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象：“要吃米找万里”民谣的来由

作者简介：吴象（1922-2021），安徽休宁人，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历任新华社晋冀鲁豫总分社及《人民日报》记者、编辑，1949年历任《山西日报》通讯部副部长、部长，1966年调任《北京日报》副总编辑，1970年起历任中共山西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1979年调任中共安徽省委副秘书长，1980年调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任室务委员、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曾参与1982年至1986年5个中央1号文件的准备和起草工作，发表《我国农村伟大希望之所在》《中国农村改革》《农村改革与农村农村商品经济》等一系列著作和政策性论文，署名文章《阳光道与独木桥——试谈包产到户的由来、利弊、性质和前景》曾获1984年第一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1989年退出工作岗位，1995年离休，离休后陆续出版《从昔阳到凤阳》《中国农村改革实录》等著作。

大跃进时期，安徽是受“左”倾错误折腾的重灾区，出现过“重新挎起讨饭篮子”“背井离乡”的惨景。1961年，安徽实行责任田，大范围成功。不久，却遭受无情打击，责任田被迫彻底“改正”。1977年6月，万里主持安徽工作，大胆肯定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的生产责任制，安徽农村重又“风调雨顺”，始有“要吃米找万里”民谣的流传。

责任田的内容很简单，可是，它在安徽及中国农村所经历的风雨却是非常复杂和惊心动魄的。这又是为什么呢？这是本文所要触及的深义。

（万里在外地视察。右一为作者吴象。）

受“左”倾错误折腾的重灾区

中国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改革从安徽开始，不是偶然的。在多方面的因素中，最重要的有三点：第一，安徽是受“左”的错误折腾的重灾区；第二，上世纪60年代初安徽全省范围内搞过“责任田”；第三，当时有一个勇于开拓、实事求是的省委领导班子。

安徽地处江淮，气候条件适宜农业发展。古代曾经是粮食集中产区之一。黄河夺淮后，大量泥沙淤塞了淮河及其众多的支流，形成淮河流域多灾的局面。1950年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举。毛泽东毅然发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随后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治淮斗争。

但是，“左”的错误比之自然灾害为害尤烈，其造成的损失是遍及全国的。安徽可说是全国的重灾区，而凤阳又可说是安徽的缩影。1989年12月，农村读物出版社出版过一本名为《乡村三十年》的书。这本近百万字的专集，是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与中共滁县地委在1981年共同商定的一项科研项目，是风阳县建国后经济社会发展的实录。材料记录了从1949年到1983年35年内在这个拥有46万人口、140万亩耕地的县发生的多起大事、小事，记录了农民与干部、社区与政府等方方面面的关系与演化，也记录了农村多种规章制度的安排与变迁，如此翔实又如此系统，为研究中国农村问题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史料。

历史上，凤阳县以出过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和“身背花鼓走四方”的民间艺人而遐迩闻名，是个十年九荒的穷地方。《凤阳县志》称，人民“饥寒困苦，他处人所不能忍者，独能忍之”。直到新中国成立，凤阳人民才翻了身，特别是在土地改革之后，第一次过上温饱不愁的日子。

但是，历史的发展是曲折的。解放初期那些虽然并不宽裕却充满希望与欢乐的日子，没有几年就重新被失望、痛苦所代替。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凤阳人民和全国人民一道跟着党进行过探索，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和巨大的代价。“左”的错误不仅未能使这些转化为积聚起来的社会主义财富，反而成为一股破坏力量，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败坏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声誉。“大跃进”实际是对农业生产力的大破坏，“人民公社”也没有架起一步登天的“天梯”，而是使凤阳人民重新挎起了讨饭的篮子。

请看，随“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刮起来的“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生活特殊化风）多么猖獗：共产风层层刮，一级大一级，一阵紧一阵，有些人晕头转向，说什么“人民公社化，不分你我他”。刮的范围无所不包，大的有劳力、耕畜、土地、机器、小的有锅、碗、瓢、勺，有的竟发展到拉牛、拖耙、扛犁子、调粮、集中家畜家禽、扣款扒房、并庄，乱来一通。

浮夸风，弄虚作假，前所未有。全县1958年粮食总产量为1.5亿斤，上报4.05亿斤；只有141.2万亩耕地，1960年春种就上报播种面积184.8万亩……造林方面浮夸更为突出，3年全县栽树13.2万亩，上报绿化荒山隙地72万亩。有的公社把社员私人的大树移栽到公路旁，有不少这边没活，那边也搞掉了。

干部强迫命令、搞瞎指挥及生活特殊化日益严重。无偿平调劳动力进行大兵团作战，经常加班加点，随意增加劳动强度；尤其是大办公共食堂，造成的问题更多，进一步助长了某些基层干部的不正之风，多吃多占，肆意压制，剥夺农民，终于实在办不下去而不得不予以解散。但是，“左”的指导思想未从根本上解决，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层层加码。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是紧密相联的；面积报大了，产量估高了，不仅不向上承认错误，进行纠正，反而用层层下压的办法购过头粮。1959年冬到1960年春，全县正当缺粮、疫病、外流严重的时候，还错误地认为没有粮食是思想问题不是实际问题，是资本主义思想作怪，进而召开全县生产队长以上干部大会，进行反瞒产斗争，乱斗硬逼。干部被斗得无法，只好带人去逼社员，造成到处翻箱倒柜，东捣西戳，搜查粮食的局面。

“左”的错误导致“五风”猖獗，其直接结果是农业生产力的大倒退，大破坏。突出表现为：

(1）劳力减少，土地荒芜。

(2）耕畜死亡，农具残缺。

(3）产量下降，费用上升。

(4）饥荒外流，疾病死亡。1959-1960年发病人口达102994人，占该县农村总人口的37.7%，最多的是浮肿病、妇女子官下垂和闭经。人口死亡现象惊人，两年中共死亡60245人，占农村人口的17.7%，其中相当部分属于非正常死亡，出现了很多孤苦的老人和孤儿。更恶劣的是有些地方竟规定死人后“四不准”：一不准浅埋，要深埋3尺，上面种上庄稼；二不准哭；三不准埋在路旁；四不准戴孝。

这就是当年在安徽不少地方曾程度不同地发生过的真实情景。在这种情况下，50年代中期曾在芜湖地区出现过的包产到户便以“责任田”的形式再次在农村中出现了。

责任田：大范围的成功试验与更严厉的无情打击

“责任田”得以在全省范围内推行，是同当时中共安徽省委和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的倡导与支持分不开的。省委面对当时全省农村严峻的现实，认为恢复和提高农业生产，必须从改进经营管理体制、加强生产责任制入手。1960年底开始采取划小包产单位，实行包产到组、认真评工记分、超过底分奖励的办法，对恢复生产起了一定作用。省委进一步寻求更好的激发农民生产积极性的途径。恰好这时发现了一个颇有说服力的典型。宿县褚兰公社苗光大队王庄生产队有个叫刘庆兰的老农，73岁，儿子有肺病，人们劝他进养老院。他向公社党委提出，公家有困难，现在我还不能靠公家吃饭，要尽我的力量做事。1959年他带儿子进山，一面养病，一面开荒种地。第二年收了3300斤粮食，父子二人生活无虞，还交给队里1800斤粮食和60元现金。刘老汉建议，最好把田包给社员种，不然社员混工分，生产搞不好。这个建议引起了曾希圣的重视。

1961年2月14日，曾希圣在省委书记处会议上提出“按劳动力分包耕地，核实产粮食记工分”的联产到户的办法，实质上就是包产到户。会议表示赞成，但又感到有风险，确定先在小范围内试点，遂选定合肥市郊蜀山公社井岗大队仅28户的南新庄生产队为试点单位。基本做法是：包产到户，按大小农活用工比例计算奖赔，称为“田间管理责任制”，简称“责任田”。实行后社员积极性高涨：普遍认为“有了奔头”。3月6日，省委书记处会议讨论了南新庄试点经验，决定扩大试点。3月7日，曾希圣到广州参加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在华东组介绍了南新庄的做法，引起邻省的关注和议论。后来，他向毛泽东主席汇报。毛主席说：“你们试验嘛，搞坏了检讨就是了。如果搞好了，能增产10亿斤粮食，那就是一件大事！”曾希圣立即把毛主席的话转告省委，并说：“现在已经通天了，可以搞。”于是省委又通知各地、市、县委，可以“有计划有步骤地全面推行”。然而，3月28日，曾希圣在省委常委会议上传达广州会议精神时，却提出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只能在小范围内试验，并让省委办公厅打电话通知各地停止推行。但这时全省已有39.2％的生产队实行了责任田，而且还在继续发展。实行责任田使农民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耕畜、农具增加，庄稼种得足，管得细，长得好，一片丰收景象。责任田被农民誉为“救命田”，对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稳定农村形势、活跃市场、改善城市供应，起了极为明显的积极作用。省委经研究后决定继续推行。7月24日，省委给党中央、毛主席、华东局写了一份专题报告，对“责任田”作了详细剖析，指出这个办法不是分田单干，不会产生两极分化，不会加重社员的私心，最后强调这个办法“是适合当前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群众的觉悟水平的，是符合当前农业生产以手工操作为主的特点的”。到10月中旬，实行责任田的生产队已增加到84.4%。

但是，为时不久，在1962年初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上，安徽代表有人在揭发安徽农村中刮“共产风”带来的严重问题时，指责推行责任田是“犯了方向性的错误”。接着，省委被中央改组，曾希圣和曾经积极推行责任田的省委其他负责人都受到批判、撤销和调离工作。

改组后的新省委多次举行会议，对责任田进行严厉批判，并在给党中央，毛主席的报告中指出：“安徽的‘责任田'办法，是在农村中从1959年以来发生严重的‘饿、病、逃、荒、死'的情况下搞起来的。当时省委在困难面前惊慌失措，病急乱投医，用普遍推行‘责任田’的办法，来迎合一部分农民的单干倾向。”报告接着指出：“包产到户势必分田到户，社员把分的包产田都看做私人财产，埋界石、插牌子、各人打各人的算盘。生产计划、农活安排就无法统一。“至于分配，粮食分户收打，产品归户掌握，生产队要挨户催交，而包产又普遍偏低，有些社员还瞒产少交，结果统一分配也无法保证。总之，包产到户造成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大量矛盾，助长了社员的私心，削弱了集体观念，使集体经济趋于瓦解。”报告针对前一段时间认为“责任田”不是分田单干、不会产生两极分化、不会加重社员私心这三点，一一加以具体驳斥，上纲上线批判。

3月20日，新省委正式作出《关于改正责任田办法的决议》，指出：“我省绝大部分地区实行的‘责任田’办法，与中央‘六十条’关于改变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精神是背道而驰的。这个办法是调动农民的个体积极性，引导农民走向单干。其结果必然是削弱和瓦解集体经济，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个办法在方向上是错误的，是不符合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的，必须坚决地把它改过来。”

决议下达，逐级传达贯彻，开展严厉批判。但是，责任田深得人心，“改正”责任田引起群众与干部思想上的困惑，多数人有抵触情绪，进展得并不顺利。到1962年8月，只有36595个生产队改了过来，仅占全省生产队数的12.2%。1962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批判“三股黑风”，即“单干风”、“翻案风”、“黑暗风”，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批判包产到户，正是重提阶级斗争的导火线，成为会议的主要内容之一。10月中旬到11月中旬，安徽省委召开一届十三次会议进行传达贯彻。此后，责任田再一次受到更严厉的批判，不久即被全面改正。

在“改正”责任田的过程中，安徽一些基层党组织和干部甘冒风险为责任田进行了大胆辩护。中共太湖县委宣传部长钱让能给毛泽东写了《关于保荐责任田办法的报告》。这个报告以太湖县推行责任田前后的鲜明对比，肯定责任田“是农民的一个创举”，反映农民热烈拥护责任田。他说，太湖县在三年困难时期，农村中“荒、逃、饿、病、死”一字不漏，生产条件极差。在实行“责任田”后，一年之内而且还在遇到105天干旱以及后来遇到风灾的情况下，基本上解决了吃饭的问题，粮食总产比1960年增长了81%。这样的迅速转变，究竟是什么力量呢？拿农民的话说：“这就是责任田好。”

他还对责任田的优越性作了进一步分析：“在集体所有制下的农民，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使其关心个人利益，‘责任田'正是完善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又说，“据我们调查摸底，拥护责任田的起码占80％以上，甚至占90％以上”。毛泽东审阅钱让能的报告后，批给在北戴河开会的代表，并由中共中央办公厅派太湖籍的干部到太湖农村调查，调查者耳闻目睹家乡父老由于实行责任田而解决了温饱问题，转变了原来的怀疑态度，反过来赞成责任田。后来在反“右倾”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钱让能和前往太湖调查的同志均受到无情的批判和打击，直到“四人帮”倒台才得到平反。中共宿县符离区委会也写信给毛泽东主席。信中列举了责任田的十大优越性，还说：“我们全体同志，经过反复讨论，觉得在当前很难找出比责任田办法更简便易行，更能有效增产，更容易为广大干部群众所接受的办法。所以我们一致认为，责任田办法是个比较好的办法。”

安徽农村推行责任田也引起了中共中央一些领导人和有关部门的关注。1962年6月，中央政治局委员李富春写信给刘少奇、邓小平并书记处诸同志，反映他在本月16日路经安徽滁县专区嘉山县管店公社，看了车站、邱郢两个生产队的情况。他说：“这两个队土地都已分到户，由户包产，责任到田。问了几个农民，都说实行包产到户好。”

毛泽东主席的秘书田家英也曾派两位同志到安徽无为县了解实行包产到户的情况。调查后认为：“包产到户对于解救已经遭到破坏的集体经济的危机，迅速恢复农业生产，肯定是有利的和必要的。”1962年5月7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派人来安徽当涂县和宿县进行调查，也肯定了责任田的优越性。后来邓子恢在北戴河会议上又向毛泽东推荐责任田，受到严厉的批判。尽管安徽广大农民衷心拥护责任田，尽管从中央到基层有许多同志和党组织上书、争辩、提建议，责任田还是被迫彻底“改正”了。

从“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生产为中心”

1976年对新中国来说，是深沉悲痛与巨大希望交替的一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3位深受人民爱戴的领袖在短时间内相继逝世；4月邓小平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再一次被打倒：7月唐山发生了24万多人丧生的特大地震。接二连三的不幸事件与“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使全国人心惶惶，有大祸临头之感。出乎意料的是，10月初“四人帮”就被粉碎了。阳光终于冲散了乌云，人们欣喜若狂，奔走相告：“新中国得救了！”“中华振兴有望了！”

1977年举行的党的十一大，尽管重新提出了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宏伟目标，但由于强调“抓纲治国”，坚持“两个凡是”，继续推行“农业学大寨运动”，实际上仍然在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办法办农业，从而使广大农民的希望再一次落空，农业生产无法摆脱长时期低水平徘徊的困境。更加上“四人帮”在安徽的代理人推行学大寨运动特别积极，政策上“左”的偏差及强迫命令，瞎指挥特别严重，批判、斗争的气别浓，农民实际生活水平下收入低于60元，40元以下的约占25%。大部分农民吃不饱，穿不暖，仍在饥饿线上挣扎。

1976年6月下旬，中共中央改组了中央安徽省委，万里出任第一书记。行前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同他谈话，对派他去扭转安徽的严峻局面寄予厚望。

万里到安徽后，采取果断措施，雷厉风行地揭开了被“四人帮”代理人捂了8个月的盖子，迅速排除了派性干扰，整顿，安定了社会秩序。接着，他亲自下乡去搞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情况。3个月内，他几乎跑遍了全省各个地区的县、市和工矿农村。他痛切地感到，安徽是个农业省，而农村的问题却比城市的问题还严重得多。在不少村庄，他走进农民简陋的草房，看到的是土墙土炕，一根横在墙上的竹竿可以放下全家的衣物；在铁路线上，他看到成群结队的农民，拖儿带女在凛冽的寒风中扒火车外流；在大别山老区，他看到年迈的老人，在几乎一无所有的小屋里，光着身子披着破棉袄，棉絮已快撕完，米缸露了底。这一切，使这位战争年代久经锻炼、素以临危不惧，冷静果敢著称的共产党员，竟压抑不住内心的感情，发出了深深叹息：“解放快30年了，没想到老百姓还这么穷！”在此期间，他收到滁县地委的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全面反映了“四人帮”及其在安徽的代理人，歪曲篡改党的社会主义经济政策，竭力散布"只要路线对头，不怕政策过头"的谬论和造成的恶果。他们把“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说成是“老一套”、“过时了”；把坚持按劳分配原则污蔑为“强化资产阶级法权”；把社员按政策规定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业攻击为“”"给资本主义供氧输血"；把勤俭办社方针攻击为“”"只算经济账、不算政治账"；把开展集体的多种经营攻击为"金钱挂帅"等等。这样就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弄得一些老干部不敢讲政策，新干部不敢学政策，讨论部署工作不研究政策，检查生产不问政策；以致社、队经营管理混乱，多劳不能多得，分配无法兑现，社员积极性受到严重打击。联系自己农村之行，他反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滁县地区的情况是否带有普遍性？拨乱反正是否从落实农村经济政策入手更符合广大农民的要求？为了摸准情况，进行全面分析，省委又组织有关单位，作专题调查，解剖典型，分地区召开政策调查汇报会。在多方调查、掌握大量材料的基础上，召开了省委常委会议，核定并通过了《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草案＞》（后简称"省委六条")，强调：农村一切工作要以生产为中心；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允许农民搞正当的家庭副业，产品可到集市上出售；生产队实行责任制，只需个别人完成的农活可以责任到人。在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基础上，万里和与他同时调来安徽的省委第二、第三把手顾卓新、赵守一及分管农业的副书记王光宇、省委秘书长袁振等领导核心，取得了完全一致的共识。其中突出的一点是，“四人帮”在农村的流毒和影响很深、很广，要害是破坏了党的政策不顾群众死活，使党严重脱离了群众。因此，从抓落实农村经济政策入于，把揭批"四人帮"与解决农村的现实问题紧密结合，才能打开当前复杂，困难的局面，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尽管文件已经过充分酝酿讨论，多次反复修改，万里、顾卓新、赵守一等几位主要领导人仍不放心。他们又一同下乡邀集公社，大队、生产队和贫下中农代表开座谈会，亲自逐条宣讲，征求意见，边听、边记、边修改，使有关条文的提法更加妥帖、完善，然后在11月中旬召开有地、市、县委和省直各部门第一把手参加的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再一次对草案进行认真讨论，反复修改，最后一致通过，方作为省委的正式文件下发各地执行。

文件一经与群众见面，立即引起强烈反响，出现了过去很少见过的盛况。有些大队通告一户派一个代表到会，社员听说是讲政策，都争着来了。屋里坐不下，到场院里开会。有的听了一遍不过瘾，让宣讲人再讲一遍，两遍，高兴地说：“省委就像到我们院里看过一样，条条讲到了我们的心坎里。”

但是，70年代后期仍然是盛行“阶级斗争为纲”的时期，对多数干部来说：“左”的影响还十分顽固。有些人见了《规定》草案一直忐忑不安，怀疑省委是不是搞错了：“怎么以生产为中心，纲跑到哪里去了？！不怕批唯生产力论么？!”当时，北京正开着两个农业方面的会议。一个由各省分管农业的负责人参加，中心议题是如何大干快上，强调的是深入学大寨，大抓科学种田，加速农业机械化。另一个会，召集了部分省、区的一些处级干部，座谈农村情况，交流经验。反倒是他们反映的问题比较实际、深刻。大家认为农村形势严峻，浮夸、说假话之风盛行，农民生活贫困、温饱难保的面越来越大，有些名声远扬的典型实际上也是“高产穷队”。因此当务之急是调整政策，让农民休养生息。就是在这个会上，有人介绍了安徽的做法，引起了有关方面的重视。后来《人民日报》派记者去采写了长篇通讯——《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1978年2月3日在该报头版显著位置发表，文章加了编者按，配发了评论员文章：《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这一组报道，对人们了解农村真实情况，从“四人帮”造成的混乱中清醒过来，起了积极的作用。1978年一开始，安徽省委就全神贯注狠抓《规定》的贯彻落实。2月15日，万里在地、市委书记会议上强调，不要搞形式主义，不要大轰大嗡。问题看准了就解决。务必使今年全省生产达到并超过历史最高水平。他说：“抓生产为什么老是扭扭捏捏？主要因为指导思想不明确，不清楚以什么为中心。农村不以生产为中心还干什么呢？学校要以教学为中心，军队要以军事训练为中心。哪个县委耽误了生产，把生产搞坏了，就要犯新的错误。今年秋后，哪个县再有农民外流讨饭的，就带到县委书记家里去吃饭。”但是，天不作美，1978年安徽遭到百年不遇的大旱，大部分地区河水断流，塘库干涸，人畜饮水紧张。春天旱象刚刚显露的时候，万里就巡视各地检查抗旱情况，督促制订抗旱规划。他说：“大旱，是对人的考验，是坏事也是好事。老天爷和我们对着干，把我们的部署搞乱了，怎么办呢？首先是午季（即夏季，安徽方言）即将到手的粮食，要突击抢收，颗粒还家，口粮一定要留足，千方百计让老百姓有饭吃。”他动情地说：“我到定远一个公社调查，问农民有什么要求，回答是吃饱肚子。再问还有什么要求，他指指肚子，说‘少装点山芋干'。中国的农民太好了，他们的要求就这么低，而这样简单的要求还没有实现。我们共产党人怎么可以不关心群众的吃饭问题呢？”到了9月，安徽的农业基本上定局，估计全年比计划要减产几十亿斤。万里提出要正视现实，采取特殊政策战胜灾荒。他在9月8日的常委会上说：“4500万人民一人一张嘴，一天得吃3顿饭，这足以看到粮食问题的严重性。减了产就是减了产，不正视不行，要实事求是，吸取过去的教训，不能打肿脸充胖子。人没有饭吃，安定团结就没有物质基础。”他说：“我同几位主要领导共同研究，非常时期必须打破常规采取特殊措施。一是‘水路不通走旱路'，除了水源确有保证的，都要下决心改种旱粮；二是'借地度荒'，凡集体无法耕种的地可以借给社员扩种小麦，明年收购时不计统购，由生产队自己支配；三是放手发动群众多开荒，谁种谁收谁有；四是划一点菜地，要尽量保住老母猪，猪是一个肥源，也是群众收入的重要来源。”

本来，《省委六条》就使一些人忐忑不安，那么，“借地”就更让人心惊肉跳了。有人再三提出这样做违反中央文件和上级指示。万里回答说：“如果不管实际情况如何，都照搬照套中央文件和上级指示，那还要你这一级领导干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贯倡导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根本点就是﹣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贯彻执行中央文件和上级指示。也有个同各地实际情况相结合的问题。切不可把中央文件和上级指示当做教条，不问实际情况如何，照搬照套，或硬往下灌。这不是什么组织纪律性强，而是一种对革命不负责任的表现。”

《六条》和“借地”使广大农民受到巨大鼓舞，抗灾的信心更强了，多种形式的责任制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了。依靠政策的力量，安徽战胜了这场百年不遇的大旱灾，夺得了接近正常年景的收成，逃荒、外流的比往年没有增加，反而大大减少。上上下下改革的劲头十足，从此走上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

大胆肯定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的生产责任制

1979年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结束，万里就匆匆赶回合肥，1月3日召开省委工作会议传达贯彻。他说：“中央决定，从今年起，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这反映了举国上下的要求，对党和国家的历史发展有深远意义。20多年来，我们的主要精力都是搞‘政治运动'，大家都是‘运动员'。去年我们搞‘以生产为中心'，很多人还想不通，心有余悸。这回中央正式决定了，合理合法了。今后衡量经济部门的党委领导得好还是不好，应该主要看它实行了先进管理方法没有？技术革新进行得怎么样？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多少？利润增长了多少？劳动者个人收入和集体福利增加了多少？”“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首先要领导思想上转好，也就是要解放思想。安徽抓农村经济政策，搞了《六条》,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人民日报》报道了，但个别省不准转载，现在有些地方农民吃不饱，口粮只有200多斤。应当调整政策，让农民休养生息。可是有人批评农业搞不好，是‘学大寨'学歪了。当然，大寨艰苦奋斗的精神应当学习，可是有人认为，大寨搞大队核算，你也应该从生产队核算过渡到大队核算；大寨没有自留地，记政治工分，你不跟着学也不行。《六条》里没有这几条，就说是不学大寨。这就不是实事求是了。三中全会强调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问题，需要通过学习和实践来解决。”

三中全会原则通过的农业文件，作为草案下发试行。文件肯定了联产计酬的做法，但明确规定：“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当时搞包产到户，仍然被视为单干复辟，冒天下之大不韪。

肥西县山南公社1978年秋种麦时，天太旱种不下去，有些村悄悄地自发地搞了包产到户。周围不少村竞相仿效。皖东风阳县、来安县也有类似情况。中央文件下达后，省直机关对此议论颇多，有些同志认为，肥西就在省会合肥附近，不是偏僻山区，担心这样明显违背中央规定，不制止、不处理恐怕出岔子。有的甚至质问：“省委想把群众引导到哪里去？!”省委得知后于2月2日派工作组去调查，7日召开常委会，听取工作组的汇报，专门讨论这个问题。上午没有开完，下午又接着开。万里说：“同志们谈了许多很好的意见。光宇同志对当年‘责任田'的回顾，对人很有启发。有些同志对包产到户表示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完全可以理解。各种不同意见充分发表出来，有助于省委更全面地了解情况，做出正确的决定。现在说说我个人的看法。对包产到户，过去批了十几年，许多干部批怕了，一讲到包产到户，就心有余悸，谈‘包'色变。但是，过去批判过的东西，有的可能是正确的，有的也可能是错误的，必须在实践中加以检验。我主张应当让山南公社进行包产到户的试验，在小范围内试验一下，利大于弊。不宣传，不推广，不登报，秋后再总结。如果试验成功，当然最好；如果试验失败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如果滑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也不可怕，我们有办法把它拉回来，即使收不到粮食，省委负责调粮食给他们吃。”

如果说肥西山南公社的包产到户是公开的、是省委认可和正式批准的，那么，凤阳小岗村的包产到户就是秘密的、瞒上不瞒下的。这个深受“饿、病、逃、荒、死”之苦的小穷村，因为底子太薄、人心太散、土地太瘦，实行包产到组后，取消了“大锅饭”，还有“二锅饭”，生产仍然搞不上去，于是秘密决定“包干到户”。1978年12月，在一个寒冬的夜晚，很难召集群众会的小闵村，却在社员严立华家开了一次全体会议。20户社员除两户无人在家外，18户全部到齐。一盏破旧的马灯露出微弱的光亮，一张张兴奋的脸，一致严肃地举手通过了三条“规定”规定:（一）实行“大包干到户”,“瞒上不瞒下”，不许任何人向外透露：（二）交纳粮油时，该是国家的给国家，该是集体的留集体，不准任何人到时候装孬；（三）万一走漏风声，严宏昌为此而蹲班房，全队社员负责把他的孩子抚养到18岁。“章程”写好后，个个赌咒发誓，永不反悔，按下了自己的手印。这18位农民是：严俊昌、严宏昌、严立学、严国品、关友江、关友申、严家其、严付昌、严学昌、韩国云、关友章、严家芝、关廷珠、严立坤、严立华、严立符、严美昌、严金昌。这件事后来被县委书记陈庭元了解到内情。但这位与农民同呼吸、共命运的“县太爷”，也来了个“瞒上不瞒下”，才得以侥幸保存。这份有18个手印的“章程”，现在陈列在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里，成为珍贵的历史文物。

1979年春天，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拂着神州大地，安徽农村思想更加活跃，农民的积极性更加高涨，创造性得到更多发挥，实践中出现了许多突破如今是一派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气象。性的新事物。特别是凤阳县的“”"大包干"最受欢迎，这个多灾多难的花鼓之乡，如今是一派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气象。

但是，三中全会农业文件对包产到户的限制，来自外界的巨大压力，使许多农村干部思想上又动荡不安，甚至陷入惶恐之中。

——在安徽与江苏交界的不少乡村、路口、岗坡、田头，醒目地刷出了大标语，有些还用高分贝的大喇叭高声尖叫：“坚决抵制单干风！”坚决反对复辟倒退！“坚决批判‘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流毒！"……

——有个省的省报，甚至准备了十几个版，十几篇评论，扬言要对安徽的包产到户“打排炮”，第一篇社论已经见报。

——3月上中旬，在北京召开有7个省参加的农村工作座谈会，有人对安徽的包产到组表示怀疑，甚至横加指责。

——3月15日，《人民日报》以头版显著位置，刊登出那篇中央某领导炮制的著名的读者来信和按语。于是，正当春耕大忙季节，又刮起了一股猛烈的纠偏风。

面对严峻的形势，省委及时向全省发出8条“代电”，要求各地、县不论实行什么责任制办法，都要坚决定下来，不能变来变去，以便集中力量搞好春耕生产。万里迫切需要了解农村的动向，特别是来自基层的信息。3月17日他赶到滁县地区，同地委书记王郁昭一起，先后跑了全椒、滁县、来安、天长、嘉山、定远6个县。到处说服惶惶不安的干部，他斩钉截铁地说：“什么是好办法？能使农业增产就是好办法，能叫农民、集体、国家都增加收入就是好办法，反之，就是孬办法。作为报纸，发表不同意见是可以的。报纸好比公共汽车，别人可以乘，你也可以乘。别人写读者来信，你也可以写。究竟什么意见符合人民的利益，要靠实践来检验，绝不能读了一封读者来信就打退堂鼓。责任到人，什么时候都要有，就是全盘机械化了，也要分组，也要责任到人。公共汽车也要分组，不能今天开这个车，明天又开那个车。现在春耕大忙，责任制不能乱变，对生产不利。产量上不去，农民饿肚子，是找你们县委还是找报社？报社也不能管你饭吃。”

万里对滁县地委在风浪面前敢于独立负责地处理问题，敢于旗帜鲜明地维护群众利益表示满意。在一次座谈会上，有位生产队长要求学习凤阳大包干的做法，即由队向组包产，以组核算，但上交指标到户，保证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社员称之为“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万里对群众这一创造公开表示赞许，当场批准让这个队试行。行前他同王郁昭作了一次持续到深夜的长谈，支持他在全地区范围内全面推广包括大包干在内的多种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肥西山南公社作为包产到户的试点，当时受到的压力很大，省委对此特别关切。4月中旬，王光宇来到山南，对一些愁眉苦脸的基层干部进行安慰，支持、鼓励他们试验下去，月21日，万里又亲自到这个公社，同几位心神不安的公社干部促膝谈心。他说：“不用害怕，你们的试点是省委定的，是我点头表态的。好好把生产搞上去，秋后再总结。”

尽管如此，肥西县委有些领导人仍然思想不通，他们忧心忡忡地说：“毛主席逝世才三年，就变了，怎么对得起他老人家？对得起党和国家？老牛要是会讲话，也要告到中央。”7月，县委发出46号文件，决定纠正包产到户。由于基层干部理直气壮的质问，由于农民采取罢耕罢收的办法相对抗，县委不得不在8月8日又发出了一个50号文件，改变了46号文件的“决定”。县委一位负责同志后来说：“试验包产的一年，我们害怕了一年，捂了一年，被动了一年；群众却抗了一年，干了一年，增产了一年。”

六七月间，万里率安徽代表团应邀赴美访问，接着又访问了欧洲几个国家。在家的省委常委继续紧紧抓住推行多种形式的责任制不放。滁县地区的大包干又有新发展，不少已由包到组变为包到户，成为包干到户。袁振去作了专题考察，并撰文阐述其重大意义。

经过一番风雨，安徽农村形势更好了。午季收成不错，秋禾长势旺盛，丰收在望。全省28.9万多个生产队，只有占0.5％的队没有建立责任制。95.5％实行责任制的生产队，不联产的队占38.4%；联产的队占61.1%。其中，包产到组的占22.9%；大包干到组的占16.9%；包产到户或包干到户的占10%；采取其他联产形式的占11.3%。从经济效益看，农业生产非建立责任制不可，联产责任制又比不联产的效果好，而包产到户或包干到户效果更好。

万里回省后，继续把精力放在农村，放在多种形式责任制的推广、完善和提高上。他一直强调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10月11日，他在省委常委扩大会上说：“各级党委碰到新问题没有把握的，可提到常委会讨论。省委没有决定的，只要符合客观实际情况也可以大胆去办，将来省委追认，不要等。有的办法通过实践检验，证明是错的就赶紧改。比如《省委六条》大部分都正确，但其中规定干部参加劳动‘一二三'（指学大寨时期昔阳县委规定县级干部每年参加劳动100天，公社干部200天，大队干部300天。实际做不到），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包工到组，不联系产量'也可能有错。因为包工而不联系产量，结果还是干好干坏一个样。”他建议将滁县地区关于联产计酬的3个材料，发给大家参考，可以大胆试行。

万里研究农村工作对责任制思考得很多很多，他不断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提高自己的认识，再去教育干部提高认识。12月1日，他在省军区第六次党代会讲话时指出：“对包产到户到底应该怎么看，至少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用不着听见这4个字就头皮发麻。少数地方搞了包产到户，不必大惊小怪，因为包产到户不同于分田单干。如果说分田单干意味着集体经济瓦解，退到农民个体所有和个体经营的状况，那么，包产到户仍然是一种责任到户的责任制，是搞社会主义，不是搞资本主义。”12月25日他在省第五届人代会第二次会议上做工作报告，把包产到户称为“定产到田，责任到户”，并说：“责任到户也是在生产队统一领导下实行责任制的一种形式。”1980年1月2日至11日，安徽召开了有县委第一把手参加的省委扩大工作会议，集中解决中层以上领导干部对包产到户的认识问题。这次会议采取发扬民主、敞开思想、专题讨论、集思广益的方式进行，经过热烈争辩取得一致认识，为全省推行以大包干为主的多种形式联产承包责任制创造了条件。

现在，20多年的时间过去了。实践证明，农村改革是广大农民自身的迫切要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来自农民在实践中的创造；但是这又离不开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否正确、坚强，直接影响农民的创造是得到保护还是遭受摧残，是生长、成功还是夭折、失败。一个县如此，一个省如此，全国也是如此。

（1994年8月）

来源：当代农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