还是对于所谓“后发国家”，按照常理应该在两个维度上实现人类文明的进步：一个层面，对于每一个社会成员个体而言，其作为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逐步得到尊重和保障，或者从最起码的基本权利和自由——诸如生命权、财产权、人身自由逐步向较高层次的权利自由——诸如言论、信仰、出版、结社、集会、选举和被选举等过渡;另一个层面：向成熟的共和政体即现代宪政民主政体过渡，其最大的文明价值在于各政治集团可以在同一部宪法下和平、平等地竞争执政地位，并听命于广大选民的定夺，这是永远消除人类历史中用暴力争夺、维持政权现象的根本途径，这不仅是一个国体和政体的恒久稳定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人类由此可以永远免除战争、相互践踏和彼此屠戮的问题，因为人类大多数人员之所以在数千年文明史中长期处于战乱、迫害、屠戮、恐惧等猪狗不如的生存状态的根本原因，就是人类彼此用暴力争夺政权或当权者用暴力维系政权。因此，能否解决后一个问题，不仅是能否解决前一个问题的关键，而且是人类能否从兽类或兽性中最终解放出来的关键。
一般而言，一个国家或民族尤其是后发国家，只要选定了现代启蒙运动和民主革命的方向，尽管其中有诸多反复和曲折，但这个行程总体而言是前行的，在迂回曲折中一步一步接近上述两个维度的政治目标。比如法国大革命，尽管前期出现了令人发指的“逆行”现象，其自相践踏和血腥屠戮的残忍甚至超过了以往的君主专制时代，但这个历史行程仍然是前行的，一步一步接近大革命既定的政治目标，尽管花费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和付出了极其沉重的历史代价。
但中国的情形却有些令人匪夷所思。如果说，辛亥革命标志着中国已经奠定了现代政治文明的方向，但后来的历史行程却让人抱以一声叹息。由辛亥革命奠定的那个政治目标，不仅没有“越来越近”，反而似乎越来越远了。这一点，同样由两个现代文明价值标杆测定：其一，辛亥革命方向下的历史主流运动，应该是启蒙运动和民主建设在彼此互动中前行，因而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不断得到提升和保障。但是，辛亥革命之后的历史主流运动却迅速脱离了启蒙和民主建设的河床，变性为各方政治力量武装争夺政权、并由最后胜出一方统一中国的政治潮流，因而广大社会成员个体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处于被残酷践踏和剥夺状态，甚至连起码的生命权、财产权、人身自由都无法保障;其二，由各政治力量在同一部宪法下和平竞争执政地位的现代民主宪政政体，在“武力统一中国”的政治潮流中已经化为泡影。实现全国政治统一之后的政体，仍然是由暴力构建、暴力维系的现代专制政体，因而其政治基因仍然蕴含着对人类现代文明的两个反向的裂变可能：之一，每一个社会成员个体做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仍然处于被践踏、被剥夺的政治状态，他们或沦为猪狗或从兽类生态中挣扎为人，还是一个极大的、变幻莫测的变数;之二，用暴力维系的政权，其未来的解构或轮替，往往依然由暴力来完成，这预示着权力争夺和交替中的内战、屠戮乃至新一轮的政治分裂仍然可能发生。好了，辛亥革命之后中国重新实现政治统一所建立的专制政体中，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至少在前三十年中普通社会成员个人基本权利和自由遭遇的践踏和剥夺，已经事实俱在、有目共睹，无须再饶舌了。至于这个用暴力维系的政体在今后的权力更替中是否会发生新的“革命”、战乱甚至屠戮，还是一个未知数，今人也不必置喙。本文只是扼要地提示一下，辛亥以来中国各方政治力量用武力争夺政权、统一中国的历史过程中，中国人民连做人最基本的生命权、财产权以及人身自由，是怎样受到变本加厉的蹂躝、践踏、剥夺的，这种蹂躝、践踏、剥夺来自哪些方面。
其一，处于内战状态时双方或多方军事力量之间的相互屠戮和残害，其中被殃及的平民和无辜不在一个小数目，而长期战乱造成的人民流离失所、生灵涂炭、饥寒交迫甚至哀鸿遍野的惨景，在这三十八年中比比皆是，也就是说，举凡战乱中因普通老百姓处于各方政治力量彼此你死我活的敌对状态的缝隙中，生命权极无保障，随时都有被剥夺的可能; 其二，各方政治力量超出战争状态之外的相互屠戮。以国共两党为例，在国共两党关系破裂前后，共产党在农民运动中有诸多过火行动，杀了不少所谓“土豪劣绅”，其实其中许多人并不是恶霸，还有一些是协助政府治理一方、“众望所归”的乡绅。这些乡绅中多有子女亲人在国民党和北伐军中任职，从而引起他们对农民运动和共产党的恐慌和仇恨。当然，国共两党关系破裂还有双方争夺“革命”领导权这个更深层的原因。然而，由国民党在上海制造的“四一二”事件开始的对共产党人大规模的屠杀、逮捕、迫害，在相当一部分场合是超出战争状态进行的，也就是说，是针对手无寸铁无法进行武装反抗的共产党人进行的。不仅如此，两大政治集团对抗，总有相当一部分普通社会群体倾向于、同情于或者帮助于某一政治集团，一旦发生两党之间的大屠杀，这些有政治倾向性的无辜者也被殃及池鱼，不少人为此丢了性命，或失掉了人身自由;
其三，当各方政治力量处于武力对抗、不共戴天、且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不是你存就是我亡的生死博弈状态时，保持政治集团内部的“纯洁”性，防止一切敌对势力的侵入以“从内部攻破堡垒”，必须不断地清除打入集团内部的敌对分子、异已分子。而这种清除，在各方政治集团之间的暴力对抗处于特别残酷、特别危急的时刻，往往“宁愿错杀一千，不能放过一个”，发展成集团内部大规模的迫害和屠杀，而其中一部分甚至绝大部分往往都是被冤关冤杀的。以国民党为例。在1927年的清党运动中，国民党不仅杀了数万共产党人，而且杀了更多的本党党员和倾向于共产党的普通群众。那么，这场清党运动倒底杀了多少人呢?目前各方统计数字并不一致，出入较大。据中共“六大”所作的不完全统计，1927年4月至1928年上半年，在“清党”名义下被杀害的有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余人，其余都是国民党员和普通群众。问题是，国民党本党党员究竟被杀多少?有不少观点认为杀了三十几万。但比较权威的说法是，清党前，全国国民党党员总数在100万以上。清党后，据1929年10月统计，国民党党员总数减至65万余人。减少了三分之一。但这三分之一中并不是所有人都被杀害，还有大量的不愿重新登记自动脱党的党员。这次清党中，国民党当权者草菅人命、滥杀无辜已经到了杀红了眼、丧心病狂的程度。广州清党时，军警将凡是穿西装、中山装和学生服的，以及头发向后梳的，统统当作共产党予以逮捕，其中不少人惨遭杀害;吴开先(其时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任组织部秘书，后成为CC系的一员干将)曾亲历上海清党时的纷乱情形。他事后向陈立夫言及“无辜人民之遭害者更不计其数，言之至为痛心”。陈立夫晚年亦承认，清党“对本党之失去学界同情及一般人民之失望，均属无可补偿之损失也。”
再看共产党。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共内部的肃反运动中自相残杀的疯狂丝毫不比国民党的清党逊色。这里无须多说，“百度”一下有关资料就可一目了然：“据萧克将军回忆录记载，中央苏区肃反累计屠杀了10万红军。国民党在中央红军长征前多年来消灭的红军也没这么多。由于被杀的红军太多，长征出发前，苏区五个月紧急‘扩红’8万人，完不成任务的就杀。中央苏区地处江西、福建，在它存在的四年中，人口在全国下降最多。根据中国人口统计，从1931年到1935年，江西根据地内为中共完全控制的15个县(不包括为中共部分控制的边缘县)，人口减少50多万，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闽西根据地的减少幅度也差不多。中央苏区人口共下降70万。由于住在这些地带的人很难外逃，这70万基本上应属于死亡人数。毛泽东去世后的1983年，江西有238844肃反被杀的人被官方追认为烈士。1991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记载:肃清AB团和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是严重臆测和逼供信的产物，混淆了敌我，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其中AB团被害7万多人、社会民主党6352人、改组派2万多人。”可见，中央苏区在肃反中被杀的远远不止十万红军，至少还有十多万地方党员干部和普通群众被害。这还不包括湘鄂西等其他根据地肃反中被杀的人。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国共两党作为现代政党，都把现代民主革命的目标作为自己的政治纲领，且张口“民主”，闭口“民权”，但为什么对人的最基本的生命权竟如此蔑视，如此践踏，如此残忍，以至到了丧心病狂嗜血成性、将同类视如猪狗任意屠戮宰割的地步呢?在空气中都弥漫着浓烈的血腥味的政治生态中，再奢谈什么启蒙运动，什么人的尊严人的权利人的自由，不是天大的笑话吗?而启蒙运动遭到如此戏弄颠覆，究竟是“救亡”需要，还是“权争”需要呢?
第三，我们看到，当各方政治力量将消灭所有政治对手作为由自己武力统一中国的必须前提时，它遵循的逻辑必然是：一旦突破消灭对手的个体生命这根人权的最低底线时，那么剥夺政治对手所有基本权利和自由的行为，便顺理成章了。不仅如此，只要这个逻辑一成立并付诸实施，那么剥夺、践踏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范围，就不可能仅仅限于政治对手范围，而必然扩大到全部社会成员范围。因为其他社会成员的政治生存状态，必须取决于他们对各方政治对手的态度和立场。一旦站错立场或表错态度，就会被一方政治力量归入敌人的范围而遭受灭顶之灾。保持中立，往往是根本不可能的。比如文革中，大陆上任何一个社会成员如果不想招来飞来横祸，就必须表明他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坚定的拥护者，是无产阶级革命派中的一员。如此，尽管这些没有固定政治立场、不属于任何政治集团的社会成员虽然保住了生命和不受迫害的最低生存状态，但他们大量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同样被无情地剥夺了。因为任何一个最后胜出并掌握全部国家政权的政治集团对其政治敌人范围之外的所有“治下”民众的基本要求，就是让他们“臣服”。而“臣民”的天职就是无条件服众，是根本不能讲什么权利和自由的。因此，围绕“权争”而展开的暴力斗争一旦进入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极致状态，那么生发出来的那个逻辑的内在本质，就是和启蒙运动的核心价值针锋相对，水火不容的。
但在中国，举凡用武力争夺全国政权、并由最后胜出一方重新统一中国的政治斗争，还有另一层面的历史内涵，即最后胜出的一方必须成功地实施社会意识形态的高度垄断，否则，他用暴力夺来的政权是无法“长寿”的。在中国皇权社会，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高度垄断和严密的思想控制，至少有三个层面的必要性和必须性：之一，皇权合法性来源需要全部社会成员的高度认同。没有这种认同，或者皇权备受质疑或批评、谴责，皇帝还能坐稳一天“龙椅”吗?因此，由为皇权合法性提供理论支撑、政治支撑、道德伦理支撑的“国家学说”一统社会意识形态，便成为皇帝坐稳龙椅的第一要义;之二，西周封君封臣制度的崩溃说明了一个最简单的政治原理：依靠最高统治者血亲系统中按亲疏远近、等级差序产生出来的贵族政治集团治理国家，是根本行不通的，注定要灭亡的。根本原因只有一个：亲近繁殖。亲近繁殖是自然界任何一个物种难逃衰退灭亡的渊薮。人类政治生活也是这样。因此，一个皇帝要将自己的“家天下”世世代代传承下去，如果他只用自己血脉中的家族成员治理国家，那只是痴心妄想，自取灭亡，因为他犯了“近亲繁殖”的大忌。为此，他必须主要依靠一支庞大的、和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官僚队伍来治理国家，才能规避“近亲繁殖”带来的政治祸害。那么，怎样保证这支官僚队伍忠于自己，成为他治理国家的利器和驯服工具呢?最根本的办法，就是让所有的官员都拥有统一的政治信仰，就是从心眼里、从理念上、从整个灵魂中维系对皇权的敬仰，直至对“天子”“忠贞不渝、肝脑涂地”。那么，这支官僚队伍统一的政治信仰从何而来?当然从皇权对整个社会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领域的高度垄断中来;之三，在中国皇权社会，坐上龙椅的皇帝，最怕的是什么?是社会上异已政治力量的产生，而这些政治力量往往就是阴谋推翻皇帝宝座并想取而代之的大敌。防止这些政治力量产生当然有种种办法，但最釜底抽薪的办法就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严厉控制。因为所谓任何“异端思想”，往往都会成为异已政治力量产生的源头和温床。
在中国皇权时代，无论哪个新朝取代旧朝、或者哪个开国皇帝坐上龙椅，实施思想控制和社会意识形态垄断的思想武器都是现成的，那就是以孔孟之道为主、法家道家理论为辅的理论学说。但这套思想理论武器，到了辛亥革命之后，就不灵了，被历史淘汰了。怎么办?在实施用武力重新统一中国的各方政治力量中，谁能够预先为夺取政权后实施高度意识形态垄断准备理论武器，并在夺权政权之前就进行尝试、实践和预演，谁就多几分胜出的把握。在这方面，中共要比国民党做得强多了。一个延安整风运动，就把党的核心层干部乃至全党干部的“意识形态”围绕毛泽东这个“最高思想权威”高度统一、垄断起来，并创建了一个如何达到“信仰统一、思想统一、组织统一”的实施模板，以便夺取全国政权后将这个模板迅速扩展到全国的知识分子队伍和思想文化界中，这也许是中共成为最后一个胜出者的主要原因之一吧。事实上，中共从建党的第一天起，就着手创建一支政治信仰高度一致的干部队伍，只是在延安整风之前，这种统一的政治信仰还没有一个定于一尊的具体对象，一个全党的领袖人物。延安整风之后，这个定于一尊的领袖人物——也就相当于中国古代的“君王”——终于落实了。相比而言，国民党有三民主义，有干部队伍，有最高领袖，也有现代政党组织，但它的党员、干部队伍，其政治信仰真的统一，真的“虔诚”，真的“忠贞不渝吗”?相比中共，恐怕要大打折扣吧?而有没有一支政治信仰高度统一的干部队伍，对于各方政治力量能否从逐鹿中原中最后胜出，恐怕也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吧?至于中共建国后在意识形态垄断和思想文化控制方面如何“高招迭出”、“好戏连台”，以致闹得腥风血雨，天翻地覆，那就不去说它了。只是国民党逃到台湾后痛定思痛，企图“亡羊补牢”，变本加厉、别出心裁地加强思想控制，进行意识形态垄断，严厉书报检查，封杀不同声音，大搞以言获罪，但为时已晚，大陆已经丢了，所谓“反攻”、“光复”，不过形同梦呓而已。
呜呼!正是高度的意识形态垄断、严厉的思想控制、统一的政治信仰这一着，将中国百年以来的现代启蒙运动的底蕴掀了个“底翻天”，给其带来了灭顶之灾。
至于中国的现代启蒙运动是否还有“救”，它的“现在进行时”状况如何，前景如何，那就不是本文所探讨的问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