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华新：岁末读报：航空母舰如何在硬币上转圈？

45年前的岁末，党内外洋溢着拨乱反正、与民更始的庄严和喜悦气氛。从1979年元旦起，一批曾被打成“大毒草”的老电影《早春二月》、《阿诗玛》、《一江春水向东流》等重见天日；同时引进的还有法国电影《巴黎圣母院》等。（1978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

“马铃儿响来哟玉鸟儿唱，我陪阿诗玛/阿黑哥回家乡……经过几十年凶神恶煞的政治运动，大街小巷终于在柔曼的歌声中升腾起祥和的烟火气。

那是1978年，从5月胡耀邦策划推动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到年底收获思想解放的丰硕果实。12月18日-22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此前36天中央工作会议做铺垫，果断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国家转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康庄大道。12月16日，人民日报出版“号外”，宣布中美建交。“文革”后的中国，抓住苏美冷战的有利国际环境，向西方敞开国门，大规模引进外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

1978年岁末开启的中国改革开放，曾被称为“我们这个时代最激动人心的事件”。此后四十多年不同于西方的发展模式，又“激发了世界关于制度的丰富想象”。“能让一个人口众多的民族在极短时间内来个180度大转弯，就如同让航空母舰在硬币上转圈，难以置信。”（任仲平，2008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

研读1978年12月27日-31日这5天的人民日报，一些惊心动魄的大事已经发生，这些版面和字里行间传递的讯息，是党内外人士的消化解读。当时人民日报每天仅6块版，五天30块版，留下了历史大转向中人心思变、人心所向的丰富素材，今天读来依然怦然心动。

“党中央好好听听人民的呼声”

在中央工作会议进行期间，胡耀邦、胡乔木调上海青年工人宗福先创作的话剧《于无声处》进京演出。这是一出以1976年清明节百万人民悼念周恩来总理为背景的剧目，而当时尚未为天安门事件平反。11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报道：

“记者在休息厅里看到，当年在天安门广场写下革命诗文、在英雄纪念碑前奉献花圈的人们，相会一处热情地互致问候，重温1976年那段难忘时刻。剧终，灯光骤亮。曾经参加过天安门事件的首都群众代表走到舞台上。他们当中，有的曾在广场上张贴过第一张声讨‘四人帮’的战斗檄文，有的曾冒着危险传抄、珍藏过广场上的革命诗文。一些在被‘四人帮’投入监狱、在被审查期间从未屈服的人，这时眼里闪动着泪花。”

这是新华社才女记者郭玲春笔下感人的瞬间。没想到，一个多月后，人民日报刊出碧空的文章《新闻工作者的思想也要解放一点》，批评报道没有写出任何一位广场英雄姓名，却罗列了从中宣部、文化部、总工会到北京市委、上海市委负责人，以及文艺界知名人士等等一长串观看演出的名单。文章进而提出：报纸刊登领导同志参加会议、会见外宾的消息和照片篇幅太多，宣传群众活动太少。“我们经常宣传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但在报纸上，占据主要篇幅和位置的却天天是领导同志的活动。”报纸、电视和广播要成为人民群众直接发表意见的地方，不同的意见可以展开讨论，造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1978年12月27日人民日报）

今天难以想象，三中全会的表态新闻还可以这么写：“搞四化没有民主搞不成。只要党中央好好听听劳动人民的呼声，工作就会少出岔子。”兰州机车厂工人评价十一届三中全会：许多年来一个政治运动接着一个政治运动，影响了生产，国家受害了，人民受苦了。我们盼的就是工作重点的转移，今天可盼来了！（1978年12月30日人民日报）

民主集中制是党的优良传统。习近平总书记日前在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指出：对工作中了解到的真实情况，要及时客观全面反映上来，不能只报喜、不报忧；要注重发扬民主，鼓励大家畅所欲言；要善于正确集中，作出科学决策；准确识别时与势、危与机、利与弊，主动识变应变求变；眼睛亮、见事早、行动快。

正视中国与世界的“时差”

“文革”后，作家谌容的小说《减去十岁》异想天开：根据上级指示，全国人民一律在档案中减去从“1966—1976”这十年，全部年轻十岁！人民日报“任仲平”认为：“十年浩劫”过后，中国社会普遍存在一种焦虑情绪。而“时间焦虑”的背后，是中国与世界潮流的“时差”，是人们对改变国家命运和个人命运的急切心态。可以说，改革开放既是摆脱我们党和国家当时所处的严重困境，摆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长期束缚，摆脱闭关自守的封闭半封闭状态，实现从困境中奋起的唯一选择，又是赶上新科技革命的浪潮，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前提下，融入时代发展潮流的必然选择。

实际上，“文革”后期，党内外已经对国民经济的落后已有普遍的认知。1976年初，北京市总工会工人理论组在白纸坊礼堂宣讲，一名工人走上台来不客气地质问：“你们说现在的形势是‘莺歌燕舞’、‘流水潺潺’，这符合事实吗？”

工人理论组无言以对。当时从年轻人结婚渴望的“三大件”——自行车、手表和缝纫机，到布料、大米、面粉、食用油、盐，甚至区区火柴，都要凭票供应。后来的中央文件承认，此时的中国经济已到了“崩溃的边缘”。全国企事业单位职工从1957年开始工资冻结，奖金取消。一直到1977年，全国才第一次普调工资，最高每人可加薪7元。特别是城镇1600万高中毕业生、初中毕业生，约1/10的城镇人口，被驱赶到农村“广阔天地”，垦荒、种地、修水库，体会到青春被历史埋葬的悲凉。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三驾马车之一科尔特上世纪六十年代访问法国，对巴黎Shopping Mall（大型购物中心）的琳琅满目、流光溢彩赞不绝口。晚上回到大使馆，科尔特喝着闷酒感叹：“我们的人民错过了多少好东西呵，真可怕！难道他们不配享受这些东西吗？”今天想来，我们有权为自己的童年，更为我们的父辈，责问一句：“我们的人民错过了多少好东西呵，真可怕！难道他们不配享受这些东西吗？”

体制内的智者对中外时间差、时代差有深刻体认。比如早年留学法国的邓小平，1975年在山西昔阳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公开说：“我们不能吹牛，我们现在积了多少粮？全国还有部分县、地区的粮食产量还不如解放初期。”

江青脸上挂不住了，插话说：“不能那么说，那只是个别的！”

邓小平寸土不让：“个别的也是不得了的事呀！就是个别的，也是值得注意的事！”

1974年我国自己制造的一艘万吨远洋巨轮“风庆轮”回到黄浦江，张春桥、姚文元如获至宝，部署媒体大肆宣传，借题发挥批判国务院系统的“洋奴哲学”。邓小平又发话了：“才一万吨的轮船，就到处吹。1920年我到法国去的时候，坐的轮船就有几万吨。”

据媒体统计，在1978年，有12位副总理和副委员长以上的国家领导人先后20次访问了51个国家。邓小平一人就4次出访，行程遍及8个国家。打开国门，发现我们落后了，那种紧迫感是刻骨铭心的。

如今，随着ChatGPT/大模型横空出世，加上Space X、室温超导、新能源、生物制药等，迎来新一轮“大航海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政治局集体学习中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战略性技术，具有溢出带动性很强的“头雁”效应。专家分析：ChatGPT 中的语言虽然支持中文，但GPT3数据中，中文语料库只占0.16%，是英文语料的 1/500。未来我们能承受以英文为母语的AI支配世界吗？国内科技创业热情在下降，由于芯片限制，算力又被西方卡脖子，人工智能仍否维持中美双雄局面不容乐观。我们需要认清差距，理性追赶，开放合作。

我和罗荣兴、曹焕荣1987年10月在人民日报发表通讯《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京沪专家学者提出：“如果赶在大动荡前长硬起飞的翅膀，就可能乘风而起；如果耽误了这已经不多的时机，就只能在各方转嫁危机的重压下更加贫弱。”今天仍然需要当年的时不我待，奋起直追。

“勇敢地向国际一切先进的东西学习”

中美宣布建交后，湖北省崇阳县白义公社金星大队雷军良给人民日报写信，表示：继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之后，又传来了中美建立外交关系，以及邓副总理应邀将访问美国的消息，“这是何等喜人啊！”“我们要身在田边，放眼世界。”中美关系正常化，有利于四个现代化的实现和祖国的统一。预祝邓副总理访美圆满成功！（1978年12月27日人民日报）

这是改革初年基层老百姓的见识和胸襟。就像1978年初人民日报发表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虽然全中国没几个人理解这个数学皇冠难题，却不妨碍那一代女青年以嫁给陈景润这样的科学家为荣。想当初，在极左路线的影响下，新闻宣传出现反智倾向。比如，“四人帮”当政期间的电影《决裂》嘲弄老师在课堂上讲“马尾巴的功能”；同时宣扬连白卷都不交的人，凭“手上的硬茧”就能上大学。直到“文革”结束，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成为党内外共识，才有可能重新检讨“马尾巴的功能”。中共中央党校教育长宋振庭质疑教畜牧学为什么不能讲讲马尾巴的功能：蝌蚪是有尾巴的，为什么长大成蛤蟆时就没了？牛尾巴有什么作用？兔子尾巴为什么长不了？有些动物的尾巴在跑起来时可以起“舵”的作用，最低也有轰走蚊蝇、牛虻的作用。（《马尾巴、蜘蛛、眼泪及其他》，1978年5月14日人民日报）

今天看来，这些常识之争有些荒诞。值得警思的是，当时嘲笑知识、辱骂知识分子，竟然成为一种能够彰显政治立场坚定的社会风尚。“四人帮”把“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青年人当作知识分子对立面加以吹捧。他们明明是在摧残文化、辱没斯文，却自以为真理在握、呼朋引类、喊打喊杀。今天在互联网上，这样的“造反派”遗风也未完全绝迹。人民日报当年义正词严地责问：“凭硬茧能搞出四个现代化来吗？硬茧能使卫星上天吗？光靠落后的生产工具能使我们国家富强起来吗？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是建不成社会主义的。” 

12月26日，就在叶剑英委员长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议，请黄华外长报告中美建交经过的当天晚上，中国首批赴美留学的50名访问学者乘飞机离开北京。年龄最小的32岁，最大的49岁，平均41岁。其中女学者6人。去美国学习理工农医专业，学两年左右。当时外汇奇缺，这么多人一共只有50美元，被领队揣在兜里。

当天上午，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全体赴美学者，勉励他们刻苦学习美国的先进科学技术，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出力。到机场送行的有北京大学校长周培源、教育部副部长李琦和清华大学副校长张维、首都医院副院长方昕等。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和夫人也到机场送行。（1978年12月27日人民日报）

1978年7月12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姆博先生。姆博希望中国派专家和工作人员到教科文组织去工作。邓小平的回答惊人的坦率：派工作人员去，老实说，我们主要是去学习。你们的组织派人来讲学、办训练班，是好建议。你们组织举办的国际学术活动，我们应该参加。邓小平还说，打倒“四人帮”，算是一个解放，我们有了吸收世界一切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勇敢地向国际一切先进的东西学习的条件。就在接待UNESCO总干事两天前，邓小平在北京会见美国总统科学顾问弗兰克·普雷斯博士，询问能不能送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能不能派5000人。博士立刻拨通越洋长途，叫醒睡梦中的卡特总统。卡特想了一下，回答：“你告诉邓小平，他可以派10万人。”

对外开放的基因，在中国领导人中代际传承。中国式现代化的出路在于拥抱世界、文明互鉴。习近平总书记每年都为上海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致辞，强调中国将坚定推进高水平开放。坚持“拉手”而不是“松手”，坚持“拆墙”而不是“筑墙”，坚决反对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不断削减贸易壁垒，推动全球价值链、供应链更加完善。

“领导层的质量”和“人民的品质”

纵观古今中外的风云变幻，美国历史学家胡克不相信个人只是历史飓风中的卑微沙粒，英雄只是历史规律得以实现的一个木偶。他在一本薄薄的专著《历史上的英雄》中指出：

“历史上的英雄是在决定一场争端或事件发展方向时无可争辩地起了主要作用，而且若不按其方式行事就将导致极其不同后果的那个人。”“英雄能找到历史前进道路上的岔口，但也可以说他能自己创造一个。他凭借他那理解事务的超常素质选择另一途径以增加成功的可能性。”    胡克相信，判断一个社会能否解决它所面临的问题的依据是：它的“领导层的质量”和“人民的品质”。

“文革”创巨痛深，老一辈革命家个人和家庭也遭遇冲击，痛定思痛，视民如伤，锐意兴革。邓小平在1978年9月表示：“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现在必须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条件。”

而广大人民群众从新中国几十年的折腾中大彻大悟，自下而上积累了改革旧制、创造历史的强烈冲动。尽管“文革”后国家千疮百孔，但那代人没有“放下谏言情结，尊重国家命运”，而是奔走呼号，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当安徽等地农民签订生死状偷偷包产分田到户时，尽管高层认识不尽一致，但也能倾听不同意见，没有从政治上给“包产到户”上纲上线。据人民出版社《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李先念曾将信将疑地问过杜润生：“包产到户真的增产那么多吗？”

杜润生回答：“确实。包产到户是农户家庭经营，农民就靠种几亩地养家糊口，不能偷懒;加上环境变了，政府随着国家工业化能为农民提供化肥、农药，信用社给贷款，税费减少，又是和平环境，劳力富余，多产多留，政府实行价格保护，增产不奇怪。光水利建设，国家出了多少钱，还能白费？”

李先念长叹一声：“你把我说服了，我是老观念，只记得‘小农经济跳不了三尺高’。”

做过农垦部长的王震，听说国营农场也搞起家庭经营，拖拉机下放，大骂你们要把先进的机械化搞掉，是“败家子”！杜润生很会揣摩老同志的心理，从王震将军“带来的兵”生计角度，解释说：“大农场还保持原来规模，只是分散一部分边缘土地给工人家属。你带来的兵都成家了，下一代青年的就业问题非常严重，城市又不好进，不开个路子怎么行？现在实行的‘国营大农场带家庭小农场’，机械还是农场所有，家庭可有偿使用。”

王震听了说：“这样，我就放心了！”

1978年五六月间，谷牧副总理率团考察西欧五国。法国马赛一家钢铁厂，年产350万吨钢铁，职工数7000人；而武钢年产钢铁230万吨，职工6.7万人。西德一家露天煤矿，年产5000万吨，职工2000人；而中国露天煤矿年产5000万吨，需要16万工人。考察团得出结论：“我们现在达到的经济技术水平，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比较，差距还很大，大体上落后20年，从按人口平均的生产水平讲，差距就更大。”回国后，党中央、国务院召开会议，谷牧一口气汇报了七小时，会议一直开到半夜11时。聂荣臻元帅表态：“过去我们对西方的宣传有片面和虚伪之处，这反过来又束缚了我们自己。该看的都看了，需要引进什么，从哪个国家引进，应当拍板了！”

宝钢与新日本钢铁公司合作建设，1978年12月23日举行动工典礼。宝钢概算总投资人民币200亿元，以当时全国人口计，平均每人分摊20元。赶上国民经济调整期，一度引发“上马还是下马”的争议。陈云亲赴上海调研、反复思考，为宝钢建设指明了干到底、分期建的方向。如今宝钢已成为中国最大的钢铁企业，在国际市场有了与世界“重量级”对手竞争的实力。这是邓小平、陈云二老在改革初期的亲密合作，给外资极大的鼓舞。日本企业家稻山嘉宽、土光敏夫等高度评价邓小平访日时强调经营管理，加上中国人民聪明、勤奋，“这是中国会取得迅速发展的重要因素”。（1978年12月30日人民日报）。

在1978年最后五天的报纸上，驳“‘左’比右好论”，强调多少年来吃足了“左”的苦头；经济学家周叔莲、吴敬琏、汪海波撰文《充分发挥企业的主动性》；切勿把社队企业（后来大放异彩的乡镇企业）扼杀在摇篮等。胡耀邦到“文革”后重建的检察院系统讲话，要求抓好冤案、错案平反，人民内部矛盾尽量少用法律惩办手段，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当年中共驻杨虎城部代表汪锋回忆西安事变的处置，批评王明路线四处树敌，“为渊驱鱼，为丛驱雀”，表示党需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历史学家杜兰特有句话：“社会的基础，不在于人的理想，而在于人性。人性的构成可以改写国家的构成。”（1978年12月28日人民日报，转载《哲学研究》1978年第12期文章）1978年中国的思想解放大潮，是“文革”后舔血抚痕、重建社会凝聚力的基础，为国家保留一股正气、一线血脉。这是中华民族在国际竞争的舞台上自尊自信自强的底气。

体制内大多是明白人

近日，中办国办发文，鼓励各单位结合带薪休假等制度，安排职工在除夕休息。此前，2004年国家法定节假日安排除夕为工作日，引发网民吐槽。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表示，地方性法规全面禁止销售、燃放烟花爆竹需要修改。多地已经对全面禁燃禁售政策作出松绑。网友对于如何科学防范燃放烟花爆竹过程中的环境污染和火灾隐患提出建议。央视网评论说：“中国人辛劳了一年，应该享受过年的喜悦，应该有仰望绚烂烟花的权利。”

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时刻想着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为市场主体合规经营多行方便、多踩油门，少设路障、少踩刹车，是2024年中国社会的热切期待。

1959-1961年经济问题严重，政府对策是一边奋力挽救国民经济，一边让“白天出气晚上看戏”。1962年出现了民主气氛浓厚的党内七千人大会和对文艺作品的开放，如上演了《李慧娘》等鬼戏。不能因为顾虑老百姓的七嘴八舌，让社会压力无处释放，更不能反向施压。这时候，“不折腾”三字具有黄金般的分量，安心比黄金更重要，是最好的营商环境。“折腾”往往意味着政治运动、“舆论一律”等等。我们的童年和父辈绝大多数时间是在折腾中度过的，其结局众所周知。

这一代领导干部都是在改革开放45年的伟大实践中成长起来的，知识化、专业化水平与1978年不可同日而语。虽然还存在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等弊端，但像改革初期思想僵化或半僵化现象其实并不多。体制内大多是明白人，关键是“实事求是、求真务实”，来不得“一刀切”、“运动式”；更不能“为了迎合上级、讨领导欢心”，“不怕群众不满意、就怕领导不注意”（习近平，2022年3月1日在2022年春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讲话）。特别需要“完善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政绩考核评价办法”（习近平，2023年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讲话）。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是决定中国式现代化成败的关键一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坚决破除一切制约中国式现代化顺利推进的体制机制障碍；要以海纳百川的开放胸襟学习和借鉴人类社会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稳步推进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

这是百年老党的政治定力和社会治理的成熟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