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翰：重温《邓小平文选》第一卷

《邓小平文选》一至三卷是按文章的时间顺序编辑的，第一卷收入的是四、五、六十年代的文章；第二卷收入的是1975年整顿开始至中共十二大召开前这一时段的文章；第三卷的文章则从中共十二大开幕词始到1992年南方谈话为止。由于邓小平有关改革的思想主要集中在文选的第三卷，因此，大家对第三卷的文章是最为关注也是最熟悉的，本文不再赘言。而第二卷中有些讲话、报告也是大家比较多接触的，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等，尽管这些讲话十分深刻，耐人寻味，很有必要重温一遍，但限于篇幅，本文仅结合2005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中发[2005]5号）的出台，谈谈细读《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一些相关文章的体会。
               
    一、邓小平1941年4月15日发表于《党的生活》第35期上的题为“党与抗日民主政权”的文章耐人寻味。
               
    “假如说中国是一个半封建的缺乏民主的国家，则反映到党内的是：共产党员一般缺乏民主的习惯，缺乏民主政治斗争的常识与锻炼”（《邓选》第一卷第10页，以下引言全部来自第一卷，不再作说明）。“党要有意识地去发展民主政治斗争，首先要纠正某些同志中的武断不民主的错误，要使非党干部敢于讲话，讲所欲讲，敢于工作，不对我疑惧。做到这一步，那不仅民主政治开展有了内容，而且政府威信和工作效率都会大大提高起来”（第14至15页）。也许有人会说，这是特殊历史背景下所说出来的话，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还相当薄弱（根据有关资料记载，直到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时，中共党员只有120万左右，军队约90万），事过境迁，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现在的中国共产党已是一个拥有7000万左右党员的牢牢执掌政权的十分强大的执政党，缺不缺乏民主政治斗争的常识与锻炼已经无所谓了。确实，现在的环境跟1941年相比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是，正如邓小平当年所讲的：“这些同志误解了党的优势，以为党员包办就是绝对优势，不了解真正的优势要表现在群众拥护上。把优势建立在权力上是靠不住的。”（第10页）现在，中国共产党的确很强大，可老百姓对执政党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了，随着改革的深化，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诉求、权利意识、民主观念也逐步强化，这正是中共十六大为什么必须把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提出来的内在原因。而“政治文明建设”不能只停留在文件上，政治文明必须靠多方面工作来推进，其中教育必须先行。因此，今天，我们真的有必要重温老人家六十多年前讲过的话：“随着民主政治的开展，民主教育比任何时候还要迫切，无论在党内还是在群众中，过去这点都是极其不够的。”（第20页）这令笔者思考“发展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社会化策略问题”。
       
    政治社会化通常包括传播政治知识，形成特定的社会政治价值观和政治态度以及培养公民参与政治活动的热情和能力等几方面的内容。（马凤岐《教育政治学》第274页）政治社会化是通过多种机构和组织完成的，如家庭、学校、大众传媒、政党与政府机构等，其中，学校教育在政治社会化中的作用，是学者们关注并研究得最多的问题。政治社会化的过程，就是政治信仰和政治知识在社会生活中得到传播，并为人们所接受的过程，它最终要落实为人们的心理建构。所以，政治社会化的实质，是通过一定的途径（如家庭、学校、大众传媒、政党与政府机构等），培养出适合某种政治体制的人。（马凤岐271）由于学校教育向来被认为是政治社会化的重要途径，而学校教育在政治社会化方面所能产生的实际影响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大小。笔者认为，执政党如果真正把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并下决心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那么，应该正视学生（尤其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存在的“高成本，低效率”问题，认真反思这种思想政治教育在发挥其政治社会化功能方面的缺陷，研究探索符合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需要的政治社会化策略和思想政治教育模式。
               
    本来，从教育应与政体的原则相适应的角度来讲，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方法手段等无所谓优劣、对错。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指出“教育的法律应该与政体的原则相适应”，他把政体分为三种：君主政体、共和政体和专制政体，“在君主国里，法律、宗教和荣誉的训示，都莫过与对君主意志的服从”；“在专制国家里，教育只把恐怖置于人们的心中，把某些极其简单的宗教原理和知识灌输到人们的精神世界中而已”；而在共和政体“要求人们持续不断地将公共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教育的关键是培养公民对法律和国家的爱。孟德斯鸠对不同政体及其教育的特殊性的概括起码给我们两点启示：第一，不同政体的国家需要不同性质的教育；第二，教育的成功与失败取决于培养出来的人是否适合特定的政治体制。从这个角度讲，评价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方法和手段的优劣的标准只能是是否有利于维护现存的政治体制，只要它宣传与现有的政治体制相一致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为现有政治体制培养合格的政治人才，不管它选择什么教学内容、采取哪种教学方法，都是无可厚非的。

    但是，从传播政治知识、培养公民参与政治活动的热情和能力的角度分析，我国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干部的在职培训教育都有值得检讨之处。
       
    政治社会化通常包括传播政治知识，形成特定的社会政治价值观和政治态度以及培养公民参与政治活动的热情和能力等几方面的内容。（马凤岐274）兰格维尔德指出:“政治教育是有意识地传输参与政治过程所需要的知识、价值、态度和技能”。[3]他认为,政治教育的主要目标在于使人们学会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方式。 
    如果以此衡量我国高校的政治教育，我们不得不承认其政治社会化功能发挥方面存在的不足。受本文讨论的问题所限，仅举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设置为例，不分析其教学模式、手段方面存在的问题。从课程设计来看，存在“一边倒，过分突出意识形态的控制，未能形成合理的政治知识体系”的现象。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一直被定位为是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要在培养青年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方面起重要作用。围绕这一目标，在课程设计方面目前主要突出两大方面的内容，第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第二方面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包括毛泽东思想概论、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除了这两大块以外，还有法律基础和人生修养。显然，这种课程设计是有缺陷的，它达不到“传输参与政治过程所需要的知识、价值、态度和技能”的目的。在中国共产党把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来追求的今天，读一读邓小平同志半个世纪以前讲过的“随着民主政治的开展，民主教育比任何时候还要迫切”之类的话，认真反思我国当前的“民主教育”状况，意义也许是深远的。除大学生的教育以外，围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需要重新设计干部培训内容也显得非常迫切。“中发[2005]5号“文提出：“把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理论政策教育作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的重要学习内容，并纳入各级党校、行政学院的教学计划。”希望这不是仅停留于文件上的精神，而是落到实处的行动。5号文所强调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扩大各界人士有序的政治参与，拓宽社会利益表达渠道，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理念，需要处于参政地位的各民主党派与处于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政治理论知识的学习与积累，大胆进行实践探索，才能逐步转化为现实，否则将永远停留在理念层面。孙中山曾说“知难行易”，现在的执政党也许要充分估计到“知易行难”，因为执政党常常表现出很强的目标制定能力，只是实现目标的举措、手段有时显得不够得力。
               
    二、邓小平同志1950年6月6日在中共重庆市第二次代表会议上的报告“克服目前西南党内的不良倾向”，至今仍能引发读者深思的。
               
    “现在我们党内真正懂得统一战线问题的人还不多。有的同志虽然不反对统一战线，但是遇到具体问题还是怀疑。如对党外人士的职位安排上，有些党内同志不服气……。这些倾向都大大妨碍了党的任务的贯彻执行。”（第155页）“有的同志从个人而不是从全局考虑问题，怕自己吃不开，因而对于统一战线发生抵触。有的同志以老资格自居，认为反正你不是共产党员，不让人家有职有权，非要人家服从自己不可。”（第156页）不读邓小平这篇讲话，笔者还以为“党内真正懂得统一战线问题的人不多”只是共产党执政超过半个世纪的今天才会有的现象，而在执政初期，大部分共产党员是懂得也是发自内心重视统一战线的。现在看来，这种苗头早已出现。假如我们把邓小平另一段话“今天的不幸情况，恰恰是有些共产党员不学习不运用共同纲领。党外人士把共同纲领背得烂熟，在讨论工作和政策时，能够引经据典，充分说理。而我们的一些共产党员却往往瞠目不知所对，有的甚至最后拿出蛮不讲理的本事来。试问，这还说得上领导吗？”（第157页）中的“共同纲领”替换为“2005年中央5号文”，也许会得罪某些党员干部，但实际情况确实没有比50多年前邓小平所描述的状况好多少。这是否反映出中共对统一战线政策的宣传还不够得力，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远远没有深入人心呢？又如现在很多人对民主党派知之甚少，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难道是大家故意拒绝接受这方面的信息？当然不是！只能是说，人们没有多少途径可以切切实实感受到民主党派的存在。书报杂志给予大家有关民主党派、多党合作方面的理论知识太少了，现实生活极少有活生生的事实可以刺激大众的视觉神经，让他们看到民主党派的作用，这样，理论与感性知识都如此贫乏，怎么能让大家对民主党派有足够的了解呢？邓小平在建国初期尖锐地指出党内真正懂得统一战线的人不多，有的同志从个人而不是从全局考虑问题因此对统一战线有抵触，“这些倾向都大大妨碍了党的任务的贯彻执行”，那么，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是否应该从新的战略高度，从政治文明建设的迫切需要出发，实事求是地重新审视一下我们在统一战线工作方面存在的不足，并研究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具体措施呢？
       
    2004年是《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中发﹝1989﹞14号文发表15周年，中央统战部及各有关部门对14号文贯彻落实的情况做了大量的调查，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为出台新的多党合作文件做准备。这曾让笔者欢欣鼓舞，当时曾这么想：在调查研究阶段要有邓小平同志的勇气和敏锐，正视存在问题，敢于揭伤疤；在政策制订阶段要有邓小平同志的高瞻远瞩，求实创新；在政策实施阶段，要坚持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标准，真抓实干，大力推进“三个文明”协调发展。但2005年2月18日千呼万唤始出来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中发[2005]5号）是个秘密文件，尽管各种媒体宣传报道不少，但一般干部都没机会阅读文件，其贯彻落实的力度当然要大打折扣。“中发[2005]5号”文强调“各级党委要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胜利发展的战略高度，进一步提高认识，加强和改善党对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领导，充分发挥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但文件颁布近两年来，除了统战系统的干部和作为统战对象的各民主党派比较关注该文件以外，各级党委领导中有多少人重视过该文件的学习落实呢？邓小平于1951年在“全党重视做统一战线工作”这篇报告中所讲的一些话至今仍然适用，他说“还有的同志虽然赞成统一战线工作，但以为这是统战部门的事，与自己无关，不能主动地经常地注意做好统战工作。”（第187页）“中央提出要多做宣传统一战线的工作，使注视统战工作的党内同志由少数变成多数，确实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加强统一战线是我党长期的工作，并涉及各个方面，不仅仅是统战部门的事。各个部门都有统战工作。”（第188页）这些话现在听起来一点也不过时。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2007年11月15日发表《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指出“中国实行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下简称中国多党合作制度），……这一制度在中国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是适合中国国情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知洋洋洒洒1．5万字的白皮书发表一个多月以来，有多少领导干部认真学习过。不可否认，中央高层是很重视多党合作事业的，走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要求坚持好、维护好我国的政党制度。问题是如何让更多的中共党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确实“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胜利发展的战略高度”认识健全和完善我国政党制度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笔者认为，认真读一读《邓小平文选》第一卷将对大家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