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1922年苏维埃政权的书籍审查记录

本期文章要点：

列宁：“翻阅后可以看出，这是一本彻头彻尾资产阶级的不堪入目的书，是用资产阶级的装模作样的‘学者’谎言来蒙骗乡下人的书。……能够让这本书出版的不是傻瓜，就是蓄意的怠工者。请进行调查并将出版这本书的所有负责人和编辑人员的名字告诉我。”

“尼·塔辛的小说绝不能出版；这是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政治诽谤，应该把它送交格普乌（“契卡”改组后的名称，即国家政治保卫局——闻注），而不是送到国家出版总局。”

“这些故事散发的陈旧气息太多。也许，它们就是陈旧的爱伦堡写出来的东西。在我们当今的现实，即所谓‘战时共产主义’的条件下，爱伦堡却在自行其是，他过时了，所以他的人物的一些感受就变得根本不可理解了。”

列宁与斯大林亲自审查书籍

自从列宁1920年12月11日的那封信后，苏维埃俄国的书籍出版前的审查制度就逐渐建立起来了。不仅在国家出版社系统内多了“政治编辑”这样的人员，而且列宁、斯大林等苏维埃党政领导人都亲自干预相关书籍的审批工作。于是，在1922年间，就留下了一系列具有那个时代特色的、显示了当时执政者对无产阶级专政意识形态的理解的书籍审批意见。

1921年8月7日，列宁给农业人民委员会和国家出版社写了一封信：

“在国家出版社的新书中：我得到一本谢苗·马斯洛夫的《农民经济》1921年第5版（抑或是第4版）。翻阅后可以看出，这是一本彻头彻尾资产阶级的不堪入目的书，是用资产阶级的装模作样的‘学者’谎言来蒙骗乡下人的书。差不多400页关于苏维埃制度及其政策——关于我们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法律和措施却一字未提。能够让这本书出版的不是傻瓜，就是蓄意的怠工者。请进行调查并将出版这本书的所有负责人和编辑人员的名字告诉我。

人民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ГАРФ.Ф.395.Оп.9.Д.91.Л.79.）

谢苗·马斯洛夫是当时著名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农民经济问题专家。他在《农民经济》这本书中论述的是俄国农民经济的发展道路。按照他的设想，俄国农民必须走合作化的道路，必须由小农经济转变为集体经济，舍此别无它途。这样的一种设想实际上都是当时对俄国农村和农民经济有着更多了解和研究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基本思想。布尔什维克党和列宁本人由于对这一问题缺少亲身和深入的研究，在十月革命前并没有得出一个完整的俄国农民和农民经济改造纲领，所以《土地法令》借用的就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这种设想——《农民的土地委托书》。对布尔什维克借用这样的委托书，列宁的解释是这样的：“这份委托书的全部内容表达了全俄绝大多数觉悟农民的绝对意志，应立即宣布为临时法律，并应在立宪会议召开之前立即实行，其中哪些部分必须逐步实行，应由县农民代表苏维埃决定。”

但在立宪会议被取消，立宪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被逮捕后，《农民的土地委托书》被舍弃就是必然的事了，而重新出版过时了的马斯洛夫的《农民经济》的人就不是列宁所愿意看到的事了。不仅如此，列宁对出版这本书的人都冠以了“傻瓜”和“蓄意怠工者”的名称，所以他们的结局是可以想见的事。

斯大林也参与了书籍的审查工作，因为他当时是民族事务人民委员，所以他的专业是“民族问题”。1921年3月4日，斯大林审查了列伊津的《民族问题》一书后，将自己的审查意见写信告诉了国家出版社部务委员会：

“列伊津同志的小册子给人的印象是作者仓促而就，完全不是缜密研究和精心编撰的著作。有许多原则性的错误。但是，鉴于有关民族问题的著作极少，当然喽，如果纸张奇缺的问题能够允许出版这样的小册子的话，还是把它出版了吧。

约·斯大林。” 

（ГАРФ.Ф.395.Оп.9.Д.16.Л.25.）

斯大林的这一批示并不剑拔弩张，对此书的命运所作出的审批意见还是宽容的。但是，在那个纸张奇缺，没有特殊批准不能动用纸张的非常时期，抽调出纸张来出版“有许多原则性错误”的《民族问题》显然也是不可能的。

无产阶级专政原则下的书籍审查

除了列宁、斯大林这样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亲自对书籍出版的审批外，各部门的负责人也把审批相关书籍的出版列为自己工作的要务。这些人由于对书籍审批的不同看法以及对书籍内容本身的判断的差异，所以他们的审批意见也是各不相同的，有的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和苏维埃的意识形态，有的就比较强调书籍本身的内涵和肯定作者的才华。阿·沃龙斯基对塔辛小说的审批意见就属于前者：

“尼·塔辛的小说绝不能出版；这是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政治诽谤，应该把它送交格普乌（“契卡”改组后的名称，即国家政治保卫局——闻注），而不是送到国家出版总局。此外，小说枯燥，无味，语言干巴粗俗。让他用这种精神和风格到国外去试试吧。按其精神他显然是一个意志薄弱的、爱哭闹的俄国侨民。”

（ГАРФ.Ф.395.Оп.9.Д.276.Л.275.）

沃龙斯基是当时作家中最积极主张布尔什维克意识形态的人，在文化艺术上所持的观点是官方的，甚至是“契卡”式的，得出塔辛的小说应该送到“格普乌”这样的审批意见就表明了他的这一立场。这一时期，沃龙斯基还主编《红色处女地》杂志，仅这一名称也足以说明他的思想倾向性：在一无所有的土地上进行红色的耕耘。

阿·阿尔恩施塔茨基对伊·爱伦堡的《不足信的故事》一书的审批意见也是属于这一类的：

“这本小书包括7篇故事，包括作者称之为‘代前言’的前言在内。将它们组合在一起的是一个思想：残酷无情的布尔什维主义是不可避免的并正处于不可避免之中。因为它不可避免，因为它残酷无情，也因为它难以忍受，所以大家畏惧它。散居在莫斯科的各个角落里，在‘玫瑰小屋’中的市侩们在发抖。人们不理解。在不理解中无能为力（？）并且由于无能为力而丧失更多的理解的能力。什么样的厄运降临到他们身上了。所以，这些不足信的故事是为鼠目寸光的人们的丧失理智而写的。

故事的名称是这样的：

红方块

玫瑰小屋

‘快乐的结局’

快马

有趣的故事

乌斯科姆切尔

这些故事散发的陈旧气息太多。也许，它们就是陈旧的爱伦堡写出来的东西。在我们当今的现实，即所谓‘战时共产主义’的条件下，爱伦堡却在自行其是，他过时了，所以他的人物的一些感受就变得根本不可理解了。例如，在他的《玫瑰小屋》中，将军的感受就属于此列。将军的女儿安排将军沉溺于对《莫斯科通报》的阅读之中，女儿的照顾将他与尘世上所发生的一切隔离开来。甚至当契卡人员到他这里来逮捕其白卫分子的侄子时，将军还以为是因他对沙皇和祖国效劳不力而来逮捕他的。将军的女儿在这个意义上的所作所为完全是荒诞不经的。她的感受也迥异于我们的时代。现在，这是另一种市侩。

因此，该书不符合时代精神，不会引起市场的兴趣。不应当出版。”

（ГАРФ.Ф.Р-395.Оп.9.Д.276.Л.77a.）

在这份审批意见中，阿尔恩施塔茨基提到了“战时共产主义条件”，并且判决爱伦堡的著作不能出版的原因是它不符合“战时共产主义的条件”。而这个“战时共产主义”条件恰恰是组成那个年代里意识形态的核心基础——世界革命，向共产主义的直接过渡，以“赤卫队进攻”、凯歌猛进的方式推进社会改革，国家承包一切，实现政治、经济和整个社会生活的苏维埃国家化。这样的时代精神就是“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意识形态的凝结和升华。

克·拉夫罗夫对奥·曼德尔施塔姆的诗集《阿俄涅斯》的审批意见则属于比较冷静的、客观的那一类，然而，这一类放行书籍出版的审批意见在这时是不多见的：

“《阿奥涅斯》书，手稿。

作者  奥·曼德尔施塔姆

页数、插图数量：

关于本书内容和倾向的总的审批意见：

没有发现任何政治方面的阻碍。如果国家出版总局总归要出版诗集的话，当然，就有一切理由出版曼德尔施塔姆的这本书。

书页中应修改的诗行：

书页中应删除的诗行：

政治编辑员关于出版的结论：出版。”

（ГАРФ.Ф.Р-395.Оп.9.Д.6.Л.129-129a）

在这时的审批意见中，对无产阶级专政政治的考虑和对苏维埃意识形态的掂量是主要的，而对宗教题目的严格监控却几乎也是一个共同的倾向性。

费·基帕里索夫对《上帝的世界》一书的审批意见是具有代表性的：

“《上帝的世界》。供初级学校学完字母后的第一本书。

编者 C 戈列丘什金

该书无论如何都不允许在苏维埃俄国的学校中流通（而这是它唯一的目的），它太适合于‘沙皇专制，东正教和民粹主义’时期革命前学校的需求和精神，这也就难怪东正教最高会议会及时推荐它用于教会小学的教材。‘庄稼汉’，‘老爷’，‘上帝保佑’，‘上帝的殿堂’，‘沙皇’——这就是该书的一系列基本概念，而没有涉及人和社会。对于作者来说，具有代表性的是：1918年他在按照新的拼写法再版此书（第18版）时，在书中写下了这样的语句：‘上帝，拯救沙皇吧’（第160页）。书中还专门附有祈祷文、教堂乐曲和福音书的片段。总之，该书在教育上的庸俗程度之大是难于想象的，并且在按照一定的方向对愚昧和引诱孩子的意识来说，没有比现在戈列丘什金的这本拙劣到家的书更好的手段了。任何机械的改善，例如，删除部分内容，该书都不行。”

（ГА РФ.Ф.Р-395.Оп.9.Д.40.Л.1.）

苏维埃内部对书籍审查存在意见分歧

在对童话作品的审查中，出现同一本书会有两种不同审批意见的情况，这在当时的书藉出版监控中是个十分有趣的现象。

列夫·日姆茨基对叶尔绍夫的《神马》的审批意见：

“故事情节——东正教的（作者到处都特出这一点）。傻瓜伊万与自己聪明的伙伴们相反，当了沙皇——这是对革命前俄国最好不过的讽刺——但不幸就在于，过分热心的作者却像真正的民族主义者，一个仇恨赤脚的人并且幻想甚至在月亮上也会有‘神圣的十字架’的人，深信傻瓜伊万之星。

叶尔绍夫的童话与普希金的童话无法相比，只不过是以普希金的童话为基础的浅陋粗俗的讽刺作品而已。就其对孩子的教育来说，其中的一切都充塞着反动的和违反教育原则的东西——这里的一切按照沙皇和贵族的标准来衡量都是好的（第1部分，第10页）……在第16页上，赞颂‘可信赖的沙皇’，当然人民是要对他高呼‘乌拉’来迎接的。对地主是同样的赞颂（在这里，在月光下，‘生活着天堂的鸟儿，当然，唱的是‘赞颂沙皇的歌’），而在第42页上甚至有淫秽的情节——沙皇‘老头子’想结婚了：瞧啊，‘老头子’打算结婚了，想在那没有播过种的地方，下种了！

根据上述理由，我认为《神马》的出版如果不说是不能容忍的，也是不合时宜的。”

（ГА РФ.Ф.395.Оп.9.Д.40.Л.304-304об.）

出现这样的情况应该与所建立的审查机构和审查程序有关。根据列宁亲自规定的对书籍的审查程序，其中首要的，也是决定性的是政治审查，这个工作由政治编辑负责。政治编辑全是由国家出版社政治部派出的政治工作人员（这些人员全部来自“契卡”或“契卡”改组后的“格普乌”）担任的。政治编辑不仅要对所审查的全书写出详细的审批意见，还要同时填一份复杂的表格。表格的通栏标题是“政治编辑”，项目有：“作者”，“书名”，“政治上不可容忍”或者“政治上值得怀疑”（如果情况复杂，需列出主要内容）等等。在当时，政治编辑的一页审批意见就决定了被审查的书籍能否出版的命运。

对书籍的监控检查并不是一道命令或是领导人的一页批示就能顺利进行的事。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不久的初期，以无产阶级专政原则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并不是所有的契卡人员和政治编辑们都能准确把握的事。人们有的一个普遍的概念，或者说准则是：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和对世界革命的希望是贯穿于这个意识形态里的一根红线。反对、不赞同、怀疑布尔什维克革命、苏维埃政权和世界革命就是反革命，就是应该被专政的对象。契卡人员对“红色恐怖”的忠诚和坚定不移的镇压行动就渊源于这种信念，军事检查员和政治编辑们的辛勤操劳和埋头苦干也在于对这种信念的崇尚和贯彻。

问题的复杂性似乎还不完全在于军事检查员和政治编辑的知识局限性和文化修养程度的不足。对于意识形态这道无产阶级革命中的难题，即使是教育人民委员部里的负责官员（他们在最早的几届人民委员会的组成中是文化程度最高的）也常常是或处于莫衷一是或纷争对峙的状态。由于对书籍出版的严格监控和审查与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关系极大，所以这个部里负责书籍审查的人员和机构也就处于这种莫衷一是或纷争对峙漩涡的中心。

1919年，在教育人民委员部里成了两个负责书籍审查工作的机构，一个是叫“学术总委员会”，简称“古斯”，另一个是“社会教育总委员会”，两个机构在整个20年代都负责儿童书籍和教科书的审查工作。但他们的意见又往往相左，而根据人民委员会的一项特别决议，“古斯”拥有审批出版儿童书籍的大权。破坏这一决议就是触犯刑法第184条，破坏这一决议所出版的书籍应通过司法程序予以没收。而社会教育总委员会则是偏向“温和”的机构，具有与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相同的倾向性。所以，这两个机构常常在审批儿童书籍上各执一是。

“古斯”下属的一个儿童书籍委员会曾下令禁止俄国久已流传的童话《小松鼠》和《母鸡里亚布》的出版。卢那察尔斯基就对这一禁令大为不满，就曾指令“社会教育总委员会”向“古斯”陈述自己的不满，并要求“古斯”作出书面答复。卢那察尔斯基的意见是：《母鸡里亚布》所要告诉初年级孩子们的是，母鸡不会下金蛋。《小松鼠》讲的故事是，农村的孩子们逮到一只小松鼠，把它卖给了住别墅的小女孩儿。小松鼠被进了笼子，随后又被小姑娘放回了森林。卢那察尔斯基生气地说：“这里面有什么阶级的或是反阶级的原则，不明白。‘古斯’是怎么检查的，同样不明白。”为了让自己的反对理由更充分，卢那察尔斯基还提出了一个政治上能站得住的理由：这个故事是从列宁小时候的经历演化而来的。在当时出版的列宁传记中这样写着：列宁小时候曾买过一些小鸟，把它们关在笼子里，不久列宁觉得鸟儿应该有自由，就又将它们放出了笼子。前面提到的对童话《神马》的审批意见也是来自于“古斯”。

上述关于三篇童话故事的不同意见所反映的也正是那个年代布尔什维克队伍中对无产阶级的阶级原则，对“红色恐怖”为核心的意识形态的不同看法、争议和在具体问题上的不同处理。在知识分子成堆的教育人民委员部，这种不同看法、争议和对具体问题的不同处理是经常存在的，也许正是这一切导致了“契卡”、布尔什维克队伍中坚持“红色恐怖”的工作者，甚至列宁、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等最高领导人对知识分子的基本看法和固定了他们对知识分子政策的决策。

当然，作为对苏维埃政府的知识分子政策常持不同意见的代表人物，卢那察尔斯基与“契卡”、列宁本人的冲突还不仅仅表现在对书籍的审查和监控上，还深及对戏剧、电影和一系列艺术门类的决策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