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志兴：八十年代的中国经济学人：他们把国家看成是自己的，把自己看成是时代的

这本书，《八〇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是柳红写的书。

柳红在北京住在我家楼下，我对她很熟悉也很尊重。她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生人，现在还在维也纳攻读博士，就可见她的精神之一斑。她还有许许多多的故事，因为说起来篇幅太长，也就打住吧。

这本书的写法很特别，用四个字形容：纵横交错。

写时间线，80年代，而且80年代又分成几个阶段；写人物线，三代经济学人的勇敢前行，1920年以前出生，1920年到1940年出生的，1940年到1960年出生的，形成了梯队。

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有很多珍贵的照片，虽然都是黑白的，但是清晰度很高，这些照片里可以看到现在名气很大的人，那时候还一脸的稚气，比如王缉思、许小年、张维迎等等。

八十年代是火红的朝气蓬勃的年代，尤其是在改革第一线的经济学人，更是英雄有用武之地。那时候，我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钻故纸堆，很羡慕在第一线工作的人。我曾经提出要调到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去，但是没被批准，现在还是感觉很遗憾，看这本书的时候，这种遗憾的心情更加重了，因为错过了这样一个时期。

这本书还梳理了很多原来我们并没有那么清楚的事情，比如说莫干山会议。

80年代开过一个著名的莫干山会议。本书说是“横空出世的莫干山会议”。

中国改革时期的会议，很多能被记载的不多，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导致信息爆炸的互联网，被称作“横空出世”的大概只有两个，一个是1984年9月的莫干山会议，一个是1989年3月的京丰宾馆会议。现在很多耳熟能详的经济学家的名字，大都出现在这两个会议上。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时候，这两个会议一再被提起，后来还复制开了几次莫干山会议，我也参加了其中的一两次，显然和当年不能同日而语。

1984莫干山会议照

1984年莫干山会议的发起人，那时候都是30多岁，按照那时的观念，不能叫青年人，但是他们又不甘心被叫做中年人，所以发明了一个概念叫中青年。

很有意思的是，当时上山的最高级别的干部是马宾，部级官员，他的思想很解放。而现在年逾九旬的马宾被奉为“左派”的精神领袖。

历史，真的是此一时彼一时。

这个会议的开法也很创新，会上没有照本宣科读论文，甚至论文不能带上山，只带身子来。我想，那时候的中青年把这个国家看成是自己的，把自己看成是时代的，这样，才能有使不完的劲。

会议是围绕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分若干专题，把探讨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结合起来，拿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和建议。会议开得热火朝天，火药味也很浓，不同意见针锋相对，从白天到夜里，争论不休，人们的精神非常亢奋。会议结束时，竟有一大半人得了病。

这次莫干山会议出了很多成果，比如说关于价格改革，关于金融体制改革，关于沿海14个城市对外开放，关于粮食购销体制的改革和农村产业结构的变动等等，这些报告以一种崭新的文风示人，一改动辄引用马列经典的陈词滥调，从问题出发，提出政策建议。

当然非常突出的是价格双轨制，这个理论后来得到了经济理论创新奖。

中青年敢想敢说，但是国家的各个部门就不一定了，他们要静观风向，看看这伙儿中青年会不会受批评。没想到中央领导一反常态，不仅重视会议的成果，也开始重视这伙人。80年代很多投身改革的中青年受到了重用，现在看起来，简直是匪夷所思，不可想象，因为居然可以把一般干部一下子提拔为副部级。

除了这次莫干山会议，其实还有一次莫干山会议，柳红把它定义为“鲜为人知的莫干山会议”，这是1982年的“关于苏联东欧经济体制改革”的座谈会。

大家都知道，中国以前很长时间是以苏联为蓝本，但是苏联的做法就是正确的吗？以前没有人想过，到了80年代这样一个敢想敢说的年代，就有人敢想了，也有人敢说了。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总干事薛暮桥等人主导了这次会议，居然还有7位外国专家出席。

如果说第二个莫干山“横空出世的会议”是中青年为主的话，这个会议，我想应该是年纪比较大的人为主，比如说薛暮桥。其实以我看，鲜为人知和横空出世之间，是有必然联系的。

莫干山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春秋时期夫妻铸剑大师干将和莫邪，现在看，虽然是“莫干”，其实却是拼命地大干。

看这本书，我们知道80年代发生了很多事情，比如说现在一个很有名的机构，就是五道口金融学院。1981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挂帅，由属下的金融研究所出面创办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研究生部。四大银行工农中建以及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参与创立和教学之后，更名为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这是中国当代教育史上最小的研究生院。1981年第一届招生18人，第二届22人，第三届23人。几十名学生，再加上几位教学管理和后勤人员，没有专职教授，却是成材率最高的学院。

不仅如此，还出现了一个五道口现象：五道口的毕业生形成了一个对中国的金融资源和财富机构整体性影响的群体。当然，后来2011年9月，五道口30岁生日的庆祝活动也是告别，因为它被并入清华大学。

我知道，我的很多朋友都以能够上五道口金融学院为追求，远超中欧和长江商学院。从五道口毕业的人，有了很大的人脉圈，有了很多的知识，还有很高的就业空间，也有了很多的骄傲。

但是，它起步于80年代。

80年代，经济学家和高层领导之间的互动值得记录。

柳红写了著名的经济学家周叔莲和胡耀邦之间的互动。

1977年6月，在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政策研究室工作的周叔莲收到了胡耀邦的来信，信是用铅笔写的，开头就说：

“经过你认真钻研过的这篇论文，在《光明日报》同志的支持下，终于同广大读者见面了。我敢断定，这至少是几百万人，包括我们党的许多许多领导干部、经济工作者、理论工作者、广大的科学技术工作者要看、要传播。这么多人从这篇文章中打开了眼界，明辨是非，汲取了力量，从而能够更好地为我们伟大的事业而奋斗。这该是感到足以对得起党和人民的一件好事情。”

胡耀邦写这封信的时候，刚刚恢复工作到中央党校当副校长。

一个月以前，周叔莲写的这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文章发给胡耀邦，耀邦在稿纸的四边密密麻麻地写了将近1000字补充，这是5月1号的事情。5月30号发表以后，6月1号胡耀邦写了上述那封信。

其实，胡耀邦不单单是修改和赞扬，更重要的是他提出了理论创新的勇气。因为他不同意当时两报一刊的“两个凡是”，也不同意中央文件中所说的“四人帮是正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提出：到底应该反对资本主义，反对修正主义，还是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反对流氓无产阶级的，这是石破天惊的问题。他问周叔莲：你还有更多的打算吗，有更大的勇气吗？

这不是问周叔莲一个人，而是在问跃跃欲试准备进入八十年代的理论工作者。

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中央一批有见识的领导者的支持，80年代的经济学者们也不会有如此之大的勇气，如此辉煌的成就。

来源：周老师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