灌水:田家英是怎么死的

发布时间:2016-07-18 22:08 作者: 浏览:362次
田家英,四川成都人。

1936年在成都参加抗日救亡工作。次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1938年入陕北公学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延安马列学院教员、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研究员、中共中央宣传部历史组组员。

1942年1月8日,田家英在《解放日报》发表的杂文《从侯方域说起》,受到毛泽东的好评。1948年,经过胡乔木的推荐,田家英到毛泽东身边当秘书,直至1966年。

1954年后,兼任国家主席办公厅、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是中共八大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著有《学习〈为人民服务〉,宣传毛泽东思想》、《中国妇女生活史话》,编有《民国以来大事年表》等。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第一至四卷的编辑出版工作,曾言“毛泽东思想己渗入到我的骨髓里”。

1958年北戴河会议上,田家英被点名批判为“右倾”。

1959年庐山会议后期,田家英被揭发有“右倾”倾向和言行。会上曾表示,他离开中南海的时候,准备向毛泽东提3条意见:一是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二是不要百年之后有人来议论;三是听不得批评,别人很难进言。

1960年代初,田家英向毛泽东建议起草农村工作条例,后参加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村工作“六十条”,对纠正“大跃进”运动以来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产生了积极作用,毛泽东曾说:“""""六十条’的发明权在田家英。”后还曾向毛泽东建议“包产到户”,并起草《恢复农业生产的十大政策》,遭到批评。

1965年12月,田家英被安上“篡改毛泽东著作”的罪名。

1966年初,田家英曾对一位朋友说:“林则徐的诗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是我的人生座右铭。真理我要坚持到底。直到停止呼吸,绝不出卖灵魂,绝不向错误屈服。”

1966年5月22日,田家英被逐出中南海。5月23日,死于中南海永福堂。死因有争议,一说上吊身亡,一说开枪自杀,一说他杀。

1980年初,田家英冤案得以平反昭雪。

1980年3月28日,田家英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公墓礼堂举行,悼词中说:“家英同志是一位经过长期革命锻炼,忠于党、忠于人民,有才学的优秀共产党员。他为共产主义事业努力奋斗,作了大量的工作。”“几十年的实际行动证明,家英同志确实是一个诚实的人,正派的人,有革命骨气的人。他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他很少随声附和,很少讲违心话……”

中央一直宣称,MZD的政治秘书田家英是一九六六年五月自杀身亡的。据中共中央组织部(外调一九七八-七-00六六一二)号档案记载:田家英接到中央要来人和他作最后一次挽救性谈话的电话后,约一小时在寓所永福堂,用五四型手枪开枪自杀的。枪声惊动了警卫。汪东兴接获警卫报告后,和内卫朱国华赶到现场,证实田家英已死。汪东兴报告主席请示处理意见,主席说:死了人都要我管吗?他选择了自绝于人民的道路。又请示总理,总理说:是自杀吗?要送医院验尸,这是法律手续。后又说:按主席的指示办。当天下午,是以化名,由公安部出面送去火化的。

一九八0年三月,田家英终于获得了平反昭雪。

胡耀邦、邓小平、陈云、彭真都就田家英家属来信的要求,做出批示。其中指出:田家英是自杀吗?为什么不送验尸?为什么有关档案会失落?田家英有关资料的去向如何?朱国华为什么自杀?对这些问题,汪东兴要有个如实交代。

一九八0年四月一日,由中纪委常务书记黄克诚、中办副秘书长姚依林,代表中共中央、中纪委,就田家英死亡问题,找汪东兴谈了话,给予汪东兴选择如实交代田家英死因和有关档案失落原因的机会,他的选择将直接关系到汪本人的下场。

汪东兴当时先硬后软,冲着黄、姚二人说:没想到清算到主席身上,连我现在什么职务都没有了也不放过。

黄克诚说:汪东兴同志,我们不是来跟你做交易,我们是代表党、纪委,给你机会。历史是不能颠倒的。田家英是自杀吗?这,你不清楚吗?最后,黄克诚,姚依林限汪东兴在三天时间内作出回答,反思。

一九八0年四月四日,汪东兴向中央办公厅提交了对田家英死亡事件的交代报告。

该报告被列为中共中央档案局〔一九八0—四—00九0一四〕号档案,附有备注:待查证。并有中纪委第一书记陈云,常务书记黄克诚的签字。

该档案的汪东兴笔录摘要如下:

我接主席指示,要我到田家英寓所能否跟田谈一下,不要走到反的一方,不能自拔。五月二十三日上午十时,我和内卫到永福堂田家英寓所,向田传达了主席的关怀,问他有什么想法?田冷漠地笑了一下,说:十八年了,我思想一贯右倾,一贯反马克思主义,一贯和主席唱反调,一贯和彭德怀、彭真、杨尚昆搞在一起。主席为什么留我在身边?我问田:还有什么想法?田说:不能违背事实讲话了。彭德怀、彭真、杨尚昆,还有一批和主席南征北战的领导同志,他们怎么会是反党,反马克思主义?让历史见证。我说:不要执迷不悟,否则下场比彭德怀、彭真、杨尚昆还要惨!田家英立即回答:请报告主席,我田家英对主席了解了,主席也会对我田家英了解。我接受还要惨的结局。说着,田家英把杯子用力朝地一摔,表达了他和主席的决裂。当时气氛激烈,内卫朱国华失控,朝田家英开了一枪。我即招呼警卫上前一看,田家英已死,随即向主席、总理作了报告。主席听后说:人死了,不能复生。他在我身边十八年了。从五六年以来,历次政治大事件中,他都有主见。我把他作为右派秘书。后来,他和彭(德怀)、彭(真)、杨尚昆搞在一起,性质就变了。他对另一个主席很尊敬,他也有野心。

内卫朱国华后自杀。

从汪东兴这份如实程度可疑的交代材料,也仅能证实田家英不是自杀,而是他杀,但他杀的内幕仍是一团迷雾。问题是谁下的指示,究竟是内卫开的枪,还是汪东兴开的枪?内卫朱国华的死因,以及当年有关毛泽东对此一事件指示的档案材料为什么会失落呢?

当年,胡耀邦、陈云、彭真、黄克诚等提出:在一定范围内公开田家英死亡事件,对汪东兴追究刑事责任,对内卫朱国华的死因立案调查。

陈云、彭真还提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五五年、五七年,先后有过二次决议:不准,不允许对党内异己分子搞非法暴力处理、杀害,不准,不参与在境外对党内异己分子、国家敌人搞暴力处理、杀害等。中国绝对不照搬美国、苏联等国在境外对异己分子,敌人搞暴力攻击。汪东兴这样搞,是违纪犯法,要处理。

但,当时的叶剑英、李先念、王震、胡乔木等,都反对公开事件,提出:事件搞到毛主席身上,搞大了,很多疑团都会提出来,怎么办?毛主席的声誉岂不全毁了!

一直到一九八五年,胡耀邦、彭真还坚持田家英之死的真相,十年、二十年后还是要公开的,并指出:田家英的死,毛泽东是要负很大责任的,否则无法对历史做出交代。另据中办〔一九八0—五—00七九七〕号档案记载:华国锋就有关档案失落事件,在一九七八年七月,曾二次追问过汪东兴。汪东兴说:田家英当时从身上拔出手枪时,我暗示内卫下手的,否则我可能早已死了,今天你恐怕也不会在主席的位子上。主席是知道整个过程的,并说:他要走自己的路,就走吧。主席又指示:不要在死人身上做文章。华国锋还说:汪东兴也隐约地告诉他,田家英知道内情很多,这个人很危险,主席一直不放心。。。


揭秘毛泽东五大秘书的结局

毛泽东一生共有26位秘书,最重要的有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叶子龙、江青等几位。其中江青是毛的妻子,陈伯达、胡乔木、叶子龙均在毛泽东在世时被打倒过,而最惨烈的是田家英。他其实是毛秘书中最有文才的一位。最后,他以自杀结束自己的生命。

延安时期,青年田家英投奔到“革命圣地”。他在抗大报上发表的抗日战争、历史、古典文学文章,毛颇为欣赏。后来,田家英被胡乔木、陈伯达等推荐给毛当秘书,毛让他写一份调查报告。田家英完成的调查报告,毛泽东看后连声赞扬。这样,毛就启用了田。当时,田26岁。

田家英的才华,一个小故事足可以说明。1956年9月15日召开的中共八大,毛泽东要致开幕词。讲稿先由陈伯达写,但陈写得太长,又离题太远,毛就叫田家英重新写一个。田家英用了一个通宵就写出来。毛的开幕词有一句话:“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句话后来成了“毛主席语录”,作为标语写在全国大街小巷,流传甚广。然而,这实际上是“田家英语录”。

在1966年5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在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时候,田家英也被划入批判对象,被停职反省。5月22日下午3点,在中南海的住所,安子文对田家英宣布了中央决定:第一,中央认为你和杨尚昆的关系不正常,杨尚昆已经被认定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你要就此作检查;第二,中央认为你一贯右倾,现在我代表中央宣布,你立即停职反省,交清你保管的全部文件,明天搬出中南海,秘书室工作交给戚本禹负责。当晚,田家英挨批判。别人还扣他一条“篡改毛主席著作”的罪名。

晚上开完会,田家英回家连夜清理文件。他对妻子董边说,“我的问题是江青、陈伯达陷害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不相信这些坏人会有什么好下场!”正在这时,戚本禹打电话催促移交工作,激怒了田家英。5月23日上午,田家英在中南海内自杀身亡。他的临终遗言是:“相信党会把问题搞清楚,相信不会冤沉海底。”

陈伯达是呆在毛身边最久的秘书,他当秘书时间长达31年。陈伯达对毛有过救命之恩。应是1948年5月的一天,毛泽东在河北阜平县城南庄,国军得到情报,派轰炸机来轰炸。敌机越来越近,毛却不肯进防空洞。江青等人劝不了毛,陈伯达就去大声高叫:“飞机来啦!飞机来啦!”经这样一闹,毛才去防空洞。毛刚离开,敌机就扔下炸弹准确地命中院子。毛泽东的房子玻璃全震碎,墙也坍了。

但是,陈伯达不像田家英有才华,更没有田的正直良知。不过,陈伯达虽然比不上田家英那样有才,但也是一位难得的笔杆子。毛的七大报告,两次赴苏顾问、共同纲领宪法草案、八大报告、批苏共二十大文章、毛论十大关系、国际共运二十五条、七千人大会刘少奇报告、文革十六条等,都出自陈的手笔。

陈伯达的问题在于善于投机。对毛的一系列错误,起初他与田家英其实是认识一致的。但毛不愿意改正,陈伯达就立即转向,“效忠”毛。比如1959年庐山会议批彭之前,陈伯达在毛那里看过彭的信,当着毛的面就说信写得不错。几天后批彭开始,陈伯达、田家英等人都因为赞同彭德怀的信而“右倾”了。毛这时对陈伯达、田家英都不想失去,只不过借此敲敲他们的警钟。结果,陈伯达立即写文章,猛批彭德怀。

作为毛泽东的秘书,不时会对政局产生一些影响。这样,到了文革时,陈伯达的政治权力上升到极点,成为毛、林、周后的第四号人物。

即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文革中,陈伯达成了政治打手,有意无意根据毛的政治意图制造一些冤案。

1967年12月26日,陈伯达唐山演说:中共冀东地区组织“可能是国共合作党,实际上可能是国民党在那里起作用,叛徒在那里起作用”。陈伯达的这一番讲话,成为有名的“冀东惨案”。之后,包括唐山在内的整个冀东地区的新老党员,上至领导干部,下至村中的普通党员,许多人被戴上了叛徒、特务、内奸、假党员的帽子,使8.4万余人惨遭批斗,2955人被迫害致死。

只是到了中共九大时,由于周恩来、林彪、江青、张春桥、康生等人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已是政治红人的陈伯达因自己的地位,不得不做出政治选择。他站到林彪一边。到了林彪逃亡之后,陈伯达就走进监狱,承担“林彪反党集团”的政治责任。还好,因为曾救过毛一命,陈伯达虽然身在监狱,物质生活却不错。

胡乔木,自1942年2月起担任毛泽东秘书,直至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爆发为止。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等文章,是经胡乔木整理、提供素材或润色才变得非常有文采的。

原名胡鼎新,笔名乔木,江苏盐城人,与外交家乔冠华齐名,人称“北乔”。胡乔木以高度的责任感对正确评价毛泽东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付出了巨大心血,做出了一个讲正义讲正气的政治家应有的贡献。

党的指导思想发生“左”的错误后,五十年代后期到六十年代初,他在党中央领导下起草的一些重要文件,对制止和纠正当时已经发现的错误起了一定作用。

文革中,胡乔木一家受到迫害,从1966年12月前后开始。1967年12月6日,胡乔木被正式列人“周扬专案组”,进行专案审查。“周扬专案组”属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一办公室(简称“中专一办”),江青直接过问。此后不久,1968年2月,北京邮电学院造反派勒令胡乔木儿子退学,强迫胡乔木夫人谷羽签字。谷羽气恼、着急,不幸中风,半身不遂。

1975年,邓小平复出,胡乔木也跟着复出,任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主任。1976年邓小平被打倒,胡乔木眼看着也要重新遭难。此时,他通过自我检讨、写揭发材料过关,只求自保。这样,得罪了邓小平。这又有了后来邓小平复出,重新大度启用胡乔木的故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胡乔木起草的。 1992年9月28日,胡乔木因病逝世。

江青,1913年生,山东诸城人。她与毛泽东结婚后,名义上是中央军委办公室秘书,实际上就是照料毛泽东的生活,当毛泽东的生活秘书。

在婚后刚开始的一段时间内,她还扮演着“贤妻”的角色,但是江青本质上是一位颇具野心、不安分的女人,在她地位巩固以后,她便渐渐得意起来,她利用其“第一夫人”的身份,充分发挥其以前的文化专长,开始干预起政治来。

195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时,正式决定任命江青为毛泽东的生活秘书,在提名江青时,毛泽东曾表示反对,说江青不行,常委们经过讨论,认为毛泽东的生活秘书还是由江青担任比较合适、方便,就这样江青有了一项正式任命,即毛泽东的生活秘书,此外她还有两项任务即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文化部电影局顾问,她就利用这些原本不应属于她的政治职位与地位紧紧盯住局势的发展,不放过任何一个有利用价值的机会。

在“文化大革命”中,江青更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个人野心急剧膨胀。多行不义必自毙,江青在“文革”期间倒行逆施,引起了毛泽东的强烈不满。毛泽东多次对她进行严厉批评,并警告她和张春桥等人不要结成“四人帮”。

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后,江青等人更是加紧了篡党夺权的脚步,但邪恶终究战胜不了正义,江青最终还是受到了人民的惩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1991年5月14日,江青自杀身亡。

叶子龙,原名叶良和、叶佐臣,1916年12月29日生于湖南省浏阳县(今浏阳市)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少年时代就接受进步思想,追求革命真理。叶子龙1930年8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年仅19岁的他就来到毛主席身边工作。从那时起一直到1962年,叶子龙一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时间长达27年。他还发明了“圈阅”制度。叶子龙的麻烦源于所谓“窃听器事件”。

进城以后,叶子龙总想尽量地把毛泽东的话一字不漏地记下来,叶子龙想到了录音。1956年以前,机要室没有录音设备。叶子龙向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提出要求,经周恩来同意就有了录音机。文革中,叶子龙所做的这事,被说成秘密搞“窃听器”,是在毛主席身边“搞特务活动”,为“为彭、罗、陆、杨反革命集团搞情报”。他为这样有“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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