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庆全：《醉入花丛》风波

在《“歌德”与“缺德”风波》一文中，我讲到李剑引起的第一场风波。他因为主张文艺作品只能“歌德”不能“缺德”而遭到批评。这场风波过后，1980年，李剑连续发表了三四篇短篇小说，其中引人关注的《醉入花丛》（《湛江文艺》1980年第6期），故事情节是：

“美酒加咖啡，我只要喝一杯，想起过去，我一杯又一杯……”喝得醉醺醺的女红卫兵叶丽，唱着颓废的歌曲，跌跌撞撞地在金色的田野上走着，恍恍惚惚地开始了回忆：十年前，她在串联途中掉队，不得不留宿于一个青年农民家里。半夜时分，在这个农民想要奸污她，她坚决予以拒绝。但后来，在“最高指示”的启示下，她“急贫下中农所急”，和他发生了两性关系。第二天，和他结了婚，成了实行“两个决裂”、“扎根农村”的“先进典型”。不久，她又被地委书记奸污。她的农民丈夫因为她“不贞”，加上只会生女孩子，经常随意打骂凌辱她。现在，她一无所有，也已无所求，醉卧在油菜花丛中，茫然而不知所归。

这是一个相当悲惨的故事。它的悲，不只是个人命运的坎坷，而是带着鲜明时代印记的悲：政治口号挤进了人的身体，公共话语侵入了个人生活，崇高的词语与卑污的现实纠缠在一起，最后把一个女人推到了失神落魄、无路可走的境地。

如果按照李剑自己先前“歌德”“缺德”的分类法，这样的作品，无论如何都很难归到“歌德”一边去。当年，我在整理《〈歌德与“缺德”〉风波》的材料时，也曾电话采访过李剑：为什么会从“歌德”走到《醉入花丛》？遗憾的是，李剑不愿意回答。

他不回答，未必只是回避。这个问题，本来也不好答。因为它不是简单的“前后不一致”。更深一层说，它涉及一个作家如何从一种观念姿态，走向与生活真实的短兵相接。承认这样的变化，有时候也意味着承认自己曾经说得太整齐、信得太轻易。而这，往往比反驳别人更难。

当然，对于李剑来说，这个转弯不仅格外刺眼，更因为它踩在了政治与文艺关系的敏感地带上。

那个时期，拨乱反正已经开始，思想解放也逐步展开，文艺界的空气较“文革”时期当然松动得多。但另一方面，政治上的高压敏感并未完全消退，尤其涉及毛泽东、毛泽东思想、“文革”历史这些问题时，边界仍然十分清楚，也十分紧。可以批判林彪、“四人帮”，可以反思极左路线，可以清算个人崇拜的流毒，但不能轻易把这种反思引申为对毛泽东思想本身的否定。这个分寸，在政治上极微妙，在文艺上也就极容易出事。

《醉入花丛》的问题，恰恰就在这里：它把一个带有强烈刺激性的女性遭遇故事，与“最高指示”建立起了直接关联。这样一来，它在当时引起的，就不只是文学上的讨论，而会立刻被置于一种政治性阅读之中。

所以，小说发表后，文艺界立即提出了强烈的批评，很快又酿成了《醉入花丛》争论风波。

《河北日报》发表的署名文章指出：

作品中的人物每作一件错事、丑事，就要拿出一条‘最高指示’作为行动的依据……《醉入花丛》这样的表现生活，是既不真实也不典型的。客观上起到了向毛泽东思想泼污水的效果。

文艺界的权威刊物《文艺报》发表的署名文章指出：

按照作品描写的逻辑，女红卫兵所以被奸污，几百名知识青年所以葬身海底，都是由于这些本是正确的‘最高指示’的坑害，而不是其他。这里的描写不仅是完全不真实的，而且把毛泽东思想描写成了罪恶的渊薮。不错，林彪、“四人帮”制造的个人崇拜确实给我们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但个人崇拜与毛泽东思想并不是一回事，决不可以混同。我们批判个人崇拜，是批判林彪、“四人帮”对毛泽东同志的神化，绝不是批判毛泽东思想本身。这种批判是为着恢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而不是去嘲弄以至丑化毛泽东思想。

今天再看这些批评，当然能感觉出浓重的时代印记。但如果回到1981年的现实语境，它们也不是无缘无故地出现。那一年，政治上对历史问题、思想问题的界限划分，恰恰处在一种非常审慎、非常敏感的状态之中。尤其是围绕毛泽东、毛泽东思想与“文革”错误之间的关系，任何表述上的滑动，都容易被放大。

所以，从一开始，《醉入花丛》的争论就不只是关于作品优劣的讨论，而是一场夹杂着强烈政治敏感性的批评。

面对着几乎是一边倒的批判，李剑发表了为自己辩护的文章——《谁酿的苦酒》。文章中，李剑首先亮明了自己的创作动机：

十余年来，我在所历、所见、所闻中，也有不少生活素材。……生活本身是产生创作冲动的基础，在他的催动下，才可能拿起笔来。在批判了“四人帮”骗和瞒的“文艺理论”之后，我所奉行的是忠于生活的创作思想。

在李剑自己的理解里，《醉入花丛》不是故意“唱反调”，也不是为了猎奇，更不是有意去与自己先前的“歌德”论作对，而是想从“骗和瞒”的反面，回到“忠于生活”。他说：

我们没有忘记，林彪、“四人帮”肢解、篡改、编造毛泽东思想，在现代迷信和极左思潮中酿制了淹没中国大地的万吨苦酒。……《醉入花丛》中的女主角，是被骗子们的苦酒灌晕了的。她在那个时代，在那个特定的环境中，就是那样来理解“最高指示”的；也就是说，她就是那样理解、捍卫“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向毛泽东思想泼污水的，不是她，也不是作者，而是那个时代中的政治骗子。……“格调不高”的，其行为“不堪入目”的，是那个时代的打手们。他们有什么“格调”呢？

文章最后，李剑说他“坚定地相信读者”会理解他的创作意图的，而且强调说：“作品反映生活真实性和艺术的魅力，将在读者中找到公正的天平”。

平心而论，李剑的辩护并非全无道理。他抓住了一个关键点：那个时代的很多悲剧，确实不是抽象发生的，而是在某种特定政治气氛、特定话语机制之下发生的。政治语言被肢解、被滥用、被神化，最后落实到具体的人身上，就会变成真正的苦酒。在这个意义上，李剑提出“苦酒是谁酿的”，并不是一个虚晃的反问。

但问题也在这里。历史逻辑成立，不等于小说逻辑就成立；现实中存在荒诞，也不等于艺术上可以随意拼接荒诞。尤其是把一个女红卫兵“献出贞操”的心理活动，直接和“急贫下中农所急”这种政治语言拼接起来，确实容易显得过于刻意，也损害了人物心理的可信度。

《醉入花丛》纷纷攘攘的争论一直到7月，则被文艺界另一部作品的争论的风头盖过了，那就是关于电影文学剧本《苦恋》的批判。我在本号中《《苦恋》风波》有详细论述，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点击标题阅读。

对《苦恋》的批判，邓小平有两次谈话，7月17日谈话后，8月3日，中央主持召开召“思想战线座谈会”，“正式传达和讨论”邓小平的“重要谈话，研究部署在思想文艺界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问题”。胡耀邦在讲话中，批评了“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处于软弱的状态”。胡乔木则系统地罗列了思想界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表现。

会后，文艺界学习讨论“思想战线座谈会”的座谈会上，发言者以《苦恋》批评对象，《醉入花丛》偶尔被人提起，也是作为一个例子附在《苦恋》之后。不过，发表这篇小说的《湛江文艺》，则被湛江地委列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之一，受到严厉的批评。

《苦恋》风波收尾后，胡耀邦继续努力提倡他一以贯之提倡的健康的文艺批评。这时，他读到了《中国青年》19期上刊登的《评<醉入花丛>》文艺评论。

这篇评论的意义，不在于它为李剑辩护了多少，而在于它与此前一些批评文章相比，明显少了几分武断，多了几分从容。它没有把《醉入花丛》的问题简单上升为“向毛泽东思想泼污水”，而是从“生活常理”和“人之常情”切入，分析作品为什么不成立。文章写道：

《醉入花丛》却把现代迷信的狂热和女红卫兵献出“贞操”拼凑在一起，把“解放全人类”和满足贫农的“肉欲”拉扯在一起，从而编造出一篇污秽、邪恶的“情史”，这种既悖违生活常理，又不符合人之常情的故事，怎么能叫人信服呢？

可以看出，这不是替李剑说话。它同样批评《醉入花丛》，而且批评得并不轻。但它的可贵之处在于：它批评的是作品的叙事逻辑、人物心理和艺术真实，而不是先给作者扣上一顶政治帽子，再倒推作品的罪名。

胡耀邦读后，于1981年10月13日写下这样一条批示：

默涵、敬之、光年、冯牧同志：

这篇小评论，也许你们都看过了，如果谁还没有看过，请他看看。我对文艺批评能够健康地发展是充满信心的。文艺报已经带了一个头，从这篇小评论也看出了一个好苗头。我不是说这篇东西写得很成熟，而是说他多少说了一点道理，并且根本没有打棍子。再进一步说，也只有报刊上，首先是各种文艺刊物经常有点文艺评论，才能真正带出一个好的文艺批评的风气来。坐而论道，什么恰如其分的、有充分说服力的文艺批评风气，永远学不会，永远带不出。能不能向文联和各个协会的负责同志提出一个指标：每人每年亲自写两篇？当然可以评论好创作，也可以批评坏作品。能不能把这个指标看作是加强对文艺工作领导的一条重要要求？请你们议一议。

这条批示很值得反复读。它的重点，不在《醉入花丛》本身，而在文艺批评的方式问题上。胡耀邦并没有说这篇评论“很成熟”，也没有说《醉入花丛》就因此可以不批评；他说的是，这篇文章“多少说了一点道理，并且根本没有打棍子”。

这句话，看似平常，实则很重。因为它等于明确提出：批评当然要有，但批评不是靠打棍子完成的；批评作品可以严厉，但不能不讲道理。

在1981年，这样的话尤其重要。因为那时整个思想文化领域，都还带着“文革”批判方式的阴影。很多人并不是不会判断问题，而是一下笔就容易走回老路：先定性，再举例；先扣帽子，再分析；先把人放到立场对立面，再谈作品。胡耀邦的批示，恰恰是在这个关口上，试图把批评往“讲理”的方向拉一把。

当年，我看到胡耀邦这条批示的材料中，后面附有《评〈醉入花丛〉》影印件，上面有胡耀邦阅读这篇评论划的道道，可见读得很仔细。

文章署名“华铭”。这个名字很像“化名”的谐音，我怀疑作者并未署真名，于是专门到《中国青年》杂志社翻档案。结果，稿签上“作者地址”一栏写的是“文艺部”，这就证实了我的推测：这篇文章的确是《中国青年》有意安排写的。

带着这个疑问，我又找到了文章作者——当年《中国青年》杂志的文学评论编辑何志云。

“文化大革命”中，何志云曾在东北兵团当过知青。在1976年前后，曾在东北发表过一些稍有影响的文艺评论，在文艺评论界渐露头角。1977年返回浙江老家后，又陆续地写了一些文艺评论。1978年以来，《中国青年》成为思想解放的重要阵地，因而也需要大量的人才。1980年将何志云从浙江省教育厅调到《中国青年》杂志文艺部，担任文学评论的编辑。

“说这篇文章是有意安排是对的，但是，不是胡耀邦的意思。”接着，他讲述了这篇文章的写作过程：

《中国青年》杂志在新时期的作用，我不用多讲。中青社内部的在实事求是的原则指导下，提倡研究的学术、民主风气。我一进社，就能感受到这一点。所以，这篇文章的问世，与社里的这种气氛是有关系的。

《醉入花丛》发表后，首先是上海《文汇报》发表批判文章，接着《人民日报》也发表了文章，这几篇文章对小说上纲上线，说成是否定毛泽东。这样，对这篇小说就形成了一种围攻与否定的态势。

在文艺部，我们也在议论。我们认为，这篇小说是有缺点的，但是，绝对不能上纲上线到否定什么的问题。我们部的两个主任宋文郁、陈汉涛也参与我们的讨论，赞成我们的看法。讨论起来后，我提议，写一篇文章，表述一下自己的看法。两位主任也都同意。报到社委会，社委会也同意，并希望就这个题目扎扎实实地来写。于是，就由我来执笔。

文章虽然是我写的，但是文艺部和社委会讨论的结果。我的文章最初是以为李剑辩护的手法写的，辩护的色彩浓一些，火药味也浓一些。那个年代写文章，或许都有一点火药味，因为刚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嘛。文章写完后，文艺部讨论过一次后，社委会又讨论。我记得当时主编关志豪和副主编郭楠柠都来参加了。讨论的结果是，领导认为，我们写文章不是要参与辩论，也不是为李剑辩护，而是要重点分析小说的内容，从创作手法、价值手段等方面来分析，评论小说的优劣。这样，可以写成一篇说理的文艺评论文章。

根据社委会的意见，在修改文章的过程中，我着重说理，而有意避免了那个时代的火药味语言。文章发表时，编辑要署名，我就取了个“化名”的谐音，用“华铭”的名字发表了。此后，我发表一些文学评论方面的文章，也经常使用这个名字。

我问道：“耀邦批示后，杂志社有什么反映？”他说：

文章发表后，我就去宁波出差了。回来后，听说耀邦同志有批示，刊登在《文艺通讯》上。作为这篇文章的作者，我当然很高兴。但令我佩服的是，耀邦同志站得很高，他的批示虽然是就这篇评论文章，但是，批示的内容却是就整个文艺界的问题，并由此上升到重建文艺批评的问题。至于杂志社，也没有觉得得到耀邦的批示是多大的荣耀，因为《中国青年》得到中央重视的文章很多，大家也都习以为常了。

这话说得平静，分量却不轻。它点出的，恰恰是问题的根本：关键不是某一篇文章碰巧被领导看见，而是那个时期确实有人在认真思考，文艺批评究竟该怎么从“文革”遗留下来的粗暴方式中走出来。

胡耀邦的批示，在文艺界领导人中传阅，并很快付诸行动。1981年11月5日，《作品与争鸣》编辑部在北京召开爱情题材作品讨论会，与会者认为，文艺作品反映爱情，应有益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会上批评了李剑的《醉入花丛》《女儿桥》等作品。1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这次讨论会的综述《提高社会责任感，正确描写爱情》。

从结果看，李剑的作品依然受到批评。但这种批评，与此前那种动辄上升到“向毛泽东思想泼污水”的批判相比，明显已经不同。风波之所以能逐渐平息，并不是因为谁在立场上彻底战胜了谁，而是因为批评的方式开始回到较为正常的轨道：谈题材，谈分寸，谈责任，也谈艺术，而不是一味上纲。

这很重要。因为对一个时代的文艺来说，创作空间固然重要，讨论问题的方式同样重要。没有后一层，前一层也站不稳。批评如果只有声势，没有道理，那么它对作品的伤害，往往并不亚于对作者的伤害。

何志云还给我讲述了一件有趣的事情：

1984年，我和李剑都到北京大学作家学习班学习。开学时，北京市一位文艺界的老前辈给我们讲课。谈起这个问题时，他风趣地说：挑事的李剑和平息风波的何志云，你们两个都凑在一个班里了。其实，哪里是我平息风波，是耀邦同志对文艺批评工作的指示平息的。

采访结束时，何志云建议我，你要是写文章的话，不要拘泥于这件事情本身，而应由此写出胡耀邦所要求的那种民主的、说理的学术气氛。这当然是有道理的。直到今天，不讲道理的批评、先扣帽子后作判断的文章，仍不鲜见；真正从作品出发、从事实出发、从逻辑出发的讨论，也仍然不能说已经形成了多么浓厚的风气。某种意义上，1981年胡耀邦那条批示，并不过时。

只是，这样的大题目，我未必写得动。我所能做的，不过是把这段旧事尽量说清：说清一篇小说怎样惹出风波，说清一个作者怎样从“歌德”拐到了《醉入花丛》，说清在1981年那种政治与文艺关系微妙而紧张的背景下，一场文学争论怎样被卷入更大的思想战线之中；也说清，这场风波后来之所以慢慢平下来，不是因为谁喊得更响，而是因为终于有人提醒：文艺可以有立场，但批评不能没有道理。

因为，真正能让一个时代的文艺慢慢长出筋骨的，恐怕从来不是立场，而是道理。

来源：徐庆全与八十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