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庆全：《“歌德”与“缺德”》风波

1979年的春天，对中国文艺界而言，是一个乍暖还寒的季节。

粉碎“四人帮”的鞭炮声余音未散，冰封十年的文坛刚刚解冻，嫩芽破土，却又遇上倒春寒。就在这一年的6月，《河北文艺》上一篇题为《“歌德”与“缺德”》的文章横空出世，像一颗石子投进本就不平静的湖面，激起一圈又一圈的涟漪。文坛哗然，报刊应战，一场席卷全国的论争由此展开。

文章本身并不高明，甚至可以说颇为粗糙，但它碰到的，是那个时代最敏感的部位：文学究竟是要歌颂，还是要反思？是要照亮光明，还是也有权触摸伤口？政治和文艺，经历了那样惨痛的一段纠缠之后，究竟该怎样重新相处？

“伤痕文学”

十年浩劫中，文艺舞台上除了“八个样板戏”反复上演，几乎是一片荒芜。作家们不是被打倒，就是搁了笔，整个民族的精神世界，被压缩成了几个僵硬的符号。

1976年金秋，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人们从愤怒的呐喊中渐渐回过神来，开始冷静地回望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文学界率先发出了声音——1977年刘心武的《班主任》，1978年卢新华的《伤痕》，这些作品如同一把把钥匙，打开了长期紧锁的闸门。压抑的情感奔涌而出，被禁锢的记忆重见天日。人们终于可以哭了，可以痛了，可以把心里话说出来了。

这就是后来被称为“伤痕文学”的浪潮。它不是什么高深的文学流派，它只是一代人在劫后余生时，用眼泪和墨水写下的一声长叹。

与此同时，理论界也在悄然变化。1978年5月，《光明日报》刊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掀起了一场全国性的思想解放大讨论。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成为转折年代的宣言。冰河开始解冻，大地开始回暖。

然而，很多时候，历史已经翻页，词语却还留在纸上；时代已经转身，人的思维却还在原地打转。

凡转折之际，必有暗流涌动。

乍暖还寒

新旧交替之时，思想从来不是单色的。就在“伤痕文学”如火如荼之时，质疑的声音也开始浮现。

1979年4月，广东文艺界率先开始了文艺究竟该“向前看”还是“向后看”的争论。有人认为，那些描写伤痕、揭露创痛的作品，是在往回看、往后拉，应当提倡“向前看的文艺”。这场讨论虽起于岭南，却迅速北上，波及全国。

在河北石家庄的一座军营里，一位年轻的军旅作家注意到了这场争论。他叫李剑，笔头硬朗，被战友们誉为“兵秀才”。李剑对党怀有朴素而深厚的感情，他看着“伤痕文学”铺天盖地，心里犯起了嘀咕：中央对“文 革”、对“反右”还没有正式结论，现在就这么写，会不会过头？会不会让年轻人失去信心？

恰在此时，1979年3月的理论务虚会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被强调。不少人敏感地嗅到了某种信号，以为风向要变，要“收”了。

于是，李剑提起笔，写下了那篇让他此后数十年都无法摆脱的文章——《“歌德”与“缺德”》，发表在1979年第6期《河北文艺》显著位置上。

文章的逻辑相当直白：文艺工作者的任务是“歌德”——歌颂党、歌颂国家、歌颂社会主义；与此相反的则是“缺德”——专事揭露所谓“阴暗面”。

他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向阳的花木展开娉婷的容姿献给金色的太阳，而善于在阴湿的血污中闻腥的动物则只能诅咒红日。那种不‘歌德’的人，倒是有点‘缺德’。”

结论是，谁不“歌德”，就是“缺德”，就是“怀着阶级偏见对社会主义制度恶毒攻击”。

这样的笔法，这样的措辞，今天读来仍让人不寒而栗。不是因为它的观点有多么新奇——无非是“只能歌颂、不能暴露”的老调——而是因为它那种熟悉的、令人战栗的文风：动辄上纲上线，动辄扣帽子打棍子，字里行间飘荡着“大批判稿”特有的气味。

后来，有评论者把这篇文章形容为“春天里的一股冷风”。一个“冷”字，透着寒意。

激辩之声

文章一出，反响强烈，而且几乎是两极分化。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红旗》等主流报刊相继发文，对李剑的观点进行批驳。《红旗》杂志刊发的署名文章指出，这种观点“同粉碎'四人帮'以来我国文艺界的斗争实践和创作现状很不相符，同党的三中全会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背道而驰”，是“片面的、错误的”。这股冷风的背后，“文艺界极左思潮的影响不能低估”。

然而，为李剑叫好的声音也不绝于耳。有人担忧文艺界“思想混乱”，走上了“否定毛主席文艺路线”的道路；有人甚至警告说，如此下去，“会出现1957年反右派前夕的那种状况”；还有人指责文艺界的领导干部“大都是欧洲十八世纪文学的染缸里染过的”——这话说得尖刻，也说得刺耳。

这些声音，折射出一个真相：刚刚走出十年阴霾的中国，思想的惯性依然强大。“左”的幽灵并未远去，它只是换了一副面孔，栖身于某些看似理直气壮的议论之中。

两纸批示

争论愈演愈烈，河北省文联也坐不住了，要求李剑表态。李剑心里没底——他担心自己成为下一个被批判的对象。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对“批判”二字有着本能的恐惧。

1979年8月中旬，李剑给中宣部副部长廖井丹写了一封信，希望中宣部出面给个说法。廖井丹在这封信上的批示，可以说是那个转型年代难得的一份清醒之作。他写道：

批评别人写的文章，写了文章受到别人批评，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来说，都是正常的现象。批评和反批评的作用，都是讨论、辩论，真理越辩越明。关键是文章的论点是否正确，评论是否恰当，方法是否合适。

《“歌德”与“缺德”》一文，作者自己认为言词过于激烈，这是文风上的错误。能看到自己的缺点，当然是好的。如果把言词过于激烈从思想方法片面性方面去理解，是否对于自己今后考虑问题更有好处呢？过于激烈的倾向如何，不是更值得深思吗。

对一篇文章的批评，是对一篇文章论点的评论。一般不应是对作者过去发表过的所有文章的总评论，也不应是对作者全部历史活动的总评论。

作者如果对批评有意见，可以在思考一下自己文章论点是不是有毛病，有就改正，没有就阐述自己的论点。已经公开讨论，就应该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这是对读者负责的态度。这种讨论，双方的意见，谁是谁非，应由读者去鉴定，这也是文艺评论工作方面的群众路线。对于争论的是非，一开始就要求领导机关或领导同志作出判断，这不符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甚至是不利的。当然，领导机关的某个成员或某个同志，他对争论的问题愿意发表意见，这是他的权利。但是，这意见，也力求有助于争鸣的发展、深入，避免造成对争鸣的障碍和窒息。

对于批评和反批评，都要提倡实事求是，充分说理，力求以理服人，而不是其他。这种优良传统，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风，有待于我们从事文艺评论工作的同志，在实践活动中去恢复它，发扬光大它。

这段话，今天读来仍觉分量十足。它至少表达了三层意思：其一，批评与反批评都是正常的，这是文艺生态应有的样子，犯不着大惊小怪。其二，就事论事，不搞株连。这对刚走出那个年代的作家来说，尤为可贵。要知道，此前多少年，一篇文章可以毁掉一个人的半生，一句话可以连累一家的命运。廖井丹把“对文章的批评”与“对作者的总评”区分开来，就是要把人从那种无休止的政治追诉中解放出来。其三，也是最要紧的一条：领导不要轻易下判断。让读者去鉴定，让时间去沉淀，这才是真正的群众路线。一张嘴定乾坤、一支笔判生死的时代，该结束了。

时任中宣部部长的胡耀邦看到这份批示，连声叫好。他紧接着写下了这样的批语：

请各副部长、各局长按这种放胆工作的风格从事工作，这样，即可帮助下面，又可提高自己。

“放胆工作”——这四个字，在当时的语境下，是极有分量的。它意味着，领导干部不必再事事看风向、处处留后路，可以凭着良知和判断力去做事。

与此同时，李剑这个名字，也刻进了胡耀邦的心里。

几天后，河北邯郸市制氧机厂一位名叫熊耕发的业余作者也给中宣部来信，反映省文联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前有李剑，后有熊耕发，胡耀邦意识到，河北文联在处理作家和作品时，手法过于粗糙，不合时宜。

他在熊耕发的来信上批示道：

我主张把这些同志找来谈谈。一方面是诚恳地帮助他们，另方面也是锻炼我们作思想政治工作的能力。河北来些什么人？要通盘考虑，田间，李盘文、尧山壁等同志是要来的，李剑小青年也可来。但还要来三五个真正懂文艺路线的领导干部和文艺作者。加起来，大概要八、九上十个同志。会议不要什么名义，请井丹同志主持。中宣部、文化部也可参加三五人。（但不要太多）九月二、三号就开，没有什么要准备的。大约三、四天就行，最多不要超过五天，目的要让他们真正开动机器，真正把文艺开展起来，不要押什么宝了。但要他们真正开动机器。就要他们感到不要有什么压力，必要时我参加半天，也发表一通意见。

“不要押什么宝了”，这句大白话，道出了那个年代许多文艺工作者的心病。长期以来，写文章就像押宝，押对了是功臣，押错了是罪人。创作成了赌博，笔杆成了赌注。胡耀邦想终结这种状况，让作家真正松下一口气，真正回到创作本身。

“真正开动机器”，也是一句大实话。只有没有压力，脑子才转得动；只有不用看风色，笔下才出得了真东西。

可见，胡耀邦所看重的，并不仅仅是某一篇文章的是非曲直，更是一种新的处理原则和批评风气。在那样一个历史关口，这种风气的建立，比单独纠正一篇文章更重要。因为真正需要改变的，不只是某一个人的观点，而是长期形成的一整套思维习惯：把文艺问题简单化，把意见分歧道德化，把公开讨论行政化。

座谈会上

1979年9月4日至7日，中宣部主持召开小型座谈会。与会者约二十人，有河北省文艺界的负责同志，有文章作者李剑，有全国文联和在京的理论评论家。大家一起分析这篇文章的缺点与错误，探讨在拨乱反正的新形势下，应当怎样开展正常的文艺批评。

9月7日会议结束时，胡耀邦到场讲话。他指出了《歌德与“缺德”》的缺点与毛病。对于作者李剑，他说：

李剑同志是个好青年，写了这篇有错误、有缺点的东西，我们不要过多地追究。我们要允许青年人犯错误，我们采取教育的方法、诱导的方法，诚诚恳恳地帮助他。这是我党历来的传统。对文艺上的争论问题，我们都要用同志式的、平心静气的方法来交谈、讨论，弄清思想，团结同志，促进文学艺术的繁荣。今后如果再发生类似的问题，我们就推广这种方法，使文艺上的争论纳入到一种非常健康的轨道上来。

就这样，一场原本可能演变成大批判的风波，在一种温和、理性、同志式的氛围中消弭了。李剑作了自我批评，河北省委宣传部和文联也表示，要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以《河北文艺》的名义写一篇吸取教训的文章。

事情到此告一段落。没有打棍子，没有扣帽子，没有追究历史老账，也没有把一个年轻人推下深渊。这在此前是罕见的，在此后也值得铭记。

一个细节

当年，我看到有关这场争论的材料时，我联系到作者李剑，想采访他。他答应了，又婉拒了。电话里，他不愿多谈当年的想法。在我再三恳求、并承诺不写入文章的前提下，他才讲了一些往事——既已允诺，这里只好割爱。

但谈到那次座谈会，他的兴致突然高了起来。他说：“开座谈会时，我恰好坐在胡耀邦的侧面。耀邦同志讲‘李剑同志是个好青年’那段话时，是指着我说的。”

隔着电话线，我依然能感受到他语气里的温度。那是一种很复杂的情感——被严肃批评过，但也被认真对待过；犯过错，但没有被抛弃。

对于发言的内容，他只淡淡地说：“我在发言中说，要抓紧学习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从这次错误中吸取教训。当时，并没有逼着我作上纲上线的检讨。”

不过，李剑与这场风波的余韵，其实并未完全散去。不久之后，他的另一篇小说《醉入花丛》又引发了一场新的争论，胡耀邦再次为此写下批示——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来源：徐庆全与八十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