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方：《李一氓回忆录》再版序

李一氓同志的女儿菽菽近日告知，人民出版社决定再版重印《李一氓回忆录》，并要我为之写一篇序。我爽快地答应了他们的要求。这不仅因为我和一氓同志有40 年亲密交往的情谊，更重要的还是我以为他的回忆录别具一格，与众不同，很值得推广和流传。

在我看来，李一氓的《回忆录》具有以下几个重要特点。

第一，亲自动手。自己写自己的传记或回忆录，似乎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但对当时和以前的一些老领导人来说，却是少有的。过去所看到的一些领导人写自传或回忆录的情况，多是组织一个专门班子，在领导人自己或指定的专人（如长期跟本人工作的秘书）主持和指导下，分头搜集材料、核查史实、执笔起草、集体讨论、一再修改、经本人审阅订正后出版。这除了年老体衰和还有其他工作外，资历和地位也是重要因素。按道理，李一氓也应属于这样的领导人。他1925年入党，此后即轮番在文武两条战线上担负一定的领导工作，最后于1985年9月在新设立的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上当选为常务委员。而按当时的规定，顾委常委的政治地位和物质待遇，相当于中央政治局委员。但李一氓写回忆录，却是以八十多岁的高龄，既无班子，也无助手，单枪匹马，亲自一笔一划地在稿纸上爬格子。只是最后剩下一小部分，由于白内障发展迅速，才不得不找了一位并非专业的年轻人帮助录音整理。即使如此，除了以前亲自所写有点属于业余爱好的第十章《过眼云烟》外，整个回忆录也只写到1949年6月由大连来到北京（当时称北平），此后的经历就都付之阙如了。

第二，严于律己。列宁说他从来不相信人们的回忆录，因为不但人们的记忆力终究有限，对过去的事很难记得准确，而且许多作者还往往在回忆录中夸大个人作用，显示一贯正确，功劳归自己，过错推别人。在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颳起的写回忆录之风中，果然出现了这种情况。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曾有针对性地发过一个中央文件，提出写回忆录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过李一氓的回忆录却破除了列宁的这一武断概括，不仅没有列宁指出的这类毛病，还显得特别谦虚，在叙述工作成绩和错误时，多是对己严对人宽，绝不夸功诿过。特别使我感动的是，皖南事变中，军部被打散后，他仿效新四军主要领导人项英、袁国平的做法，自行离开队伍，试图逃出敌人的包围圈，结果没能成功，就又回到部队，前后时间不到十小时。在外人看来，这似乎算不得什么大问题，因为既有当时被围剿的严峻形势，又有领导人项、袁等可视为榜样的行为，自己只是领着几个同志效法而已，况且最后还失败了。可是一氓同志却看得十分严重，认为这是自行脱离部队，因而是他有生以来犯的一个最大错误，每次提起都会脸红（他的夫人王仪认为提得过重，出版时改为“总是一个这一生都感到遗憾的错误”）。组织上安排的两个通读校订的人，钱李仁和我也没提出不同意见，就这样出版了。

还可指出一个严于律己的例子，就是抗战前夕，作为毛泽东的特使，一氓同志带着毛的亲笔信去四川见刘湘，做刘的工作。但是不巧，他到成都时，刘湘却去了武汉，并最后死于武汉，毛泽东交的任务是没法完成了，他只好回延安复命。可是一氓同志事后仍觉得做的不够，并检讨说，去四川的工作“不一定限制在刘湘这个范围，应该同时进行刘文辉、田颂尧各处的统战工作，还应该通过我三哥的老关系做老‘一军系’熊式辉部下的工作……”对此，他感到是个遗憾。

第三，实事求是。这早已成为人们的口头禅，但在写回忆录时却最不容易做到。比较普遍的毛病就是夸功诿过，编造情节，讨好领导，宣扬自己。例如和《李一氓回忆录》同一时期出版的一本比较权威的回忆录，就不够实事求是。写到长征途中，陈云奉派去上海（后赴苏联）就不仅违背事实，还添油加醋。如说陈云是和潘汉年一起离队（实际上是分开走的），还编了一些活灵活现的情景，说两天后陈云的妻子于若木找他问，陈云到哪儿去了？而事实是，于若木并未参加长征，她和陈云结婚也是两三年以后在延安的事。《李一氓回忆录》不但没有这类荒诞的编造，而且就是一般经历的描述也都是照实写来，丝毫没有夸大或缩小的斧凿刀痕之处。中国修史的一个优良传统是“尊重史实，纪史以实”。这一点，《李一氓回忆录》是完全做到了。

第四，朴实无华。现在有些回忆录或自传、传记，写的像小说，对已过去多年的史实和经历，凭现在的认识和想象描写得非常生动，有声有色，对没有第三人参加的已故去的两个人的谈话，也可以编得长篇大论，对双方讲的话还打上了引号。其实，在没有速记和录音的条件下，作者又不在场，所有打引号的话都是靠不住的。就是本人自己多年前说过的话，也不可能记忆准确到打引号的程度。即以被人们称颂了两千年的司马迁的《史记》，就不能完全信以为史，而有更大的文学成分。所以鲁迅在肯定其为“史学绝唱”的同时，也指出它是“无韵的《离骚》”。旅美历史学家唐德刚更干脆说它只是文学著作，而不是历史，并列举对吕不韦和嫪毐的描写为例，说明不可全信。李一氓曾被称为昔日“创造社（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郭沫若为代表的文学团体）健将”，有雄厚的古文底子（尤以熟谙诗词歌赋著称）、很高的文字水平。但他在《回忆录》中却没有特别表现，而是平铺直叙、如谈家常；不但让人好读好懂，而且还会确信无疑。

第五，“不攀领导”、“不挟名人以自重”。这是一氓同志的为人之道，贯彻了一生，在本书的《自序》中还特别作了说明。他和党的许多领导人很熟，有些人还长期共过事，但他全是淡然处之。有事时提到（也多是一笔带过），没事时根本不提，绝不渲染，更无专门的铺陈描绘。例如他当过毛泽东的秘书和为统战去见四川军阀刘湘的特使；跟周恩来从北伐到上海、再到中央苏区工作多年，还在长征前夕共同介绍郭沫若入党；跟刘少奇和陈毅在苏北工作过一个时期；和邓小平也熟，长征时遵义会议期间还同住一屋，等等。但《回忆录》中却很少写他自己和他们之间的接触和来往，更没有哪怕一半句带引号的对话。他认识和接触过不少文化名人包括鲁迅，也只是有事时提一下，不作什么议论，没事时根本不提。有一次我曾建议他把在上海从事文化工作时有关同鲁迅、“左联”等的接触写详细点，他也拒不采纳。还说，同鲁迅的来往是党和鲁迅的关系，非关个人的事；在文委，他只是打杂跑龙套，没什么好说的。

最后，再交代一下我和这部《回忆录》的一点关系。一氓同志在《自序》中最后提到，“关于全稿，我请何方和陈易同志审阅过。”陈易同志，我不认识；他是怎样审阅的，我也不知道。至于说到我的“审阅”，就实在担待不起了。我同这部《回忆录》的关系，只可指出以下几点：

一是我属于建议和推动写这部《回忆录》的一个积极分子。由于一氓同志平等待人，毫无架子，所以1950年一同调入驻联合国代表团后，很快就交上了我这个小朋友，结果同在代表团一年半，我们已称得上莫逆之交。此后仍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特别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党中央指定他出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他就一直坐在家里，或是翻阅古籍，或是练习书法，很少外出。在这最后的十年里，我们更是经常见面，海阔天空，无所不谈。如果有一个月左右，我因工作忙而没有去看他，他就会打来电话，或真或假地问道,“你是不是生病了？” 他有什么新的重要消息，也会直截了当地让我去他家，听他的转告或传达。这都说明他对我的完全信任。我对他也极为尊重，崇拜他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为人和拥有广博深邃的学问。正是这种亲切的忘年交和相互信任，使我在他进入晚年时，总是担心他把脑子里的好东西带走，所以力催他以回忆录的形式留给后人。

二是一氓同志在写《回忆录》时，我多少有些参与。这是指除经常的商谈外，还有几个似成定规的做法，就是他写一大段（通常为十数八页）后，立即将打印好的稿子送我阅读修改；我也毫不客气地阅提意见。而且这并非走形式，除了文字的某些修订外，内容上也提过重要意见。例如“文革”中红卫兵追查皖南事变，由于钱俊瑞的“胡乱攀诬，把余立金和我拉了进去，说是都被国民党捉去，叛变了。” 因而害得他落下了“既非事出有因，更是查无实据的皖南事变的案子， 在监狱里一拖就是五年。”紧接着他就大批特批起了钱俊瑞，不但这件事，而且联系到了钱的生平作为，写了好几页。我看后觉得不妥，建议他还是就事论事，只批这次“攀诬”，不必算总账。钱俊瑞也算名人，当时还担任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况且钱俊瑞已经认错，还特意托我向他讲情。但他仍气呼呼地不依不饶。 后来经过大家的劝说，他也冷静了下来，对钱的批评就删去原稿的一大半，只剩下现在《回忆录》中这几行了。

三是他的《回忆录》写完后，指定我通读两遍，对整个文章结构和各处文字做最后的校订和统改。我按他要求做完后交卷。

这就是我和《李一氓回忆录》的关系。

                                                                  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