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照田：论知识分子对国家权力的态度转变

2003年，知识分子的态度转变

围绕着2003年许多朋友与知识分子对国家态度转变的思考，所以惊讶，是因为以毛时代在知识领域常常过度政治化和1980年代末事件为基本背景，1990年代知识界的公开表述主流是强调学术思想的自律、并在私下常常强调自己与现实国家权力的疏离乃至对立的心情。在我的印象中，这种言论与氛围在2000年以后仍在延续，是以当2003年看到许多朋友与知识人明确表示对当时国家权力的认同，“突然”感自然非常强烈。

回顾1990年代中期以来知识界的各种思潮与观念、言论动向，并对认同现国家的各种言论逻辑加以仔细考察、分析，我认识到，2003年发生的众多知识分子开始积极认同现国家权力的现象，其实不是“突然”的，因此也不应该“惊讶”。在构成思想、知识对国家权力的理解方面，90年代后期以来知识界其实已经有了很大变化，这些变化实际上导致了知识界许多人产生了对国家权力大大不同于90年代初中期的功能赋予及期待。

因此，当中国国家权力表现出与这些功能赋予及期待看起来相配合的政策与承诺时，知识界的许多人便会为此配合的外在契机的出现而鼓舞，从而公开表现出自己的认同看法与欢迎热情。可资对照的是，在此之前，90年代初中期，由于80年代末的历史事件，和其时流行的思潮、观念对市场作用过多的想象与意义赋予，使得知识界在国家问题上，未经更多的对中国历史现实的分析中介，便采取了认为该尽量弱化国家权力的立场。

从2003、2004年许多公开表现出的，对当时国家权力反应热情的知识分子自我解释的言论中可以清楚看出这一点。这批在2003、2004年开始明确表现出自己对国家热情的知识分子解释说，2002年年底，新一代领导核心组成。在他们看来，虽然新一代领导核心刚上台时亦有“大国”、“盛世”等对中国现实包含了乐观判断的举动，但很快就因对现实状况的进一步认识而把相当注意力转到了对中国内部诸社会危机、社会问题的深切关注上来，并正面积极回应和承诺对从贫富分化、三农问题到环境、生态危机到医疗、教育、就业等一系列危机与问题的解决。

也正是以胡锦涛、温家宝等新一代领导人对这些危机和问题的积极回应为背景，很多人善意地把新一代领导核心这一系列相关举动、措施与承诺称为“新政”。确实，此一变化的善意期待，构成了相当一批知识分子明确表示自己认同的决定性外在契机。

其时，一批自命左派者开始认同现国家，是因为他们认为新一代领导人的很多举措和承诺与他们的看法相同。相比，一些自由主义者调整对国家的态度，其理由虽然也是因为新一代领导人对很多他们看重的问题与危机的积极回应；但细究起来，中国大陆自由主义者发现他们90年代初中期所有的很多期待都在历史的展开中落了空，加上当代中国大陆存在的种种紧迫的社会问题与危机，都使得一部分自由主义者把希望放到中国现国家权力的转化上来，希望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并最终实现他们对中国大陆的自由民主的期待。

而所有这些由先前的状态转变为重新认同或一定程度上认同、期待现国家的变化，共有的一个背景便是：一方面中国大陆融入这个世界越来越深，也越来越离不开这个世界。但另一方面，对世界了解得越多，也使得中国知识界越来越清楚，美国所致力推动的全球化并不是世界大同的开始和对民族国家的超越，在很多方面反而要求国家职能的活跃与深化；而对世界现下各方面实际运作状况了解的加深，及对世界某些对待中国的方式(比如“中国威胁论”)的反弹，也都逼迫中国知识分子开始重新思考国家问题，而这些当然也在推动相当部分中国知识分子重新调整、定位自身与国家的心理感觉关系。

虽然，2003、2004年很多知识分子表现出的对当时国家很强的认同取向与热情，因这两年国家权力实际所作所为所发生的变化，使不少知识分子从对国家的热情称赞、热情辩护，变为表述克制、犹豫，但即便如此，公开、半公开特别是私下所表现出的对国家的过分辩护与同情仍是相当普遍的，并且是现下知识界区别于1990年代中国大陆知识界的最重要的不同之一。

在近三四年中，如下这种谈论中国中央国家权力的情况相当常见：公开表述时谨慎、犹豫，好像客观中立，但细加体察则可判断其言论实倾向同情乃至为国家权力辩解；此种同情现中央国家、为现中央国家辩解的倾向在私下表述里往往表现得更加充分，即把许多明确与国家有关，但又于国家不利的现象与问题的出现，解释为派系斗争的存在、既得利益集团的存在和国家下层权力把好经念歪了等等，而自觉不自觉通贯此中的逻辑则是为之进行善意解释、辩护和道义赋予。

在初步解决了何以在2003、2004有那么多知识分子“突然”转向国家权力问题后，跳跃一步，来关注他们为国家解释与辩护的内容与方式，而非着眼他们为什么要进行解释与辩护及其解释与辩护的动力何在。

三个根本性问题

如前所述，这类辩护方式将引出如下认知后果：一是复杂的历史和现实事实上被简化为是非清楚的忠奸模式，就像80年代的历史被简化为改革、反改革，改革是善，反改革是恶；现在这类解释与辩护，事实上也在把现实简化为代表受损阶层和代表既得利益集团两个阵营，而前者为善，后者为恶。二是这种本质上的忠奸或和尚(下层官员)把经念歪了的解释模式，虽然不乏成立的理由和原因，但作为对太多问题的解释和答案，实际不仅无助于对这些问题准确地理解，反而阻碍进一步的解析。

如此评估这当中多数解释与辩护，固然有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之嫌，却方便我们清楚，这些看似常常不脱具体脉络的解释与辩护，其实常常笼统、简化、先入为主、似是而非。并让人疑心，这些同情者与辩护人，并没有真的仔细想过，妨碍他们顺利实现他们的目标，解决他们所欲解决的社会问题与社会危机，真的只是权力掣肘问题吗？即使问题真的只是权力问题，那么又该如何认识、讨论此权力问题呢？如果中央权力能很大程度上被集中还是可以想象的话，那么在现在这样一种现实境况中，要把中央权力有效通贯到下层，并使整个权力不受既得利益集团干扰可能吗？如果相当程度可能，那该如何去做？而此做又应该以什么样的认知把握为前提？

一是中央现有的解决问题的思路，无论是农村、农民、农业问题，医疗、教育改革失败问题，贫富分化、社会安全保障问题，甚至是打开国际外交局面问题，其所依赖的核心手段都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中央财政能力的强大。而这意味着，他们解决问题思路的前提是经济高速成长和超强中央财政能力，他们主要解决问题的手段则为在此前提下重新规划和调整国家资源、财政收入的再分配。

至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看到另有关于如何保持稳定的高速发展和中央财政支配力又充分优裕的思路，而这意味着，他们保证高速发展和中央财政能力的办法其实是在延续过去关于这些方面的根本思路、做法。但真的停留于此，就会出现如下局面：现在中央政府所看到的问题和危机很大程度上正是先前“片面追求GDP，经济增量压倒一切”的中国发展主义道路和财政汲取模式的后果，现在如果不根本反思此发展道路和财政汲取模式，又怎能保证此发展道路和此财政汲取模式不造出新的问题和新的危机，从而使通过资源、财政再分配所造成的一时问题与危机的缓解，又因新的问题与危机的出现而使其成效大打折扣呢？

何况，一旦经济发展速度和中央财政汲取能力下降，中央处理问题的能力也就随之降低。特别当此发展速度下降和财政汲取能力下降被认为和解决问题克服危机的措施密切有关时，为了保证经济发展速度和中央财政汲取能力，国家很可能削弱乃至放弃他们曾经主张的这些社会经济措施。

二是与上一问题相像，结构性紧张还典型地表现在科学发展观上，科学发展观一方面令人高兴，这说明国家高层不仅注意到社会各阶层间的平衡问题(和谐社会)，也充分注意到人与自然的平衡问题，开始特别关注资源、能源、环境、生态诸问题；但另一方面，如果既要保持中国高速成长又不对中国发展所内涵的问题做出细致深入的分析，那么科学发展、绿色GDP指标等观念无疑在相当程度上只能停留在观念上和纸上。“十一五”计划中多项绿色指标一再亮红灯，而2006年降低能耗4%和主要污染物减排2%的目标不仅未能完成，这些指标反而都有所上升等事实都明确说明了这一点。

三是即使不存在权利掣肘问题，中央政府的方针和措施的落实与执行却仍只在依靠现国家权力机体。而显然，正如辩护者爱指出的中国大陆之所以出现这么多我们当初根本没有想到的严重问题，其责任并不只在国家权力中枢设想、规划的偏差和失误，亦在各个层次国家权力机体在运行这些规划、方针时导致的问题。

但也正如前面所涉及，仅仅指出这一问题的存在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如果必需依赖存在这些严重问题的国家权力机体，就必需尝试对国家权力机体存在的这些问题有深入把握、以及对如何控制、消化这些问题有深入思考。否则，中央层次的美意到了基层必然大打折扣，乃至面目全非。

曾做过上海市市长，后为中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工程学院院长徐匡迪的如下一段话典型地向我们传达了他对国家现有权力机体运作的忧虑。他在2006年讨论中国国家计划当年中拿出3000多亿帮助解决三农问题时说：当时他就用笔计算，用3000多亿专款除以8亿(农民)，每个人有424元。但他担心农民连24元都拿不到。他说，搞农村水利建设，从部委到省、县、乡，肯定拿走一大笔钱；搞退耕还林，林业部门也要拿走一块儿；如果再有一些地方将资金不用于建设，而是去建豆腐渣工程，搞贪污腐败，农民最后还能够拿到钱吗？因此，他建议国家对3000多亿“三农”专款进行审计，以免让中央的专款养了贪官，农民看不到也摸不着。

但问题是，有审计就能真的能解决他所忧心的问题吗？尤有甚者，如果中央一方面表现得顺应民意，积极承诺对各种社会问题的正视与解决，另一方面却并未构想出与直接或间接导致这些危机的发展道路不同的新发展道路，而又不愿在发展速度和财政汲取上有根本调整，同时又在现有权力机体问题的控制与改善上没有真正良善对策，那么中央此种做法方式所内蕴的内在紧张和矛盾会进一步置地方国家权力于困难之境——即地方政府在已有发展思路上为实现发展目标进一步造成对社会的影响和损害，加上现下国家权力机体运作惯性中必然出现的诸种问题，相比中央顺应民意的积极形象，将使社会、民众对基层国家更加不满、不耐，从而引发更多社会、民众与基层国家权力的冲突。

从以上三方面可以看出，目前国家权力核心所推动的新政就其已有内涵言，其实内蕴是高度结构性紧张的。而要真正面对这一新政的基本思路和已有做法所内蕴的结构性紧张，就要更有成效地思考，如何既保持较快的经济成长势头和必要的中央国家财政能力，又能较有力地消弭或至少相当程度削弱诸导致社会不稳定、不安的社会问题、社会危机，和能源、环境、生态等方面的危机。

即若想要顺利、有效地落实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论，首先至少需要人们同时用细致的历史分析去深切探讨中国经济因何取得持续高速成长，即所谓中国奇迹问题；和“在中国这样一个有悠久均贫富意识传统、且有着几十年强调平等观念社会主义实践传统的国家，为什么在短短不到20年的时间内，我们内部贫富分化的程度就超过了周边搞了几十年乃至上百年资本主义的国家”问题。

而要较好面对在无法绕过现有国家权力机体去执行新构想、新政策的情况下，怎样设计与努力，才可能更富成效地改善和运作此机体，从而使各个层次的国家权力机体都能更富建设成效、更少破坏性，则需要明晰了解国家现有实际运作逻辑和处身于此权力位置者的主体精神状况。

要想做到此两点，则必需同时历史地追问：“与中国经济改革基本同时起步的，以告别家长制、‘一言堂’为出发点的制度变革，为什么经过20年后，却在大多数权力层级变成了‘一把手’权力比改革起步前还少受限制的局面。不仅事权，而且人权财权都越来越向‘一把手’集中”；“为什么在中国这样一个有几千年义利之辨传统，近几十年更有高扬理想与信仰传统的社会，在短短十几年之内至少在语言层面上已变成了一个以实利为一切衡准的社会？这一过程是如何一步一步发生的？其历史与观念机制是什么”；“既然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普遍都得到了或多或少的明显改善，人们生活的自由空间也大大增加，为什么大多数人的精神内心生活却越来越多苦恼和不安”。

显然，所有这些绕不开的重要问题，都尖锐地涉及对当代史的把握与理解。而从这些需要追问的角度看当下热心为现国家权力辩护的知识人，可发现，这些人不仅对上述重要问题缺少理解、把握和积累，甚至可说其中相当部分人对为什么要认识这些问题在中国现下与可预见未来的根本结构性位置，这些问题和他热心辩护问题间是一种什么样关系等都没有起码的理解，当然更谈不上思考如何选取有效的问题切入点，如何相对于自己的认知目标和认知切入点建立有效的、可操作的工作路径等。

相比于把握国家现有实际运作逻辑和认知现下权力机体具体组成者的精神实际，这两个在私下谈论中虽经常被涉及，但在实际上并未成为知识界正面研究的焦点的大问题，追问中国奇迹为何发生、讨论中国贫富分化社会危机，则不仅成为公开或私下知识分子谈论的焦点，而且近年亦成为知识界正面致力、把握的重要焦点并出版了相当数量的成果，那我为什么还郑重提起此两方面的问题呢？

如此，是因为10余年前便开始的追问中国奇迹为何发生的一类研究，虽然没有人会否认它们的贡献，但恐怕亦没有人会否认由于这些研究开始时并没有对其时正在萌芽发展、现今已十分严重的诸问题的敏感，使得国内这类研究大都自觉不自觉地带有确证中国改革开放道路正确的特性。而随着后来一系列严重问题乃至危机的暴露，这一方向的研究当然不可能不回应这些广被注意的问题与危机，但这些回应并没有使他们根本反思自己的研究方式，而多只是增加了表述层次上的分寸意识。

尖刻点说，就是“可惜”模式，即“可惜忽略了对某某问题的注意，导致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某某问题出现”等等。显然，这样一种简单、直观的观念反应虽然也有它的意义，却不可能引出对当代历史真正深刻的认识与反思，而毋宁是在帮助消弭真正深刻认识与反思的出现。

相比，专注于贫富分化等社会问题和危机的认识努力，其视角虽然常常是批判现实的而非确证现实的，但几年下来，我们仍不得不说，虽然在观念和心理上很多人都有强烈的现实关怀、现实责任动力，但对这些问题与危机的历史-现实层次的认识与理解仍然严重不足。因为就历史-现实认识来说，今天对贫富分化社会危机认识较清楚的层面主要是：前些年相当一部分农村农民生活所以陷入严重困境这一现象背后的制度、政策、法规原因，以及农民工收入长期得不到应有改善的制度、社会、政策、法规原因。而这一部分事实得以较清楚认识，其达致虽和知识界批判力量的介入相关，但更在有着底层工作经验的官员与敏感的记者，和带有对策性工作特点的政府内部研究人员对此一现实的整理和揭露。

为什么对现实既具很强责任感，又具相当不错的学术和思想训练的知识分子对现实的介入，并没有导致足够的、人们本有理由期待的对历史-现实的深入认识与警醒，反却常常把推动自己关心、介入现实的那部分现实现象过多地纳入某一已有的观念逻辑、解释逻辑呢？

反复出现这类现象，不能不说当代中国大陆知识分子运用清晰概念整理现实现象的能力严重不足。在一般性的方法和意识层次检讨此类问题当然重要，但这种一般性检讨并不能替代与减省那些要真的实现既运用严格概念又不脱历史-现实脉络整理问题的目标必须去具体克服的困难。而在需要克服的诸困难中，一个首要的环节便是，如何有灵感地提问，并通过此提问所开敞出的历史-现实机理，准确捕捉我们所关切的问题得以形成历史-现实机制。  

知识分子的这些辩护与解释，不仅无助于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论本身的自我丰富与改善，而且可能会误导制定者与执行者对历史-现实的感觉与理解。本文的质疑，目的不是为了批判，而意在关怀——通过什么样的问题意识与历史现实开掘视野，才能使这些知识分子的认同与热情释放出具有积极的成果来？

本文试图在观念与历史的紧张与纠葛中引出问题、产生思考。也即，上面所提诸项问题，都是在先承认“新政”中的诸多观念和措施的积极价值的情况下，通过思考这些观念措施可能遭遇到的困难来提问的。

制度变革为什么走向反面

是以，必需同时面对“中国经济奇迹”与严重贫富分化的急剧发生，既是这两个问题原非不相干，更是因为，当前的和谐社会论在太多人那里实际只成了一个再分配问题，国家对发展成就、国家财政再分配问题。而这样一种状态，其历史的对应便是把“中国奇迹”问题与“贫富急剧分化”问题分开。显然，此种考察追问当代历史的方法，不仅无助于我们进入当代历史、认识把握当代史的复杂，而且直接影响我们对现实的理解与感受。

因为把“中国经济奇迹”与严重贫富分化急剧发生分开的再分配思路，无助于消弭、削弱现有和谐社会论中所蕴含的发展与分配、科学发展与已存在的实践的结构性紧张，而且当此结构性紧张在一定条件下变得极其严重时，会因事先缺少认知上的准备，而使现实实践，事实上又回到人们本希望告别的老路上去。

而在已成为知识界焦点并有相当成果的中国奇迹问题和贫富分化问题之外，再提出“以告别家长制、‘一言堂’为出发点的制度变革”为什么却走向了其反面、何以出现过度实利主义的日常状态和诸种问题，首先在于藉此推动人们去认识、体察国家权力、制度的运作实际和身处于权力位置者的主体精神状况。

因为所谓“新政”的落实既然主要以现有国家权力机体为依托，那么如何设计与努力，才能更富成效地改善并运作此机体，从而使各个层次的国家权力机体都能更富建设成效、更少破坏性，则变成了一个必须被思考与处理的重要问题。要成功思考与处理这一重要问题，当然离不开对国家权力、制度的运作实际和身处权力位置者的主体精神状况的深入认识。

其次，提出这些问题，还在于稍细心省察一下当代史，就可发现，近年大家所忧心的贫富分化，环境、生态、资源危机的形成，不仅仅只是部分观念、制度、措施不当导致的结果，还和中国当代广泛的制度运作、政治权力逻辑、社会运行轨道、多种观念化合成的文化思想状态、日常生活理解与方式、主体精神心理状态等密切相关。而历史性地考察制度改革走向反面的问题，无疑可以帮助我们深度认识、捕捉对中国当代史、中国发展主义具有根本性影响的要素与问题。只有把这些探讨所触碰出来的要素与问题，和通过对“中国奇迹”问题、“贫富急剧分化”问题的探讨触碰出来的问题，一起结合起来思考，我们才可能真正建立出体察当下具体问题的基本认知结构。

而这样一种具坐标性的基本历史认知结构的建立，不仅大大有利于我们更快地进入、把握、定位此历史-现实中发生的各种现象，而且通过把当初对建立起此认知结构做过根本贡献的问题，重新置于此结构所照射的历史场域再观察，可以推动人们去更全面、准确地认知这些已被处理过的问题。这也当然意味着人们有了更好的条件重新认识、体察、评估“中国奇迹”、中国为什么快速贫富分化这些看起来已被广泛关注，但关注路径实已相对固定、相关思考也相对被封闭的重要问题。

第三，提出“以告别家长制、‘一言堂’为出发点的制度变革”为什么走向了反面诸问题，还在于要求我们不把问题探讨视野封闭于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而必须把历史视野向前延伸。也就是说：以改革开放为标志的“文革”后中国当代历史的展开，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产生了一些具根本结构性的、关键的新问题；而这些新问题的产生与演变，实和新时期未能更好地接受、转化毛泽东时代某些应该被接受、转化的遗产，却又在另一些本不该再受毛泽东时代遗产左右的地方受制于毛泽东时代遗产高度有关。

两个传统的冲突

审看“文革”后改革开放刚启动时的那段历史，可以清楚看到，邓小平一方面是明确要以毛泽东留下的中国为基盘展开自己的改革的。因此他虽然否定“文革”，却反对“文革”后对毛泽东的过度否定思潮和对毛泽东时代的全面批判与检讨，坚持毛泽东思想为新时代的基本口号，且严厉控制了“文革”刚结束时明确挑战乃至否定先前社会主义历史的社会运动；另一方面，新时期的后继者们也时时感到毛泽东留下的遗产，特别是制度遗产、观念遗产和他们自己推动的历史展开之间的不协调，而时时进行调整。可惜的是，推动新时期开始使新时期初步展开的这些调整、改革在很多方面未能足够有力地面对好毛泽东时代留下来的遗产，而随着新时期的逐步展开，这一新时期兴起时隐伏的问题越来越生长成伤害着后面历史的重要问题。

重点提改革前后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两个传统冲突的问题，当然并非意在换一种方式重复许多人已反复指出的论断：中国大陆现在的问题出在在进行经济改革的同时没有进行相应的政治制度改革；而意在强调，不在这一历史高度上思考问题，正是我们今天所以陷入困顿的根本原因之一。

也即是说，一方面以先前所遗留的基础为自己的根本展开前提，但在思考如何在新的开展中细致处置、转化、安排此前提的要素和能量上却深为不足；另一方面，在应该告别、超越先前历史的地方却受制于先前的历史。这些问题在历史的演化中所越来越突出对当代造成伤害，因为人们没有历史性地追溯它们的发生与演变，使得这些问题不能得到真正内在于此历史的有力理解。

特别提出毛泽东的传统和邓小平的传统关系问题，意图在于找到可行线索以准确把握我们身处的历史与现实，并在现有条件下探讨遏止与改善此历史中存在的问题对此历史中生命的戕害。而这样一个目标则使问题的关键变成：毛泽东以后的中国大陆其实在不断进行各种制度调整、制度改革，但问题是，这当中为什么只有一部分调整、改革基本达致了预想的结果，而另外一些调整改革则偏离了预想目标甚至走到了预想目标的反面呢？

显然只有不直接以选举制、多党制、议会制来作历史的裁断，并在历史的展开中耐心体察与细究这些问题，我们才能真的认识我们所身处的国家权力的运作实际和所以至此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真的、而非观念幻想地看到改善它的实际可能所在。

即使对那些断定中国的出路在抛弃现有政治权力制度、代以他个人所认定的政治制度的人们而言，此种现实认识亦是有它的意义的。因为任何制度都是在特定历史-社会-精神-心理中由具体人运作的，再精心的制度亦不注定导致理想的结果。因此，在认定一种制度为必须接受的理想之后，便应该进一步思考如何使此制度真的得到理想运作，而这些都涉及认识历史、社会及人的问题。

在当下中国，由于国家仍为形塑社会、形塑历史、形塑社会心理和人的生活-精神状态的关键力量，因此要研究、认识这一切，都不能不涉及国家权力实际运作，以及既被权力运作塑造，又反过来塑造权力运作的社会问题、精神问题、主体问题。

一再流传的关于共产党和现国家的“忧患意识”言论，和强力推动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学习运动，对“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和执政能力的强调，绝非仅仅为巩固自身权力而操作的策略，而“八荣八耻”荣辱观的提出等，亦非一时心血来潮。

但这些举措亦表明，虽然他们比知识界很多人更为清醒地看到了现状的严峻和复杂，但不容否认，他们对中间很多问题的意识和把握仍是平面的。在他们感觉到问题所在方向后，由于不能对这些问题所以形成的历史、制度、观念机制有深入、系统的认识，由此产生的具体对策的实际效果是相当有限的。

在很大意义上，众多问题的存在和彼此牵制，以及对这些问题所以出现的历史、制度、观念机制不能有系统把握、理解，使得现国家权力在面对许多具体问题时，又回到极其粗暴、乃至野蛮的做法上。这些做法的存在，不仅为善意地想象国家权力新政的人所困惑，也为本来对中国体制素无好感者，快速定性现国家提供着证据。何以会出现这些看起来如此自相矛盾的现象？

首先，现国家权力虽然相当程度上意识到问题的复杂，但由于不能对这些问题作一个系统的思考，因此他们仍然自觉不自觉地把社会问题主要理解为分配不公正、缺少社会福利保障等经济范畴的问题，而他们解决问题的思路是对国家掌握的资源和财政收入进行再分配。他们相信，通过这些再分配的实现、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社会问题可基本得到消除。

不过，在政策、方针得以充分贯彻前，由于社会存在着广泛不满的情绪，一旦失控可能引起社会动乱，因此现在对社会抗争进行大力控制是必要的；而随着设想的政策、方针的贯彻执行，他们认为社会不满情绪将大为减弱，社会抗争将根本减少，乃至消失，因此，现在的严厉压制其实是为了以后不压制，只是过渡性手段。

第二，由于现国家权力解决社会诸问题的思路主要是对国家掌控的资源和收入进行再分配，这些有赖于经济的顺利成长和中央财政的充足，因此任何行为都不能影响经济的成长和中央的财政控制能力。

但这其实意味着，对现实有着更全面和强烈感受，更有着开出新局面的自觉与决心的新一届政府，在其基本实践面并没有走出，或曾尝试走出但又走回了“稳定压倒一切”、“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旧路，并且由于当前存在更严重的问题，使得现国家权力反而可能在“稳定”问题上变得更过敏，更严厉。

所以，知识界要真在这样一种局面下负起属于自己的责任，仅仅对人们欢迎的政府措施与言论表示支持，对其明显错误的行径予以批判、督促显然是不够的，而更应把自己的一部分重心转至以内在于此历史的方式把握现实的方向上来，即通过诸问题在历史上的清楚关联关系，建立关于现实的系统理解。

只有如此，我们才能看到看似平板、确定的现实其实充满着各种契机和可能性。而只有对这些契机与可能性进行成功的揭示，我们才算在置身现实困境的情况下走出了一条思想之路，而这样一条思想之路的走出，不仅有助于有责任感的政治人物更富灵感和现实可操作性地走出既有的现实困扰，走出先前他自以为有效实际上可疑的关于现实的理解、应对逻辑，而且有助于社会更准确地自我意识与自我理解，并充分认识我们的好生活不仅在经济上的成功奋斗和国家更多的承担责任，也在甚至更在我们对新的生活共同体、新的伦理与生命理解、新的精神方式、新的意义获得路径的开创与发现。

当然，同样重要的是，只有真的走出这样的思想之路，知识分子才能更充分地意识他和历史现实间的多种可能建设关联关系，更准确地意识自己的介入点和介入形式如何才能是负责且迫切的，并更有力地把自己思考、研究的现实有效性、迫切性与自己关于人、关于社会、关于历史、关于世界的理想结合起来。

更迫切的政治和历史课题

如上分析，中国当下问题的严重性与多面性已使得我们没有条件把中国问题主要理解为经济成长问题和财富再分配问题了。因为政治机体、社会机体问题、日常生活安排和身心难安问题都不能仅仅通过经济手段加以真正解决，把问题尽量解释为经济问题的做法不仅遮盖了这些问题本身的性质，而且把上述问题过度归结为经济责任，也损害着对经济本身的理解。把中国大陆问题理解为成长问题和再分配问题，而不同时思考中国大陆权力机体、精神机体的问题，必将使经济成长、再分配问题(包括环境、生态等问题)因实际不能脱离这些问题单独考量而难有根本改善。

因此，要真的把握清楚现实、突破各方面问题纠缠于一起的困境，势必需要看清每个问题形成和所以形成的历史，并在看清每一问题所以形成的历史机制中其他问题所居的位置，这样，我们才能认清诸问题间的实际关联关系。

而如上所建议的这样一种对现实的把握、思考方式，在贫富分化等社会问题、危机的思考、解决方面，可以不仅仅在以经济高速成长、中央财政高度充裕为前提的收入再分配这一条窄路上徘徊，在环境生态危机、可持续发展等问题的思考、解决上，也能突破时下已经充分呈现的“科学发展”目标和现有发展路径间的两难紧张。

对中国大陆近年经济持续高速成长和种种社会问题与危机所以出现的细致历史分析，会让我们发现，许多过往被解释为发展不可或缺的条件或发展不可避免的后果的问题与危机，其实并不是发展必然需要的条件或发展必然导致的后果；或即使有关，但并不必然需要这么强的条件，并不必然造成这么强的后果。

而对社会问题、社会危机所以形成的细致历史分析，看这些问题与危机所以形成的经济、制度、历史、观念机制，我们才能确定这些问题与危机和发展往往并不是一种不可避免、不可改善之因果相关，而是可以在不仅仅依赖再分配的情况下削弱甚至解决这些问题与危机的。只有经过此种细致的考察，某些发展被确定代价过大并真的不可改善，这时对这些发展的严厉处置才真的是最少浪费的和有充分说服力的。

是以，在可持续发展等已经成为大家耳熟能详的意识和观念时，对发展主义的笼统批判其实已失去了当初具有的重要意义，尤其当发展被作为解决社会问题与危机的根本前提时，对发展主义的笼统批判便更丧失了力量。也就是说，当被认为和某一问题有关的基本观念得到厘清后，接下来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的工作便是对问题的发生、发展过程细腻、准确的认识。因为，相关基本观念的厘清固然可以给我们思考、评估该问题提供一个基本的方向，却不能直接为我们更富实际成效地解决该问题提供具体实践方案，尤其当该问题纠缠于一系列问题中时就更是如此。而所有这些，都需要我们的注意力在基本观念基本厘清后，转向对该问题和与该问题紧密纠缠问题的细腻、准确地把握与分析。

只有如此，我们对一问题的历史-现实认识才算展开到了它应该展开到的幅度与深度，建基于此上的政治行动思考、行动对策才会是最具建设有效性、最少代价损害的。而对我们现在已提出的诸多重大问题来说，对它们本身和相关问题细腻、准确的认识其实意味着要对中国大陆当代史本身有进一步的深入认识与检讨。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也必须说，对中国大陆当代史准确、深入的把握与理解，是中国大陆当下甚至比投资、能源、消费、环境这些看似分量清楚的诸问题更基本也更迫切的政治课题和历史课题！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