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少来：中国官员辞职背后的制度性思考

随着中国社会日益迈向多元开放，近年来，官员辞职似乎暂成一种“风潮”，媒体持续报道，坊间热情不断。有“好问”者，也在穷究辞职者的“动机”或“说法”，更有媒体另辟新词以“新50岁现象” 概而括之。一时间，官员辞职引起政、学两界的持续关注。

其实，辞职者的“说法”也许并不重要，因为嘴上“说法”并不等于心里“想法”。“50岁”也并不是“原因”，只是辞职者的“身份指标”之一，但极具典型象征性意义，其背后更有复杂的主客观原因。

政治自有其逻辑，辞职者也各有“原由”，从“事后诸葛亮”的视角，学者自然可以条分缕析其中的“个体性原因”，但官员辞职背后时代变迁中的“制度性原因”更值得思考和研究，因为这关乎体制内外“转换流动”的机制机理，甚至关乎未来中国政、经改革的趋向。

一、 官员辞职的“个体性原因”

“爱”的理由千条万千，“不爱”只有一条，很难说出“冠冕堂皇”的理由， “恋人”如此，对官员也同样如此。很少有辞职官员“公开”表达很多“原因”，大多选择“回避”或“沉默”。此处的“个体性原因”分析，只是韦伯理想模型意义上的“抽象类别”，是学者逻辑分析中的“单一因素”，当然，哪一位辞职官员都不是因为“单一原因”。

1、 志趣理想型

此类辞职官员，离开官场，转身名校或科研单位，属于“政学”之间的“旋转门”转换。而“原因”大多出于自身长期潜存的个人志向或学术理想。只是由于一时的“阴差阳错”误入“官场”，或经过官场长时间的“酒精考验”，发现自己的个性、志趣和理想并不适合于“当官”。不会溜须拍马讨好领导，说话直率时常得罪同事，“出力不讨好”、“不受人待见”，而“活得压抑、活得很累”，这样“累下去”，还不如“一走了之”，去广阔空间实现更适合自己志趣理想的学术研究。此种类型还有一种情况，官员在官场还算“顺风顺水”，也一直在“晋升进步”，甚至到了“司局级”，只是眼看到了“50岁左右”，再向上“进部(长)”无望，而自己一直心存“学术理想”，也积累了丰厚的行政经验和人脉资源，可以到名校去开拓自己更大的“创造空间”。此类在“政学”之间“旋转”的官员，到了学界往往“如鱼得水”，更能做的“风生水起”，起到“学术理论”与“行政经验”相得益彰，“学界自由”与“政界资源”互动互强的“放大效应”，属于“政学双赢”。此类 “政学转换”，只要官员离职前“审计”合格和 “程序”合法，也许应得到更多政府和社会上的理解和支持。

2、 趋利求富型

人本趋利避害，原无可厚非。此类官员，鉴于“当官与发财”不可兼得，“捉襟见肘”的工资在财大气粗的“老板”面前更觉“囊中羞涩”，眼见快到“50(岁)”，“前途晋升”无望，“再混下去”也许“官财两空”，不如“华丽转身”投入“商海”，此即“政商旋转门”转换。政府高官与国企高管，本是“一家”，相互“交流转换”

实属“正常”，有其历史和体制的背景和原因。人们热议的往往是政府高官“转身”私企“高管”，这又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官员确因“待遇”问题，转身“私企”，以求在“余下时光”中得到更多“财富”，而官员在位“有权”时，并没有与所投身的私企有什么“利益输送”，两厢情愿，干干净净，“一拍即合”。二是官员在位时，利用手中“公权”，给予所欲投身前往的“私企”巨大的“好处”，如在土地转让、工程招标、优惠政策等方面，暗中“输送利益”，而一有“风吹草动”，立马转身 “下海”到 所“属意”企业，这就有“期权交易”、“投桃报李”的嫌疑。此类“政商旋转门”最为人们所“质疑”，但情况也最为复杂隐秘，老板“热恋”权力广大的高官， 高官“顾盼”天价工资的老板，似乎“两情相悦”，人们也只有在坊间“瞎猜”的份儿。

3、 升官无望型

此类官员，把从政“当官”作为人生的最大目标，一门心思和行为都围绕“升官”服务，一旦发现自己已徘徊于“危险”的“50岁”边缘，可能“一辈子”也无法“晋升”后，就再也没有了在官场“混”下去的“动力”和方向了。此时可能“决绝”地“离开”官场，转身“社会”，此类可名为“政社旋转门”转换。此类官员辞职后，可能去企业、可能去高校，也可能自主创业。但辞职的最大原因即是“升官无望”。但这是最不可能“明说”的理由，更不可能“公开”宣扬，这既与传统的“官本位”思想有关，也与现行的官员工资福利制度有关。“官大”不仅可以光宗耀祖、封妻荫子，也与官员的房子、车子、票子等紧密相关。此类辞职，可以在任何“年龄”发生，35岁、40岁，但“50岁”也许是最明显的“终结信号”。“年龄”不再重要，“升官无望”的“预判”，才是“根本”。但此类最不便“明说”的辞职，也许最“无可厚非”，只要符合相关“审计”和“程序”，这是“官场”最需要的“退出机制”之一。也许走向社会的“辞职官员”，更能激发其“斗志”，在更大的“自由空间”中创造更大的社会价值，对其“人生”来说，何尝不是另一种“出彩”。

4、 压力不适型

“当官”本是“累人活”，“官场”更是“复杂场”。“官场”鏖战，不仅需要高超的“智商”，更需要精妙的“情商”，业务事务“累人”，人际关系更“累人”，“加班加点”时常有，“5加2”、“白加黑”，“身体不行累死你”。这时往往有些人“挺不住了”，失眠、抑郁、烦躁，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接踵而来“，腰疼、腿疼、头疼“频频光顾”。“50岁”左右，“体能警报”频频拉响。身体的“绝对不适”，坚定了“决绝离去”，此类官员往往就此“转身”，此类可名之为“政民旋转门”流动。此种类型“辞官”，最值得人们“同情”和“理解”，从频频发生的几十起官员因“抑郁”而自杀的案例中可以佐证。“政民转换”后，辞职官员，当然可以回家种地、也可以“支边支教”，可以“周游世界”，可以“干自己想干的任何事情”，女同志更可以“相夫教子”当专职“家庭主妇”。人生苦短，“无官一身轻”，呼吸自由空气，欣赏天高云淡，未尝不是另一种“活法”。

以上四类，只是为了深入辨析而人为“抽离”的单一原因，或许可以概括辞职官员的基本“大类”，其实，可能还有“逃避反腐型”、“规避问责型”、“归隐山林型”等。我们不再细分下去，还因为现实生活中，人的“心理动机”最复杂，会出现各种各样“动机”的重叠和“组合”，如有人辞职可能是因为“压力大、挣钱少、身体又不好，升官又无望，何尝不追求一下自己的理想”。当然，“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也可能是“一种理由”。我们的基本分类，只是为了深入学理分析提供一个“理想类型”。

二、 官员辞职的“制度性原因”

人生几何，何不换个“活法”?“官员辞职”实属正常，“能上能下、能进能出”方才合理。但“官员”也是人，也吃“五谷杂粮”，也有“七情六欲”。时代的脉搏和发展的潮流，不可能不对官员的“个人选择”施加影响。

此轮官员辞职，是否形成“风潮”自可评说，人们热议和关心的更多的是当前的“政经形势”，从大的方面来说，十八大以来的高压反腐、深化改革、严明法治、强化市场，都构成了此轮官员辞职的时代背景，但从具体的制度性机制来说，能够对“新50岁现象”构成心理影响的制度性原因，或许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1、 持续的高压反腐，遏制着“权力寻租”的空间

高压反腐，反腐败永远在路上，是新一届政府的鲜明旗帜。而且从目前的态势来看，“高压反腐”之压力只会越来越“大”，压力传导只会直抵“基层”。关住“权力”的制度笼子只会越扎越紧，权力寻租的空间只会越来越小。这可能使少数腐败分子的“幻想”绝灭，已经“腐败过”的官员可能想“溜之大吉”，从而逃脱“惩罚”。心存幻想“还想腐败”的分子，可能看到权力寻租的“机会全无”，还不如“一走了之”，另谋“高就”。这可能是有“腐败嫌疑”的少数官员“卸权挂印”的制度性原因之一。

2、 不断完善的制度建设，消除着“灰色收入”的暗道

从中央制定“八项规定”以来，持续深入的“反四风”活动，加上不断完善的“三项纪律”教育，各个党政机构、事业单位的财经纪律和报销制度越来越严。还有，干部财产收入申报制度的抽查震慑，各种对权力监督的制度机制愈加严密，使以往“附着”在各种“官位”上的“灰色收入”极大缩减。公车私用、公款旅游、公款“福利”、兼职收入等各种“隐形”、“灰色”收入的难得“再现”，也使一些官员“切切实实”的看到了“当官”并没有“以往”的很多“油水”。加之政府官员与企业高管的巨大“工资”差距，这也促使一些官员“决绝”地转身而去。

3、 日益严明的问责机制，加重着官员的“压力不适”反应

随着“四个全面”战略的实施，法治政府快速推进，党政部门及司法机构的制度机制深化改革。谁主管、谁负责的“问责机制”日益加强。这本是亟需的制度建设，对于根治长期难除的“庸政”、“懒政”十分必要。但对于一些本已习惯了“松散”的官员，对于已十分“事务繁忙”的官员，可能日益感到“压力剧增”，身体的“不适应”感会愈加明显，这也是辞职官员以各种“身体问题”辞职的原因之一，当然，这其中包括一些“身体健康”确有问题的官员值得理解。

4、 趋向公正的官员晋升制度，改变着官员的“仕途预判”

官员选拔任用制度的不断健全完善，更加公正、公开、民主的选拔程序的推进，也在改变着一些官员对自我“仕途”的晋升预判。不可能再凭借“跟对什么人”、“疏通什么关系”来实现“升官”目的，仕途遇到了“天花板”。也促使一些官员另辟蹊径来“转换”“人生价值”。当然，这里的问题也更为复杂，也确有一些踏实能干，但不会“讨”领导赏识和提携的官员，愤然辞职另谋高就的情况。

5、 愈发强大的媒体监督，影响着官员的行为选择

强大的公共舆论，是现代社会无处不在的监督力量，急剧变迁、多元多样的社会，亟需更为密切的舆论监督。日益普及的互联网和手机网络，构建了“天罗地网式”的自媒体监督大军。手机拍照和微信发送的高效及时，甚至使官员的“八小时内外”的一举一动都能得到监督，这也使官员时刻处于汪洋大海般的“注视”包围之中。这种“当官不易”的“被注视感”也在影响着官员的仕途选择。

自由社会，自由选择，只要符合法律和制度。 官员辞职，在法治化的现代社会，本是正常的社会流动。政学之间、政商之间、政社之间，顺畅的转换交流，更是社会活力与自由秩序的体现。但此轮暂趋“成潮”的辞职风波，“新50岁现象”的标识意义，反映了深刻的官员心理取向和制度机制问题。值得政学两界深思研究，也值得通过进一步的深化改革，在不断推进的法治中国进程中加以解决。

作者是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