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恒：对文革“再沉思”的沉思

看了吴青萍先生的文章“对《文化大革命沉思录》的再沉思”，我也想谈谈看法，是对“再沉思”的再沉思。我退休后有了时间思考一些问题，也写了一些文章，不少内容是有关我们应该有怎样的思维方式，为什么人们对同一个问题有不同看法，大家争论的症结在哪里，等等。我不是学哲学的，也有自知之明，不好意思把自己的文章归于“哲学”，但在看过与写了一些文章之后，似乎感到自己所想的这些问题有了答案，就是对文革的反思也感到了问题所在。下面“吴文”指吴青萍先生的文章，“拙见”是我的看法。

吴文在“文革沉思之一再沉思”中写道：

究竟什么是文革的根本精神？陈坡的答案“首先是把这个偏执的伟大领袖塑造成亿万愚众的偶像”。对此还可以商榷。当然文革的个人崇拜和被崇拜者的错误都是典型的问题，但它未必便完全等于文革的根本精神这个命题。所谓根本精神者，应该是指导文革并由此造成浩劫的基本性思想理论。它应该是阶级斗争学说。只有指出这一点，才是理清文革乃至更多过去人为灾难的根本症结所在。反而个人崇拜的问题却比之复杂多了，简单讲个人崇拜或者权威的问题与中国观念文化（内在规律）具有密切关联，需要另外具体分析。

拙见：“根本精神”、“思想理论”等等都是个人的思考，能去思考文革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值得赞扬的，至于总结出的“东西”是什么，只能各抒己见，没有做出结论的必要。说指导文革的理论是阶级斗争学说，这是缺少根据的，参与到文革运动中的绝大部分人不会去学习什么“理论”，是有什么“精神”的。也不会思考“阶级斗争学说”是什么，而是把它看成一个“大箩筐”，什么也可以装进去，什么也能掏出来。男女关系也可以套上阶级斗争；“资本家”也可以是统战对象。历史就是发生的“事情”，至于发生原因是什么，是什么“理论”指导，只能是个人看法，他人是否同意，由本人决定。如果我们把这一条作为我们对待历史的态度，不知会减少多少无谓的争论。

吴文在“文革沉思之三再沉思”中说：

个人崇拜当然是文革以及造成文革灾难的一个问题方面。可是当我们总结文革根本教训时，仅仅停留在反对个人崇拜这个层面就会留下更深远的问题的。比如是不是只要没有个人崇拜就不会发生文革此类的灾难呢。未必。个人崇拜的本质是什么，无非是社会围绕某个偶像的思想来运作，假设这个人还不昏聩思想还不错谬甚至还优秀，社会运作的后果会怎样呢。中国近代以来最大的问题是一盘散沙，其根本原因无非是缺乏（思想）权威。共产党为什么一下子那么凝聚力，根子就是有了这样的权威呀。当然，中国需要这样的权威与文革的个人崇拜毕竟是不能打等号的。

拙见：看了这段，感到吴先生好像没有亲身经历文革，文革几乎所有大量人员参加的行动莫不是为了“保卫”一个人和遵照这个人的指示去行事，“没有个人崇拜就不会发生文革”可以说是个“铁论”，有太多的证据来说明。至于说到中国人“一盘散沙”的现象，恰恰是国人总是寻找“权威”，依赖“权威”的后果，现实中的“权威”都是变换的，不可能固定下来，强调“权威”的思维必然造成“一盘散沙”。同时靠“思想”来作为凝聚力也是不可能的，任何所谓的“思想”都是一个“万花筒”，表面去看似乎没问题，而实际内容每个人看的都不一样，而且每个人也不知道别人看到的是什么。“思想”的真正价值是人的精神交流，言论交流。但每个人的物质生存都是摆在第一位的，在物质生存没有保障，甚至受到“威胁”时，每个人的思想多是“廉价品”，就像现在市场上抛售“存货”时的广告词：“给钱就卖”。文革时，几乎所有人的生存不可能完全由自己把握，何来“思想”？不过是让怎样说就怎样说，让怎样想就怎样想。在广场上，成千上万的人喊着同样的口号，这是显示了民众的“凝聚力”吗？今天社会是需要“凝聚力”，而且十分迫切，但万不可以靠“统一思想”，而是要靠“法治”，也就是规范每个人的“行为”，认清每个人和每个“团体”的“权界”，消除特权，共同遵守“法”，除此别无二法。中国一盘散沙传统正是“皇帝”享有特权的结果！

吴文在文革沉思之五、之六再沉思中讲：

在中国，文革可能再来，几乎是思考稍微冷静深刻者的共识。问题是文革为何可能还来？这个问题却乏人认清。我看还是中国人的思想基因里有文革。什么思想基因，无非源远流长的落后传统思想意识。比如等级意识、流氓意识就是，反之则是普遍性缺乏平等意识、文明意识。纵观文革，为什么个人崇拜、阶级斗争那么容易盛行，根子上就是这些落后意识在作祟罢。不要简单将文革再来的责任归咎于那些唱红歌的人，可能他们还有怀念过去崇高精神的可贵之处呢。难道不喜欢唱红歌的人就确立了现代进步性的思想意识？文革的再来一定是落后意识者推波助澜了。

谁也不能否认解放后自57反右后中国去路就开始大错，也不能否定其始作俑者毛泽东的一系列错招昏招，但我们仅仅将责任原因的分析停留在这个掌权群体、这个个人未必就很理性了。难道剔除了这个群体，或者将这个个人骂死了我们就会好了？！不会的！我们应该明白这个群体的这种走势与这个个人的后来表现如此都是被某种根本原因所决定的。我们要改进这个原因才行的。比如群体为什么分裂，是不是和窝里斗积习相协。个人的偶像崇拜为什么强烈，是不是大家深重的皇权等级意识对应。只有先明白这点，我们的进路才可有个开始。

拙见：我十分同意要提高国人的思想意识，应该从文化基因中寻找“文革”的原因，也同意文革后大家的普遍共识，即如此大而荒唐的全民族、全国性的“浩劫”在其他民族、国家是不会发生的。也同意不仅要追究个人责任，要有更深层次的思考，这方面我写了不少文章，欢迎大家去看。但吴的说法让我想到谚语：“那一滴雨也不会承认洪灾是我造成的”，每滴雨的责任只是无穷大分之一，也就是“零”。每个人在社会中的“政治权重”是不一样的，尤其在中国差别极大，这样每个百姓只有对自己在文革中的行为负责，而对这场运动的发生毫无责任，这一点是没必要质疑的。而这场运动的发生和“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能出一个”（付统帅之语）的“伟人”有关，没有这个“伟人”，类似的例如“反右”也许会发生，但绝不会有“文革”，有如此的浩劫。对于如何制止个人或群体可能发生的“恶行”，要靠法治，也就是要有对人间各种“契约”和法律敬畏的社会环境。而不是寻找什么意识上的“原因”。文革初期打人、抄家的现象很多，当事人不知道是在犯罪吗？肯定知道，但他更知道在当时的环境之下做这些事不会有“法律”来追究，相反可以得到“赞扬”。

吴文在“文革沉思之七再沉思”中说：

必须指出，说阶级斗争理论的错谬，不是讲阶级和阶级斗争并不存在，也不是讲阶级之间没有先进落后的差别，更不是讲人们各个群体之间不存在先进落后的区别，而是说，解决好阶级斗争的问题要以怎样的方式更为理性合理，以及解决好群体思想差异的理性方法是怎样的。从最初的阶级概念来看，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的本质即是人们经济政治地位的差异和其引起的斗争，是人类社会一种长期性的客观存在。理性对待阶级问题的态度在于推动贯彻一系列先进思想观念下的法治化过程，以逐步消弭这种差异性；而不是采取那种非人道的社会运动方式使其激烈化暴力化扩大化。

拙见：如何认识“阶级和阶级斗争”实在是困扰我们几乎近百年的一个问题。我在不少文章中进行了思考。关键是我们头脑中的“概念”存在两个来源，一个是直接来自“实在”，就是听来的，或是从书本上看来的，也都和“实在”直接有联系；还有一类是来源于思考，也就是自己或是他人对一些现象进行综合思考后的结果，这些“概念”离开思考，离开“人”就不是什么存在的事物。有人讲，我只看到有男人、女人，有张家、李家，但我看不到什么“社会”。这就说明“社会”这个概念是经过思考后得出的，属于后一种。再看 “阶级和阶级斗争”也是人们思考后得出的“理论”，我们只能看到老李在工厂工作，待遇不错，隔三差五还有奖金；老王在的工厂就不行，工资少，甚至常常被拖扣。我们只能看到具体的“老板（资本家）”、“打工者（工人）”，而无法看到“阶级”，“阶级”是思维出来的词语。这两类不同“概念”为主体形成的语句、文章、书籍也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叙述具体现象和问题的，所谓反映“客观世界”的，例如我们记录老李、老王的工作和生活情况。还有一类是人们思维之后，脱离具体现象和问题而总结、概括之后的看法、思想，也就是所谓的理论，例如老王贫困的原因是受到资本家的剥削。这两类话语是一定要分清的，对于后者，例如所谓的“理论”，感兴趣应该只是局限于个别人，对社会学理论的讨论也只是限于在“书斋”这样的场合，这个理论正确与否也只限于对这理论感兴趣的人去评价。至于“理论要联系实际”，“理论要通过实践检验”，这在自然科学理论上是没问题的，因为这类理论的主体就是“实在”的，而对于社会学上的理论是做不到的，没有这个基础。记得列宁就说过：这个社会是极其复杂的，任何理论都可以找到实例证明它是错误的，或是正确的。理论是用来思考的，满足人的精神需求，用它来“指挥”我们的行动，只能造成盲动。盲动的人多了，就造成社会的混乱。

吴文在“文革沉思之十再沉思”中说：

毛泽东的一生究竟怎样概括才更准确，我想还是以革命性为主题的抛物线状更有说服力。所谓革命者，不是简单等于那种“暴力行动”的革命，而是专指那种针对传统落后的思想变革到现代性的先进思想上来的努力。这种革命对于中国来讲其实是极有意义的。毛泽东的早中期确实功劳卓著（但不是没有问题），但自八中全会后就一路走下坡了。毛泽东的晚年究竟清醒与否，普遍存在的老年性固执自负以至昏聩是不是也发生在他的身上，这些问题宁信其有更合逻辑。他的抛物线人生从一般人性的发展来看，说明任何人如果不加强自己的思想修养，不努力调动积极上进的一面，就有可能被懈堕落后的另一面所俘获，其实没有什么奇怪的。

拙见：吴先生特别赞扬了“对传统落后的思想变革到现代性的先进思想上来的努力”，而这一点是不能经历过文革的我同意的，我必须再次重申，一个普通人的行为都是由“环境”和本人“需求”决定的，不是有什么“思想”；一个人的“思想”、“看法”、“观点”都属于个人精神世界的隐私和财富，外人只能与之通过语言交流，而不能让他“如何想”（其实也是做不到的）。同时任何“想法”、“思想”没有什么正确、错误之分，什么高贵、低贱之分,什么先进、落后之分。就是最常说的“贪财好色”也没有“错”，有人所以在这方面犯法，是“环境”造成的，腐败分子的存在，说明我们对“权力”的监管存在漏洞，而不是什么思想工作欠缺。文革这场浩劫所以冠以“文化”之“名分”，就是因为所有“恶行”都打着“思想”的旗号。一个党委书记，明明是个“工薪”层，并没有啥资产，被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理由是你“思想”上是。反思文革，最重要的是正确使用“思想”这一概念，反对乱用“语言概念”。而对这“思想”概念的糊涂使用已经让人“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分析文革必须跳出旧有的，也就是文革的思维方式。

吴文在“文革沉思之十四再沉思”中讲：

陈坡在这里说“不摆脱文革的魔咒，不认清文革的真相，不否定文革的本质，不真正反思文革，不吸取文革教训，中国就永远无法进入现代文明。”此言一般来讲是有力度的。但联系作者上下文所述却有点似是而非的感觉。因为陈的文革说无非还是一般性的权争说。那么，文革的魔咒、文革的真相、文革的本质、文革的反思、文革的教训，就都指向了争权问题便行了吗。以后的中国究竟靠什么让大家不那么争权呢，或者说靠什么来培养像自动实行任期制之华盛顿那样的政治家呢。这个问题的答案肯定不是什么简单模仿的制度再造能够解释清楚的哟。

拙见：陈坡先生所说的：“不摆脱文革的魔咒，不认清文革的真相，不否定文革的本质，不真正反思文革，不吸取文革教训，中国就永远无法进入现代文明。”我十分同意，同时文革就是围绕“争权”的历史事件，“喜好权力”可以讲是人从动物那里继承来的“基因”，问题是文革中围绕权力的“做法”实在是史无前例，说冠冕堂皇一点是极大程度上动员了人民群众参与，而实质上是充分利用了人本性上的丑恶、无知的一面；更为严重的是扭曲了一切思想文化，包括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甚至包括信誓旦旦信奉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反思文革，就是要“知耻”，更重要是恢复思想文化原本意义。至于如何对待“争权”，在被扭曲的思想文化被纠正之后，一切就变得清晰，这就是绝大部分国家和民族实行的“xian政”。

吴文在“文革沉思之十六再沉思”中讲：

说60岁以上的中国人幼少年纪的记忆里有饥饿和斗争不错，但说他们只记得这些却错了。事实上，不少那时的亲历者相比着近些年中国社会一切向钱看、坑蒙拐骗赖、黄赌毒黑霾以及巨贪遍布的可恶情况，却会常常情不自禁地想起那时的蒸蒸傲扬精神、不乏锐气正气、官场清廉守纪和社会的夜不闭户道不拾遗。我总在想，造成那种社会的思想文化也是共产党上升时期的精华所在，我们现在为什么不深加研究，为什么不比照着那些世界上的先进文化的演进规律寻找我们的进路。我还幻想，假设我们既将这些优秀的思想资源不断高举起来，又将阶级斗争之类的错谬思想逐步清除出去，我们还会为文革之重来而担忧不已么。

拙见：喜欢看历史，拿历史和现今进行比较，这可以说是人们普遍的喜欢说的话题。这里关键的地方是“比较”，通过“比较”得出判断，进一步决定我们的态度和行动。从科学角度看，“相比较”必须是同类事物，有比较的“标准”。例如两个人比身高，比体重。而我们谈的历史往往是对过去社会现象的综合看法，无论甲历史和乙历史比，还是历史和现实比，都缺少“比”的基础或平台，对于历史如何看，重要的是相互交流，让交流更便利，参与者更多。尊重每个人的看法，避免把不同观点强加于人，应该是谈历史重要的“守则”。例如，家徒四壁，夜不闭户；另一现象是家有“万贯”，有结实的防盗门窗，前面那种现象说明社会风气好，就有点缺少逻辑。我倒觉得，“贫寒起盗心”符合现实，如果极度“贫寒”，连“盗心”也不敢有，就是“苛政猛于虎”了。

吴文在“文革沉思之十七再沉思”说的一段话值得思考：

此下两段文字陈坡是从文武两面来揭露文革发动者缜密的阴谋诡计细节的。我读着想着，按照陈文逻辑方向，总是天真地在思考一个问题，哎，怪不得讲中国人精于狡诈之道，原来毛是这方面第一人啦。我想起文革时期毛那句有名的三要三不要最高指示，最后一条就是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但他自己却是倒行逆施最厉害的！如此看去他才是最大的阴谋家哟，而其他人呢，历史呢，难道这么多英者集合着相对中国杰出的群体，就一直靠衷心拥戴着这样一位人品者能够成其革命大业么？我的脑子为着这样的推理几乎被颠覆了。因为如此看去，必然将得出否定一切的结论的。 我们还有什么前进的根基呢。

拙见：历史是无情的，随着更多有关文革历史的被披露，今天六、七十岁以上的老人会对当年“山呼万岁”感到自责，而这正是“知耻”的开始。吴文的“再沉思”很多处让人感到陷于“文革思维”之中，理清楚很多“政治问题”是比较困难的，有时甚至是痛苦的，孤立无助的。我半年前写了篇有关政治的文章，比较长，我把开始和结尾的两段抄出来，给希望认识这个问题的“思考者”提个思路，开始的话：

作为一个“老三届”人，一生中无法摆脱的就是“政治”。记得年轻时看的电影，经常有这样的对话：“我是军人（或某专业人）不懂政治”；“你不理政治，但政治要找你”。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个启蒙的时代，可以见到不少值得深思的话语，我记得有这样一段话：基督教最大的好处是从不相信任何政治，政治上的不守信用，不平等和它的强制正好是人有“罪”的绝好证明。这段话是否定“政治”的，同时也说明“政治”带来的问题要在自身上找原因。前几天从网上见到一段话：“在延安，毛泽东问胡耀邦，什么是政治?他自问自答的说，政治就是让自己人越来越多，让敌人越来越少。”这里对“政治”解释是有道理的。如何让自己人越来越多呢？尤其是政治家不可能去认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百姓，如何让不认识的人成为“自己人”呢？任何人的个人体力、财力都是有限的，你不可能具体去做什么来得到“拥护”，而实际做法是让大家表同样的“态”，喊同样的口号，重复同样的话语。这就是“政治”。“政治”也是“老三届”人的宿命。

结尾的话：“政治”是一门重要的学问，是可以用科学的方法对其进行阐述和解释的，对社会应当如何发展是有指导意义的。但要做到这一点，离不开言论自由的环境，要由这方面的专家和众多的“业余爱好者”们去相互讨论，去著书立说。对普通人来说，看好自己的利益，关注和自己有关的事情。在需要政治表态的时候，多想想和自己有什么关系，实在不了解，可以选择“走开”。“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没有必要认为普通民众做什么事情都和“政治”有关，把一个人具体的行为冠以“政治”的标签是犯了一个反科学的错误。文革成功将“政治”变成了神庙里的“金身泥胎”，当时的确发挥了“神”的魔力，但不会总有，因为毕竟是“泥胎”。

吴文在“文革沉思之十九再沉思”中说：

反思文革的历史文艺路线。确实需要从阶级斗争错谬理论的无限上纲上批判，但不是也不应该全盘否定历史文艺要为政治服务的思想。这里的要害是政治这个概念要清晰。政治里确实有阶级斗争，但政治不仅限于阶级斗争。其实共产党所树宗旨的群众路线、推举实事求是思想等等超越传统官文化的精神意识也是政治，还是最根本的政治的。比如文革曾经在文艺创作上提出了高大全原则，这个原则在阶级斗争理论的独占下确实不好，但扬弃阶级理论，而从一般的真善美取向上塑造高大全的艺术人物，以教育引导人们，却是高尚高端文艺作品的灵魂所在了。

拙见：我好几年前写过对文学艺术重新认识的文章，把文学艺术和政治“捆绑”的思维是要不得的，我把这篇文章结尾总结再抄写出来，我觉得是可以经受时间的“考验”：如果把文学艺术比喻成人类需要的精神“食粮”，但这“食粮”是劣质的，比喻成“烟、酒、茶”之类的温和“麻醉品”比较合适，一些最糟糕的文艺作品甚至就是“毒品”。欣赏它和创造它，都可以讲是一种人权。如果把它作为政治的工具，是对人权的侵犯，是“政治游戏”中的违规。把它作为了解现实和历史的方法，作为一种知识进行学习，作为宣传社会道德的工具，它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甚至可能会产生副作用。夸大文学艺术在社会中的作用，抬高文艺创造人员和演艺人员，对文艺作品的内容过多评论，都是没有必要的。法国大作家巴尔扎克说得好，“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当人们普遍知道如何尊重一个人的精神世界，尊重一个民族的“秘史”，这个社会将会更加和谐。

吴文多处谈到对政治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说：

正是这样，毛也好，蒋也好，甚至民国初始前后的那些名人，袁、汪等也好，他们那时未必就没有一点为国为民的宏愿正气的，事实上，从思想素质来看，他们也有他们的人生“抛物线”走势的。至于后来为什么做了坏事蠢事，说到底，还是接受一些不好思想后的必然。这就是一般人性发展的内在规律性。也是所谓民族性的使然了。如此所以不要过重追究个人。

拙见：对政治历史人物我们主要是从人本主义的角度出发去看问题，看看他运用权力所做的事对普通民众产生什么影响。例如抗战时期实行减租减息，多少使贫雇农得到实惠，对抵御日本侵略有作用，可以说是个不坏的决策。实行暴力土改，破坏农村正常的伦理秩序，对相当多“生产组织者”造成伤害，这是违背社会法理的，但对一部分人夺取政权有益。随后又将分给农民的土地收归集体所有，进行“大折腾”，造成历史上罕见的大饥荒，面积之大，死人之多都属第一。这样的“领袖”仅仅从不懂经济去看已经不够了，因为是在犯罪，伤害到了大量的普通民众的生存。赞扬这样的执政者不是很奇怪吗？仔细分析所提出的赞扬理由，相当多是不符合逻辑要求的，不能作为“证据”，也不是可以判断的命题。例如“他使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显然是一个修饰语句，是形容一个问题，并没有提出问题。把它作为赞扬一个人的理由是逻辑上的混乱。类似现象举不胜举。

从理论上评价一个政治历史人物也是看问题的一个角度，但必须要在“知识分子”界内来谈，这和你要下棋，必须找会下棋的人一样。让不会下棋的人来评论一个人的棋技是很荒唐的事，但这种无理的现象在评价政治历史人物时却是常见的。例如研发出核武器对一个国家在国际上的影响如何，对本国经济如何，这绝不是一般人可以讲清楚的，让普通民众对此唱赞歌，不就是缺乏逻辑吗？让普通民众从政治角度评论历史人物，去唱赞歌就是一种不讲理的现象。什么“推进了历史的进步”，“解放了劳动人民”……这些都是从社会学理论看问题。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具体的社会里，但理解这些社会理论是困难的，多数情况下也是没必要的。再如所谓创建了“某某思想”的说法，仅就“思想”这一概念就不是可以简单去理解的，用“某某思想”来作为赞扬“某某”的理由，这不是缺乏逻辑基础吗？

一个人总会有某种精神需求，但常常又不能得到，有从得到的人那里“分享”的心理，最突出的就是对胜利的渴望。同时普通人有“鲤鱼跳龙门”潜意识，尤其对由普通人上升到“帝王将相”的人，充满好奇，容易产生盲目崇拜。这些心理作用常使得一些人在评价一个人的时候，忘掉了是非标准。不在乎这个人具体做了什么，对社会产生了什么影响，只是以是否胜利作为标准，也就是我们传统中的“胜王败寇”。这种思维对个人在复杂情况下如何“选边站队”提供了最简单的“标准”，但对自己最终会带来什么结果并没有去想，很可能如人们形容的“被人卖了还帮着数钱”。“胜王败寇”的认知阻碍了社会向文明发展，助长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恶劣行径。同时这也是无知的表现，往往只是看到他人的辉煌，而不知道自己的利益在哪里。任何胜利都只能是暂时的，任何由“暴力”带来的光环都将很快褪色。

结束语（拙见）：

吴先生对文革的思考里面有不少见地，但我觉得对文革的反思并没有跳出“文革思维”，何为“文革思维”呢？很简单，就是寻找“正确思想”，寻找“真理”。这种思维发展下去的结果就是对“法治”的破坏，文革的发生就是再明显不过的例子，文革不就是在“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在这些“真理”的口号下掀起的运动吗？！我们反思文革，一是从常识性的“法律”角度去看，也就是要对文革期间被毁、被浪费的公有和私有财产追责；要对千百万人身和生命受到侵害问责。如果是从思想文化的角度去看，就是要恢复思想、理论、文艺的精神含义，尊重和维护它们的“纯洁”，而拒绝“权力”的绑架。文革就是发生在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浩劫”，是人们丧失了思想、文化的结果，我们没必要在文化精神领域去为“浩劫”找“理由”。再以“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为例，我们对于它是否“存在”，是否符合实际，是否“正确”，只是“谈论”是可以的，但我们不能让每个人都“必须”来关心，不能作为普通教育的内容，尤其不能用考试来诱逼参与“讨论”。作为公职人员，当代表“权力”说话的时候，不能对任何思想理论做出“裁决”，这应当是“依法治国”最重要的一点。“法治”是规范人的行为，而不是规范人的“思想”，这实在是反思文革得到的最大教训。文革所以发生最根本的一点是对人思维的干涉，是企图规范人的想法，是“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其逻辑是人的行为靠思想支配，而这是看错了问题，绝大多数人的行为是由当时所处的“环境”决定，从个人能得到什么利益或危险来决定做什么。这些在今天看似谈学术问题，而实际上是我们的社会是要“法治”的基本问题，任何人的“思想”别人是看不到的，也不可能影响别人，人能看到的，感到的，只能是人的行为。而“法治”的目的正是规范“人”的行为，而不是规范人的思维和想法。为了规范“思想”，才有了“理论正确”、真理”等等概念。今天我们要认识“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不是它是否“存在”的问题，也不是这个理论是否正确的问题，而是人的行为只能跟着是否“守法”去行事，而不是听命于什么“理论正确”或是什么“真理”。这是历次运动用无数人鲜血换来的“教训”，也是我们消除再次发生文革的隐患必须做到，也是最难做到的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