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是中国社会变革的先导

——学习恩格斯一段论述的体会

今天，由四川省委组织部、教育厅、团省委在四川电子科技大学联合主办“四川省优秀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的活动。这种做法，在全国高校中带了一个好头，在大学中进行这样有组织的、自觉自愿的、教学相长的、完全是凭追求又有兴趣而无功利之心的学习，我觉得在培养有高学历的全面发展的人才上，一定会有更好的实际效果。现在我讲讲马恩关于中国为什么要开放，为什么必须打破中国自给自足、闭关保守的古老文明。

一、光绪年间的筑路之争

中国自鸦片战争之后，迅速堕入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清朝大臣中一批睁眼看世界，力争自强图存、保国保种的洋务派和一批保守的顽固派，在中国是否修建自己铁路的问题上，展开了有十个年头的辩论。其中洋务派中的直隶提督刘铭传是最著名的代表人物。

刘铭传是淮军大将，曾任直隶提督、台湾巡抚，后加兵部尚书衔，帮办海军军务。在台期间编练新军，奖励工商，团结华侨华商，在中法战争期间，重创法国海军于基隆、淡水等处，法国远征军总司令令狐拔也因攻打台湾劳而无功，最后病死于澎湖。

刘铭传于1880（光绪六年），是第一个上书清廷主张修路的大臣。并主张有条件的借款修路。他在奏折中说：“自强之道，练兵、造器。固宜次第举行，然其机括则在于急造铁路。”“今欲乘时力办，莫如议借洋债以济国用，则断断不可。若以之开利源，则款归有著，洋商乐于称贷，国家有所取偿，息利从轻，期可从缓。且彼国惯修铁路之匠，自愿效能于天朝，此诚不可失之机会也。”他这样说，而且也是这么做的。若干年后，他在台湾，修淡水到基隆的铁路，就是向国内商人和海外华商筹的钱。

刘铭传的奏折上书也不是纸上谈兵，他具体指出当今急需要修的四条铁路：一是北京到沈阳，联系关外。一是北京到汉口，即以后的京广线的北段。一是北京到浦口，即以后的京沪线长江以北的铁路。一是从北京到兰州，即今天的京广线再转陇海线。这是一篇多有远见的中国铁路规划图。

同时期中，顽固派攻击洋务派的筑路主张也是不遗余力的，他们的道理虽有层次的不同，但在今天看来均十分可笑。最愚昧的理由是：铁路将使山川之神、日月之精、龙王之宫、河伯之宅惊耳骇目看，以至鬼神可遣，天地失和。这是迷信愚昧的怪力乱神的昏话，竟能在朝议上大言不惭，可知当时的朝廷是何等腐朽。次等愚昧的理由是：夷人以经商为主，君民不知仁义，共逐其利。中国以养民为主，专以利利其民而君不言利。这是两千年来的重农抑商的老套，还不肯退出历史舞台。第三等者，是一些对国外事务尚有见闻的人，有的还是外交官。我认为这些人的经历、思想落差之大也让人大跌眼镜。他们说“据悉英国煤铁已快穷尽，深冀中国采此出口，所以修铁路只利彼而不利己。”并举法国借铁路打普鲁士，普鲁士以后借铁路打法国为例。“今泰西各国请中国造路，其作不待智者而决矣。”

这场争论持续了十个年头，1889年清廷才作了“毅然兴办”的决定。这时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日本和腐朽老态的中华帝国之战已浮上水面，终甲午战争之前，中国没有一条铁路。

二、恩格斯关于中国开放铁路建设的观点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不久，恩格斯在1886年3月18日在给友人的书信中谈到中国的铁路问题，并延伸到中国今后的开放。他讲：

“中国的铁路建设可能开放；这样，这最后一个闭关自守的，以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为基础的文明将被消灭。”“如果中国今后将开放，那末不仅最后一个安全阀门将被关死，而且中国将开始大批向外移民，仅仅这一点就会在整个美洲、澳洲和印度的生产条件方面引起革命，甚至也许会触及到欧洲……”

恩格斯这段话，不是孤立的，即兴的。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由于资产阶级建立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当时的中国已具备了一种打开国门，和世界各国广泛联系的必然趋势，是不过打开国门，也有主动和被动之分。从《共产党宣言》的论述开始，直至中日甲午战争结束，这一观点阐发的越来越全面。让我们以恩格斯上述的观点为基石，分析一下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中国开放的有关内容：

其一，“中国的铁路建设可能开放；这样，这最后一个闭关自守的，以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为基础的文明将被消灭。”我认为，他们说的中国这种文明，是已经落后于时代的封建主义社会的文明，而中国这种文明又面临着殖民地化的危险。中国越是惧怕变革，不主动开放，中国社会就会越来越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中去，我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反封反帝的革命，不能不说恩格斯的观点使中国革命大大得益。

其二，所谓中国古老文明被消灭，它的含义，在恩格斯看来就是“整个经济基础全盘的但却是逐渐的革命化。”他为了强调这点，不惜用了“打了败仗的中国人将被迫欧化”的语句。我国在民主革命胜利的基础上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就是要使经济基础的生产关系彻底变化，彻底解放生产力，今天生产力的任务就是四个现代化，积极进入信息化、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的时代。

其三，恩格斯预言的移民问题，当时虽然没有轰轰烈烈展开，但早在明代末期就开始了小规模的移民活动。至今世界上的华人华侨已有四千万人口之多。我国改革开放国策实施以来，我国的移民速度加快，出现了新的华侨群体。我认为这是一件顺乎世界潮流，符合全球化的好事。恩格斯当时说的中国移民还是指流向美洲和澳洲的华工，现在的移民是流向世界各大洲，有不少还是企业家、科技人员。中国的移民从早期的自然经济和宗法社会破茧而出，请记住马克思对亚洲人民的期许：“亚洲的社会状况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就不可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党中央今天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利益共同体”是一个宏大的时代课题，它的源头之一就是马克思主义。

    其四，中国的开放，中国经济基础的彻底改变，按照恩格斯的观点，在革命的意义上来讲，那就是世界资本主义制度最后一个安全阀门被关死了，但从世界市场形成的结构上来看，无疑世界各国国力竞争是大大加剧了，尤其是发达国家和新兴发展中国家的竞争是大大加强了。如果在二十世纪，这种竞争还不太明显的话，那么从二十一世纪一开始就表现的十分明显。

     我认为，不管世界全球化的速度怎么发展，进入全球化的程度多么之深，一个东方大国的经济建设一定要建立在是一个内需导向型国家的基础之上，并以这种经济类型参与经济全球化，继续和平崛起。
三、华工对美国太平洋铁路建设的贡献

    最后，让我们再回到铁路上面来。在刘铭传上书前十五年，即1865年，在美国修建西部太平洋铁路上，就开始了中国华工充当劳力，修筑铁路的历史。华工从最初的50个人，到1869年建成，“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共雇佣了14000多名华工建铁路，华工占工人总数的90%。华工所以能有这么多的人数进入美国太平洋铁路的修建，完全是华工的吃苦耐劳，富有智慧决定的。同时公司和总承包商明确做出了一个决断，那就是“能够修建万里长城的民族，当然也能修建铁路。”须知，除了有华工参兴太平洋铁路的建设，还有广东十三行的商人也在购买太平洋铁路的股票。

    华工那时能够艰难进入世界七大工业奇迹之一的太平洋铁路工程，还有一个关键原因。这是一个更为宏观的历史背景在起作用。当时的美国出现了一位伟大的总统林肯。他领导了美国废除奴隶制的战争，并于1862年批准了建设太平洋铁路法案。林肯总统任命的驻华公使蒲安臣，以后又被清政府任命为“中国首任全权使节，办理中外外交事务”，颇有外交钦差大臣的味道。1868年7月，蒲安臣代表中国与美国国务卿签署了《中美续增条约》，达成了中美交叉承认两国公民有自愿移民到对方国家的权力。这为中国的华工、移民提供了法律依据。其后，蒲安臣又马不停蹄地出使英国、法国、普鲁士、俄国宣讲《中美续增条约》的条文，最后病死在俄国。可惜蒲安臣死后好景不长，十多年后《续增修约》就被美国的排华条约取代。我之所以以较多篇幅介绍中美关系中积极的、光明的一面，就是中国在开放国门的形势之下，如何珍惜一切，有利于开放的机遇和可能性，同时也为恩格斯关于中国开放和世界市场的复杂性，提供一些历史事实。忽视这一历史机遇的态度是不可取的。日本的明治维新开始于1868年1月，也就是这一时期发生的，并迅速走上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开放是重要，但对于一个落后的国家来说，开放一定要建立在主权独立、又立志于革命、改革基础之上。

从刘铭传上书修建铁路，朝野的争论，清政府却屡失良机。曾几何时，我国现在铁路的总长度己达12万8千公里，在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上也有舒适的火车在行驶，我国兴建的高速铁路也近2万公里。中国的铁路运输业已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我国自己制造的高铁机车已名列全球第一，目前正在研制在真空管道行驶每小时一千公里时速的新型机车。随着我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我国的轨道建设正走向世界，过去华工为别国出苦力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希望大家记住这段历史，记住马克思、恩格斯对中国、对东方的关注，不忘初心，把袓国建设得更加美好，更加富强，人民的生活更加幸褔。

2016年8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