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钢：开放改革的起步和酝酿

各位朋友：下午好！在改革开放第一声炮响起的地方讲改革开放的历史，我觉得既很高兴又非常荣幸。在蛇口讲改革开放的历史，我是第一次。

感谢蛇口社区基金会的安排，让我有机会能跟在座和线上的各位朋友一起分享研究心得。

刚才主持人说到这个题目有点特别。人们通常说的是“改革开放”，我将这个词序倒过来叫“开放改革”。为什么这么安排词序，我先不做说明，大家听我后面的讲解自然会明白。

说到中国的开放改革，迄今为止，非常主流的说法，也是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说法是：中国的开放改革开启于1978年12月份举行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这个说法当然有它的道理。作为一个历史节点，十一届三中全会有它的意义和地位。但还原历史，这个说法又不尽准确，或者说并不完全符合历史的真实。要说开放改革的起步，需要从三中全会往前推两年也就是1976年追溯。

1976年，对于中国来讲是一个多事之秋。这一年中国自然界、社会、政治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自然界，这年3月8日吉林省吉林市突降陨石雨，7月28日在唐山和丰南一带发生大地震。社会上，从3月中旬到4月上旬，从南京开始，继而郑州、西安等最终到北京，一些大中城市爆发怀念周恩来、同情邓小平、抗议“四人帮”的民众运动。政治上，这一年发生的事件更多。1月8日周恩来去世，7月6日朱德去世，9月9日毛泽东去世，10月6日抓捕“四人帮”。1976年是农历丙辰年，我把这一系列事件统称为“丙辰之变”。

丙辰之变的一系列事件，与开放改革关系最密切的就是抓捕“四人帮”。这个事件给当代中国带来了三个重要变化。第一是平息了高层权力更替危机，产生了新的最高权力核心；第二是实际上终结了“文革”，中止了政治动荡；第三是解除了发展生产的政治障碍，为复苏和发展经济提供了政治条件。

丙辰之变发生的七十年代，世界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于中国开放改革意义最大的，也是三个方面：第一是国际关系发生了复杂变化。1972年美苏两大国首脑签署《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某些措施的临时协定》，美苏紧张关系趋向缓和，整个国际关系也随之变得缓和。当然，事情也有另外一个面相，在中国南部边疆，长期跟中国友好的越南跟中国的关系开始变得紧张；在欧洲，原来跟中国长期友好的阿尔巴尼亚跟中国关系恶化；在中国的北部边疆，苏联部署重兵的态势没有改变。第二是1970年代前期，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战后的第一轮规模最大的经济危机，这轮经济危机到1970年代中后期才开始慢慢平复。平复后的西方国家，产品、资金严重过剩。第三是1960年代末一直到1970年代，人类兴起新技术革命，被称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第三次浪潮。前一次是以核能的利用和电子技术的兴起为龙头的，这一次是以空间技术、新材料技术还有生物技术为龙头。这轮新技术革命给人类特别是给西方世界带来的产业结构变化，就是制造业和加工业开始衰落，新型的产业开始崛起。西方原有的制造业和加工业的技术以及设备也需要输出，也要有个出口。这对中国的开放改革也是一个利好的国际环境。

中国的开放改革就是在这样的国内国际的背景下面开始起步和酝酿的。

这要从“文革”结束后中国领导人第二次重申中国工业化战略目标说起。1976年12月25日华国锋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讲话。在讲话里，华国锋仍然以文革时期的“农业学大寨”作为恢复和发展农业的基本方针，但这个讲话第二次重申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二个工业化战略。这一点，很多研究这段历史的人都不大注意。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曾经有过两个工业化战略目标，第一个是1958年的“超英赶美”，还有一个就是1964年正式制定的“四个现代化”。1964年12月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出：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里把中国建设成四个现代化的国家。他说，这样一个任务分两步走，第一步先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不太长”是多长？周恩来没说。这个战略提出来一年半后，中国就发生“文革”，这个战略目标的实施戛然而止。1975年1月13日召开四届人大一次会议，还是由周恩来做政府工作报告。他在报告里提出：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中国的国民经济分两步走，第一步，用15年时间，在1980年建成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这是第一次重申“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与第一次提出这个目标比较，这次最明显的不同，就是确定了目标实现的时间，即“本世纪内”，也就是二十世纪末。距他第一次提出已经过去了11年，实现目标的时间就剩下25年。四届人大之后，邓小平全面主持中央党政军三个方面的日常工作。按照周恩来重申的这个战略，邓小平开始领导各方面整顿。整顿取得明显的效果，但是好景不长，到1975年10月毛泽东对邓小平产生不满，发动了他一生中最后一轮政治运动，即“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在“批邓、反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中，“四个现代化”战略再次受到批判。按照激进派发表的批判文章的说法，“四个现代化”就是“复辟资本主义的一幅蓝图”。这个目标的实施也就再次中断。

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明确指出：“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他肯定了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二次重申这个战略目标。距离这个目标的时间又过去了一年，华国锋提出要把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夺回来。这成为当时家喻户晓、流行全国的一句口号。在24年的时间里想要全面复苏经济和发展经济，想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困难重重。第一，十年“文革”对中国经济造成了重创或者拖累；第二，中国的工业技术和设备是1950年代从苏联引进的，已经运转了四分之一个世纪，到1970年代，这些工业技术和设备已经落后和陈旧、老化，以这样的技术和设备，想要二十世纪实现“四个现代化”太困难。这等于让一个久病初愈的病人参加马拉松比赛。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高层做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策，就是大规模引进新技术和先进设备。从哪里引进？不可能从第三世界国家引进，只能从发达国家引进。

国务院综合经济部门按照高层的决策，开始拟定引进新技术规模的盘子。从1977年7月到1978年7月，国家计委四次拟定和调整引进盘子，从“六五”方案（即65亿美元）到“二〇〇”方案（即200亿美元），高层屡次不满意，最后拟定“八五〇”方案（即850亿美元）。当然，850亿美元的方案后来遭到诟病，被认为是华国锋的“洋跃进”。关于“洋跃进”问题，学界有很多争论，我今天不去介绍这些争论。我想说明，中国领导人做出这个决策，不只是要引进国外的技术、设备，还强调引进它们的发展经验和模式。还要说明，引进的项目在当年就开始落地。1978年7月江苏石油化纤总厂开工建设，这个项目后来叫“仪征化纤公司”。这年12月上海宝山钢铁总厂开工建设。这两个项目都是从日本引进的技术和设备。

引进就是开放，国门打开了。最初中国没有使用“开放”这个概念，反而是当时国外的评论认为中国已经在开放。举三份资料：一份是南共联盟主席团成员多兰茨1978年8月份的一次演讲说：中国向世界开放，世界也向中国开放。还有一份是南共联盟总书记铁托9月份的讲话，他批评苏联对中国的攻击，也说中国现在是在对世界开放。再有一份《自由比利时报》记者10月的报道，评价中日和约的意义超越了双边关系，昭示中国希望向欧洲和日本开放。所以，“开放”这个概念最早是海外对中国当时政策的一种概括。

中国领导人最早使用“开放”这个概念，我查到的是邓小平。1978年10月10日他会见联邦德国新闻代表团，回答客人提问时第一次提到了“开放”。需要说明的是，从谈话看，似乎也是首先由客人先说到“开放”，邓小平才借用了客人的说法。他说：“你们问我们实行开放政策是否同过去的传统相违背。我们的作法是，好的传统必须保留，但要根据新的情况来确定新的政策。”这是迄今为止我所了解到的中国领导人最早使用“开放”概念的出处。

讲了开放是怎么开始起步的，接着再讲改革（当然是经济体制改革）最早是怎么酝酿的。

说到“改革”，“文革”结束后，中国领导人最早提到这个概念的，就我所见是华国锋。1977年5月华在《人民日报》发表学习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长文，说到“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必然会使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上不完善的地方暴露出来，唤起人们去加以改革”。但这更多是一种意识形态的逻辑和语言，我并不认为它是人们后来所认知的“改革”的源头。

说到严格意义上的改革，需要回到前面说的引进。要引进技术和设备，要借鉴别国的发展经验和模式，就必须出去。从1977年年底到1978年，中国政府、企业和经济学界陆续派出代表团（组）出国出境考察。据事后统计，1978年这一年，中国派出了200多个代表团（组）出国出境考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出国出境考察最多的一年，有人形容它像潮水一样，所以叫“出国考察潮”。

这里重点介绍由高层派出的四个代表团的情况。第一个是中国共产党工作者访问团。这个访问团1978年3月9日到4月10日访问了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中国领导人考虑既要考察西方的经验和模式，也要考察发展较好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当时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被认为是经济发展较好的两个社会主义国家。团长是中联部第一副部长李一氓，副团长是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副院长于光远，第二副团长是中联部副部长乔石。

第一个访问团还没回国，高层就派出第二个代表团访问日本。这个团叫中国经济代表团，团长是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林乎加。这个代表团是1978年3月28日到4月22日访问日本。

第二个代表团还没回国，高层就派出第三个考察组考察港澳。这个考察组叫赴港澳经济贸易考察组。为什么要考察港澳？当时高层不仅重视西欧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而且关注1970年代在亚洲崛起的四大经济体，也就是“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这个考察组的组长是国家计委副主任段云。这个考察组是1978年4月10日到香港，一直到5月6日回到内地。

这个考察组还没回到内地，高层就派了第四个代表团访问西欧五国。这个代表团叫中国政府代表团，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团长是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代表团成员有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也有地方负责官。比如水电部部长钱正英、农林部副部长张根生、国家建委副主任彭敏，比如山东省革委会副主任杨波、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王全国、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叶林，还有一批国务院司局级干部，代表团成员差不多40人。访问的西欧五国是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和联邦德国。这个代表团是1978年5月2日出国，一直到6月7日回国，行程35天。西欧五国政界、商界、文化届对中国代表团高度重视，隆重接待。法国是第一站。下面是代表团在戴高乐机场下飞机的照片。

代表团在西欧五国一共访问了25座城市，参观了80多个点，有工厂、矿山、地铁、码头、港口、机场、农庄、科研院、植保所，还有城区、民居。

代表团将近40人，只有两人“文革”前去过苏联，其他人没出过国。更重要的是，“文革”十年，中国封闭，人们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全来自于国内报纸和电台，都以为资本主义是垂死的、腐朽的，。文革期间一个流行的说法，叫作“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还有一个说法，是“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结果到这些国家一看，才知道中国与先进国家之间的差距。

高层派出的代表团回国后都向政治局做了书面报告，有的还做了口头汇报。这些报告带来了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亚洲“四小龙”的港澳和发展较好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和技术发展的信息。比如日本，1960年日本的GDP是430亿美元，1970年就增长到2000亿美元，又过七年，到1977年也就是代表团访日的前一年，日本的GDP猛增到6800亿美元，17年间翻了差不多15倍。而同期中国的GDP才增长1.4倍。还比如香港，197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成为远东的航运中心、贸易中心、金融中心。1977年，也就是考察组去的前一年，全港进出口贸易总额为196亿美元，而同期1977年中国内地全部的进出口贸易总额才148亿美元。一个广袤内地的进出口贸易，竟然不如一个弹丸之地的香港。

中国政府代表团回国后向中央政治局做口头汇报。谷牧谈了许多见闻。瑞士伯尔尼水电站，装机容量是25000千瓦，由于高度自动化，一共只有12名职工。中国江西有个江口水电站，装机容量略大一点，26000千瓦，但有198名职工。法国马赛有个全法最大的钢铁企业，叫索尔梅尔钢铁厂，年产钢350万吨，连矿山职工在内，只有7000名员工。中国武汉钢铁厂年产钢230万吨，是人家的三分之二，不包括矿山就有67000名职工。联邦德国威斯特伐利亚州火电公司下面有个露天煤矿，年产煤炭5000万吨，一共才2000名职工。中国阜新煤矿也是个露天煤矿，年产煤炭5000万吨，竟然有16万职工。

听了各代表团的汇报，中央领导人受到极大震动。华国锋听完汇报说：“我们搞四个现代化，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同时要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要学习外国，就得出去考察了解。”他感觉到我们太封闭了，对外部世界太不了解了。他说：我们不看先进的东西，不比较，就容易自满，固步自封，夜郎自大。这不是个别现象、局部现象，是普遍性的问题。这样怎么能加快速度？他承认我们的指导思想太落后，所以主张出去看看，开开眼界。华国锋特别说到：考察了这些国家，对我们有启发。外国的企业管理确实有些好经验，值得借鉴。现在我们的上层建筑确实不适应，非改革不可。他还举例说：上层建筑很多东西要改进，我们出个国，办个手续，快的要三个月，慢的要半年。这样的上层建筑不适应，要大胆改革。

邓小平也非常强调这一点。他说：到国外参观后发现我们差得太远了，现在确实需要学习，要善于学习。要把世界上的先进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这样才不会把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变成空话。他还说：我们要提倡、要教育所有的干部独立思考，不合理的东西，可以大胆改革，也要给他这个权。现在我们的上层建筑非改不行！高层领导人关于改革的语言都很近似。

所以，中国的改革从哪里来的？中国的改革不是理论推导，不是逻辑演绎，它是中国领导人受到中外现状比较的强烈刺激以后萌发出来的想法。中国为什么这么落后？因为你原来的东西太僵化，你这个体制太落后，必须要改革。

高层听取汇报，了解国外的情况，也对当时部门和地方提出的一些改革设想表示肯定。段云带领的赴港澳考察组与广东省领导人交换意见，达成一个共识，认为广东这个地方要有一些特殊的办法来发展外贸和经济。考察组与广东省委拟定了一个规划，向中央汇报：宝安，珠海紧邻港澳之地，发展出口生产，条件十分有利。他们设想，经过三五年的努力，把这两个县建设成为具有相当水平的工农业结合的生产基地和对外加工基地，建设成为吸引港澳游客的游览区，使之成为新型的边防城市。这是迄今为止能够找到的最早提议在宝安和珠海这两个地方建设对外加工基地的资料。众所周知，这两个地方后来成为中国著名的经济特区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从哪里来的？就从这里来的。

华国锋听完汇报表示肯定，他说：有些意见我很赞成，有些要进一步探讨，比如在宝安，珠海那两个地方搞出口基地，那里的工资问题，工厂摆法的问题我们还要研究。他说：加工订货、进料加工、来料加工原则定下来，具体问题可以研究，但是总的意见看准的东西就要动手去干，不要议而不决而不行。这是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中国领导人最早关注宝安和珠海这两个地方的资料。我还看到一个资料，随后不久，邓小平也表示：不仅宝安、珠海可以这样搞，广东、福建的其他县也可以这样搞。

真正最早动手做起来的，就是交通部香港招商局。1978年10月份，袁庚为交通部起草了一个报告《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提出了“立足港澳，背靠国内，面向海外，多种经营，买卖结合，工商结合”的24字发展方针。交通部加了六个字“以航运为中心”，变成著名的蛇口工业区最早的30字方针。昨天我听周为民先生介绍才知道，蛇口工业区最早建设的五个厂全同航运有关系。10月9日，李先念收到报告后，批转给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汪东兴、纪登奎、余秋里、谷牧、康世恩。这些都是中央政治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见下图）。所以最早落实这个设想的，就是蛇口工业区。蛇口工业区的确是打响了开放改革的第一炮。

华国锋担心高干思想跟不上，高干还是原来的那套观念，还是原来那套认识和思维方式。1978年7月，他跟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和中共青海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谈话，他就说了这么一段话：现在有个问题，高干思想跟不上。怎么办？多出国，多考察。下半年华、邓、李都要出去。华是他自己，邓是邓小平，李就是李先念。他说：出去干什么？第一，扩大影响；第二，开大眼界。华国锋说得非常尖锐，他说：我们都是坐井观天，夜郎自大。中国不仅是毛泽东思想的故乡，也是夜郎自大的故乡。

1978年下半年，华国锋、邓小平分别出国访问。华国锋于1978年8月15日到9月3日，率领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邓小平1978年10月22日到29日访问日本。紧接着，1978年11月5日到14日，邓小平出访东南亚三国——新马泰。

中国政府、企业和经济学界以及中国领导人频繁出访境外国外，获取了大量外部世界的情况。1978年7月6日到9月9日，国务院召开务虚会，国务院44个部委的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充分总结1949年以来经济建设的经验特别是教训，形成了一个高度共识，就是中国的经济体制和管理体制必须改革。国务院第二副总理也是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在会议总结讲话里指出：我们要勇敢地改革一切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不适应经济基础要求的上层建筑。在政治挂帅的前提下，放手发挥经济手段和经济组织的作用，在经济领导工作中，要坚决地摆脱墨守行政层次、行政区划、行政便利和行政方式而不讲经济核算、经济效果、经济效率、经济责任的老框框，打破小生产的狭隘眼界，改变手工业式、小农经济式甚至是封建衙门式的管理方法，掌握领导和管理现代化工农业大生产的本领。这是对整个会议关于经济改革的共识非常明确的归纳和概括。

所有这些都发生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梳理这个过程，还原历史的真相，不能不承认，中国的开放改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就已经开始起步，开始酝酿。当然，十一届三中全会也强调，要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进行认真的改革。但这是对此前高层、地方和部门关于对外引进、对外开放和对内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一系列共识和主张的确认和重申。

我的结论是两句话，第一句是中国的开放从引进开始，第二句是中国的改革从开放开始。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将词序调整为“开放改革”而不说“改革开放”的原因。我这样说并不是做价值判断，而是做事实判断。能否成立，敬请大家批评讨论。谢谢大家！（讲座完）

本文首发于蛇口袁庚书院

来源：当代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