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华新：党报如何揭露“见不得阳光的”康生？

日期：1979年9月24日

版面：《人民日报》第3版

作者：王敏清

这是作者怀念父亲王世英、不点名地控诉康生的文章。

王世英，上世纪30年代中共地下党“中央特科”重要成员。在延安带头征集签名，反对毛江联姻。原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刚直不阿。1967年，他被康生污蔑为“老反革命”而关押，次年神秘死亡。

1979年春天，中年医生王敏清带着一篇怀念父亲王世英的手稿，找到人民日报，指名道姓求见副总编辑李庄。两人此前并不相识，只是因为听说李庄在“文革”中靠边站，才心生信任。这年1月24日中央为王世英等几位老同志举行追悼会，邓小平副主席亲自主持。王世英只是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一名普通委员，为什么享有如此哀荣？他长期从事情报、军运和统战工作，不仅熟悉党外斗争，对党内倾轧的真相也知根知底。手稿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

我的爸爸被窃取中央文革领导大权的那个“理论权威”和叛徒江青一伙残酷迫害致死已11年了。

疾恶如仇的王世英，与这个“理论权威”康生斗争了30年！当年在延安，他以年轻人的全副革命热情，向党中央揭发了江青和康生的“丑陋历史与罪恶行径”，带头在揭发材料上征集签名，按手印，反对毛江联姻。在康生主导的“整风”“审干”中，多少人被打成“特务”，王世英不满意康生“像疯狗一样乱咬人”，挺身而出对许多好同志“用脑袋和党籍担保”，让康生恨恨不已：世英你有几个脑袋？！

全国解放后，王世英在山西省委和中央监委的岗位上，参与平反了不少冤案和错案，保护和解放了许多被诬陷的好同志。这更激起了康生的仇恨。“文革”一开始，康生跑到中央监委“指导运动”，给王世英劈头盖脑扣上“大牛鬼蛇神”、“老反革命”、“大叛徒”、“大特务”、“坏人”等一大堆帽子。此后的情节就像好莱坞黑道惊险大片了，前所未有地揭示了党内某些晦涩不为人知的悬疑，文稿写道：

1967年春天的一个晚上，爸爸严肃、激动地对我说：“在我死以前，很想见总理！有些事，现在知道的人不多了……。”

听到这里，我的眼泪止不住滚滚而下。同时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便立即给敬爱的周总理写了一封信。此后，每当有人敲门，爸爸总是立刻挺起身子问道：“谁？！是总理派人来了吗？”

不幸的是，总理根本没有看到这封信，而王世英却被隔离审查，病情恶化住进日坛医院，也不让亲属看望。儿女们得知他有时要去放射科接受治疗，就商定轮流去医院走廊“值班”，期待着父亲的偶然出现。不论刮风下雪，从不间断。终于有一天，王敏清在通往放射科的走廊上，遇见了坐在两个押送人员推车上的父亲——

为了不影响爸爸以后的放射治疗，我不敢暴露，更不敢上前说话，只得装作路人，呆呆地等待爸爸走过来。为了怕爸爸看出我的伤心，增加他的难过和烦恼，我强忍着夺眶而出的眼泪，并极力用勉强的微笑迎接他。

爸爸离我近了，更近了。爸爸不愧为老一辈革命家，他完全理解这一切，他镇定地挺直身躯坐在推车上，安详地看着我，并微微向我点点头。

这是王世英与家人的最后一面。他像那个被毒杀的俄罗斯前间谍亚历山大·利特维年科，孤寂而神秘地死去：穿着一身破旧单衣，张着嘴，睁着眼，后头部陈旧的血迹把白床单染上了一层淡淡的铁锈色……死后也不让保留骨灰。家人只得在骨灰盒里，放进王世英生前戴过的一副眼镜，还有他1962年痛斥康生的一首诗：

阿谀奉迎，蚁附蜂拥。

自为得计，终将败行。

无耻之徒，众目岂容。

踏尸进阶，爬高跌重。

历史自造，无法改正。

王世英用职业特工的敏锐，最早看出康生的“蚁附蜂拥”“踏尸进阶”的丑恶，以生命为代价，一再呼吁亲爱的党多加警惕防范。但王世英平反时，还无法公开追究迫害人，因为康生死后还戴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光荣的反修战士”3顶桂冠。

然而，党心不可逆，民意不可违。康生在八宝山的阴灵已不得安生。一些惨遭迫害致死的老干部亲属，趁人不备，在他的骨灰盒唾上唾沫，指甲划出印痕或者烫出烟疤。在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老资格的领导人陈云发言，指出康生在“文革”中犯有严重错误，建议中央进行审查。

李庄与王敏清商定，全文回避康生的名字，只说“那个理论权威”，虽然读者一眼就能看穿说的是谁。考虑到文章有些内容是“人所未言”，李庄未同报社其他负责人商量，准备个人承担责任，9月24日安排见报。

出乎意料的是，在越来越多的冤案被揭露出来后，已经没有人敢于公开为这个已故中央副主席辩护。李庄副总编辑还接到不少老同志的鼓励电话。

大约一年以后，1980年10月，党中央决定开除康生、谢富治党籍，撤回悼词。

来源：党报旧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