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思：调查--农民根本不看重户籍

农民对于自己身份认同变化的标志是他能不能在一个地方一辈子住下来，在这个地方挣来的钱和他花的钱，达到收入和支出的人生均衡，包括娶妻生子、买房、成家立业。他们在乎不在乎户籍呢？他们在乎的是能不能算平人生帐，如果算不平人生帐，给他户籍他也不要。如果算得平人生帐，没有这个户籍，他也会在这住。

这是近期的天则经济研究所双周论坛上，资深媒体人、《潜规则》作者吴思的表述。

关于户籍问题，几年前，吴思在白南生教授主持下，对农民工300户跟踪20年进行过调查。后来白南生去世了，吴思就没再参加，最后的数字是来自2009年。吴思有过四次入户调查，涉及到两个省、四个县，都是劳动力输出大省、大县，四川的两个县，安徽的两个县，每个县选三个村子，每个村子选20户，平均的调查。

下面是吴思在这次调查之后进行的观察和分析。

农村劳动力真的刘易斯拐点了吗？

第一,关于中国是否到达刘易斯拐点需要商榷。

首先，通过实践调查，吴思发现农民工是否外出算计的不仅仅是工资，是综合考虑。比如调查时问他们为什么出去打工？为什么又回来了？工资是考虑之一，他们还要考虑生孩子、孩子的教育、家里的老人、也会衡量家里的土地收入怎么样，比如粮价涨了，还会想在外面打工是不是找不着活、会不会受工伤，比如，下井死了人了，就不敢下井挖煤了，还有两地分居问题等等。是综合的、全面的人生考虑。

其次，刘易斯拐点理论要符合中国实情，要做很多改动，增加很多非经济项目。任何一个村庄，任何一个农民工是走是留都是一个均衡状态，他觉得此时他是做了最好的选择。除非他听说哪个地方有更好的机会，他可能动心。如果他没有这个消息，任何时刻他都是平衡状态。为什么中国农民工工资暴涨呢？有政策支持的因素，比如2004年取消农业税，随后又增加很多新的项目，比如种田有补贴，颍上县是一亩500块钱，直接打到卡上，中间没有任何人可以截留。这样农民土地收入每亩从过去一点盈利没有的状态，变成有500块钱净收入，当然影响他们外出的选择。当时我们跟农民算，什么情况下外出打工和你在这挣的钱一样多？最后算的结果是一亩地500块钱，十亩地5000块，二十亩10000块，在外面打工挣的大概扣除房租之后也是一万。就是如果有20亩地经营规模才能达到刘易斯拐点。实际上一个村子有几户可以达到20亩地经营规模呢？就是两户，多数人都是七八亩，差了一倍，那一倍怎么解释？是非经济计算来造成刘易斯拐点的问题。

再次，这几年中国农民工的收入暴涨，年收入可不是一万块钱了，也许得三万了（不准确，估算）。如果年收入是三万，粮价可没有这个涨幅，按照这个说法中国离刘易斯拐点越来越远，而不是越来越近。但是吴思在调查时候的感觉，精壮劳动力都出去了，有许多边缘状态的，可以出去，但是也可以不出去。这个潜力不是很大。而纯粹按照刘易斯拐点的说法，他们可能会更多的回来，而不是出去，所以，刘易斯拐点的说法在中国可能还要打很多折扣。

农民在乎户籍吗？

第二，通过调查，吴思发现，从农民工角度看他们越来越不在乎户籍，在乎的是能否算平人生的帐。吴思在调查的时候，反复问他们是农民工、是农民、还是工，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后来发现，他们发生身份认同变化标志是他能不能在一个地方一辈子住下来，在这个地方挣来的钱和他花的钱，达到收入和支出的人生的均衡，包括娶妻生子，买房、成家立业。在城里面要娶妻生子、买房、成家立业需要的费用，他在城里挣不来，所以他一定是在城里打工，在农村养老。在农村也挣不来那么多钱让他在农村娶妻生子、安家立业、盖房子，一定是在城里挣钱村里盖房。所以农村和工的双重身份是他们长期存在的，他们最后落脚还是在农村，因此身份认同还是农民。他们在乎不在乎户籍呢？他们在乎的是能不能算平人生帐，如果算不平人生帐，你给他户籍他也不要。如果算得平这个人生帐，没有这个户籍，他也会在这住。

吴思认为，一旦进入农民工视角看户籍的价值，这个问题本身价值就不会太高。他们即使在北京、上海，房价已经高到连白领都撑不住的程度，更别说农民工。只有农民中的那些特别成功的人，他实际已经是企业家，才能挣来这笔钱，到了那个时候户籍制度反而不重要了，他们太成功了，孩子可以送到外国上学。一个朋友说，北京入籍的条件是50万的税，如果他交了50万税收，他可以拿到一个北京户口，他的孩子在哪读书还有什么大的困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