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 马群林：上世纪八十年代的 “ 文化热 ”

美学热到文化热

马：现在回想起来，八十年代真是挺热闹的，“美学热”之后，又出现了“文化热”。

李：美学充当了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一翼，或者说发挥了思想启蒙的作用。思想启蒙向着民族的历史文化的深处挖掘，结果形成了“文化热”。从广义上说，“文化热”里也包括了“美学热”，或者说“美学热”是“文化热”的前奏。从“美学热”过渡到“文化热”，并不偶然，是有线索可求的。

马：八十年代中期产生了三个大的民间文化机构：以金观涛为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以甘阳、刘小枫、王焱、苏国勋、赵越胜、周国平等为主力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编委会，以汤一介、庞朴等为主力的“中国文化书院”编委会，您也是中国文化书院的主力。这三大文化机构的成立，可以说是“文化热”的标志。

李：我和三个文化机构都有联系，但都未深入参与。我既是“中国文化书院”的成员，也参与了“走向未来”丛书，主要是当时真正的主编经常来找我商量。《文化：中国与世界》创刊前也和我讨论过，这个名字还是我最后和他们确定的，但我没参加他们的活动。参加比较多的是中国文化书院的活动，常有“雅聚”，交往较密，相见略多。

当时有关中国文化书院的各种报道，也常常以汤一介、庞朴、李泽厚三人的名字出现。实际上我根本没与闻或过问任何大小“院务”，包括鲁军先生闹分裂那件书院特大事故，我当时也未闻未问、不知不晓，后来从同住一楼上下的庞朴处，才略悉一二。总之我是各处被邀列名，但从不管事。

我在书院只讲演两次，一次是讲中国智慧，首次提出“实用理性”和“乐感文化”概念，一次是讲西体中用，这两次的讲演提纲后来铺衍成文发表了。印象最深的是，当时清华大学建筑系吴良镛教授，居然不计自己的身份地位，以普通学员报名来院听讲，使我大为惊讶，这在国外并不稀罕，但在论资排辈的敝中华却极为难得。这使我暗自佩服，认为颇值自己学习。

马：其实，您对文化的关注很早。如《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的许多话题都涉及了文化，“后记”说得很明白：“之所以应该重视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也正是在于中国近百年来的许多规律、因素、传统、力量等，直到今天还在起着重要作用，特别是在意识形态方面。”

李：我八十年代的康德书、思想史书、美学书，讲的全是过去，试图从中国的角度反思历史和文化，起点却出于对现实的思考，所谈的问题都或多或少与现实有关联。

反传统的文化热

马：当时的“文化热”很热闹，但您是有所批评的。

李：我并没有极力反对，但有保留，不赞成。八十年代的“文化热”实际上是以文化代替政治，大家带着很大的激情讨论“文化问题”，关注指向的其实是改革等方面的话题。当时的“文化热”，是一种“反传统的文化热”，好像中国之所以这么差，就是中国人“丑陋”。我们这个传统要不得，干脆把它扔掉、粉碎。这看来很激进，实际上给真正阻碍我们发展的问题打了掩护，恰恰掩盖、取消了阻碍改革的关键所在。

我们要切切实实地抓住那些真正阻碍我们前进的问题。有意思的是，如果说八十年代的“文化热”是把一切坏的东西都归咎于文化，归咎于传统，那么，现在的“国学热”，则完全不同，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

马：您还批评“文化热”中空泛议论太多。

李：对。当时的所谓“文化热”中，中外古今大谈文化好像成了一种普遍的模式。有在半版报纸篇幅内就概括出中西文化几大“特征”的大作；有以数万字便判定中西传统优劣的“名篇”；也有讽刺别人以示高明却仍然是以空对空的评论。

中国的才子太多，下笔千言，倚马立就，无须什么准备便可纵谈古今中外，且如数家珍。无奈读来却总使人感到模模糊糊，勉勉强强。有时则如坠五里雾中，我对作者们使用的那许许多多的基本概念、观念是否自己真弄清楚了，也颇为担心。

我当时曾特别强调要多搞一些专题的、微观的、实证的研究，主要力量应该放在这个方面才好。我讲，题目越小越佳、材料愈多愈妙。现在我也仍然这么主张。

我想，中国人多，搞学问的也多，如果有五百个人几年内分头写出五百个文化小专题，例如有关中外古今的衣食住行各方面，包括制度、历史等，对饮食、起居、服饰、房屋、交通、婚姻、家庭、娼妓、流氓、侠客、文人、礼仪、风俗、迷信、僧侣……作出细致的研究，你攻一点，我钻一点，或描述，或记叙，或分析，或论说，把每一点的微观世界都搞得繁针密线、清楚翔实，那么，在这个具有广泛深入的专题研究探讨的基础上，再来从总体角度比较、论辩中西文化或传统与现代，那不更多一点客观真理性吗？这比大家挤着去做某些空洞而巨大的题目有意思得多。

现在看来，近二三十年来已大有改变，这许多方面都有了一些很扎实、很细致、题目小而内容多的论著，这是学术的好现象。当然好的“宏论”还没有。

构建理性的形式

马：您讲过不能老停留在“五四”的水平上，甚至不如“五四”。

李：我曾对“五四”有个看法：激情有余，理性不足。有理性，但还不够强大。取得了成果，也埋下了祸根。表现为缺乏理性分析，以激情为内容的一切经验被当成革命的圣物，要求人们无条件地继承光大。我觉得当年梁漱溟反对学生火烧赵家楼、殴打章宗祥，认为是破坏法治，真是了不起，当时也是一片赞扬声，包括学术界和大学者们。

“似曾相识燕归来。”我所忧虑的是，在八十年代后期，从彻底反传统到倡导非理性主义和新权威主义，又成为时髦意识，似乎又一次重复着“理性不足，激情有余”。尽管它们也有某种理论形态作旗号，但许多时候却连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则也不遵守，从概念模糊到论证过程不遵守同一律，以至“四名词”逻辑错误、自相矛盾，甚至不做任何论证，公开用“他妈的”“操蛋”之类的词汇来替代说理，等等。

在理论深度上，八十年代的彻底否定传统论者似也未能在实质上超过陈独秀、李大钊当年的水平，如陈、李曾指出的“宗法家庭本位”、农业小生产经济基础和为专制政治服务等等。

马：在一篇访谈中，您特别强调要“加深五四的科学精神，弥补五四的不足”。与当时弥漫着的非理性情绪相反，您一直特别强调要提倡理性。

李：准确地说，是建设的理性和理性的建设。发扬理性精神具体表现为建立形式。五四成就最大的正是白话文、新文学、新史学（如疑古）等现代形式的建立。可惜的是，在其他领域（如政治领域），五四以来一直没有建立这种新形式。我说，现在要真正继承和发扬“五四”的科学与民主精神，一是要提倡多元，多元并不简单，它不能是无序的混乱，而仍然是有理性有秩序的。它是一种自由的秩序、批判的理性。二是要提倡理性，包括民主，也需要理性才能建立，即寓科学于民主之中，使民主具有科学的形式，即理性的形式。

1989年4月我接受采访时讲，目前年轻人中流行一种彻底反传统的现象，不能解决什么问题，很可能是一种破坏的力量。中国需要的是建设，而不是破坏。中国缺乏的是建设性的理性，而不是非理性。

我还讲，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没有中央的权威性，很容易封建割据，各行其是，或者又回到一盘散沙的过去。但我指的是建立现代法律的权威，这其实才是现代化的一个最关键的问题。记得采访稿刊登在《人民日报》和《世界经济导报》上，有案可查。

同年5月，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的“‘五四’七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我作了《启蒙的走向》的发言，这篇文章大家没怎么注意，其实很重要。其中强调今天应注意发扬理性，构建理性的形式，树立法律的权威。不赞成彻底否定传统和彻底否定现实的全盘西化论，无论在文化或政治上，都如此。应该努力造成一个“多元、渐进、理性、法制”的新时代，这才是现代化社会和走向现代化的真正健康的道路，才是五四精神的具体发扬，才是我所期待的启蒙在今日的走向。记得一家报纸是将我这八个字的手写体发表了。当时很多法律都没有制定，只好先由“法制”而进步到“法治”。

这种破坏性的非理性也反映在学术上，包括王元化先生提倡的所谓“否定的辩证法”，都不是理性地建立形式，而是情绪地否定一切。记得当时在给哲学所的同事写的一篇序文中，我强调要重视英美经验论传统，我觉得这种具有清晰的知性和不惑精神的经验主义，也许正是在文化上使英美避免欧洲大陆那种曾泛滥一时的法西斯非理性迷狂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学人治西方哲学，一般更喜欢德国哲学，而常常轻视或忽略英美经验论，总觉得它们“不够味”，其实这并不见得是好事。在中国应多提倡一点英美经验论传统中那种细密的科学分析、怀疑精神，以及重视实证的态度、方法和精神，少来一点神秘、迷狂的酒神（实际是仿酒神或假酒神）精神，少来一点尼采、海德格尔那种充满情绪冲动和行动反应的刺激作用。此种作用的确是兴奋剂，可以起弱扶羸，但其中也含有某种中毒性的副作用，很有点像今日美国青年喜欢服用毒品一样：一针之后确乎畅快过瘾，自我扩张，似可摧毁一切……中国的起弱扶羸恐怕不能靠这些，而仍然要靠民主、科技和理性。

马：当时还出现过一股“寻根热”。

李：那是要回到民间，到民间去寻根，走向民间，而不是到孔孟那里去寻找。

来源：马群林：《人生小纪：与李泽厚的虚拟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