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紅 ：莫干山會議：1980年代一個獨特的符號
1984年9月3-10日，在浙江德清县举办的全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简称莫干山会议，距今整整四十周年。八十年代会议多如牛毛，莫干山会议并无创造新奇理论，亦无制胜改革方略，何以是它被存留下来？
首先，它是青年人为经济改革“献计献策”的会议,充满青春活力。据中组部青干局阎淮对128名代表作的分析：平均年龄33.9岁。其中21-25岁4人；26-31岁42人；32-37岁51人；38-42岁25人。他认为“以‘老六届’为主体的三十五岁左右的一代新人，他们的成就和作用应该得到社会的承认，他们的正在崛起，应引起各级领导和组织部门的足够重视。”[1]。这些经历文革，有社会底层经验，名不见经传的青年，经过八十年代初期思想启蒙运动，主体意识觉醒，又不乏“革命”激情和集体主义精神，“不自量力”的“主人意识”，甚至不免荒诞地幻化成“决策者”角色“指点江山”，而偏偏他们的“角色扮演”在那个特定的时点被高层从容忍，接受到赞赏。先是9月8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张劲夫在杭州王庄2号楼听取部分代表汇报。他开口先说：“ZY同志最近提出两代人对话，理论与实际对话，中央同地方对话。……现在中央正研究城市体制改革问题，你们有好的意见，可以吸收进去”。而促成此次对话的是张劲夫的秘书孔丹和总理秘书李湘鲁。会议结束后，莫干山会议组织者向中央提交七份报告：《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与价格改革相关的若干问题》， 《企业实行自负盈亏应从国营小企业和集体企业起步》，《沿海十四个城市对外开放的若干问题的建议》，《金融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发展和管理股份经济的几个问题》，《粮食购销体制的改革和农村产业结构的变动》。对于当时中央急切要解决的价格问题，“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张劲夫称“极有参考价值”；国务院总理则批示“很开脑筋”。针对其他领域的思路和政策建议，日后也多被吸收进中央决策。[2]
其次，后“文革”时代“平等价值观”深入人心。代表来自全国各地，不论区域，背景，没有“门第”，打破体制内官阶和社会阶层的束缚。会议发起者之一朱嘉明内心至今有个遗憾，在收到的一千三百多份征文中，有来自边远地区，受教育程度不高的青年，设想“以文取人”的遴选规则，没能对他们有所倾斜，尽管有阎卡林的故事。阎卡林是江苏泰州炼油厂工人，28岁。在接到参会邀请后，向厂里请假未准，愤而辞职上山。他的遭遇受到与会者同情，作为会议发起单位之一的《经济日报》总编辑安岗在大会上说：“今天入选参会的有位年轻的‘三无’（无学历，无单位，无收入）人员，…现在连个工作单位都没有。我想，他愿意的话，我们《经济日报》可以接收他，欢迎他！” “台下顿时沸腾了，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3]改革，是青年拥护的事业。他们大有舍我其谁的激情，谋国家的未来也是谋自己的未来。几十年后，高梁在早逝的张少杰追思会上深情地呼唤：“少杰，还记得莫干山上彻夜讨论和响彻山谷的大合唱吗？”[4]
第三，空前的自由氛围，无拘无束，在既定的研讨组织和论题框架下，“允许”“失控”；提供让每个人表现自己的机会。尽情表达，声嘶力竭，不计后果。以“挂牌讨论”为例。任何人都有提出议题的权力，经大会学术委员会认可，便可“摆擂台”。放调结合的价格双轨制的思路和提法就是在“挂牌讨论”中争辨出来的。宏观组召集人马小冈说：“我们这间小会议室一时间竟然挤进一百多人，因为座椅不够，许多人便站在桌子上或听或辩。我把茶杯几乎敲碎，仍然无法阻止激辩者之间的唇枪舌剑，那种热闹火爆的场景犹如打擂台一般，各种观点你来我往轮番上阵，各派代表慷慨陈词，彻夜不眠。”[5]他们自己构建了一个空间，头脑风暴，火花碰撞，形成“集体智慧”[6]，使理论与政策建议相互走近。上午，下午，晚上，回到散落山上的宿舍，似乎讨论没完没了。朱嘉明说“那是以卡路里消耗极限为尺度，除了智慧，情怀，还有体力的投入。生命力大爆发，改革曾经如此青春。”
第四，青年自组织，网络化的行动意义，远大于“献计献策”。所谓网络化，既不是原有体制，单位，身份，地域等的“社会结构”化；又不是几十年后，争夺谁是价格双轨制第一“发明人”的个体原子化。它不仅是青年经济学人集体亮相发声；也由此逐渐形成一支支持改革的巨大社会力量---以各地青年带头人物为节点织成的大型网络，既是关于改革的知识，信息，思想传播网络，又是连通改革中枢，从中央到地方，从体制内到体制外的网络，像随后成立的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北京青年经济学会，《中青年经济论坛》，国务院农研中心农村发展研究所，中信国际所，全国各地中青年经济学会，西部开发中心等等，都是这个网络上的重要节点。他们带来新思维，新知识，新的组织与行动方式；为改革理论，政策，提法提供新的语言和叙事；丰饶了1980年代的改革生态，拓展了支持改革的社会力量版图。那是没有互联网的“互联网”；没有Web3.0,没有DAO的自组织。
第五，不单是青年人，还有一些老一代知识人和中央及地方官员给予青年支持。这折射了那个时代的一种氛围及一种可能性。然而，这只是一个方面。自发筹备组织莫干山会议，是承担风险的“非正式”行动。有对“自由化”改革或青年充满疑义者预警要盯牢他们，多亏青年学人得到求贤若渴的改革领导人热情呼应。莫干山会引发以中组部李锐为代表的“一代新人的崛起”呼声；青年经济学人“登堂入室”，从中央到地方，既各自组织，又相互连结，深度参与八十年代改革理论和政策研究。
四十年风云聚散，莫干山会议经历了不同的历史“叙事”，自1980年代末，经过漫长的沉没，在2008年，它作为“价格双轨制”发明权争论的“背景”浮现；而“莫干山会议”作为历史事件的主角被聚焦始自2008年10月[7]，历十年打捞[8]，方有2019年莫干山会议三十五周年时《一九八四：莫干山会议》一书问世，使之得以文本形式将当事人记忆和研究文献部分地加以“物理性”留存。
莫干山会议至少有三个，作为历史的，作为传说的，作为记忆的。那些聪明又天马行空的与会者再有想象力，也不会想到日后会发生“价格双轨制”发明权之争。这一插曲推高了莫干山会议的受关注度，也遮蔽了它的全貌。对实际早已存在的双轨制加以归纳总结提炼，固然有政策解释价值，但并非重要的理论发明。莫干山会议的价值远大于此。而真正有价值的东西，非一目可以了然，需要发现，再发现，再再发现。迄今为止，人们对莫干山会有不同观感和解读，缩小或夸大；不屑或强化；说不清道不尽，但它无疑是可闻可感可琢磨可欣赏的。
当年上山的青年已步入老年。近十余年，零零星星地，有人专程前往莫干山，它并非简单的故地重游，而是某种精神寄托。莫干山会议的遗产是历史的，时代的，公共的。它有丰富的维度，严肃与调皮，厚重与轻快，理论与实践，思辨与体验，草根与殿堂，当然有无可避免的思想不成熟和学养不足；但其内涵和外延依然是系统的，也是符号的。
[1]阎淮：“一代新人在崛起-代表情况简析”，载柳红主编《一九八四：莫干山会议》，东方出版社2018，页451-459
[2]参见刘佑成：“莫干山会议始末“，载《经济观察报》，2018年6月11日，另见《一九八四：莫干山会议》，页109
[3]阎卡林：“一个特别的与会者”，载《一九八四：莫干山会议》，页249
[4] 2011年5月29日张少杰追思会。1984年，高梁，张少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研究生。
[5]马小冈：“从莫干山到京丰宾馆”，载《一九八四：莫干山会议》页147-151
[6]华生称“集体智慧的结晶”，见《一九八四：莫干山会议》页122
[7]柳红：“影响改革进程的莫干山会议—记1984年全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载《经济观察报》2008年10月有27日，发表时题目被改为‘莫干山会议真相’。”
[8]刘佑成：“莫干山会议始末“，载《经济观察报》2018年6月11日
注：此文发表于《亚洲周刊》2024年第38期，2024年9月23日-9月29日。题目被以“莫干山会议40周年反思 中国80年代改革思想摇篮”刊出。
来源：历史之棱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