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长生：难忘农村部，难忘“农村人”

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人民日报农村部颇为风光了一阵子。从中国改革开放最初的突破口——安徽农村实行“大包干”，到打破“以粮为纲”、发展多种经营，鼓励农民大胆勤劳致富，再到强力支持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农村部一直站在最前沿，发挥了特殊的推动作用，赢得了从中央到基层农民的一致赞扬。农村部能够在改革开放的舞台上大显身手，得益于“天时地利人和”。天时，是中央提出的改革开放大国策；地利，是重归正轨的人民日报；人和，则是农村部的得力领导和诸多勤奋的编采人员。领导，前有李克林、季音，后有姚力文；“部兵”，老有宋琤、钟立群、黄岳军、安子贞、郝洁、袁定乾、陈满正、尹韵秋、肖俊熙，中青有江世杰、黄彩忠、江绍高、何加正、高保生等。

1983年进入农村部的我，算是“迟到‘农村人’”。

我进农村部时，报社的传奇式人物“李老太”（李克林）刚刚退休，季音接任部主任（20世纪40年代参加新四军，是上饶集中营的逃狱者；50年代初进人民日报，后因故受了20多年磨难；1978年平反后恢复采编工作），姚力文是副主任。

刚“上岗”不久，老季就交给我一项重要任务，针对社会上“清污”出现的扩大化迹象，起草一篇评论员文章，给刚刚吃上饱饭的广大农民送一颗“定心丸”，防止农村出现思想混乱，鼓励农民继续勤劳致富。老季交待任务时特别强调了一句：“让你起草，就是看你年轻，条条框框少，放开胆子写吧！”有这句话垫底，我打消了顾虑，放开思路写了起来，把大家议论和自己听到的“不当说法”，都列为“批驳”的箭靶。初稿经过资深编辑、部主任、总编辑层层修改、润色，很快准备刊出。而就在刊发的前一天，老季得知了中央关于农村“清污”的明确表态，于是决定在评论中加进了一句“点睛”之笔，消除了“不能明说”的遗憾。这句话是“在农村中要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不宜把精神污染这一概念扩大用于农村”。尽管口气很委婉，但无疑是对热衷于大搞“清污”运动者的一记当头棒喝。这篇主要为农民安心、撑腰、打气的评论，占据了人民日报12月9 日头版头条通栏位置，标题为《鼓励农民放手勤劳致富》，使用了超大黑体字。评论不仅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而且受到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有的外国媒体评论说，这篇重要评论代表了中国的权威声音。

而“不宜把精神污染这一概念扩大”的范围，不仅是农村，还有多个领域。随着中央的“急刹车”，大有席卷全国之势的“清污”运动迅速冷却。后来知道是当时胡耀邦、万里、习仲勋等中央领导及时做了抵制，以中央书记处的决定阻断了这场闹剧，明确指出：一、不要因为整党和“清除精神污染”而影响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的实行，更不能把它们对立起来；二、“清除精神污染”有它特定的概念，要研究分析各种具体情况，注意界限，注意政策，不能简单化。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当时改革开放的主阵地农村，避免了一场大震荡。

到农村部报到，是老姚与我谈的话。当时还是副主任的他在结束谈话前，对我说了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人民日报就像一棵枝叶浓密的大树，大树底下好乘凉，但树底下也养懒汉。”什么意思？他进一步解释说：“人民日报的独特优势，使我们能上‘通天’下‘接地’，采写出一般新闻单位记者采不到、写不出的稿子，可以大展拳脚、大有作为；但也是这种特别的优势，会使人养成懒惰的习气，结果是有点成绩就不思进取，最终成为一辈子庸庸碌碌的懒汉。这完全取决于个人是否努力。我希望你成为前者。”老姚既是这方面的“教导者”，更是模范的实践者。在他担任农村部副主任、主任的数年中，我亲眼看着这位老前辈一直不知疲劳地奋战在第一线。相比其他家在报社大院或城里的同志，老姚更辛苦，因为他家在颐和园北面的中央党校大院里（他的夫人在党校工作）；为了减少往返奔波，老姚每周只回两次家，周三晚上回、周四早晨来，周六晚上回（那时没实行双休）、周一早晨来，其余几天都是“以社为家”——一天三顿吃食堂、晚上就睡在办公室的一张单人床上。而每周两次回家，身为资深局级干部（20世纪40年代他参与人民日报的创办，50年代末至70年代末调中央办公厅，当过多年刘少奇同志秘书）的他，从不叫公车接送，而总是分段搭乘报社、党校接送职工上下班的通勤车往来。春夏秋三季还好些，冬季昼短夜长，老姚总得“两头摸黑”。在住办公室的那四天，他总是早起晚睡，工作到深夜。

1986年4月26日，我到老姚办公室送稿子，他指着桌面上的一页纸说：“今天4月26，我满60周岁。这是我向编委会打的离休报告。提前要求，有撂挑子之嫌；到日子不主动说，就是恋栈。正日子提出，正好。”老姚一脸轻松，微笑着说：“卸下行政担子，可以比较随意地到各处走走，用心写点东西啦。”第二年春天，应退下领导岗位的老姚之邀，我随他前往西双版纳采访，这也是他第一次到西双版纳。20多天中，60多岁的他在州县招待所和我们一起在大食堂排队买票吃饭；下乡则一起住缺电、少水的乡镇简陋招待所，甚至借宿于与牛、猪为邻的傣家竹楼；自掏腰包在路边店吃饭，徒步攀山、进寨，深入少数民族农户采访。吃不好、睡不安、乘车一路颠簸，虽然体力、精力明显透支，但一到目的地，老姚总是乐呵呵的，深问细看，认真笔记，毫不马虎。

老姚资格很老，1941年15岁时参加革命，是人民日报的创刊元老；1958年被选调到中央办公厅，给刘少奇同志当了多年秘书；“文革”中，不仅本人受到严重冲击，而且痛失了一个10多岁的小女儿（在农村劳动时失踪，后在水塘中发现遗体）；“文革”后重返人民日报新闻岗位，离休后仍保持职业报人的旺盛热情，继续深入基层采访、调研，笔耕不辍；20世纪90年代中，他唯一的儿子（大学毕业后在央视工作）又在出差途中遭遇车祸罹难！我曾经为此深深担忧，但没想到突如其来的沉重打击没有把老姚压垮，度过情感煎熬期后，老姚又恢复了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这既得益于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更决定于他宽广敞亮的博大胸怀。直到年近九旬，每次相聚他都要详细询问报社和同事们的近况，对党事、国事、社事、农村事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感慨。1992年中的一天，老姚来到我的办公室，很严肃地让我转达对一位著名农民企业家的告诫，因为他听到了一些对那个人的不好反映。老姚说：“你尽快告诉他，不要头脑发胀，不要忘乎所以！不然要吃大亏的！”我及时当面转达了老姚的告诫，很可惜，这位当时“如日中天”的农民企业家没有听进去，依然高调张扬、肆意而为。不久后，他果然栽了大跟头。

在报社的老同志中，像老姚这样重事业、淡官位的人不少，仅农村部就有好几位，像宋琤，是20世纪40年代在复旦大学读书时参加地下党的老资格，也是人民日报的创刊元老。“文革”前她是行政12级干部，但一辈子认认真真做编辑，连组长也没当过。还有郝洁、陈满正、尹韵秋等，也都是那个年代参加工作的老同志，同样在普通编辑的岗位上干了几十年，到离休也没评“正高”职称。袁定乾曾担任过新华社分社、省报的领导，但20世纪70年代末进人民日报社后，也一直是当普通编辑直到离休。

老一辈报人持守的价值观，纯净照人，令人敬佩。

1986年下半年，人民日报农村部被撤销，但请不要忘记，在这个部门，曾经有过这样一群“农村人”——李克林、季音、姚力文、宋琤……

（本文作者：吴长生，人民日报社国际部原主任。）

来源：在时代的变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