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庆全：黄江南回忆“四君子”：历史最后留下来的，不是标签，而是人的分寸

我在小文《改革四君子还是缓改革四君子》（下文简称“四君子小文”）中写道：

2008年前后，改革开放30周年纪念的日子里，“四君子”中的三人，接受访谈时，有记者用“改革四君子”相称，他们笑纳。“改革四君子”之称，滥觞。

根据是滕征辉总编的《三十年三十人之指点江山：经济改革卷》一书。编者在对黄江南的采访中，几次用到了“改革四君子”这个词。

在我的阅读范围内，并附之以各种搜索，这似乎是“改革四君子”一词最早的文本。同样，在我的阅读范围内，黄江南是“四君子”中第一个正式接受采访，留下关于“四君子”文本记录的人。

我特别强调“在我的阅读范围内”，一是强调我的阅读局限——我显然没有能力看到所有文本；二是希望读者能够纠正我的阅读局限——有更早的文本来否定我。

滕征辉的根据从哪里来的？我这个爱刨根问底的人，一番曲折，直接和他通了电话。滕回忆说：

1984年，我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系读研究生，“四签名”中的黄江南是我的师兄。小学弟们出于对师兄的敬重，延续历史上“五君子”、“六君子”称呼，不称“四签名”，而是尊称他们为“四君子”。因为1980年代是改革的年代嘛，慢慢地，“四君子”前面就加了“改革”二字。至于何时加的，谁加的，我给不出你具体。所以，编写这本书时，对话黄江南，就自然而然地就用上了“改革四君子”的说法。

滕兄很热情，还赐寄我签名本。在此，特别致谢。

“四签名”是借用，“康拜因”也是外来词，用“君子”称呼，倒比较适合国人的思维。它不只是顺口，也自带文化意味。

数算中国历史，“君子”大致是对品德高尚、学识杰出人物的尊崇。学而优则仕，能称为“君子”的“们”们，也大致也和庙堂有关。譬如“五君子”：尧、舜、禹、汤、孔子五位圣贤；“戊戌六君子”：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六位维新人士，等等。

放到“四签名”的语境里看，这个称呼就更耐人寻味了。“四签名”第一次“康拜因”，就上达高层，“24字方针”还是在副总理家里斟酌形成的。学弟们称他们为“四君子”，再“自然而然”加上“改革”二字，确实不奇怪。

名字一旦和时代扣在一起，就容易留下来。

不过，黄江南并未“自然而然”，他在访谈中，即使滕征辉用“改革四君子”一词，他用的仍是“四君子”。这个细节很小，却很见人物。

别人给他加上“改革”二字，他没有顺势接过去；别人愿意把名字讲得更响，他还是用原来的说法。这不是故作谦抑，而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克制。黄江南这一点，很有老派知识人的味道。

关于黄江南回忆“四君子”，我看到两个版本，一个是这个《三十年三十人之指点江山：经济改革卷》的发表版，时间是2008年左右。一个是他接受我的老友老蔡（文彬）访谈的“未公开版”，时间是2012年8月5日。两个版本，都存在记忆错讹，尤其是具体时间的误记。

这不奇怪，史学圈有个史料可靠性的常规排序：“口述不如传记，传记不如年谱，年谱不如日记”。记忆（口述）最靠不住，是常规。

下面，我引用公开版，并以“未公开版”内容为补充，解读一下黄江南关于“四君子”的回忆：

问：“老青对话”可以说是奠定了您几位在青年经济学家群体里的核心地位，后来有一个形象的说法就是所谓的“改革四君子”。当时您是如何有机会和老一辈领导直接对话的呢？

（黄江南）答：那是在1979年，当时全国又提出建设十个“大庆”，三十个“大化肥”，多少个“大钢”……摆出“大干快上、大跃进”的局面。当时我已经发现了计划经济必然不断经历平衡——结构失调——危机——再平衡的发展规律。而通过统计分析，认为当时国民经济的结构失调已经到了崩盘的边缘，不是应该大跃进，而是要采取危机对策的时候了。

当时李银河听完我的分析后非常着急，说你的观点非常重要，避免国民经济危机是件大事，一定要让领导层知道，我给你们介绍一个人叫王 岐 山。李银河认识在国务院政研室工作的林春，而林春认识王 岐 山。

王 岐 山当时在社科院近现代史研究所当助理研究员。他虽然是学历史的, 但异常聪明，吸收能力特别强，跟我们一谈就理解了我们的想法，马上就表示赞同，并且提议起草一个报告呈交中央。

……在报告里，我们预测了1980年经济将要出现的衰退，分析了衰退产生的原因,，并且给出了危机对策。……我们把报告交给了姚依林，姚依林看后觉得很重要，又转给了陈云。陈云在报告上批示说：“一个学工业 的，一个学农业的，写了一份很好的报告……” 其实翁永曦不是学农业的，只不过在《农民日报》工作。报告最后转到赵 紫 阳那里，他看了后，把我们找去，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听我们的汇报并一起讨论是否会出现经济衰退及应采取的对策。这就是所谓第一次“老青对话"，时间是1979年底。参加会议的都是些国务院负责经济工作的领导，姚依林、薛暮桥、马洪等。

我们当时年轻，初生牛犊不怕虎，很狂的（笑）。我们当时认为自己发现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运行的规律。

这个回忆，与我的“四君子小文”叙述脉络一致。它最值得注意的，不只是“他们见到了谁”，而是“他们为什么能被听见”。

黄江南本来是书生，做的是研究，提出的是学术结论，本可以留在讨论和争鸣之中。但经由李银河、林春，再到王，事情发生了变化：一套学术判断，获得了进入决策视野的通道。也就是说，问题已不只是“观点成立不成立”，而是“这个观点在什么时点、通过什么路径，被谁听见了”。

这一层很值得细看。很多时候，我们容易把历史讲成“某个年轻人说对了，于是高层就听进去了”。真相往往没这么简单。青年学者的判断当然重要，但他们之所以能被听见，不只是因为他们表达得好，更因为当时更高层面已经感受到问题正在逼近。年轻人的判断，恰好和现实中的焦虑碰上了，事情才会往前走。

在“未公开版”中，黄回忆说：

当时在一片“大跃进”的呼声中，陈云、姚依林、紫阳大概已经感觉到经济有问题了，如果他们没有感觉到，光凭我们说也不见得行。人家也不是完全没有想到这个问题，也准备要控制基本建设了。

这话说得太到位了，一下子把事情说透了：不是书生凭一己之力推动现实，而是书生的声音，刚好接上了现实本身的脉搏。说得再直白一点，不是因为年轻人站到了历史前面，而是因为他们恰好走到了那个节点上。

1980年，不管是以华、邓、胡为主的“改革”主张，还是以陈、姚、李为主的“调整”主张，都只是对中国发展路径的一种认知，一种思考，本无可厚非。若没有权力调整的介入，恐怕也不会搞得那么僵硬，强行给改革摁下暂停键。

同样，黄“认为自己发现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运行的规律”，也是对中国发展路径的可贵认知，可贵思考。这种认知和思考，是否符合1980年代国情，本可以在学术领域接受检验。但是，一旦上达天听，进入高层讨论，就成为政治文本，就不再有学术检验的机会了。这是非常可惜的。

所以，读有关“四君子”的资料，我常常想这样一个问题，在1980年，中国到底存不存在经济危机？他们当年的结论，到底符不符合中国的国情？

遗憾的是，我目前看到的材料中，关于“四君子”的回忆，最热闹的部分是“如何被看见”，而最该追问的这一部分，至今仍被雪藏。我认为，这个问题，恐怕比“他们当年见了谁”更重要。

因为历史的意义，不只在于叙述高光时刻，更在于反过来检验当年的判断。哪些判断是有远见的？哪些是被时代气氛推高了？哪些是被人借力了？哪些又带着理论移植的痕迹？这些都值得继续追问。若只记得传奇，不去问判断本身是不是站得住，那历史就容易变成故事，热闹是有了，分量却未必够。

其实，在当年，黄江南就知道，即使有他所说的经济危机，中央也有应对之策，不会让这种经济危机在社会主义国家发生。这有翟新华1980年12月2日日记为证：

下午江南来，吃完晚饭走。他昨天与老翁等到姚依林副总理处谈了两个多小时，主要谈了三点：1.黄江南的社会主义经济危机理论。 2.经济危机中的对策，姚拿出的四大宝贝：①抛出黄金100亿美元，相当于200多亿人民币。②出卖房屋200亿。 ③外贸库存拿出100 亿。④发国库券 50亿。总共 500多亿，这样可以减缓经济危机，增加收入，减少赤字。问题是 a.房屋是否能卖出200 亿。b.这对总产值没有影响，或者说影响不大，明年的总产值是否能比今年增长5%。3.“乘数法则”：基本建设投资对产值影响的幅度可以这样描述：积累率倒数为乘数，以乘数乘基本建设投资的增加数或减少数，这个乘积为基本建设投资对产值影响的幅度，比如 1979 年，基建投资总额为 650亿，1980年基建投资总额为550亿，积累率为25%，那么：乘数为25%=1/4，倒数为4，基建投资减少数为100亿，那么按理论计算80年比79年因基建投资减少一项，产值应减少，100亿×4=400 亿，当然这只是理论计算，它与实际结果有一个距离，比如被压缩的那部分基建，它原来所需求的沙、石、灰、 砖、钢材、玻璃、机器设备，有一部分或相当一部分是不需求的了，这无疑使与此有关的生产萎缩，使这部分生产的产值下降，但被压缩的那部分基建原来所需求的水泥、木材等，虽说这部分基建不需要了，但别处的生产却很需要，所以，水泥、木材等的生产不会萎缩，这部分生产的产值不会下降。 当然，以上所讲的“比如”，是指在我国目前的经济状况下，并不是什么情况下均是如此。但不管什么情况，这总说明了理论计算的结果与实际结果是有一个距离的。根据谈的这三点，黄江南有两个转变，或者说是三个转变吧:①打算由经济改革中的右派，变为左派，因为有四大宝贝，能减缓经济危机，可进行一些必要的改革。②经济困境中容易推进改革，否则困境一过，危机一过，就容易丧失掉改革的热情，使改革成为很困难的事。③想到企业中去搞实业，觉得经济理论的研究，其结论有时连自己都怀疑得很。

感谢翟新华，留下这样长的日记，这样一段可以透视当年历史的珍贵资料。

看到这段记载，我的第一感觉是，黄江南就是一个书生，一个令人敬佩的、孜孜以求之为改革寻找路径的书生。他不是不改革的人，他只是在自己发现的“经济危机”理论面前无所适从，觉得“缓改革”才能度过经济危机。当听到当家副总理讲解了破解危机之法后，他的看法立刻转变了，觉得“可进行一些必要的改革”，而且，觉得在经济危机中“推进改革”“容易”，并想去“搞实业”，在实践中推进改革。

他并不是抱着立场不放的人。理论推到这里，现实给出新的信息，他就调整自己的看法。日记里那句“觉得经济理论的研究，其结论有时连自己都怀疑得很”，尤其动人。能怀疑自己的人，往往比只会坚持自己的人更可敬。因为这说明他在意的不是把自己说圆，而是把问题想明白。

从更大的背景看，决策层当时并非没有预案。副总理讲到对付经济危机有“四大宝贝”。类似的话，邓小平也对紫 阳讲过。1980年9月，他任总理后，由于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方针”，导致中央财政吃紧，“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他曾向邓请教，“小平同志讲了三条：卖黄金、卖房子、动用储备”。可见，即使不调整，继续推进改革，中央对所谓的经济危机也有对策。

这样回头看，黄江南当时的担忧有其内在逻辑，但现实并不一定只能通向“缓改革”这一条路。

这里其实牵出一个更大的问题：理论上的可能，并不等于现实中的必然。很多时候，理论说“会这样”，现实却会在中途拐弯、缓冲、转化。不是理论没用，而是现实比理论更厚，也更复杂。

比如，对于黄江南的“乘数法则”，当年陈一谘就质疑过：

（1980年）10月初，黄江南拿来一篇刚写好的文章让我看，他正在工经所读研究生。文章的意思是：“洋跃进”造成的经济过热，会使财政赤字无法弥补，根据乘数原理，搞不好会爆发经济危机。所以，当前必须抑制需求，进行调整，缓行改革。我说，青年人急于发挥作用是好的，但功力不足往往会适得其反。你说的乘数原理，对市场经济国家是有效的，但中国不同。你看，农村改革已使多年卖不出去的农机具都卖光了，就是明证。

作为学者，黄江南也很执着，也没有把陈的质疑放在心上。我想，沉浸在“发现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运行的规律”的兴奋中，难免有初生牛犊之气，他也不会把陈视为可以共同探讨问题的学者。朱嘉明和他是谈得来的同学，到他那里寻求支持，理所应得。这才有了后来“四君子”的故事。

1985年1月，黄江南到河南任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副主任，正式投身改革。虽然“四签名”的名头仍在，“24字方针”却不宜再提。他在《捕捉新潮头》的一篇小文中说：

我国新一代的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一开始就跃出了传统的框框，以改革和发展为目的，多因素、多角度地进行研究，捕捉到了经济科学的新潮头。可以预期，在今后13年里，将会从中涌现出一批推陈出新、领先世界的经济学家。

这段话，今天读来，仍有一种时代特有的明亮。那是一种相信思考有力量、相信时代能向前、也相信自己可以参与其中的劲头。不是因为他们每一步都完全正确，而是因为他们确实真诚地想把问题想清楚，把路走出来。

以我对黄江南的理解，他有学术底子，有思辨能力，也有执着劲头。从潜质上说，他原本确实是很有条件走得更远的学者型人物。至于他后来是否已经成为他自己所期待的那种“推陈出新、领先世界的经济学家”，这已不是我这个门外汉敢轻易判断的事。隔行如隔山，评价的结论，终究要交给更专业的人。

一个时代会留下很多响亮的名字，但最后能沉下来的，往往不是名字本身，而是名字背后那个人的判断、气质和分寸。黄江南关于“四君子”的故事，值得回望，大概也正在这里。

来源：徐庆全与八十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