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沙——布拉格之春以及更为广义上的1968年发生的事件的性质究竟是什么呢？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事件的意义好像越发值得辩论，而非相反。

我这一代人是抗议和警棍塑造而成的。塑造我们的不仅仅是布拉格之春，还有当年三月的波兰学生运动、五月的巴黎事件以及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早期作品所表达的俄国民主最初迹象产生的希望。对于我们那些在波兰被投入监狱的人而言，布拉格之春是希望的前兆。即使是在狱中所阅读的波兰共产党报纸也好似传递了我们南边邻国正在发生巨变的消息。

所以当我得知苏联在八月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时候，我无比惊讶，其痛楚随后挥之不去。我现在还记忆犹新。在那一入侵事件十周年纪念的时候，哈维尔、库隆和我以及其他异议人士相聚在捷克和波兰边境。我们照了一张像。我们这些未来的总统、部长以及议员们当时就像普通罪犯一样被警察通缉追捕。

这些会面是布拉格之春气候的延伸。我们都感到我们是在创造某些新气象，或许终有一日会成为我们国家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

结果就是这样。1989年8月，我在波兰议会提出一项决议草案，为波兰参与1968年入侵而向捷克和斯洛伐克道歉。我感到一个历史循环正在终结，也就是说，波兰三月学运和布拉格之春以及我们山上会面的理想正在成为政治现实。三个月后，天鹅绒革命在布拉格爆发了。

布拉格之春和天鹅绒革命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主要是共产党员所为，而其他人则想要带来“具有人性的社会主义”。结果，现在有些人把布拉格之春贬低为共产党内部的权力之争。但是，通向以及穿越共产主义的道路不止一条，而且许多都与国家民族传统重合。

确实，共产主义有许多吸引人的地方。它们包括全面正义和人性化的社会关系、回应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巨大的精神危机以及后来纳粹种族屠杀，以及相信西方对世界的统治正在结束。最后，在一个被亚尔塔协议瓜分的世界里，共产主义对于某些人来说是中欧唯一现实的选择。

在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主义改革派求助于二战后该国根深蒂固的民主理想。捷共领导人杜布切克是布拉格之春的象征。他体现了民主变革、真正的多元主义以及以和平手段采用法治和尊重人的方式治理国家的希望。

与此相比，波兰见证了其三月学运中短暂开放，而其民族主义和专制主义派别利用了所有波兰传统中的顽固和无知、排外和反知识阶层的花言巧语。波兰内务部长莫查尔是民族主义派别的领导人。他把共产主义言辞和法西斯运动语言结合在一起，把群众调动起来反对所谓的“大都市自由派知识阶层”。

1968年的波兰自由运动在警察暴力中失败；布拉格之春被五个华约国家的军队镇压。但是在这两个国家中，1968催生了一个新的政治意识。仅仅几年后产生的波兰和捷克的反对派运动则起源于1968年发生的事件。

布拉格之春是共产党内部危机造成的，但是说它仅仅是共产党党内斗争的结果却是在篡改历史，并且是在否定民族遗产中的重要一部分。

对于反共反对派而言，对共产主义的态度总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有些人全盘否定共产主义。而大多数人则是在某种程度上与共产主义有所过往，要么是智识上的迷恋，要么是参与国家机构，要么坚信人只有接受在共产主义统治下的生活现实才能为国家做点有用之事。这些受到“共产主义感染”的人构成了参与所有反抗共产主义独裁的大多数。

但是还有另外一种人。他们是一些“小心谨慎而且没有受到感染”的人，逍遥于政治世界之外。他们痛恨共产主义，但是却相信体制无法改良，回避要求民主的反对派。当其他人冒险或者蹲监狱的时候，他们在官场和法律界活动。

人民不应当在今天指责这样的行为。但是，这些人指责布拉格之春的参与者以及反共民主反对派的时候就令人惊讶了。

共产主义明显是苏联统治其所征服的社会的工具，但是它也是这些国家中那些不得不在这一情形下谋杀的大多数人的方式。1956年匈牙利革命领导人纳吉以及杜布切克成为各自国家的象征，这就否定了那种共产主义完全就是外国强加之物的说法。

布拉格之春感召了基本价值，也就是自由、多元、宽容、主权以及拒绝共产主义教条。四十年后我重温这些往事的时候，我看到的不仅是反抗，而且还有巨大的幻觉，也就是或许有可能智胜苏联、毫无痛苦地把社会从共产主义移向民主。这一信念是天真的，但是也突出了自由表达潜能的民族觉醒。（作者是团结工会领导人之一、选举报的创刊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