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铁如：我的1976

1976年过去四十年了，它注定要在中国历史上留下难以忘怀的一页。一九六零年代及此前出生的人，都经历过并在记忆中不可磨灭地留下那中国命运和自己命运面临转折的一年。

古语列举出不吉利的预兆：巨星陨落，山崩地裂，改朝换代，这竟然在1976年聚拢在一起了。这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逝世;毛泽东逝世前，唐山大地震;毛泽东逝世后不到一个月，“四人帮”被抓，华国锋时代到来，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者用“改朝换代”来形容似乎不大妥，但确实是新时代、好时代要到来了。

巨星开始陨落

1976年元旦后不久的1月8日一大早，我就被场部里广播喇叭播出的哀乐叫停了，往下一听，是周恩来总理逝世的讣告。虽然预料，但毕竟呆住， 心中的巨星陨落了。

我在场部政治处“帮工”已经两年了，能够从连队干苦力中出来“舞文弄墨”，与“批林批孔”运动有关。但那时不知道运动组织者把矛头指向周恩来。1974年1月18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转发由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批林批孔”便在全国开展了。“四人帮”垮台后我才知道是江青一伙借“批林批孔”之机，到处煽风点火，大搞“影射史学”，批宰相、批周公、批“现代的大儒”、“党内的大儒”，露骨地攻击周恩来;他们借批林彪“克己复礼”，影射周恩来1972年以来进行的调整工作是“复辟倒退”、“右倾回潮”。当时，我们南粤小地方的小民，是决不知道这等复杂的政治因素裹在里面的，只知道周恩来带病日夜操劳而为其担心。

“批林批孔”开展后，团(农场)里大概根据上面的指示，要成立“批林批孔”小组，我就被“借”出来参加“批林批孔”了。我那时当然不知道高层里“批林批孔”包含的祸心，只是庆幸自己不用整天顶着星星和烈日干苦力了。那时盛行“借调”，就是利用你的长处做事情，但身份和工资待遇仍然按照以前不变。他们看中我，大概是政治处从连队里让我写的好人好事广播稿里，物色了“人才”。

到“批林批孔”小组后，我写了一首“林彪和孔老二”的五言快板诗，竟然被“兵团战士报”登载了，令政治处的人刮目相看。后来我写了描述连队里“抓革命促生产”的一些稿件又被“兵团战士报”登载了，他们便紧紧抓住我这“笔杆子”了。兵团体制重新交回地方恢复农场体制后，农场里开展“路线教育运动”，又让我收集资料撰写汇报和总结，甚至给领导写发言稿。我下连队了解情况时，颇有点“狐假虎威”的感觉。但对我而言，劳“心”总比劳“力”好，这种“孔老二”的遗毒不管怎么批，都是留在身上的。就这样在场政治处混了两年。

1月8号上午上班时我回到政治处，很快和大家一起忙着准备周恩来追悼大会的横幅，有的写字，有的剪字，最后粘贴在白布长幅上。下午开追悼大会的事已通过电话总机电话通知附近的连队来参加了。可是临近中午，又接到上面的通知，说不开追悼会，要继续坚持工作，“化悲痛为力量”。和我同住一房的任场团委书记的知青遵武气愤地说，他们不给开我们自己开!可是，上面的指示不得不执行，追悼会就这样流产了，当时我们真不明白是为什么。“四人帮”倒台后才知道，他们惧怕总理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威望，所以急忙下令停止进行周总理的追悼会，所以才有后来的“十里长街送总理”和“四·五运动”，人们用这些行动表达了隐藏多年的爱和恨。

“阶级斗争”是个“纲”

那时候，“阶级斗争为纲”是个热门话，无论是报纸里还是我给领导写的报告里，都少不了此话，并且我们把它作为行动指南。真是“阶级斗争”为“缸”了，什么都往里面装。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各农场轮流搞“基本路线教育”运动。1976年春节过后，我就被县委农场部领导下的“县农场路线基本教育运动办公室”抽调去作办公室的工作了。办公室设在开展运动的H农场，另外一个开展运动的是Z农场，于是我经常在两个农场之间跑。

到H农场后，遇到的“阶级斗争”最最重大的事情莫过于“四·五”天安门事件了。那天晚上，我正在H场部办公大楼前面空地上看电视，广播里就传来北京爆发天安门事件的报道。广播里说，一小撮反党分子利用清明节前后，煽动人民群众，聚集于天安门广场，借助于悼念周恩来，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献花篮、送花圈、贴传单、作诗词，拥护邓小平，反对中央文革。晚上九时半，北京出动了民兵、警察和卫戍部队，包围天安门广场，对留在广场的坏人坚决镇压和逮捕。事件的黑后台是邓小平，所以认定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并作出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我们当然地感觉“阶级斗争”太尖锐复杂了。记得一年前我在县里开报道会议时，就听到会议主持人传达上面的精神时，说曾被封锁为“毒草”的电影《创业》开禁了。该影片以铁人王进喜为原型、以大庆石油工人艰苦奋斗的史实为依据，再现了当年大庆人创业时的艰难和油田的风貌。电影公映后好评如潮，但后来听说该片有许多罪状，便停映了。以后才知道其中来龙去脉。原来1975年2月，江青调看了影片《创业》后当即暴跳如雷，认为这个电影是为余秋里、康世恩等以前主管石油部门的老同志以及刘少奇翻案，在政治上、艺术上都有严重错误，所列罪状达十条之多。邓小平1975年因周总理病重接手国务院开始了全面整顿，不敢公开解禁该片，便巧妙地通过编剧给毛主席写信诉说该事。毛的一句肯定的话，就为《创业》解禁了。这种来龙去脉我当时当然不知道，但会议传达是给我们好消息了，传达中还说到当前学校里不系统传授科学文化等教育问题。我把这些消息带回去告诉同事，但才一个星期，就“反击右倾翻案风”了。原来我听到的都是右倾翻案要搞的东西，现在邓小平的贼心又被中央识破了，多危险啊，我被“右”蒙蔽了!

我经常到Z农场了解运动开展的情况，也到了白石岭队。我场政治处后来当了主任的卓中在该队当工作组长。因为以县农场运动办公室的名义来，卓中竟要向我汇报工作，我又有“狐假虎威”的良好感觉。他说到队里抓的阶级斗争重点针对队里几个五十年代初被“开除出党”的人身上。他们曾经是共产党游击队，但后来被清除出去了，肯定对党心怀不满。听了后，我对他们有“兔死狐悲”之感，因为我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父母也有如此下场，只是仍然干“劳心”的工作，比他们在农场“劳力”好些。直到最近，当年的档案公开，才知道当时在全省批判“和平土改”中，对建国初期家乡“原来的地方干部作为‘旧基层’对待，县委主要成员被撤换或调离，9个区的区委书记(兼区长)撤了8个，42个乡(镇)的主要骨干大部分被清洗，全县被作‘旧基层’清洗的干部达二百多人”。于是，这两百多人必然在以后接瞳而来的各次政治运动中成为“运动员”。在白石岭，我表面上不好说什么，但看见这些“运动员”，心里很不是滋味。

Z农场正在开展平整土地的大会战，先用拖拉机把泥土松开，然后人力把土扒平。为此，集中了全场的机耕力量和数以千计的人力大干。原来低地的水田都被新土覆盖，为的是把原来高低起伏的地变成一大片平整的地，说是显示“农业学大寨”的气概。许多人对把瘦瘠的红土覆盖了原来肥沃的农田很有意见，但也得干。场工作队队长是地区农垦局管生产的处长，对此做法也有看法，但在Z场书记“农业学大寨”的旗帜下，也不敢有力地反对。

阶级斗争的复杂性也在H农场的一个边远队显示出来，H场准备在那里开现场会，于是先让我过去帮准备材料。该队书记曾经汇报他们队一个老右派这样那样的“反动”表现，把他作为“阶级斗争”的对象。该“右派”的女儿也在该队，嫁了个军人。一次，“右派”女儿一个人在室内谷仓收拾稻谷，队书记进来把门关上，把女的奸污了，他答应帮女的父亲过关，不再整他。女的为了父亲，含泪以身相许了。这样多次后，女子发现父亲的处境没好转，便愤而向工作组揭发队书记的禽兽行为，于是就有了这“阶级斗争”的典型。但队书记也是出身好的人呀，并且是退伍军人呢!于是我在准备材料的过程中，把队书记说是受到“资产阶级腐朽方式”的影响。反正，什么罪错的东西都说到地主、资本主义剥削阶级的影响就没错。不过，从这事本身，我真正领教了“乘人之危”的险恶。[page]

山崩地裂了

人类将永远铭记历史的这个时刻：公元一千九百七十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北京时间凌晨三时四十二分五十三点八秒，发生唐山大地震。这是四百多年世界地震史上最悲惨的一页。 死亡：24万2千7百69人，重伤：16万4千8百51人 。

这数字是我在网络上查到的。那时，根本没有有关数字的透露。当时报纸上报道，震后有个人从唐山开车直奔北京长安街新华门，向中央领导汇报，才使唐山大地震惊动全国。那时，没有捐款捐物，因为全国都很穷。文革后我才知道，许多国家，包括我们认为“敌对”的国家，都要捐款和派出救援队，像汶川地震那样。但那时我们都回绝了，要“自力更生”，不要帝国主义同情。

地震不会传到我们南粤，但地震的恐惧却深深地传到每一处。我们住的招待所是平房，大家都把床搬到室外空地，用茅草搭起来，茅草中间夹着发下的塑料薄膜，防止雨水。于是，每天晚上，我们男男女女同一个星空下，谈天说地中进入梦乡。我回到城里的家，也是搭起棚子露天宿在外面。也许旅馆也不敢招留客人了。

地质造成的山崩地裂的悲痛还没过去，政治上的山崩地裂又出现了，那是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

那天，在农场开展路线教育的两个农场各队的工作组长，要集中H农场开会，布置总结汇报和收队结束运动的事宜。大家将要集中，很是高兴，各自都准备晚餐加菜甚至喝点酒庆贺收队。我们运动办公室的人都认识卓中，也让厨房帮买了猪肉、鸭子晚餐加菜。

下午，我们，包括来集中开会的人到离场部两公里外的地方铲草积肥，突然间接到通知要在下午4点钟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重要广播。很快地，扩音机、大喇叭都拉来架好。我心里自嘀咕着是什么事情这么重要，一种不祥的预兆开始出现。

下午4点整，喇叭传出低沉缓慢的声音：“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中央军委《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刚听到这一句，.我就预感到下文要说什么了。下文果真告诉我们政治上的山崩地裂，不止是巨星陨落，是红太阳陨落了!现场里许多哭声，我心里在哭喊着：“以后怎么办?”我们依赖“大救星”“红太阳”指路惯了，真不知道以后怎么办了!

回到招待所住房里，大家心情稍稍平静下来了，照样吃掉猪肉、鸭子，也丝毫不减胃口。大家也没有互相猜忌：“你为什么不影响胃口那?”幸好我们没喝酒，因为当晚喝酒的一个工作组长事后被发现，遭到党内警告处分。

第二天，场里接到地方派出所的电话，说一个你们农场的知青，9号晚唱歌喝酒作乐。这还了得，在全国人民悲痛的时候还作乐?场里便派出保卫科的人开车把该知青抓回来，然后对他进行批斗。

天安门前召开悼念毛泽东逝世的大会时，我们和附近各队的代表都在场部礼堂里站着听大会实况直播，各单位送的花圈都摆放在礼堂里面。直播中，不知是因为过度悲痛，还是空气不好，时有人扑通地倒下去。有人把他们抬出去，其他人照旧一动也不动地听着转播的大会里的发言。

以后的花圈怎么处理不知道。但若干年后有网文说新疆某农场因为礼堂里堆放着这种花圈，谁都不敢处理，以致77年2月18日大年初一晚在礼堂放映电影时，调皮的小孩点放被称为“地老鼠”的花炮，乱窜的花炮跳到花圈上，便造成火灾，烧死六百多人，真惨那!但那时对外宣传只能说是“苏修搞破坏，阶级敌人放的火”，没人敢说真话。

改朝换代

路线教育在“山崩地裂”中结束了，工作队放一周的假。H农场本来想调我过去，因为我所在的农场老是把我作为临时“工具”，但我所在农场不肯放，说已安排我到农场中学了，我很无奈。学校早已开学，但我照用一周假期到广西兴安姐姐处。

姐和姐夫是名校名系民用与工业建筑专业毕业，但碰上了文革年代，不管民用还是工业建筑都少而又少。分配的人不知是不懂，以为建筑和水泥分不开，还是没办法，就把姐和姐夫还在恋爱中的一对分到水泥厂了。水泥生产属于硅酸盐工业，和建筑设计其实是两码事。“深挖洞”不用什么建筑设计，但令水泥大派用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是当时的最高指示，直到1978年后我读大学时，还参加挖地下防空洞的劳动)。那时，买点水泥不容易，还要凭票呢!

厂区坐落在石灰岩质的山里面，周围的山便是生产水泥的好原料。但阶级斗争的火药味仍然弥漫在这山里面，宿舍外的墙上贴着追查厂里“4·5”期间到过北京的职工的揭发大字报。

周末，姐全家人带着我去看兴安著名的灵渠，那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运河，建于秦始皇时期的公元前214年，沟通着长江水系的湘江和珠江水系的漓江。我们在铧嘴赤脚淌着清凉的水，目睹铧嘴把河水劈分为二，一由南渠合于漓，一由北渠归于湘。奔流的河水似乎述说着古人的智慧，可惜今人把智慧用于“与人斗”了，不过这种想法是好多年以后才敢冒出来的。

回到农场中学里，已是九月下旬，课室仍设在地震时搭的大竹棚里。我们白天在竹棚里上课，晚上还是“不怕死”地住进平房宿舍。

我的工作是上初二年级一个班的语文，高中毕业班的历史和兼副班主任(高中才一个班)。我和担任正班主任的元清同住一个房，国庆过后大概十来天，他指着报纸的标题和文章对我说，你看，有人篡改毛主席的指示，现在也不提以前常说的“按既定方针办”了。谁能篡改毛主席指示?他没有明说，只是提出问题让我思考。我吃了一惊，半信半疑，是不是中央什么大人物又出问题了?

此后不多久的一天，上完第一节课回宿舍喝开水时，有同事告诉我，收音机广播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中央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抓了，首都人民在庆祝。上第二节课时，我把这些消息告诉学生了，他们都欢呼起来。不知道他们是紧跟中央，还是本来就对“四人帮”不满。第二节课下课后，我心里不落实，连忙打开收音机亲自听一遍，才确信世道已变。

拿“改朝换代”来形容粉碎“四人帮”不知是否恰当，但它确实意味着“四人帮”曾经把控或干扰朝政的时代已经结束，华国锋的时代已经来临。

此后，当然是狠批“四人帮”了，他们赖以作恶的“文化大革命”也宣告结束。十年里，非正常死亡多少人?伤害多少人?毁灭古迹文物多少?令中国落后世界多少年?更重要的是破坏了的传统优秀文化难以用数字衡量，人心由热变冷也难以用数字衡量!“文化”被革了命，曾以文化牵手的人以“互斗”代替了“互爱”，越来越疏远。在文化废墟上彼此孤立的人能不冷吗?

文革开始已过去五十年了，结束也四十年了，被“史无前例”的十年破坏的东西在修修补补中恢复着。我们在恢复中改变和超越，但善良的人们担心“文革”的土壤还存在，会继续营养着企图卷土重来的人!

希望这种担心是多余，“人们啊，我爱你们，但你们要警惕!”(伏契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