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治安：从“摘帽”到“改正”

原载：《中国新闻周刊》2013年第3期，作者：胡治安

1978年5月3日，我受时任公安部副部长凌云指派，到“摘帽办”工作。

“摘帽办”是中央五部为处理反右斗争遗留问题而成立的办事机构，由中共中央统战部牵头，中组部、中宣部、公安部和民政部均派员参加。

从那时起，到1981年3月，我在“摘帽办”工作了3年。这期间，我起草或参与起草了几个中共中央文件、电报，其他工作还包括编发工作简报、处理来信、接待来访等。

来信来访集中在1978年至1979年上半年。“摘帽办”共处理来信23000多件，接待来访13000多人次，还到各地调查和听取汇报，先后在15个省市召开了10多次座谈会。那时，我经常手忙脚乱，日夜加班，有时流着眼泪读完一封封申诉信，有时怀着同情接待来访“右派”。

这三年，是我一生中最难忘、也是我思想转变“进化”最大的时光。

烟台会议

“摘帽办”是为贯彻“11号文件”而成立的。

1978年春，中共中央统战部起草了《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由于时任中组部领导拒绝签名，只好由统战部、公安部两部联署，于4月4日上报中共中央。第二天，报告即获批准，这就是中发[1978]11号文件。文件下发到中共县以上党委。

这个报告是在“两个凡是”的气氛下形成的，带着严重的历史伤痕，虽然提出要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但又重申了1962年的规定：“对右派分子一般不搞甄别平反，只有个别完全搞错了的，即完全没有右派言论和行动的人，才实事求是予以更正。”上报的报告中，还有一句“绝不允许右派分子翻案”。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主持讨论时，删去了这句话。

1978年5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五部联合成立了摘帽工作领导小组。中组部副部长杨士杰、中宣部副部长廖井丹、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童小鹏、公安部副部长凌云和民政部副部长李金德为小组成员，童小鹏牵头，中央统战部部长乌兰夫、中组部部长胡耀邦经常关心过问。

领导小组之下，设立了相应的办事机构（俗称“摘帽办”）。“摘帽办”设在中央统战部，由统战部四局局长郭彤任办公室主任，统战部工作人员刘小萍负责实际工作，五部各派1-2名工作人员参加，还从北京、河南、湖南等省市借调了几名干部。鼎盛时，“摘帽办”共有十几名工作人员。

6月14日至22日，五部在山东烟台召开了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工作会议，讨论制定贯彻“11号文件”的《实施方案》。

出席会议的，多是从“牛棚”和监狱中解放出来的“走资派”，对右派多有同情。但是，面对这个禁区，又矛盾重重，心事重重。

会上出现了两种对立意见。有人主张，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重新审议右派案件；有人主张，不能以现在的政策翻过去的案，应遵照中央以往的规定，只摘帽子，一般不搞甄别平反。会上争论激烈。

来源：春秋闲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