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不能用一些现成的公式和原则去套中国的现实，这样做不但不能解决中国政治发展的各种基本问题，反而会造成混乱。要解决中国政治发展的各种基本问题，必须从中国社会各个领域的具体情况出发，来分析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所发生的重大变化，以及这些变化所引起的社会后果。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深入地、实事求是地分析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进程、对策等等。为了认清当代中国的基本国情，首先就要弄清中国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与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

一、利益结构的概念和基本特征

    利益结构是社会系统和政治系统的深层结构，它构成社会和政治运行的内在动力。一个社会的利益结构若发生重大的变化，社会系统和政治系统便会受到极大的冲击而引起震荡。近十几年来，由于中国社会经济生活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与此相联系，社会的利益结构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不可避免地要对整个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产生重大的影响，并在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造成许多使人们难以理解的现象，给中国政治发展的研究带来许多难题。现在已经到了不弄清利益结构及其变化就无法使研究工作继续前进的地步了。

    为要研究利益结构的问题，首先要弄清一些最基本的问题，包括利益结构的概念、特征、组成要素、表现形式等等。

    什么是社会的利益结构呢？一般地说，所谓社会利益结构就是社会成员之间以及社会成员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关系的一定模式。这种利益关系的一定模式是在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形成的。从这方面说来，它的形成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是就它形成的具体过程说来，又是离不开人们的意志与行为的作用的，是各社会成员之间以追求利益为目的的相互作用以及社会对这种相互作用的控制和调节的结果。在各社会成员的相互作用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是人们掌握或支配利益资源的状况。那些能够掌握和支配对生产过程说来具有决定意义的利益资源（例如生产资料）的人们自然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占有主动的和优势的地位，相反的人们则只能处于被动的和劣势的地位。社会对这一过程的控制和调节是通过国家来实现的。而国家的控制和调节则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占有主动和优势地位的那部分社会成员的影响，从而使社会的控制和调节有利于他们的利益的实现。因此，利益结构形成的过程必然要伴随着人们之间各种不同的利益矛盾，也伴随着社会成员与国家之间的不同矛盾。因此，任何一种利益结构都既是社会利益矛盾的结果，又包含着新的利益矛盾，是人们之间利益关系运作中的动态平衡。从利益结构概念的分析中就可以引申出利益结构的基本要素。

    利益结构的第一个要素是利益单元。因为谈到利益问题，首先就要问是谁的利益，这就涉及到利益主体的问题。也就是追求和享有一定利益的人或人群。而作为利益主体的人或人群，总是以不同规模的组织形式出现的，这就形成了各种不同的利益单元。例如个人和家庭、工作单位、利益集团、阶级、民族和国家，等等。这些利益单元在任何一个社会中都不是孤立地存在的，而是彼此结成一定的关系，这种关系也就是利益的结构。因此，考察利益单元在一个社会中的相互结合方式及其特点是研究利益结构的重要方面。

    利益结构的第二个要素是人们的利益观念。这是利益单元的一定结合方式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任何一种利益观念的形成都要经历长期复杂的过程，并且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然而当它一旦形成之后，它便对社会利益结构起着极大的维护和巩固作用。以至于即使社会条件变化了，利益结构变化了，它还可能在一定时期存在着并发生着影响，成为新的利益结构发展的障碍。作为利益结构在心理层次上的要素，它构成了人们追求利益的内在动力。

    利益结构的第三个要素是人们利益追求的性质。不同的利益结构，人们的利益追求的性质就不同。有的趋向于平均，有的趋向于差异；有的体现为共同向社会索取，有的体现为彼此的竞争；有的呈现有序状态，有的呈现无序状态，等等。在同一种利益结构中，人们利益追求的性质也不相同。有的追求温饱，有的追求享乐；有的以追求物质的东西为主，有的以追求精神的东西为主；等等。总之，利益追求的性质问题，是对不同利益结构进行比较研究和对同一利益结构内部分化状况研究的重要因素。

    利益结构的第四个要素是人们追求利益的一定方式。不同的利益结构，人们追求利益的方式也有所不同。在有的利益结构中，人们主要是依靠个人的力量直接地去追求各种利益，而在另外的利益结构中，人们则依靠集体或国家的力量间接地去追求各种利益。在同一种利益结构中，人们追求利益的方式也有所不同，有的人依靠自己的劳动去追求利益，有的人依靠占有生产手段或一般社会财富去实现利益的追求，有的人依靠其他的手段去实现利益的追求，等等。

    利益结构的第五个要素是社会利益阶层的分化状况及其相互关系。社会利益分化的状况往往通过一定社会阶层及其相互关系反映出来。正是由于各利益阶层以不同的相互关系结合在一起，才显示出一定的结构来。所以，它是形成社会利益结构的最直观的因素。分析社会利益分层，可以有不同的角度。可以从阶级的角度来分析社会利益的分化，这样，社会利益结构便与社会阶级结构相适应。这对于分析社会利益结构的历史变迁是十分重要的。也可以从社会分配的角度来分析社会的利益分化，从这个角度所形成的社会利益分层情况与阶级结构可能有较大的差别。但这种分析从某种研究的角度说来仍有其价值。它对于分析一定时期内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变动是有意义的，而且是微观或中观过程中经常起作用的因素。此外，还可以从其他的角度来分析，等等。

    利益结构在实际过程中是社会经济生活与政治生活之间以及社会经济生活与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相互联系与相互转化的中介，离开了利益结构这个中介，其联系和转化都不可能。可见利益结构地位之重要。从这里也产生了利益结构的特征。利益结构的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它具有一种转化功能，可以将人们外部的各种关系（包括经济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关系）转化为人们的内在要求。然后再通过利益结构的外在形式而表现出来。所以，它是以外在形式表现出来的人类的内在要求。这一特点使利益结构具有极大的普遍性与灵活性，它即是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三大领域的“公约数”，又能随时与三大体系联系起来发挥作用。从而使利益结构成为一个非常重要而且不可替代的分析工具。

    这就是有关利益结构的一些基本问题。在解决了这些基本问题之后，我们便可以着手分析中国当代社会的利益结构及其变化所产生的影响了。

二、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利益结构的变化及其后果

从1949年到1979年的三十年间，中国社会的利益结构表现出高度的整体性。或者说，是一种整体性的利益结构。这种利益结构是国有制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产物。其基本的特征是：个体的利益（包括局部的利益）服从于整体的利益，同时在整体（以国家为代表）的协调和控制下，个体之间在利益上平均化。这种整体性的利益结构并不是在人民中自发地形成的，而是在政治权力的参与下自觉努力的结果。它的产生是中国两大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它的维持则是靠行政权力的强控制来实现的。这种强控制有三个方面：第一种强控制是在经济上形成了公有制成为社会唯一利益源泉的局面（农民的很少一点自留地可以略去不计）。这是由对中国官僚资本和地主阶级土地的剥夺，以及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实现的。由于公有制成为唯一的利益源泉，也就规定了人们利益追求的目标、性质和方式，从而造成人民在利益上对于作为公有制的代表者和整体利益象征的国家的绝对依赖性。所有的人的一切需要都必须取之于这个唯一的源泉，否则人们就将丧失一切利益。当然，在这个唯一的利益源泉中也还是要分等级的。首先是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单位之分。在全民所有制单位中，又分中央所属的和地方所属的单位，以及大、中、小单位的区别。在集体所有制的单位中，也有大集体和小集体之分。总之，离中央的行政权力愈近的，愈高级；反之就愈低级，因此，人们对这个唯一的利益源泉追求时，彼此的机遇和条件又有区别。自然，利益源泉对于处于不同地位上的人们的控制和影响的程度也就产生了区别。第二种强控制是国家运用行政权力禁止其他利益源泉的存在，也就是消灭公有制之外的其他任何经济成分。为此，并以法律的手段和阶级斗争的手段加以配合。这样就彻底杜绝了人们追求其他利益源泉的可能性。同时，国家还要通过协调和控制，使人们之间获得利益的水平处于平均状态，把人们之间的利益竞争降到最低的限度，从而杜绝了利益竞争对整体性利益结构的冲击。当然，这种利益的平均化指的是在各个社会利益群体内部的利益平均化，而不是指社会上所有人之间的利益平均化。实际上在社会上仍存在着许多不同的利益群体，包括干部（分高级、中级和一般三种）、工人、知识分子（这两部分人往往又作为城市居民对待）、农民等。在这些不同的利益群体之间在利益问题上是相互封闭的，而且彼此差别很大。所以平均化指的是在各个利益群体内部的利益平均化。这样，便造成各个利益群体内部消灭竞争、外部相互封闭的状态。第三种强控制是通过意识形态的力量来最大限度地消除人们偏离这一利益结构的轨道的可能性。其所采取的手段主要是政治性的灌输，思想斗争，道德约束等等。由于这三方面的强控制，再加上整个国家与外界的隔绝，人们也没有与其他利益模式比较的可能，就更加促进了这一利益结构的巩固和发展。这样，久而久之，人们便逐渐习惯了这一利益结构的轨道，并且进而会认为这种利益结构是天经地义的，坚持其轨道乃是社会进步的必然。这样，它也就渗入到人们的思想意识中来，并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道德信条，诸如大公无私，公而忘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等等。而个人的利益则被看作是一种不高尚的甚至是可耻的东西。人们如果追求个人的利益就会被看成是背离了正常的利益轨道的行为。它不仅会受到社会的谴责，而且会受到自己内心的谴责。这样就形成了一系列相互矛盾又影响深远的后果。人们几乎是常常处于“忘我”的状态之中，因而也就失去了来自个人利益方面的动力；人们从社会的平均分配中得到了人人平等的满足，又不得不长期忍受物质匮乏的折磨，并在潜意识中酝酿着对物质享受的贪婪；与国家对于利益结构强控制相联系的行政权力的全能主义的管理，使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获得极大的安全感，但同时又养成了对政府的很强的依赖感，并逐渐失去自治的能力，这就潜伏了一旦人们失去了行政权力的强控制，就将出现无政府状态的可能性；由于社会竞争被限制在最低限度，人们摆脱了竞争的压力而生活得轻松自在但同时也使人们普遍失去了奋斗、进取的精神和毅力，等等。由于上面所提到的各种负面的作用，就使整个社会逐渐地陷入了失去动力的状态，造成了我们所特有的慢节奏的生活。

    然而要使人们完全忘掉个人利益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个人利益从根本上说来乃是人们生存的要求。人们要生存，要维持生命的延续，就必须有维持生命的最基本的物质资料，这就构成了人们利益的基础。所以，个人利益的本质是人类的需求。然而人类的需求不同于动物的需求。动物的需求基本上是一个常量，而人类的需求则是一个变量，它是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而不断向前发展的。不仅如此，它本身还具有层次性。一般说来，人类的需求有三个层次，即基本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的需求。而且各层次之间还可以互相转化。因此，人们对利益的追求也必然是不断地从低级到高级，从低层次到高层次发展的。想要从根本上遏止这种趋势是不可能的，不管运用何种手段。另一方面，只要人们有对于利益的追求，那么人们就不会满足于平均状态，而必然要追求差异，而追求差异也就是竞争。要想从根本上遏止利益竞争的趋势也是不可能的。正因为如此，在建国以后前三十年的发展中，每当社会经济陷入困难，人们的基本利益受到严重威胁的时候，人们的利益追求就会冒头，而且运用各种办法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冲破行政权力的强控制。例如三年困难时期和文革后期在部分农村中出现的“包产到户”即是如此。与此相联系，由于人们的基本利益受到压抑和破坏而产生的社会矛盾（被称为“闹事”）也随之而发展起来。但是我们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体制本身没有引导人们进行正常的利益追求和利益竞争的机制和规则。于是便只能用一种办法来压抑和转移人们对于利益的正常要求，那就是阶级斗争。例如历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等。然而阶级斗争只能暂时地解决问题，而不可能长期地压抑人们的基本利益追求和转移人们对于利益追求的视线。另外，阶级斗争手段虽然可以暂时地利用其威慑力量或它所激起的一时狂热，造成人们某种干劲，维持社会生产的一定发展，但它却不能产生建设社会的根本动力。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对社会的破坏性愈来愈大，直到把中国引到了经济崩溃的边缘。这就是中国在七十年代末期的情况。事物的发展总是物极必反。三十年间所形成的那种整体性的利益结构走向了极端，它所暴露出来的弊病已经同社会不相容，变成了社会发展的障碍了。这便促使人们思考，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层的思考，并想办法去改变这种状况。于是便有了中国的改革和开放的巨变。

    在中国，社会的一切重大变化都是以党的政策的变化为开端的。也就是说，政策的变化是中国一切社会变化的原始推动力。这是由中国的政治系统的根本结构及其基本运行方式决定的。改革开放后二十多年来中国社会所发生的重大变化正是从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1978年底召开的这次党的会议是关系中国命运的一次极重要的会议。因为当时中国所面临的选择类似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前苏联和前东欧国家所面临的选择。也就是说，为了摆脱经济的崩溃，是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进行改革呢，还是根本上抛弃社会主义制度？这的确是命运攸关的极其艰难的选择。事实证明，中国人的选择是高明的。党的十一中全会及其之后的几年中，总结了过去的教训，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战略方针，明确了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和步骤，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存在、反对平均主义“大锅饭”和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并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等一系列政策，肯定了在农村中迅速发展起来的体现责、权、利相结合原则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决定建立特区和开发区及以优惠政策吸引外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等等。所有这些方针、政策、措施在中国将会引起什么样的变化，开始时人们只能作宏观上的大体的预测，而无法预见到它在具体过程中的复杂状况，特别是无法预知在许多正面效应产生的同时又会产生哪些负面的效应。这些只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在实践中各种矛盾的充分展开而逐渐地显现出来。现在，二十几年已经过去了，各种变化都已逐渐显现出来了，因而我们已有可能对它进行一个大致的描述和分析了。

    改革开放的所有的方针、政策和措施所产生的效应，首先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利益源泉的多元化。即是说，由于多种经济成分的存在，已经改变了过去只有公有制这个唯一的利益源泉的状况，而形成了多种利益源泉了。因而也就开始改变了人民在利益上对于公有制特别是对国家的绝对依赖性。这就预示着人们和国家的关系，从而社会和国家的关系将发生具有深远意义的变化。二是使得原来压抑、控制人们追求利益的力量变得松驰了。也就是说，原来作为整体性利益结构存在保证的外部的三种强控制和内部的自我抑制，由于政策的变化而使其约束力都逐渐有所减弱。

    由于以上两方面的效应，便在人们的头脑中产生了一个新因素──利益意识，或者更确切地说产生了利益意识的觉醒（原来就有，只是潜伏着）。利益意识的觉醒是利益结构变化的内在动力和实际开端。这时，利益源泉多元化所提供的可能性才会变为现实。

    利益意识的觉醒在中国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三十年整体性利益结构在人们身上留下的深刻烙印非一朝一夕可以消除。而且在不同的人们身上表现的情况也有很大的区别。一开始利益意识觉醒最快的有三部分人：一是农民。因为他们原来就处于整体性利益结构的边缘上。即是说，他们所隶属的公有制形式层次最低，因而原来的被控状态（从经济领域说）相对地说就薄弱些，这样就使他们容易产生冲击原有的利益结构去追求自己利益的要求。中国经济改革的第一个大潮正是在农村掀起的。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席卷全国农村的包产到户的创举，一下子便冲垮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度，使农村的面貌焕然一新。二是高干子弟。这些人接近政治权力的顶端对于政策变化的敏感性极强，因而利益意识也觉醒得快，而且他们也有一切有利条件去实现自己的利益追求。这一时期中最早的经商热就是由他们掀起的。一时期造成公司林立，“官倒”风行，就与他们密切相关。三是社会上的闲散人员。这些人包括“待业”青年、城市游民等等，其中有些人是失足青年。他们被排斥在整体性的利益结构之外，不受一切既定的框框的束缚，因而利益意识觉醒得也快。另外，他们在不安定的生活中也经受了锻炼，使之有勇气去冲破各种障碍（特别是社会舆论的压力）去追求利益。对他们说来，个人利益就是他们的一切，因而对个人利益的追求也干得最得心应手。遍布全国各城市的个体商业和手工服务业的摊贩，就是首先由他们兴起的，并且愈来愈在城市居民的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当这三部分人开始利益觉醒之时，其余的人（主要是城市中的多数人）的头脑仍然禁锢于原有的利益结构之上。这时，最先产生利益觉醒的人们被看成异端。人们虽然对这种状况无能为力，却十分反感。但是人们经不住“恶”的诱惑，很快便有愈来愈多的人产生了利益意识的觉醒。几年之内整个民族便实现了利益意识的觉醒。这时，人们的观念也随之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人们的头脑中，利益问题已经从过去的那种被贬低的地位，变成了合理的、体面的、可以理直气壮地去追求的东西了。这是一种具有空前重大意义的转变，它对于后来的发展产生了人们难以预料的影响。

    随着整个社会的利益意识的觉醒，多年来被压抑着的利益要求突然迸发出来，而且迅速地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弥漫开来。这样便产生了一种新的社会现象，即利益饥渴现象。就是说，人们都如饥似渴地追求各自的利益，有的人甚至为此而不择手段。由于人们的利益意识已迅速地转化为追求利益的行为，这样便引起了社会利益关系的一系列重大变化：

    首先，由于利益意识的觉醒和利益追求中的饥渴现象，使得社会的利益单元迅速地从国家和集体缩小到社会的最小单位──家庭和个人。这就使得原来人们在利益关系上的整体联系迅速地崩解为无数个小碎片。这就是利益单元的个体化。在这种情况下，对每个人说来，个人、家庭的利益和社会利益相比，所占的比重愈来愈大，而且在人们考虑和处理各种利益问题时占有明显的优先地位。虽然总的说来人们还未从根本上突破整体性的利益结构，因而个人利益的小碎片还被一些有形的或无形的线与整体（即以国家为代表的公有制）连接着，但这种情况毕竟已不同于原来的整体性的利益结构了。人们在许多方面的利益虽然还没有摆脱对于整体的依赖性，但依赖的性质已发生了变化。以前的依赖是建立在个体利益完全服从于整体利益的基础上的绝对依赖，而这时的依赖则是以实现个人利益为前提的依赖，是要求整体为个体服务，帮助、保证个体利益的实现。

    其次，与利益单元个体化相联系，便产生了人们相互之间在利益追求的目标和内容方面的强烈的排他性。也就是说，过去是强调个人利益和整体利益的融合以及个人之间在利益上的一致性。而这时，当人们把个人和家庭的利益放在优先的地位来考虑和处理而利益的源泉又有限的时候，个体与整体之间、各种利益的小单位之间，便在各种具体的利益问题上产生了相互的排斥性，或者说产生了各种利益之间的矛盾和对立，这就是利益追求目标和内容上的排他性。

    第三、由于利益的排他性就不可避免地要引起人们之间的利益竞争。在多年平均主义一潭死水的情况下，能从社会中生长出利益竞争来，这无疑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它将从根本上使我们的社会摆脱失去动力的状态，而进入欣欣向荣的良性发展的轨道。可以毫不夸大地说，二十几年来，我们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的繁荣和发展以及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同中国人民的利益意识觉醒、利益的追求和竞争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是以此为基础的。这是我们的社会前进的重要标志，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没有象前苏联、东欧国家那样垮掉，相反却能沿着改革开放的道路充满信心地向前发展的重要原因，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所预期的基本效应。但是，中国的变化实在是太快了。人们在如此短的时间中就实现了从平均主义大锅饭到利益竞争的转变，既来不及好好想一想，也来不及好好地学一学。就是说，历史并没有为我们提供充分的时间来学习如何正确地进行利益竞争、没有为我们提供竞争所必须的各种制度和规范、没有来得及使我们的社会自身生长出利益竞争的机制来。特别是原有的整体性的利益结构所造成的各种弊病还没有很好地清除掉，更为利益竞争的正常进行和竞争机制的成长造成许多障碍。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人们的利益竞争除了基本的正面效应之外，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许多负面的效应。在某种程度上和某种范围内表现为畸形的竞争。这个方面我们可以从以下几点来分析：

    1，索取性竞争。中国的社会利益结构虽然已开始变化，但主要的社会财富还是由国家垄断着，也就是说，对于社会上的许多人说来，以国家为代表的公有制经济仍是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利益源泉。对于这些人们说来，利益竞争就意味着向国家索取利益过程中的竞争。因此可称之为索取性的竞争。这种竞争的主要表现是在索取中的攀比。就是说，人们并不问自己对社会和国家付出多少努力，作出多少贡献，而是着眼于别人是否从国家那里得到比自己更多的利益。这是一种不以付出为前提，只着眼于谁得到的更多的一种竞争，实际上是“竞拿”。而且人们在这样做时都是理直气壮、心安理得的。这是一种不正常的心理。造成这种心理的远因是公有制内部结构的不合理。因为从道理上讲，公有制即是社会所有或全体人民所有。但全体人们所有的反定理即是任何个人都无权占有。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但是由于原来的公有制模式在利益结构上完全排除了个人利益追求和利益竞争的可能，使得人们不能实际上体会到大家共同所有这一性质，相反却强烈地感受到任何人都不得占有这方面的性质。因此在一般人的眼里，由公有制所体现的共同利益、社会利益就变成游离于每个人的实际利益之外的一种事物了。造成了人们对于共同利益的漠不关心的态度。因此也就没有维护它的动机和动力。这样，共同的利益就变成了一种谁都不占有、谁都不对它负责的异己的事物了。这就埋下了后来各种损害共同利益的现象的根源。从近因来说，当人们产生了利益意识的觉醒和展开了利益的追求和竞争之后，对于仍然基本上生活于整体性利益结构之下的人们，其主要的利益源泉仍由国家垄断着，这时，原来人们普遍对之冷漠的共同利益（其代表者是国家）现在却变成了人人都想去挖一块的大蛋糕。这时，人们又想到公有制涵义中的另一面了，即公有制是人们共同所有，因而是人人都有一份的，当然索取也就是充分有理的了。从而造成了争着向国家索取的局面。所以，这种竞争性的索取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它是旧的利益结构和利益关系的新变化之间相互作用所产生的畸形状态。这种畸形状态的竞争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它是社会上出现的严重挥霍浪费公有财产现象（如利用公款大吃喝、利用公款出国旅游、乱发奖金和物品，以及其他各种损公肥私的行为等等）的重要根源。并且极大地冲击社会道德和社会风气，并造成人们与政府之间关系的紧张以及人际关系中的许多矛盾，等等。

    2，逆向竞争。这是直接产生于平均主义“大锅饭”条件下的一种畸形的竞争状态。处于整体性利益结构下的人们，在互相攀比着向国家索取利益的过程中，本来是追求差异即希望自己在竞争中能比别人得到更多的利益，但其竞争的结果却又不可避免地走向人们愿望的反面，即趋向于新的平均主义。在利益结构不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人们很难逃出这种循环。所以平均主义的问题远比人们相象的要顽固得多，不是人们想反对就可以反对掉的。这样，人们一方面存在着强烈的利益追求，同时又无法摆脱平均主义的状态。处于这样的条件下，同一级别上的人们干得好与干得坏所得到的报酬几乎相同。因此，竞争和攀比就转为逆向发展。就是说，要得到同样多的报酬，人们付出的愈少则愈合算。这样，人们的竞争就变成看谁能用更少的努力去完成同一任务。在同一的报酬下，付出得愈少就意味着得到的愈多，因而就形成了这种畸形的竞争方式。实际上就是一种“懒惰的竞争”，即看谁更懒惰。这种逆向的竞争同样是一种破坏性极大的社会行为。它必然要造成在国有的企事业当中工作质量、效率、效益、服务态度等愈来愈低下和恶劣。这是中国的国有大中型企业经济效益低下的根本原因之一。也是国有的第三产业服务态度低劣的根本原因之一。

    3，体制内外利益差异的感应作用。自从中国出现了多种经济成分之后，人们便自然地分化为两大阵垒。一是仍然生活在整体利益结构之内的人们，简称体制内的人们。一是处于整体性利益结构之外的人们，简称体制外的人们。这两部分人们由于利益源泉不同，追求利益的方式、利益分配的方式等等都不同，便造成了他们在收入水平上的巨大差异，并造成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的巨大差异。这种情况对于生活在体制内的人们便产生极大的刺激，使之在心理上产生一种严重的丧失感。体制外的人们所获得的利益越多，体制内的人们就感觉到他们丧失的也越多。这就产生了一种相关的感应作用。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感应作用呢？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整体性利益结构的束缚，使体制内的人们没有体制外的人们那种投入利益竞争的自由（虽然即使允许他们去自由参与利益的竞争，多数人也不可能在竞争中取得优胜），使他们感到他们被剥夺了同样的机会，因而产生利益丧失感；二是他们习惯于用平均主义的模式去思考问题，不去问别人的钱是如何千辛万苦得来的，也不问自己是否有本事并肯付出同样的代价，而只是着眼于收入的差异，觉得别人得到的自己也应该得到。甚至认为论各种条件自己更应该得到，而实际上却没有得到，因而也产生利益丧失感。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体制内的人们便经常受到这种感应力的作用。对他们来说，他们的积极性主要不取决于在体制内按照平均主义原则所产生的利益的增加，而取决于和体制外的人们之间利益差异的大小。在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的情况下，往往会产生一种怪现象，即体制内的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不满情绪的增长同时存在，所谓“一边吃肉，一边骂娘”。另一方面则收入愈多不是积极性更高，而是积极性更低。因而使得劳动者的积极性低落变成一种顽症。

    4，将权力和职业方便转化为利益资源

    由于上述的利益反差所产生的利益丧失感便使体制内的人们必然要努力去寻求利益的补偿。而在他们没有其他的利益资源可以利用的情况下，便把本来不是也不应该是利益资源的政治或行政权力，以及各种职业上的方便，都转化为利益资源。也就是转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于是，各种以权谋私和将职业方便变为职业特权来谋私等腐败现象便泛滥起来。当然，造成种种腐败现象的原因（即是使人们有可能把权力和职业方便转化为利益资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法制和监督机制不健全方面的原因，有进行教育不够的原因，有社会风气不良的原因，有领导工作不力的原因，等等。但是，从根源上说，从内在的原因来说，是与利益结构的变化所造成的一部分人在利益丧失感的趋使下，强烈地寻求利益补偿这个问题有密切联系的。不从这个深度来认识这个问题，便不能找到根治之法。当然这也并非说，可以离开其他方面的条件孤立地解决，这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人们一旦尝了“禁果”之后，要想仅仅从调整利益结构方面使其回到原来的规范的轨道上来已不可能，必须有外界的强大的压力才能做到。

    5，经济犯罪。与上述一点相联系，当人们没有权力和职业方便可以利用，或不满足于这种利用时，则可能为得到利益的补偿而采取非法的极端的形式和手段，来攫取社会财富或私人财富，这就是经济犯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犯罪发展到十分猖獗的地步，也是与利益结构的变化所引起的人们追求利益的欲望的恶性膨胀分不开的。这样说并非为这些人开脱罪责，而是要我们认识产生这种消极现象的社会因素。

    6，地方保护主义。地方保护主义也是畸形竞争的一种表现，只是它不是表现在个人之间而是表现在地区之间。这是由于地区之间发展水平的差异所造成的利益不平衡的结果。相对落后的地区由于在利益的竞争中处于劣势，其补偿的办法就是利用行政权力来限制优质廉价的商品入境，乱收入境的各种费用，以及保护境内的质量低劣甚至假冒的商品，等等。实际上是破坏全国统一的大市场，破坏平等竞争的环境，并滋长腐败现象和经济犯罪。

    上述这些畸形竞争的表现是我国社会利益结构变化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的消极现象，是利益结构双轨之间相互矛盾的结果。可以相信，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利益结构的完善化，这些消极现象是能够逐渐得到克服的。但是在这些畸形竞争存在的情况下，就会对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以及文化、意识形态等产生多方面的影响。

    第四，人际关系商品化。在人们的利益追求中，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除了利益排他性的一面之外，还有互相利用的一面。正是从这方面，显示出了人际关系相互依赖、相互交换的性质，也就是商品化的性质。由于人们的利益是多种多样的，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和领域，因此也就涉及各个领域中掌握着一定权力或能以某种方式支配该领域中的一定利益资源的人们。每一个追求利益的个人、家庭或小圈子，若不与各领域中的上述人们发生联系并借助他们的努力，那么利益追求的目标和是很难顺利地达到的。因此，为了追求利益（其中也包括实现人们某些最基本的需要，如看病等）就必须想方设法与其他领域的人们寻找和建立联系，并加以利用。为了建立联系（哪怕只是一次性的联系），不可避免地要付出一定的代价。而这种对别人的利用往往又要以自己被别人利用为条件或前提。这样就形成了一种互相交换的关系。人们借助于这种相互交换的关系而互相给以方便，这样，“给以方便”便成为可以互相交换的商品了。而这个交换中的一般等价物则是人们掌握的一定权力或拥有的职业方便，也就是或大或小的对于事物或人的支配权或实际支配能力。这样，在社会上，在人们相互间处于竞争状态的同时，又形成彼此相互依赖、相互交换的关系网络。人们只要处在这个网络中的某一个结上，就可以顺着网络向各个方面发展关系。这是我国社会人际关系的重大变化。这种变化既有负面的效应，也有正面的效应，并非一切都要否定的。从负面效应来说，它使得原有的人们之间的那种同志式的、纯洁的、真诚的关系，变成了低俗的、互相利用的关系。从这方面说，显然是一种退步现象。但是另一方面，这种现象在某种程度上也促使社会关系从原来在整体利益结构下彼此孤立和封闭的状态向着开放的状态前进了一步，虽然这种开放状态还不是正常状态，但毕竟与完全孤立和封闭的状态不同。这种情况对于我国社会产生的影响也将是有利也有弊的。从有利的方面说，它也许能促进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政治参与的发展（现在还看不太清楚），从不利的方面说，它也会加重政治腐败，并导致社会腐败。这两个方面的影响都应该重视。

    第五，利益享用的封闭性。如上所述，人们在追求利益的时候，为了利益的实现而互相利用，从而形成了广泛的人际关系，显示出人际关系的某种开放性。但是当人们的利益目标达到之后，人们在享用自己所得到的利益时，却是排他的。从而使这一阶段上的人际关系显示出很大的封闭性来。这是人们追求的利益的性质所造成的必然结果。因为这时人们所追求的利益的性质是被利益的单元限制着的。既然人们的利益单元已经个体化，那么他们所追求的利益当然主要是个人的或家庭的利益。因此，当人们实现利益之后，当然就是在自己的利益单元内部来享用了而对于利益单元之外的人们，则是排斥的。这样，每一个利益单元在这个阶段上便成为一个封闭而孤立的小圈子，显示出人际关系在利益追求的不同阶段上的特点。这种情况对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往往会产生消极的影响，造成人们对社会和国家的疏离，以及人际关系的冷漠，并有可能助长社会腐败。但若引导有方，亦可在个人利益的基础上形成一定的契约关系，从而有利于一些社会的、政治的和道德的规范的建立。

    第六，集团性利益的形成。虽然社会的利益单元已经个体化，虽然人们享用利益的时候表现出很强的封闭性，但是在社会上各种利益的相互作用中，人们还是可能产生某种超越个体利益单元的团体利益意识的。也就是说，在社会上，处于大体相同的社会地位，大体相同的生活方式和水平的人们，在社会利益竞争的大舞台中，在与这些方面不同的人们的利益追求相互作用、相互制约中，会产生共同的利益关连感。这样人们便会形成一定的利益阶层或利益群体。在过去，利益群体的最典型的表现是阶级，而我国现在的社会条件，则不会产生阶级，人们的利益共同性是以利益群体的形式出现。利益群体之所以有可能形成，是由于群体可以对各利益单元的存在和发展起某种保护作用，这就是使得处于相同状况的各个利益单元可以不感到孤立无援，而被社会感到他们是作为一股力量存在着的。特别是这样一种存在他们与国家的关系上有着特殊的意义，它会对国家的政策产生重大的影响。所以，尽管目前中国社会各种利益群体的作用还不十分明显，但它的发展是毫无疑义的。利益群体的存在，对于每个利益单元来说，是利益关系开放性的一种表现，而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又是封闭性的表现。

    第七，追求感性满足的倾向。人们追求利益总是从低层次向高层次发展。一般地说，低层次的利益比较侧重于物质，而高层次的利益则比较侧重于文化与精神。当然，高层次的利益是以低层次的利益为基础的，不解决温饱问题，就谈不上文化与精神的追求。当人们在利益的饥渴的驱使下急切地投入利益竞争之后，人们首先追求的是物质利益，也就是首先满足人类感性的需要，或者说满足于耳、眼、鼻、舌、身这五种感觉器官的需要，于是便相应地兴起了各种娱乐和刺激感官的享受。如通俗音乐，扭摆舞蹈，卡拉o k，美酒佳肴、高级香烟，时髦服饰、秀发美容、苗条身材，度假旅游、夜生活，豪华的房屋装修，高档的家庭用具，排场的婚、丧、嫁、娶，等等，都是人们所热衷的。甚至连非法的赌博、吸毒、嫖娼也有人追求。于是便形成了高消费浪潮，形成了大吃大喝、铺张浪费之风，也诱发了各种消极现象和犯罪现象。当然另一方面，物质需求的增长又是生产发展、经济繁荣的原动力，也是衡量我国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标。总之，追求感性满足的倾向是在利益结构变化的一定时期中不可避免的，甚至对于历史的发展也是必要的。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特别是随着教育的发展和人们的素质的提高，人们的利益追求将逐渐向高层次发展。从而推动社会发展到一个较高的水平。

    第八，体制外的人们的短期行为。这是体制内的状况对体制外的人们的感应作用的表现。由于两种利益结构并存，因此不仅如前所述，体制外的人们追求利益和获得利益的状况对体制内的人们有感应作用，反过来，体制内人们的利益状况对体制外的人们也有感应作用。这种感应作用主要表现在，体制外的人们在心理上总有一种利益的不安全感，因此使他们在利益追求和利益享用上都显出明显的短期性。这些人最担心的是国家政策的变化使他们失去利益的源泉和追求利益的机会，另外，他们作为社会贫富不均的体现者，总是感到体制内的人们的虎视眈眈的目光，其中也隐含着某种威胁。因此就产生了在投资方面和在生产经营方面的短期行为。甚至在消费上的短期行为（及时行乐，铺张、排场）。这种现象对于经济发展和社会风气都会产生消极的影响。

    以上就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利益结构所发生的主要变化及其所引发的各种问题的基本情况。 

三，中国社会利益结构的上述变化对政治发展的影响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及其所产生的后果对于中国的政治发展会产生什么影响呢？

    首先，它会造成政府决策中的困境。利益结构变化所造成的社会分配上的贫富差别过大，成为社会上的一个重大的问题，隐含着不安定的因素。但是另一方面，又需要发展体制外的经济，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这又不可避免地要造成贫富差别的悬殊。从而使政府决策处于矛盾之中。这种矛盾在两种利益并存的条件下是无法消除的。因此政府在决策中也就很难摆脱困境。在这种矛盾的基础上，又会产生提高人民的文化素养和容忍、默认低俗的感性满足之间的矛盾，提高社会道德水准和实际上对人民群众中道德的衰败无能为力的矛盾，等等，也都会使政府的决策产生困难。总之，在利益结构的变化中，许多事物是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同时存在的，这是政府决策所面临的两难困境的根本原因。面对这种局面，就不能用我们过去的观点，希望一切都彻底解决、一劳永逸。而是需要以渐进的方式不断地进行调适。

    其次，导致政治腐败的现象。而腐败的结果会造成政府工作质量的下降，各种职能不能正常发挥；造成人民与政府关系的紧张；败坏社会风气等等。因此，政府反腐败的任务也就空前加重。

    第三，对政治参与的影响。一方面由于利益单元的缩小和畸形的利益竞争，使人们产生对政治的冷漠和对政府的疏离，这就会降低人们对于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从而延缓政治改革，特别是民主的发展。这种情况不利于促进政治建设，特别是不利于反腐败，也不利于改进社会风气和提高人民的政治素质，但对于保持政治稳定有某些好处。另一方面，由于人们的群体利益意识有可能逐渐发展，就可能为未来的民主发展奠定比较坚实的基础，改变民主的发展缺乏社会基础的状况。它预示着到一定时期，中国的民主政治将有一个较大的并且强有力的发展。

    第四，社会道德在一定时期的衰败。由于畸形竞争的影响，人们的私人道德、社会公德以及职业道德都会受到极大的冲击而产生严重的衰败，这方面又与政治腐败结合在一起，互相助长，使局面更加复杂。这对于政治建设、政治参与的发展都有消极的影响，并对经济的发展起破坏的作用。

    第五，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会有所发展。中国没有自治的传统，却有封建割据的传统。改革开放以来，中央为改变原来计划经济模式中对地方统得过死的状况，实行了一系列放权的政策使地方的积极性大为提高。但是地方有了自主权之后，往往又容易产生摆脱中央支配和控制的倾向，特别是在各省市发展不平衡并产生不正常的竞争时，地方保护主义便盛行起来，不但使中央的政令不能顺利贯彻，而且保护了落后和消极的东西（如假冒伪劣产品以及贸易壁垒等），非常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和建立全国性的市场机制。这样，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便会有所发展。这往往使中央处于两难的状况。如何正确地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就成为政治发展所面临的另一重要问题。

    第六，对于政府机构改革的影响。政府机构改革的核心问题是转变政府职能以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而利益的畸形竞争所造成的补偿效应则使得行政权力进入市场经济之中，形成对某些资源和经营活动的垄断，使政府的职能很难从微观控制转移到宏观控制上来，并使政府机构的精简遇到很大的障碍。

    第七，对政治权威的影响。利益关系的变化及所产生的一系列的后果，特别是人们对于整体利益的疏离，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对政治权威崇拜的状况，而迅速地使政治权威世俗化。这种状况既带来挑战，也带来机会，使我们的政治有可能向着更现代化的道路发展，但短时说来，又会对加强政治管理造成一定的困难。

    第八，对党的建设的影响。中国的政治制度的核心和灵魂就是党的领导，因此党的状况对于中国政治的运行关系极大。但是由于利益关系的变化而造成的政治腐败现象以及社会道德的衰败，已严重地侵蚀了党的机体，从而给党的建设带来极大的压力，能否把党建设好就成为改革开放事业成败的关键。

    总的说来，中国从改革开放初期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及其所产生的后果，对于政治发展的影响大致的情况就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