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凯：杜润生的组织遗产

——别样智库

准确说，组织遗产应该是那些遗留下来的组织机构，按照这样的定义，杜润生主导设计和建立的官方智库机构，即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和中国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在1989年就撤销了，没有遗留下来，不应属于组织遗产之列。但是，我认为，这个不复存在的机构，体现了一种全新的智库建设思路，是一种别样的官方智库形态，所以，这种智库形态本身可以成为组织遗产。

1982年初，高层决定撤销国家农业委员会，面临的问题是，中国是农业大国，没有农委之后，用何种机构负责农村工作？一种主张成立中央农村工作部，一种主张由国家经济委员会统一负责。在这个过程中，杜润生与时任总书记、总理和分管农业常务副总理反复沟通，于1982年4月成立了“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和“中国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简称农研室和农研中心）。机构设立当然是高层官方批准，但运行体制设计由杜润生主导。

在使命上，“农研室”侧重当前农村政策，紧密围绕中央工作部署；农研中心侧重中长期农村发展，联系国际国内各方面研究力量；在机构上，农研室编制三十，农研中心编制七十人，两个机构，一套人马，合署办公。主任都是杜润生，副主任分开任命。这个机构的特点是，当前和长远相结合，务实和务虚相结合，既直接为高层决策服务，又能充分调动运用社会研究力量，既具有官方机构的权威性，又具有民间组织的松散性、开放性。

杜润生试图通过这样的机构连接官方和民间，在中心名称上不愿意用“国务院”，而用“中国”。所谓“中国农村发展的研究中心”，既可以理解为“全中国”的“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也可以理解为“关于中国农村”的“发展研究中心”。他刻意降低“中心”的官办色彩，“中心”在体制上有编制、有经费、没级别。“农研室”有级别，是正部级，如一个新提拔的34岁的付主任也是副部长级，但“农研中心”没有级别，副主任还是原来级别，三位副主任分别是原农业部、林业部和农机部副部长，还有一位副主任吴象，编制工资关系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农研中心还设立了理事会，杜润生是理事长，若干科学家、经济学家、官员和社会人士成为理事。理事会每年召开一次，决定中心的重大事情。中心还设立了评议委员会，负责选定研究题目，评审研究成果，类似于学术委员会。

中共历史上曾建立若干中央研究机构，1944年成立中央党务研究室，1948年成立中央政策研究室，建国后又有中央政治研究室，文革中间成立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改革初期1980年成立中央书记处研究室，这些机构都是纯粹官方机构，运行体制具有高度封闭性。在杜润生的设计操作下，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和中国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成为混合型组织实体，一体化运行，作为最高层的官方智库，不仅党政结合，而且官民结合，具有独特的开放性，运作上的多功能性，实在是别具一格的智库新形态，彰显改革年代政治特色。

1984年夏，中央机关的整党从对照检查阶段转入整改阶段，机关成立了整改小组。机关怎样整改？提出的意见涉及干部结构、学术职称、后勤工作等。年轻人比较集中的意见是，“中国农村发展研究中心”这个名称不好，听起来像个公司，不伦不类，在社会上开展工作缺乏号召力，建议改成“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办公会上，杜润生有一个开玩笑的解释，说“中国”比“国务院”大，中国包括党、政、军，而国务院只是国务院。这个开玩笑的解释传达下来，年轻人还是不认同，继续要求改成“国务院”。据秘书处长刘胜德说，这个意见已经反映给主任办公会了，领导们表示理解，但是，为“中心”改名称专门给中央写报告并不现实。

临近年末，农研中心要向时任总理汇报关于军队支援农村汽车的指标分配工作，在报告文后落款，秘书处长直接改成了“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而不再用“中国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杜润生等领导在审阅签发时，不知是疏忽，还是有意，并没有改正。报告送上去后，很快总理就批回来了，总理同意了报告的内容，但是，没有指出报告落款单位有问题，不知是疏忽，还是有意。拿到总理批复后，秘书处长很高兴，马上复印了有总理批示的报告，开出介绍信，安排人到公安局改刻公章。本文作者就是改刻公章的两位执行人之一。开始，公安局方面曾提出，更改单位名称需要由高层正式文件，但看了总理批示后，就不再质疑，顺利受理。于是，新公章刻出来了，“中国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变成了“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从1985年1月开始，机关更换了新的工作证，印制了新的信封、文头纸等。我们年轻人都很高兴，我们两个执行了改刻公章的人还颇为得意。这事看上去有些荒诞，其实生活现实原本如此。这种荒诞是那些依靠故纸堆研究中国政治的人所不能想象的。

党的13大后，原总理成为总书记，1988年春国务院换届，新总理提出新要求。杜润生在办公会上谈到，总理要求农研中心从党中央机构系统分离出来，单独办公，与会者有所讨论，都认为这不可行，会影响研究工作。后来，新总理又催促过，杜润生显然感到了压力，但并未照办，继续合署办公。

现在看来，如果这样的智库机构保留下来，应该成为杜润生最重要的组织遗产。遗憾的是，这种组织形式并没有保留下来，在八十年代最后一年被撤销了。撤销“农研室”是在七月。此时，我们还心存侥幸，以为“农研中心”能保留。到了十一月，又是一纸公文，“中心”也被撤销了。。

似乎转眼之间，杜润生创立的农村政策研究机构撤销36年了。现在看来，当年这种别具一格的官方智库，特别具有改革创意，体现了高度的开放包容。不论当时，还是后来，人们常有这样的议论：以杜润生在高层的影响力，有条件建议中央要求地方建立统一的农村工作机构，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坚持要尊重地方自主决定，这导致了各地农村工作机构林林总总，有的叫农委，有的叫农工部，有的叫农村政策研究室。这种上下不一致的状态，也为后来高层撤销农研室、农研中心提供了方便。假如农村工作机构自上而下全国统一，中央层面机构撤销就不那么简单。当然，中央与地方的机构如何设置是另外问题。

                        （2025年12月）

（未完待续。下一篇：杜润生的组织遗产（1）—“农民协会”胚胎）

注：在主持农村政策研究过程中，杜润生关于研究机构设置也做了重要探索，这可以算作杜润生的组织遗产。杜润生主持设计和创立的研究机构，分为官方和民间两种，官方机构有两个，即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和中国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民间机构有三个，即中国农民企业家联谊会、中国农村发展国际交流协会、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研究会。

来源：沽河虎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