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思想解放、作风开明的官声，凭纠正“左祸”、落实政策的能力，在中国历史开辟新局的起点上决毅受命，在经济改革的试验田里耕耘播种，任仲夷这个名字，当然要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史书上留下浓墨。这位曾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老人，于2005年11月15日阖然长逝，享年92岁。老人留下的遗嘱是：(1)不作告别仪式；(2)不写生平；(3)不留骨灰。但我们这些改革事业的受惠者与后来人有责任、有义务去缅怀，去承继。

 

 

2005年12月初，与任仲夷有较多交往的《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杜导正同志，在北京万寿路家中，接受了我的访问。

 

徐：听到任仲夷同志去世后，大家都很震惊。您与任仲夷交往较多，您如何评价他？

 

杜：得到他去世的消息，在北京的一些老朋友，商量要写一副挽联。电话中商定，11个人联合署名，由朱厚泽与于光远秘书胡冀燕带到广州去与任仲夷告别。挽联请李锐同志执笔，是这样写的：“改革开放，勇当先锋；自由民主，高举大旗；南天一柱，世人景仰；仲夷同志，永垂不朽。”这应当是我们大家对他发自内心的评价。

 

徐：回顾改革开放的历史，这样的评价的确是涵盖了任仲夷的政治品质。

 

杜：是的。粉碎“四人帮”以后，党和国家面临着破除迷信和平反冤案两大根本问题。在中央，胡耀邦是走在前面的。可是，那个时候如果没有邓小平、叶剑英、陈云同志的统帅，没有上上下下、左左右右的支持，光有胡耀邦同志是不可能的。在地方的“诸侯”中，在辽宁省任第一书记的任仲夷，是冲在前面的；后来，他调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以智慧和勇气开拓进取。没有任仲夷这么头脑清醒，这么勇敢的人，广东和深圳特区不会有今天的局面。所以，“改革开放，勇当先锋”四个字是很贴切的，不夸大的。

 

改革应当是全面的，经济和政治要同步进行。我们经济体制改革步子很大，也很成功，可政治体制改革有所滞后，更确切地说是有些“跛足”的。这是现实。任仲夷无论是在任上，还是退下来，对这个问题都有清醒的认识，一直到他去世前，还在热切地鼓与呼。所以，我们有“自由民主，高举大旗”的评价。

 

对“两个凡是”、对张志新案显现出非凡胆识

 

徐：您何时认识任仲夷的？

 

杜：我与任仲夷认识，有一个过程，先是不知其人，后来闻其名，再后来有了接触；接触多了以后，感受也多了，他的见解让我对他产生了崇敬之情。

 

1977年，我从广东调回北京新华总社任职时，也算是走南闯北的人了，对于各省的领导人大致还是知道的，但惭愧的是，当时我不知道任仲夷在哈尔滨任职，也不知道他到辽宁任第一书记。很快，发生了两件大事，使我知道了他的名字，感觉到了他的超人胆识。

 

徐：您说的两件大事，是不是“真理标准大讨论”和平反冤假错案？这是粉碎“四人帮”后恢复党的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的关键。

 

杜：是的。十年“文革”，使我们这些以前盲从的人慢慢地有了些独立思考。粉碎“四人帮”以后，我觉得自己不但在生命意义上获得了新生，在政治上也成熟了一些。对胡耀邦在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支持下运作的这两件大事，我是衷心地拥护的，并尽自己的所能进行推动。那时候，任仲夷等一批老同志更是这样做的。

 

徐：可是，粉碎“四人帮”后一段时间，中国仍然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问题。一种思维与力量是萧规曹随，“两个凡是”；一种思维与力量是咸与维新，拨乱反正。两股思维与力量是……

 

杜：正因为有两股思维与力量，站在哪一方，就需要有胆识了。我就是在这个时期，认识到任仲夷的胆识的。

 

“两个凡是”是华国锋等同志坚决“照过去方针办”，推行一条没有“四人帮”的“文化大革命”路线的核心理论和行动纲领。这样，必然在思想上束缚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使亿万人民的头脑继续被禁锢；在组织上使“文革”中受迫害，包括刘少奇、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内的一大批干部、群众继续蒙受不白之冤，使中国的历史继续大倒退。

 

当时，任仲夷从黑龙江调任辽宁工作不久，他毫无顾忌，挺身而出，勇敢地举起鲜明的旗帜，投入捍卫马克思主义，批判“两个凡是”的战斗。1977年7月，也就是在真理标准公开讨论约一年前，任仲夷就在辽宁省委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响应邓小平针对“两个凡是”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观点，并对这一观点进行深刻的阐述。1978年6月30日，也就是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畅谈“实事求是”，支持开展思想大论战的当月，任仲夷又立即响应，在辽宁省委信访工作会议上，做了“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根本观点”的讲话，鲜明地批判“两个凡是”。

 

那时我任职的新华总社国内部是各省领导人言论的“大集中站”，任仲夷这些言论，使我第一次知道了他的名字，并产生了好感。

 

徐：后来任仲夷是“诸侯大员”中最早鲜明支持真理标准大讨论之一。

 

杜：的确。真理标准大讨论发动以后，我非常兴奋，我认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如何，实际上是一个政治态度。当时，我们总社国内部给各省和各大军区打电话，敦促“诸侯们”一个一个地表态。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宋平、黑龙江省第一书记杨易辰首先表态支持，再就是任仲夷。后来我才知道，就在北京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第三天，任仲夷就着手撰写一篇论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批判“两个凡是”的文章。此文6月写出初稿，经过几次修改，8月定稿，题为《理论上根本的拨乱反正》，全文8600多字，刊登在辽宁省委的理论刊物《理论与实践》1978年第8、第9期合刊上。该文系统地提出针对“两个凡是”的“三个不要”：(一)不要迷信“特殊身份”；(二)不要单凭朴素的阶级感情看问题；(三)不要以政治需要为借口反对实事求是。同时，提出坚持“实事求是”的“四个必须”：(一)必须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这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基础。(二)必须充分发扬民主，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这是坚持实事求是的组织保证。(三)必须和广大人民群众站在一起，时刻倾听群众的呼声。这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方法路线。(四)必须承认实践高于认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坚持实事求是的鉴别标准。

 

作为省委第一书记，在1978年那个特定时期就能在刊物上发表如此尖锐泼辣、针对性强、理论和实践结合较好的文章，旗帜鲜明地参加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除了需要敏锐的政治眼光，清醒的头脑外，也确实需要“舍得一身剐”的大无畏勇气。看到他的文章后，我们国内部立即发了通稿，转发全国。这时，我对任仲夷的敬意又增加了几分。

 

徐：当时，《光明日报》还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小平同志到辽宁视察工作，任仲夷曾把这篇文章送他一份，并谈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小平同志表示赞赏。

 

杜：可贵的是，任仲夷并未就此止步，而是有更深层次的思考。他认为，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上，揭露“两个凡是”的谬论；提倡解放思想，则是从思想上冲破“两个凡是”的牢笼。这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继续。因此，他从9月起着手撰写以解放思想为主题的文章，11月完成了题为《解放思想是伟大的历史潮流》，约一万字，刊登在1978年12月号《红旗》杂志上。这篇文章针对性、战斗性更强。与华国锋等同志的“两个凡是”针锋相对，任仲夷提出了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两个凡是”：“凡是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东西，就要坚持；凡是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东西，就要坚决纠正。”这是批判“两个凡是”观点的极其有力的战斗檄文。

 

到1978年11月至12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时，对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还很激烈。会议简报刊登了吴冷西同志在《人民日报》刊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当晚打给该报总编辑胡绩伟同志的电话内容。在这个电话中吴冷西同志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凡是派”的观点。

 

徐：将一个“电话内容”郑重其事地登在中央会议的简报上，是颇有意味的。“凡是派”同志大概是想通过这篇文章以图最后一搏。

 

杜：是啊，这正说明斗争的激烈啊。参加会议的任仲夷，以这个电话内容为靶子，对“两个凡是”再次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在发言中一针见血地提出：“这篇文章(电话内容)确实代表了吴冷西等同志现在的观点，代表了一种思潮。这种思潮的实质，是要从理论上把我们拉回到林彪、‘四人帮’那里去，是要反对或阻挠我们党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前进。”同时针对吴冷西的观点逐条进行批驳。这是短兵相接的时刻，任仲夷能够挺身而出，非常不容易，非常让人敬佩啊！

 

徐：您能对任仲夷心生敬意，说明你们是志同道合，惺惺相惜。

 

杜：说志同道合是对的，但是，当时我的思想境界，还达不到任仲夷的高度。这是后来从对张志新冤案的平反这件事上认识到的。

 

张志新是我党的一位好党员、好干部。她在“文革”中出于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关心，以无产阶级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公开阐明自己的观点，明确表示对林彪不信赖，对江青有怀疑，对打倒和陷害一大批革命老干部不满。因而遭到林彪、“四人帮”及其在辽宁的死党毛远新一伙的残酷迫害，于1969年9月被捕。张志新被捕后，坚持原则，坚持斗争，被硬加上现行反革命的罪名，判处无期徒刑。在长期监禁中，她精神上和肉体上遭受了更加残酷的迫害，并于1975年4月4日被毛远新下令处死。绑赴刑场前，她被割断了喉管。

 

任仲夷从黑龙江调到辽宁时，张志新烈士已牺牲近两年了。1979年1月，在辽宁省委扩大会上此事被揭露出来，引起任仲夷的高度重视，他一再强调“公安司法部门应抓紧清查这一案件”，“这个冤案，一定要迅速查清，给予平反。”由于任仲夷的高度重视和督促，辽宁省委政法小组、省委宣传部于同年3月写出专题报告，随后报省委认真研究，作出《关于为张志新同志彻底平反昭雪，追认她为革命烈士的决定》。

 

对张志新冤案如此处理，并在全省大张旗鼓地开展向张志新学习活动，同样要冒政治风险。因为张志新不仅坚定地同林彪、“四人帮”进行斗争，同时对“文革”和毛泽东主席的错误(包括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的错误批判)，也坦诚地提出尖锐批评。这两个问题，当时属于绝对“禁区”，甚至是极其敏感的政治“雷区”。因此，这样做是需要大智大勇的。对于任仲夷同志为第一书记的辽宁省委这样做，胡耀邦同志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支持。但是，华国锋同志却不表态。当时华国锋同志正在辽宁视察工作，任仲夷请华国锋同志为张志新烈士题词，华国锋就不题。于是乎，这平反之事便有“行不得”之疑，有人问任仲夷怎么办？任仲夷说：“他不题可能有别的考虑，这不要紧，我们还是按省委的决定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