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济泽：蒙冤与洗冤

温济泽先生对我说：“反右斗争开始时，我是紧跟的。但并不盲从。我们广播事业局，业务非常复杂，人事关系也非常复杂。对外广播原归中宣部管，后来在业务上归中联部管。中联部每两周开一次对国外宣传工作会议。1957年7月，有一次在会上，我对周扬、李维汉的有关发言，提出意见。我说，周扬在一个文艺座谈会上说香花和毒草在分辨不清的时候，可以让它们先放出来，大家再来辨别；如认为有毒草的话，再把它锄掉，还可以肥田嘛！我觉得这种说法不能适用于对国外广播，因为“毒草’在报上登出了，还可以反驳，如果广播出去了，这次听到的人下次就不一定听到了，怎么个锄法呢？我还说，我从报纸上看到统战部长李维汉指出：各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我觉得这是有条件的，各民主党派应以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这个大目标为前提，特别在对外宣传中，不提这个条件，只提‘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可能产生误解。主持会的熊复说，周扬的说法，受到了中央的批评。这件事，你们知道就行了，不要向下面传达。但我想，对外传播有4位主持发稿的同志，也应该掌握分寸，就把这些意见告诉了他们。

温济泽替党和政府着想，在这个意义上，应当说是左派。但他没想到，有人辗转把温的话告诉了周扬，周扬很生气，打电话给当时的广播事业局局长询问。局长有一天突然找温谈话：你怎么说周扬有错误呢？温当时已经忘记这件事了，局长拿出别的编委的笔记给温看。温向他讲明了原委。他说，你自已向周扬说吧。过了不久周扬在中宣部做报告，温有意坐在第一排。休息时，就去找周扬，说：“听说你找我，我向你解释一下。”温回忆当时的情景：周扬抽着烟，侧着头，眼睛不看我，样子很傲慢，不理我。我还是向他做了汇报。又过了两个月，局长说周扬让追查我，让我同他一块去找周扬。周扬说：“现在问你一个问题：为什么右派向党进攻的时候，你说我和李维汉两个中央委员有错误？在这种情况下，你难道不想想自己的后果吗？”

从此，温泽泽就开始没完没了地做检查。有人把他向“右派”一边推。温老说：“反右斗争时我是党组成员，对国外广播部门的负责人。党委办的负责人对我说，你们部门二百几十人，按平均5％计算，要打出十几个右派分子。我说，如果有6％，我不会放过，如果没有5％，我也不能硬打。我们不能忘记延安抢救运动的教训。由于我对反右斗争有疑虑，特别是划某些同志时候很谨慎，所以，对外广播部门未能达到5％。但我还是执行了左的政策，只不过是左得不够。后来抓出了以我为首的反党小集团。在反右斗争总结时说：整风的每一个阶段，对外部门都落后于广播事业局其他单位，甚至公然同情和包庇右派分子，所以在反右斗争基本结束11个月之后，我又在局级补课时被补成右派。”

温老说：“当时的思想是，党总是对的，我有错误。党组说我右，先承认下来，再慢慢去认识吧。不合事实，处理过分的地方，等以后有机会能说清楚，延安抢救运动不是很快就甄别了吗？可万万想不到这次一等就是 20年。”

有些事情温老自己也不清楚，多年之后，他才知道，廖承志、胡乔木等人都曾试图挽回局面。1958年10月的一个晚上，胡乔木听到温被划成“右派”的消息，匆匆跑到廖承志家，问：“你知道温济泽被划成右派了吗？”两人都认为不应把温划成右派。他们相约，第二天上午一起到中宣部去询问。得到的答复是：中宣部已经批准，报到书记处，无法改了。胡乔木长叹：又毁了一个好同志！

廖、胡二人是高级干部，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地位可谓不低，当时就知道是一桩冤案，却如此无奈！可见，在阶级斗争的狂热年代,错整一个人何其容易，纠正一个错误何其艰难！

70年代末，胡耀邦力推平反冤假错案，中国55万“右派”得到改正，温济泽成为第一名。他44岁被打成右派，这时已经64岁。温老说，当时胡乔木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需要干部。他调我去社会科学院。我提出，我的党籍问题、右派问题不解决，无法开展工作。后来四个人为我写了平反报告——胡乔木、廖承志、熊复、吴冷西。他们证明温济泽是个好同志，划成“右派”应当予以复查。他们希望当事人写个报告，原局长梅益不肯写，我只好去找周扬。

我说：“政治部请你给我写个证明。”

周扬说：“证明你什么？把你划成了什么？”

我说，“划成右派了。”

我心说，你划得太多了，记不住了。

周扬看着我说：“我们这些人可能会有右倾思想，怎么能说是右派，怎能说是反党呢？”他流泪不止。这时，我觉得他很真诚。就说：“你既然忘记了就算了。”

我和政治部的人谈后，他们直接报胡耀邦批了。

温老接着讲，后来我很理解周扬。周扬为人道主义、异化挨整时，和我谈过。我说，我认为马克思是最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他说：胡乔木让我承认错误，我和他拍了桌子。他们搬来了薄一波我谈，没办法，我只好说自己考虑不周。新华社记者发表消息，也说的是周扬考虑不周。听他说这些，我也很生气。周扬死前委屈得很。周扬后来被说成是右的。我这时已不记恨他了。

当年，一个副局长到中宣部汇报说，根据周扬同志的意见，已经把温济泽定为右派。周扬非常惊讶说：我没有说把温泽划成右派呀。看来他真的是忘记了，或是说，他心里并不认为许多同志是右派。。

温老已经写了回忆胡乔木的文章，正打算写回忆周扬的文章。这两个人，曾在不同时期主管中国思想文化界的领导工作，从一定意义上讲，他们本身就是中国若干年中思想文化界的缩影。对他们的研究，才刚刚开展。温老回忆的往事，也许有助于研究的深入。

温老解决了右派问题之后，参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理论务虚会，这个会整整开了三个月，除了春节停了半个月。胡耀邦召开这个会，请思想、文化、艺术界的一些知名人士畅所欲言，从此打开了思想解放的闸门。会开得很好，偏激之言很少，客观公正之见很多。论来讨论去，表面上看，主要是对毛泽东的功过怎么评价，其实是解决几十年来，或者说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以来，存在的根深蒂固的思想方法问题。思想的障碍解除了，实际的荒谬就看清了。

可是事情并不那么简单。温老很快被通知，说社科院有一股自由化倾向。他说社科院没有这种情况。一个大人物却说，社会科学院还是自由化的风源。于是批于光远、批黎澍。他一个一个为他们解护。于是，那个大人物说，还有你。一下子堵住了温的嘴。从此以后又是整了这个整那个。说到这里，温老十分感慨：我们党的一个传统，就是说真话得不到尊重，赶风头的人爬得很快。人才本来就很少，有才的人不用，专用听话的，而听话的就是想升官。

来源：丁东小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