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贵网刊发《“文革”一页》。

 

笔者原欲向各方求索其他来源的史料，以便核实并考查原国务院业务组一九七一年年底或一九七二年年底或一九七二年二月（春节前）那次审干会议的全面情况，发现其真实的历史底蕴。但看来有关资料不易找到。

 

除了我父亲胡沙的遗文之外，至今看不到有关那次会议的任何文字记录。《“文革”一页》成文过程中能够找到的可能有关的背景材料有这样几件：王若水《周恩来纠左摂斗争的失败》，吴庆彤《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摂中》，王叔华《文革摂后期解放老干部始末》，高奇《文化大革命摂后期落实干部政策回顾》，以及刘茂才《长忆慈父得严师──回忆我的父亲刘仰峤》等。

 

关于那次会议召开的时间，我父亲在致高沂信中确认了高在回忆录中所记述的１９７２年元旦在科教组办公室谈话，据此似可推出国务院业务组的会是１９７１年年底之事。但是，据正式公布的我父亲的履历（见《光明日报》２０１３年９月２５日第六版），他于１９７２年任科教组办公室负责人（更准确地说，是在１９７２年２月始从安徽凤阳教育部五七干校回到北京任职的）。因此，高的回忆说他（及刘仰峤）和我父亲在１９７２年元旦那天在科教组谈话，这个时间是有疑问的。

 

除了时间问题，关于如何受命参加那次会议、以及如何回单位下达并上报等节，我父亲的回忆是清楚的。在科教组方面曾与闻此事者有刘西尧、迟群、胡沙，被上级组织审查和征求意见者为刘仰峤和高沂。国务院业务组方面，据我父亲所见所谈，出席会议者有纪登奎（主持会议）、李先念、吴庆彤（经办会务）等人。（我父亲还记得，在议到高沂的历史问题时，吴提出巡长可算高级伪职，李说应属一般警务人员。）其他部委应召到会备询（被审查者现在何处身体如何之类）者总计亦应有依部委数的若干。据我父亲所知，当时的商业部政治部主任（文革前从部队专业）到会旁听并受命传达会议提出的结论意见后，也曾因奉命隐瞒（不要说是国务院业务组会议的意见）而被陈国栋误解迁怨以致文革后受到追究。

 

共识网以述史考史为重要职志之一，笔者因此不避烦嫌作此补充。此信不拟作为投稿，即不求发表，仅期备于史料的汇集留存。当然更希望能从贵刊得到指教和匡正。相信原国务院业务组那次会议必定有官方记录，也相信它应予解密以供研究。

 

此致

 

      敬礼！

 

      胡威

２０１４年６月２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