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宁：礼平谈《晚霞消失的时候》

2026年5月20日，在北京饭店作家餐厅，作家礼平与《晚霞消失的时候》两位责任编辑——《十月》姬梦武和中国青年出版社李硕儒及我聚会，回忆这篇小说创作的相关往事，披露了不少史料，现将礼平的谈话整理如下，供感兴趣的朋友分享。

作品发表之后，很多人认为是“伤痕文学”，我觉得被贬低了，人家说是爱情文学小说，我也觉得不甚尽我意思。后来我自己给作品下了个定义，我说它是一部“反党”小说。这是实话，当时我就是这么想的。毛主席当年说一过一段很有名的话：“利用小说反党是大发明。”当时我想反党小说长啥样我还没见过呢，那我就来写一篇好了。当年我就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整个一个坏小子，坏蛋。作品是“文革”后期写的，“文化大革命”是那时党的总任务，继续革命是党的总理论、总路线。我反对这套理论，对“文革”持否定态度。这正是我当时的创作动机，不单是疑惑，而且是反对，这是很清楚的。反谁呢？主要针对“四人帮”。

动笔是在1976年批邓的时候，那年对我来说，是天翻地覆的一年，是对我内心冲击最大的一年。总理去世，王洪文、庄则栋那个样子，我看了很生气，把愤怒给煽起来了。总理追悼会结束，火化后就没声息了。追悼会的那天晚上，我哭了个一塌糊涂。同事刘干事说，怎么哭成这样？哭了6个小时，真是止不住。当时我又愤怒，又委屈，为总理感到委屈。于是我开始构思这部作品。我跟别人讲这个故事，人家说：“你赶快写啊。”

我想开笔，但不知道自己行不行？没写过小说。总理去世以后，就开始批邓，接着是唐山大地震。派我去参加海军办的批邓学习班，回来后要给部队宣讲。我们三个舰队加上总部共四个学员队，培训两个月。上面发了一套教材，让我们学习，还要考试。我们这些学员基本上都不怎么听课，听课的时候，我们公然拿着别的书看。

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买了一本《淮南子鸿烈解》。教授在上面讲课，我在下边看。他过来看看，看不懂。还有人利用这个时间，学德文、学英文，都不听课，抵触情绪非常大。最后安排了考试，我们几乎都不及格。草草地给了个结业，我拿着结业证书，回部队了。

回来就要宣讲啊，我看了那个教材，那也叫理论？我对这些理论的那叫反感，刺激很大。回来之后，我还是没找着感觉。回到团里，开批判动员大会，我是主要的宣讲员，要到各个单位去作巡回讲演，批判邓小平的路线。这简直太难受了。

那时候我想，批什么孔子，批什么周公啊？总理刚死，就把邓小平拿出来批，非常让人恼火。动员会结束以后，整个礼堂空无一人，我在那个礼堂里，坐了三个小时，没挪窝，在那儿生闷气。我当时就想动笔写小说。就坐在椅子上，写这本书的第一章。小说就是在这种情绪驱使下开写的。

在“文革”中有手抄本。手抄本只要查出来，会被批个死。地下文学出一部，批一部。我想，作品写出来，肯定会把我批死。弄不好就是掉脑袋的事，没跑。我心里很明白。

批判我的人会是谁呢？就是张春桥、姚文元、江青，他们肯定都会发话，而且就会用我参加学习班的那一套理论来批我。我便在这个小说里头，设了一个局，你批我，不让我说话就算了，只要让我发声，我就会狠狠地反击。

那时跟朋友聊天，我发现所谓马克思主义中，有很多并不那么马克思的东西。毛泽东思想中，有一些不那么毛泽东思想的东西。比如主席讲：党将来要灭亡的嘛，对吧。所以，我就想在这篇小说里头设立一个局，我要写一些看起来是反马列的，比如从海克尔的《宇宙之谜》讲起。《宇宙之谜》是毛主席推荐给刘少奇读的，列宁也非常欣赏海克尔。我这篇小说写了一些东西。将来如果用这些批判我，我就会说，你们根本不懂马列主义，连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都分不清楚。就是想把那帮草包理论家放在小火上烤。这篇小说埋了雷，包括老和尚讲的那些。其实当时我心里非常清楚，老和尚讲的那些话，不是出世的话，他很入世。真的要从哲学层面分析，他是唯物的。

王若水评论我的那篇文章，题目叫《南珊的哲学》。他把南珊表达的那些思想批判了一下。王若水的文字很平和，带着几分欣赏。因为我向理论界挑了战，他得说这些话。我在给王若水的回复里，写到南珊讲这些话，和马列主义并行不悖。我这么写，王若听了很不高兴。王若水说，既然你这么说，我就不跟你说了。后来我发现胡乔木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我记忆中，有过两次与此相关的谈话。一次，是陈昊苏组织了一个座谈会。开会之前，陈昊苏去我家，我正在家里做家具。他说：“你还有心干这种不务正业的事？你应该写小说啊！你好好搞创作，搞这些干什么？家具买一套不就行了嘛！”他坐下来之后，对我说，“你的小说我看了，淮海战役描写得很生动。”他问了我一个问题：“你表达了很多思想性的东西，小说里有很多刺。你对现在年轻人的思想怎么看？”他问得很尖锐。我说：“现在很多年轻人不信马列。‘文革’搞完以后，就不信马列了。”他问我：“那你呢？你还信吗？”我说：“我不知道我信不信，我觉得自己不懂马列。”我跟他说，“马列主义是科学，科学社会主义。科学的东西能说是信仰吗？我能说我信仰爱因斯坦吗？”他问我：“你对马列主义怎么看？”我说：“马列主义很多很精辟，我认为是正确的。可我不认同现在被弄出来的一些所谓的新思想，那些其实是旧思想。”他问了我一个尖锐的问题：“在你小说里说了一个观点，说科学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理论，哲学是没有用的。那么你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有用没有用？”我对陈昊苏说：“这个话不是我说的，是恩格斯讲的。”他很奇怪，问：“恩格斯在哪讲的？”我说：“在《自然辩证法》序言里。”他很敏锐，他觉得我的思想状态不是一般社会上认为的那种状态，所以他才敢为我组织作品讨论会。

第二次是和胡乔木。1983年正是反精神污染的时候，胡乔木的秘书给我打了个电话，说初三邀约一些在各个领域做出成绩的年轻人来座谈一下，问我愿意不愿意来参加？我一听，便说愿意。

初三我去了。一看，有刘源、邓朴方，还有华远公司的几个，有一些民营企业家，理论界的人都去了。我记得好像还有跟《河殇》有关系的人，是不是还有严家其呀？文学界只有我一个，反正一共有20多个。4点钟我按时到了他家，秘书说，乔木同志刚吃完药，再等两三分钟。

不一会儿，乔木同志就下楼了。那个场景特有意思，胡乔木从楼梯上下来。我们在一楼，他在二楼。他家在南长街，原来是个使馆，楼梯是木头楼梯。他下来以后，走到楼梯中间，看着我们一屋子人，我们都看着他。他一下来，我们就不聊天了。他马上就问了一句：“你们谁是礼平？”我一听，就赶紧站起来说：“我是。”他听到之后，指着那个大宽沙发说：“你坐到这儿，坐在我边上。”我就从后面畏畏缩缩地蹭到边上，坐了下来。胡乔木跟谁都没说话，跟谁都没聊。所有的人都看着我们。胡乔木说：“你那篇小说我看了。文学水平是有的，但是思想的东西也不少。你胡伯伯还是懂得一点文学的。”我心想，说你懂得一点儿文学，你是文坛泰斗啊！新华体就是你创造的。我看着当时那场面，就好像一个元帅拍着一个列兵的肩膀说，我也是会放枪的。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就给堵在那儿了。胡乔木很老练。他看着我说：“你有很多东西。有一些我赞成，有一些我不太赞成。你愿不愿意跟我谈一谈？”我当时很紧张，就说了一句：“那些东西我也不赞同。”其实我意思是，不赞成被人们理解成的那个样子，也就是说，那些别人理解的，我也不赞成。我拐了一道弯儿，但是胡乔木觉得，你不赞成我，我也不赞成你。变成一句顶撞的话，这就完了。以后互相就不再说了。他说：“你答复王若水那篇文章我看了，而且看了不止一遍。我跟王若水之间也有争论啊。”指当时关于人道主义的争论。他说：“你没有必要用检讨的姿态。跟这些学者，你想什么，就把自己的想法开诚布公地讲出来。没有必要放低姿态地讲。”

我去参会之前，母亲跟我说：“在延安女子培训班，我是胡乔木的学生。你们见了面，代我问胡乔木好啊。”因此在吃饭的时候，我拿着酒到胡乔木跟前面，我说：“胡伯伯，我母亲在延安女子集训队是您的学生，她让我代问您好。”他马上就指着他爱人说：“我爱人也是集训队的。你母亲叫什么名字？”我说：“她叫曾莹。”他们俩想了想，没有印象。我说：“当时她可能叫曾桂英，因为她后来改过名字。”他想了想说，“哎呀，还是没印象。集训队学生太多了，有一两千。记不住了。”但是他对我说：“回去问你母亲好！代我问你母亲好！”我高兴得不得了。胡乔木就那么看了我一眼。后来我想，胡乔木心里会说，这个干部子弟怎么这么个事儿就美得屁颠屁颠的。

胡乔木看我傻乎乎的，也不搭理我，就把我撂一边儿了，开始跟其他人说话。大家都提出了各种问题，当时有各种讨论。在现场，邓朴方还顶撞了胡乔木，他们有些争论。

回来以后，我向一些朋友描述，有朋友说：“那天的会胡乔木就是专门为你组织的。就是要在一个公开的场合，跟你做个交流。胡乔木支持你。你的思想状态，特别符合那时候的政治需要。他需要从文化人里分离出一个反思‘文革’，但是不反对共产党的人。他太需要这么一个角色了，而你丧失了一个非常好的表现机会。”我后来一想，确实是。我在那篇小说里，对于太阳崇拜冷嘲热讽，但对太阳充满感情。我也确实写了这一点。主席暮年了，太阳最后落下去，写老一辈人就这么走了，就把我们扔在这儿了，那种末世感。我觉得，陈昊苏跟我谈完后，他就有反应，特别敏锐地抓住了这一点。

我自己只准备写个作品来和“四人帮”斗一斗，我一旦说出，你们这些人连最基本的理论都弄错了，还跟我讲什么理论？你们才是假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我是准备干这个事儿，就是要狠狠地恶心他们一下，所以，大胆地写了这些东西。

小说写完了，我回到青岛，找了个打印社，把它打印成蜡纸，花了不少钱，印了一些，然后就到处送。我准备等着“四人帮”来抓我，来批我。结果，“文革”结束了，我特懊丧。我给自己建了一个舞台，准备演一场跟他们对着干的戏，我特别喜欢这种场面，就是生死看淡，不服就干。自己编了这么个剧本，觉得很好玩儿，很带劲。结果舞台没了，所以我就把小说放在手里，觉得没用了。觉得这玩意儿没人看了，拿出来，也没人批了，没得玩儿了。就好像我准备了一场好节目，嘉年华不办了，没有了我的舞台，特懊丧。

这部小说我挺喜欢。所以，我就每年拿出来，时不时看一看，改一改。一直没想发表。等到我投稿时，已经过去整整四年了。那时我驻地很偏僻，偶然在街上看见有文学刊物，才想起来投稿试试。投稿以后，《十月》给我发来接稿单，写着：“我们已经收到你的稿子了，正在审理。”《清明》杂志的编辑跑到青岛，他们是第一个找我的，他们要用。那时候，《十月》还没定，我说，那就太好了，发表呗。

我自己评价这篇小说，就是带有谋略性质，有挖坑埋雷的计划。准备让人家来袭击一下，是针对“中央文革”的。这篇作品就是个淘气包，看着就挺出格的。我的性格比较爱闹事，小说是我性格的产物。“文革”前，我特别爱给同学办事儿。初中我是学生会主席、班干部。我特别愿意搞事儿，组织大家体育锻炼呀，军训呀，我爱做这些事，搞得大家热火朝天。“文革”前，我爱做老师夸奖、大人说好的事儿，文革开始我学着干那些大人不说好的事，还想带着全班同学一起干，幸亏没那么做。

这篇小说要干的事儿是，挖个坑让“四人帮”来踩，然后跟他们大干一场。干完了以后，我死了，你把我收拾了也就算了。但是，只要让我说话，我就扒你们一层皮。我有这么个带有挑战、带有谋略性质的目的。这么个东西，又淘气，又有些使坏，对吧？

王朔特别喜欢这篇小说，后来我托人给王朔带话，我说，在这部小说里，我比你坏多了。王朔说：“我是流氓我怕谁？”我说：“我是阴谋家我怕谁。”

有一次，徐怀中见了我，讲了一个事儿。拍三大战役的时候，徐怀中让主创人员都看一遍《晚霞》。他说作品描写淮海战役很气魄啊，都去看一遍。我听了以后特别振奋。徐怀中问我：“你哪年生的？”我说：“四八年。”他仰天大笑说：“四八年，当时没你啊。”我说：“是没我呀，我还没生呢。”他说：“我觉得你写的比我们写的还真实，还真像那么回事儿！”他给了挺高的评价。他说：“你怎么写的？”我眨巴眨巴眼说：“你们拍了那么多电影，我这不都是在电影里头看的吗？黄百韬自杀，《南征北战》里不是有吗？”徐怀中想了想，哈哈大笑。作品问世之后，人家也着重批判这一段。另外一处，是评价山上的老和尚说得对否。

其实，淮海战役不但写得活灵活现，关键是战略过程写的是对的，经得住考验。陈昊苏说，你写的细节都对得上。他认定我父亲是三野的。陈昊苏到我家，我母亲在。他见了我母亲，给我母亲鞠了个躬。他认为，我母亲是三野的，我们家是三野的，属于他父亲的老部下。他告诉我母亲，他是陈昊苏。他走了以后，我们家阿姨问：“刚才来的是谁呀？”我说：“怎么了？”她说：“老太太回屋里就哭了。”我吃惊地问我妈：“咱们家跟陈家没关系，怎么这么动感情啊。”我妈说：“昊苏爹妈都没了。”

反精神污染运动中，我还是海军创作员，差点因为小说受到处分。当时军内连同我，有八个人与非法出版物以及“精神污染”纠缠不清。追查下来，有七人被开除党籍、军籍，只有我幸免，没有受到冲击，也许和“大人物”的保护有关。小说在《十月》发表的第二天，中国作协冯牧就打电话到编辑部，认为这部小说“才华横溢，思想混乱”，还预见到这部小说发表后，会引起思想界的强烈反响，因此特别关照编辑部：“对这个年轻人要给以保护。”

《十月》和中国青年出版社的鼎力支持、保护，让我多年以后仍然心存感激。当风暴真的来临的时候，杂志社和出版社的编辑不但承担了所有的责任，而且为我争取到了来自高层的理解与保护。因此在那一段时间里，尽管这部作品被骂得个不亦乐乎，但我本人却未受到什么冲击。

来源：丁宁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