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华新：让新闻报道和舆论引导与经济对表

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把非经济性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强化政策统筹，确保同向发力、形成合力。加强经济宣传和舆论引导，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

回顾中国经济改革艰难突破的历程，经验教训之一，就是要“把非经济性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其中，经济宣传和舆论引导对于发展市场经济，起到了保驾护航作用。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份文件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点，确认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到了九十年代邓小平南方谈话后，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从商品经济进一步明确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在从计划经济迈向商品经济的过程中，党中央高举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伟大旗帜，开放搞活，放权让利。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新闻界通过一系列新闻报道、调查报告、理论文章，回应党内和民间对经济改革的种种顾虑和指责，力证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姓“社”不姓“资”。这时候需要的是冲决传统观念束缚的历史担当。

而在大规模展开市场经济建设后，需要为人民大众从传统体制下的“单位人”变成“社会人”、变成市场上的自由劳动力，提供充分的经济信息，精准解读新的经济社会运行机制，便于公众在市场环境下的就业和发展。这时候，更需要专业知识和经济理性。

理论创新，为经济改革提供合法性

改革初期，温州商品经济率先冒尖。但温州大户和基层干部头顶，悬着一把姓“社”姓“资”的达摩克利斯之剑。1987年8月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发记者马立诚的通讯《温州人的喜与忧》，提及每当这种争论一起，温州人的心头就罩上了一层捉摸不定的阴影。有个跑电器供销的“万元大户”，再也不敢出去联系业务了。本来打算买一辆桑塔纳轿车的，惊恐之下反而把仅有的一辆摩托车也给卖了。

范荣康副总编辑审定的“编者按”写道：这篇报道使我们看到了一些对改革、开放持怀疑、保留态度的错误论调给实际经济工作造成的干扰和影响。亿万干部群众正在发展商品经济的拚搏中大显身手，怎能再让他们套上无形的绳索，提心吊胆，无所措手足？ 

在北京，中央谨慎地划定了“清污”“反自由化”等意识形态斗争的政策界限，不联系经济改革政策。领导人出面驳斥了“只反说自由化的，不反干自由化的”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最深刻的根源来自经济领域”等错误认知。1987年5月13日宣传、理论、新闻、党校干部会议警告：“试问，如果把现行政策说成是自由化，人心惶惶，生产不搞了，生意不做了，砍树的砍树，杀猪的杀猪，谁负这个责任？”

体制内有识之士为经济改革鸣锣开道。费孝通、董辅礽、杜润生等理论精英撰文，出版《温州模式丛书》8册。温州当地三千名理论工作者研究总结群众创新实践，写出《对土地转包问题的探讨》、《关于家庭工业的几个问题》、《怎样看待农民供销员》、《民间借贷利多弊少》等调查报告，对澄清思想混乱、支持改革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人民日报》1986年11月21日发表林子力几乎一整版的文章《温州商品经济的“成分”问题》，用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功底，为温州经济定性。

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研究员林子力的理论考据，在特殊历史时期发挥过重要作用。改革初期，如何看待雇工问题，莫衷一是。林子力从《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篇第九章《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发现了一个注释。马克思认为雇佣7人以下算是自食其力的小业主，8人以上则是资本家。林子力推导出一个结论：“8个人以下就叫请帮手，8个人以上就叫雇工，8人以下不算剥削。”这个发现，为雇工问题打开了一点口子。

当时，温州家庭工业已在全部工业总产值中占到60%，大多数家庭经营都雇有帮工或学徒。温州地区有著名的十大商品产销基地，初步形成包括生产资料市场、资金市场等在内的地区性民间市场体系。有人担心：温州经济是不是“私有化”、“市场化”了，会不会趋于“两极分化”？林子力认为，用旧体制据以形成的理论基础──传统的社会主义学说，是解答不了这些问题的。每当这些问题讨论到最后，人们就不能不把问题提升到更高的层次──什么是社会主义，对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究竟如何认识？不涉及这个较高层次，所谓“私有化”等问题是无法得到说明的。

林子力主张：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划分为两个层次，形成两层结构。一切生产者或经营者，无论是国营企业，还是家庭、个体经营，都只是微观经济单位，都要纳入两层结构的第二层次。他们的经济利益和经济行为，都不能不受宏观经济职能的制约。林子力举例说，当时家庭企业的年收入超过5万元的，按超过部分的应纳所得税额，加征10%至40%的所得税。这就是说，按最高税率，他们这部分收入的80%左右要交给国家。如果我们按照两层结构的观点，而不是仅就微观经济来谈所有制即生产关系，那末，从包括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全部关系来看，家庭企业就明显区别于传统概念中的个体经济或“小业主”了。

林子力建议，不能把微观经济成分或形式看作就是“所有制”；只要宏观经济职能不断具备和不断健全，那末各种微观经济形式都将纳入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系，循着它的轨道而运行。

这是老一代党内学者对国家经济发展路径的严肃思考，党报刊出起到一锤定音的作用。此后，对温州经济的质疑和批判开始消退。今天，学术界还纠结于企业家投资经营民营企业所得算不算“剥削”。其实，早在37年前，林子力已得出结论：对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级差收益和利息等非劳动收入，用“剥削”这个与阶级相关的概念去说明，不很恰当。“大锅饭”也是一部分人对他人劳动的占取。一个国营企业，如果年年亏损，每年要国家大量补贴，那末这些补贴哪里来的？还不是来自社会劳动。我们并没有把这些都叫作剥削。

老一辈理论工作者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1985年春，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到浙江考察，问温州市委书记袁方烈：你能用一句最简单的话概括一下温州成功的经验吗？袁方烈略略迟疑，吐出了2个字：“不管。”杜老频频点头：好个不管啊，搞商品经济，我们都不懂；如果管，只能是胡管乱管，或者是按我们熟悉的老一套去管。那只会限制农民创造。（老记者吴长生回忆）

温州干部不赞成“温州模式”的提法。他们说，我们的最主要经验就是不承认什么模式。人民日报就此发表评论《“模式”宜慎用》：我国幅员极其辽阔，各地的自然环境、社会条件、经济状况差别很大，很难套用一个或几个“模式”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1987年2月8日人民日报）

读到一则新闻：2023年11月29日，《学习时报》举办座谈会。校内外专家学者认为，要进一步提振民营企业信心，加强理论研究和宣传，引导全社会客观正确全面认识民营经济和民营经济人士至关重要。理论工作者要进一步阐释好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必要性、必然性和长期性，回答好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与今天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本的关系、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的深刻内涵等一系列重要理论问题。

这则新闻很短，字里行间读出了当年的理论勇气。想起八十年代又一位温州市委书记董朝才的表态：“干部应该在生产第一线接受新的观念，否则就会站在群众的对立面。”（记者孟晓云报道）

信息充分，克服国计与民生的温差

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基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并一举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此庞大体量的市场，需要劳动力、土地、资本、信息和数据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转，特别是经济信息的透明和充分供给。

《人民日报》早在1980年11月13日敏锐地提出《把开展经济信息活动摆到日程上来》。“长期以来，经济信息活动在国民经济中是一个十分薄弱的环节，严格地说，基本上还是一个空白。”伴随市场化改革，需要对经济技术发展趋势和市场变化心中有数。起初是银行为企业提供市场信息，很快连山西壶关县都建立了经济情报网，向种植业、养殖业、加工业、运输业专业户传递信息，促进了当地红果、党参、老陈醋的产销。

在传统的综合性报纸之外，九十年代初出现了《中华工商时报》等财经类专业媒体。朱镕基主持国务院工作期间，要求宣传口负责同志列席国务院常务会议，宣传工作与经济工作对表。1994年3月10日《人民日报》的任仲平文章《上下一心打好今年改革攻坚战》，完全是一篇经济时评，全面梳理了培育市场主体、完善市场体系、健全调控体系三领域“整体推进”的政策规划和可能带来的方方面面问题。曾策划《解放日报》“皇甫平”文章的周瑞金，时任人民日报分管评论理论的副总编辑，首创“任仲平”这一党报评论品牌。

主流媒体不仅要在时政信息传播中发挥压舱石作用，还要在经济民生议题上，如就业、物价、楼市等热点舆情中，与专业财经媒体和智库一道精准解读政策，避免自媒体把经念歪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日报几次发表“权威人士谈中国经济”的答问，如《五问中国经济》（2015年5月25日），《七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6年1月4日），《开局首季问大势》（2016年5月9日）。权威媒体采访高层权威人士，做出权威解读，给国内国际市场发出清晰的政策信号。

近年来，在舆论场上，一些政策信息常被误解误读。如2021年12月颁布的《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一些人看到“统一”二字就武断地认定是计划经济的复归。其实这个文件恰恰是要消除行政壁垒和市场分割，解决阻碍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问题。统一的市场‍并‍不是由政府之手来进行统一，而是通过消除对市场公平竞争的阻碍，消除对市场的不当干预，形成‍一个商品自由流动、要素自由配置的市场。商务部和一些省商务厅发布家庭应急物资储备建议，一些人联想到战争危险，其实家庭应急物资是西方国家和平时期的惯例。今年国家卫健委回应全国人大代表建议，支持开展米糠营养价值研究和有关标准修订，也被解读为政府在为饥荒做准备。过来人想起了五六十年代之交有些地方吃树皮的不堪。做好政策解读，对于稳定市场，稳定投资人和消费者至关重要。

当前要特别注意政府统计数据和老百姓切身感受之间的“温差”，把握好国计和民生的关系。中国经济发展表现出超大市场的发展不平衡，还有6.1亿月人均收入近1000元（2019年）。在网络舆论场上，有关体制道路的宏大议题消退，人们更关注就业、住房、教育、医疗等基本生活保障，希望有工作、有钱赚、敢花钱，增强安全感、获得感。年轻人中出现“躺平”和“四不”现象（不恋爱、不买房、不结婚、不生娃），提示需要提振新生代的预期，增强他们对未来的信心。

经济民生问题，老百姓和企业家冷暖自知。疫情期间，为响应国家节约粮食的号召，武汉餐饮业协会倡议10位进餐客人只点9个人的菜；接着，辽宁省餐饮烹饪行业协会、辽宁省饭店餐饮协会跟进，倡议10位进餐客人只点8个人的菜。这样的宣传表态脱离疫情期间的基层实情。特别是武汉封城74天，餐饮业奄奄一息，恐怕一些店主恨不得10位进餐客人点上11个人的菜。即使有店主有这么高的政治觉悟，有关部门也不适合大肆宣扬，那样会被认为不懂体恤民生。

商务、工信、数据、市场监管、证券、保险等政府经济部门，能否参照当初公安机关大规模入驻微博、抖音平台的做法，前进到互联网上，面向社会各阶层增加权威经济类信息供给，形成与市场、舆论的“双向”沟通和呼应？市场监管部门2022年处罚上海巴黎贝甜无证生产糕点，与前不久处罚包子铺卖“豆腐脑”、餐饮店在外卖平台卖拍黄瓜，于法有据，但社会观感不佳。需要考虑公众感受，寻求法理情的平衡。

专业解析，鼓励经济民生问题讨论

当下经济民生话题的舆论场，一个突出的问题，是“非经济人士”设置议程，引领舆论走向。

经济问题，每个人都不能置身事外，每个人都有利益表达的权利。认真倾听各方诉求，政策才能更加周全。但财政、税务、金融、国际贸易等问题有专业门槛，需要经济学素养，包括会计学知识，才能把一些问题看明白、说清楚。所谓“非经济人士”，不了解经济工作的复杂性，容易得出简单粗暴的结论。例如，2020年初中美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时，“一些非经济人士在鼓吹中美两个大国的脱钩，但实际上是做不到的”（刘鹤，华盛顿）。在有关国计民生的大问题上，“非经济人士”频频发言，要求举全国之力开发芯片，不惜自成体系，与亚非拉结盟，形成当年“华约”那样的圈子，与美欧强势抗衡。在华为被美国粗暴打压时，四处寻找“卖国”企业，如对成功留在国际市场的联想大加指责。

这与经济话题舆论生态的先天不足有关。政府有关部门的政策解读不充分、不到位；财经专业机构、专业人士不习惯在公众场合发言；而“非经济人士”以扶弱抑强的罗宾汉形象登高一呼，反而成为社会良心和正义的化身。

在经济议题上，仅凭“政治正确”和道德感，是解决不了很多复杂问题的。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告诫全党：“我们要学会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自己不懂就要向懂行的人学习，向外国的先进管理方法学习。”据人民日报老社长钱李仁回忆录《半个世纪的沧海桑田》，在经济议题上，由于记者知识化、专业化程度不足，也曾经发生过一些令我们汗颜的事。股票初兴时，《人民日报》1988年9月11日在头版刊发新闻《中南海里购股票》，说沈阳金杯汽车在中南海国务院售出３万多元股票。记者编辑觉得股票这个新生事物要支持，中南海带头买股票，是为发展商品经济身先士卒，肯定是一条好新闻。当时还不明白，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政商区隔的极端重要性。

见报后，高层查问：“谁在中南海里卖股票？”许多公司打探：“我们能不能也到中南海发股票？”真实情况是，金杯汽车在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院子里发售过股票，而管理局大院与中南海一街相隔。四天后，人民日报在头版同样位置刊发《重要更正》：经查，中南海国务院大院没有允许过任何企业前往出售股票，中南海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务院工作人员购买股票，“特此更正，并向广大读者致歉”。

对于八十年代出现的小镇企业家步鑫生，新闻媒体曾经一拥而上，捧为改革明星。各地纷纷到海盐衬衫厂取经，步鑫生接待不过来，据说一般干部来参观只能观看他的演讲录像。然而，很快衬衫厂资不抵债，步鑫生被免职。《人民日报》1988年1月27日发表高海浩的新闻述评《一人沉浮 千夫评说》，提出：中国企业改革的“母体”是什么？小农经济和小生产方式。从这个“母体”脱胎而出的企业家，不可能充足或自如地具备现代化管理者应有的素质，这需要漫长的痛苦磨练。

党报人对改革开放的历史趋势有洞察力，在新闻报道和评论中勇于“为王前驱”，但也出现过给经济事务贴政治标签和泛道德化的偏差。例如人民日报1986年和1987年的两篇记者通讯，称赞沈阳市电车公司经理夏任凡推行经营、工资等改革，配发评论《热诚地爱护帮助改革者》。钱李仁社长不同意“改革者”的提法，认为“改革者”这个词容易引发在干部和群众中任意划分“改革者”“非改革者”“反改革者”。新华社新闻《福州市委宣传：立即停止对改革有成效的企业的无端审查》，人民日报转载时标题去掉了“无端”二字，似乎只要改革有成效，就不允许对其做任何审查。

当时中纪委邀请人民日报等央媒开会，提出，当前既存在先进人物遭非议的情况，对改革者迁就、批评不得恐怕也不行。事实证明，不是因为谁率先走向市场就是道德楷模，他也可能较早地被物欲和野心所吞没。2003年2月11日人民日报刊发消息《沈阳“巨贪庄园主”一审被判死刑》，透露夏任凡担任沈阳客运集团公司总经理职务时，采取侵吞、骗取等手段疯狂敛财，建造千亩庄园，最终身败名裂。

今天媒体人的财经专业素养有了极大提高，各种财经专业机构人才济济。值此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时期，希望胸怀“国之大者”，以稳定市场民生为念，输出理性思维。有些市场机构“首席经济学家”从本专业视角出发，对市场做出悲观预测，可以在学术圈内探讨，在互联网时代不一定都适合面向全社会传播。预测性信息是基于诸多假设对未来有可能出现的发展趋势进行的预测，在资本市场上是对历史信息的有益补充，但存在主观性和较大的不确定性，一般需要附加风险提示等警示语言。我国监管规则指出预测性信息应适用“合理、谨慎、客观”的披露标准。而在互联网公众场合，网民特别是年轻人缺乏相应的专业判断能力，容易被一些不完整的数据和夸张的情绪所误导。

大V、粉丝和MCN

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扩张，社会分配不均、社会流动停滞、阶层固化等问题日益严重。不少年轻人转而朝着与市场相反的方向张望。这时候，“大V”趁虚而入，沿用“文革”时期教科书上的政治术语，试图用反市场逻辑来解决社会不公问题。没经过“文革”和八十年代的人，不了解改革前是如何一穷二白的局面，不能深切地意识到只有改革开放才是振兴国民经济的关键一招。

当下，对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意见偏差，如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鼓吹历史虚无主义，各方认识比较一致，管控给力。而对于涉经济民生议题，什么是“政治不正确”，网络平台小编觉得较难把握。比如攻击联想改制导致国有资产流失，是否构成侵害企业商誉？判断经济民生话题“政治不正确”的标准，就是宪法和党章规定“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即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任何违反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言论，如诋毁民营企业卖国，反对按资本等生产要素分配，都是错误的。

2023年国家网信办组织“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 保护企业合法权益”专项行动，重点治理以下言论：采用“贴标签”“带节奏”“放大镜”等方式恶意散布所谓“民营企业卖国论”“民营企业离场论”等论调；断章取义企业家过往言论和片面解读企业财务报表，干扰企业正常经营；跨平台多账号密集发帖恶意攻击企业、企业家等。国家网信办正在面向社会公开征集2024年“清朗”系列专项行动整治重点意见建议。个人建议，对于那些习惯于在网络舆论场放冷枪，把企业家搞成惊弓之鸟，由此吸引流量的“商业模式”，需要找到治本之策。不妨鼓励民营企业和企业家在舆论场依法维权，司法机关和市场监管部门、网络管理部门都要为企业维权提供必要的帮助。

其实，某些流量大V个人的意见偏差，真没那么重要；大V背后数十万甚至数百万粉丝的关切和焦虑，才是值得社会深切关注和认真倾听的真问题。大家都希望经济更好地发展，民生更好地改善，公平正义得以实现。要化解网络舆论场的紧张和戾气，需要劳动者权益保护的法治支撑，畅通社会流动通道，社会保障制度托底，让人心回暖。

某些剑走偏锋的“大V”个人观点，能量有限，甚至是有着某种合理性的存在；但其背后的MCN（Multi-Channel Network，多频道网络，网红运作公司）用资本的力量破坏舆论场多元声音的平衡。一些MCN以人设、投放、炒作等手法，跨平台制造热门议题，渗透和操弄舆论，与其培养资助的IP分享流量收入。当我们强调提速改革和扩大开放的时候，尤其需要警惕一些人借炒作“爱国”“民族”标签，引发“保护主义”思潮裹挟民意和政府决策，趁机从资本市场套取私利。

如何消除民企的“林黛玉之忧”？

1986年10月22日-11月6日，人民日报连续在头版发表记者孟晓云的系列通讯“温州风情画”。她道出了温州大户的顾虑，“担心自己会像林黛玉进荣国府，先受宠爱，后来就是葬花了”。

温州群众对管卡压式的“管”有一种逆反心理。龙港镇委书记有段名言：“干部无为，老百姓就有为了，群众比我们伟大，我们管不了，我们越管，他们包袱越重。”

从袁芳烈书记的“不管”，到镇委书记的“无为”，不是不干事，而是放弃管卡压，换成服务、体贴和帮助。商品经济的发展冲刷着指令性、大一统、命令式、运动式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今天的情况与八十年代相比有很多变化，政府对经济的管理难度更高，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这个基本价值取向一脉相承。

在一些地方，一说给民营企业吃“定心丸”，就有各种夸张的表达，如政府召开经济工作会议，让企业家坐中间，党政领导坐两边。但如果不改变政府过于强势的思维定势，民营企业寒蝉效应的心结就难以真正消解。当下经济民生领域的舆论监督，能否主要针对有关部门的依法管理行为。例如，商务部今年11月组织对含内外资不合理差别待遇内容的规定及措施进行专项清理。现在最关键的，也许不是政府各部门继续出台多少种政策刺激经济，而是厘清政府、市场和社会的边界，公权力恪守本分，鼓励包容市场经营主体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自主运行，减少对经济微观运行的干扰。我们需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而不是更多地发挥政府作用。三十多年前温州镇干部对“我们越管，他们包袱越重”的警觉，在今天恐怕没有过时。

人民日报晋冀鲁豫根据地出身的老记者何燕凌，1956年4月29日以“何成”笔名写出《生产组和社员都应该“包工包产”》。温州永嘉县委副书记李云河手持这一天的《人民日报》请示地委，温州约一千个农业社实行了包产到户。但是好景不长，“包产到户”成为农村“右倾”路线错误的代表。李云河被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下放“劳动改造”。永嘉农村干部和农民被判刑坐牢的二十多人。直到1986年夏的一天，李云河辗转找到何燕凌的电话，用颤抖的声音说道：“你那篇文章和这个名字，几乎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何燕凌放下电话，不禁想到：“如果当年我写那篇短文的时候能够想到它可能导致那么可怕的后果，又该怎么做才好呢？”政策的大起大落，会破坏生产要素和社会财富。

汲取历史教训，“两个毫不动摇”（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已经成为全党共识。在此基础上，理直气壮地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中国经济在持续承压中走出一条回升向好的复苏曲线，取得殊为不易的发展成绩。要维系改革以来全社会友商亲商的文化氛围，营造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岁月安好。在经济民生问题上，迫切需要在政府和市场经营主体之间，“意见领袖”和民众之间，保障信息通畅、意见表达和理性讨论，并充分发挥主流媒体、财经专业媒体、专业智库的作用，14亿中国人凝聚成“意见共同体”，以强信心为重点加强正面宣传，以接地气为底线提高舆论引导能力，巩固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

37年前温州大户的“林黛玉之忧”，根源可能不在于家长乱点鸳鸯谱，而是承认年轻人有自由恋爱的权利。为此，需要克制贾母慈爱式的越俎代庖，还有就是清理动辄喊打喊杀的杂音。在法治社会的框架内，让年轻人的婚恋和企业经营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毕竟，“人和”也是生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