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象：朱厚泽和他的“三宽”（一）

2010年5月9日清晨，朱厚泽病逝于北京医院。厚泽享年八十，应称高寿。但在我们十来个谈得来的老头中，他是最年轻的，最壮实的，最活跃的，最多才多艺的，最有亲和力的，为什么说走就走了呢?我怆然茫然怅然木然者数日，痛感生命的脆弱与无奈。

一 多思考，少说话

1985年7月，贵州省委第一书记朱厚泽接到调令，晋京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北京多好，中国人谁不向往?朱厚泽对此却忧虑重重，不大愿意。好朋友开玩笑说他“升官”，他自己却说是“跳火坑”厚泽对我说，从改革开放到他来京，中宣部部长换了五任。胡耀邦是一任，他那么大的气魄，平反了那么多冤假错案，相信会有办法创造新局面，但要调去当总书记，谁也挡不住。张平化是一任，他是井冈山时代硕果仅存的县委书记，当过多年省委书记，论资历、论水平，都是一流人选。但真理标准讨论，他就是“凡是派”，首先过不了关。王任重是又一任。他当过多年省委书记，后任中南局书记，是毛泽东器重的人才，还提出过“学习毛泽东，超越毛泽东”的口号，但始终超越不了，也跟不上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步伐，为时不久也只好退下。第四任是邓力群。这个人后来写过一本书-《十二个春秋》，点名批判了60多个人，被称为“左王”。朱厚泽就是接他的班。他是中央书记处主管意识形态的书记，不当宣传部长还管着宣传部长。厚泽曾对我说，他那位顶头上司对交接工作非常认真，抓得很紧。这一阵是汇报会，过几天又是什么课题的准备，下一周又是审查影片，接着还有理论培训研究，总是把我安排在他的邻座，观察我的反应，最后总是首先征求我的意见。我是无论如何死不开口，只回答:刚刚来，先了解情况，学习学习再说。连续多次，他无计可施，也不好定什么规矩要我“萧规曹随”。

过了一个多月，朱厚泽正式单独上班。部里不少工作人员习惯于“新官上任三把火”，以为朱厚泽一定要布置召开全国宣传部长会议，要宣布些新的规定。但是没有，什么都没有。他见人谦和有礼，常主动点头打招呼，却没有什么吩咐、什么要求，例行的工作会议也改成了座谈会，便于大家自由发言，极少向下发什么文件通知，对上面交下来的事则迅速认真处理。但是没有，什么都没有。他见人谦和有礼，常主动点头打招呼，却没有什么吩咐、什么要求，例行的工作会议也改成了座谈会，便于大家自由发言，极少向下发什么文件通知，对上面交下来的事则迅速认真处理。

二 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朱厚泽就这样担任宣传部长，半年几乎无声无息，没有吭气。到1985年底连胡耀邦也有点沉不住气了，便找他去问，厚泽回答:“听到的反映是我这个人‘没有动静’，不吭不哈的是怎么回事呀?”耀邦说:“那就逐步地放开一点嘛。”后来，又让胡启立、王兆国给他捎话:“大胆一点，准备个报告提交书记处讨论，讨论以后我们大家支持你。放开点干嘛!

但他想，如果把自己的观点和盘托出，整理成报告，书记处讨论不容易通过，反而可能引起大的争论，对大局的稳定不利。但他又想老是鸦雀无声也不行，不如东说一点，西说一点，微微风，毛毛雨，慢慢来，努力学会“在议论纷纷中正确引导，在众说纷纭中择善而从。

1986年3月8日，在音协饭厅里用聊天方式讲了一次，提到了“宽松”。

第二天，3月9日应邀参加出版家协会代表大会，原来不准备讲话，大家说不行，我们坐好了就是要听你讲话，实在推辞不了，只好又讲了一次，比前一天范围“宽”，涉及“宽容”“宽厚”

一个月后，《光明日报》开全国记者会，又把他请去，热烈鼓掌要求他讲话，结果又讲了一次，讲得比前两次更多了一点。杜导正用录音整理了个详细的记录稿给他，他改后就扣下了，连内部也不让发。

1986年7月，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邀请他参加，他才把“三宽”连在一起发表了正式讲话。他说:“今年是‘双百’方针提出30周年，‘五一六’通知发布20周年，‘文革’结束10周年。把这三者叠加在一起，好像有点荒唐，但实际生活却是这样走过来的。这使我们看到，生活不像长安街一样笔直，它是曲折的。而这个曲折道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信心，就是真理终究会战胜谬误。人们终究会从某种盲目性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即经过实践和反思，走向自觉，走向更加成熟。”

文化要发展，各行各业要发展，推而广之，一个社会充满生机、充满活力，有一件事情恐怕值得引起我们注意，就是：对不同的意见、不同的看法，与传统的东西有差异的观点，不要急急忙忙下结论;同时，对积极的探索、开拓与创新，要加以支持，如果在这个问题上不注意，恐怕不仅是思想文化的发展，其他方面的发展也是难以想象的。

有篇文章，讲到宽容、宽厚和宽松。三个“宽”字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对于我们原来想法不太一致的观点，是不是可以采取宽容一点的态度:对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是不是可以宽厚一点;整个空气、环境是不是可以搞得宽松有弹性一点。完全刚性的东西是比较容易断裂的，它不能抗冲击。而社会生活中的冲击随时都会有，会从各个方面来。保持一点弹性、柔性，不但有利于发展，也有利抗“冲击”。多少带一点弹性、柔性，这对于处理我们的思想文化问题、经济政治问题小至家庭、夫妻、父子、母女，大至国家大事、民族关系，都会好一点。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是不是可以把握得更妥善一些。

著名的“三宽”讲话原文就是如此，普普通通，并不神秘。

第一次在音协那次讲话，后来《文艺报》竟登在头版，有些文艺家下乡也传达，多方面反应强烈，惊动了书记处的人。反应最强烈的是谁?万里。他非常赞成，有次书记处开会还指着主管意识形态的书记说:“你就说不出这些话来。"习仲勋他们都赞成，反对的人不好再说什么了。这次是全国性的会议，又是把“三宽”连在一起说，言简意赅，通俗深刻。散会不久，“三宽“精神已传遍了神州大地。真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未完待续）

本文原载《炎黄春秋》2010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