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宝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十年

以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整整三十年了。

三十年来，中国的社会主义从低谷走向兴盛，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解体，东欧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剧变。社会主义在国内和国际出现这样强烈的反差，为我们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认识条件。本文仅从几个侧面，对三十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提出、形成和发展，略作阐述。

一，一个革命性结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结论，是怎样提出来的呢？

1982年9月，邓小平在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下就得到广泛的支持和拥护。这决不是偶然的，反映出历史的必然性。

中国的社会主义，开始是照搬苏联模式，主要是，纯粹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后来，在苏联模式的框架下，我们又搞了不少自己的东西（“中国制造”），主要有，“一大二公三纯”的所有制，大跃进，人民公社，阶级斗争为纲，反走资派，文化大革命等等。我们把过去的社会主义称之为社会主义传统模式，其主要内容就是，苏联模式加“中国制造”。

社会主义的传统模式越来越暴露出它的弊端。到了十年“文革”后期，阶级斗争为纲造成了天下大乱、冤假错案遍城乡的严峻局面，而且又提出了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论断，如果再搞下去，党自身的存在都会成问题。此时，广大人民群众和党内的大多数，对阶级斗争为纲已经十分厌恶。这表明，阶级斗争为纲已经走到了尽头。另一方面，“一大二公三纯”的所有制，吃“大锅饭”的体制，已经越来越不能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经济严重短缺，社会普遍贫穷。这表明，传统模式社会主义容纳的生产潜力，已经耗尽。

中国的社会主义必须翻开新的一页。这是历史的要求，这是人民的意愿。

粉碎“四人帮”以后，经过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人们用实践标准首先检验了“文化大革命”，予以彻底否定，最主要的是否定了阶级斗争为纲，其主要标志是，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问题决议》；接着又用实践标准检验搞了多年的社会主义，在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上解放了思想，否定了苏联模式加“中国制造”的社会主义传统模式，其主要标志是，1982年党的十二大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结论。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基本结论表明，我们不但要抛弃阶级斗争为纲，还要改变原有的社会主义模式。这对社会主义的传统模式来说，就是要实现质的更新，这就意味着，要进行一场革命。所以说，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个革命性的结论。

对于这场新的伟大革命，我们有一个认识过程。

开始时强调，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伟大的革命。邓小平1978年12月13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说：“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伟大的革命。在这场伟大的革命中，我们是在不断地解决新的矛盾中前进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53页）邓小平提出了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进行改革的要求，但改革的焦点在哪里，破什么，立什么，还不甚明确。以后逐渐认识到，关键是体制问题，是对计划和市场如何看的问题。经过了艰苦的探索，也经过了计划与市场问题上的多次思想交锋、多次拉锯，实践和认识都逐步推进。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做了决断。他说，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与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邓小平的谈话破除了长期以来束缚社会主义者的一个传统观念，即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搞市场经济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同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依据邓小平的论断，确定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改革的目标模式。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另一面讲，就是要革除计划经济体制，这是经济领域的深刻变革，必然牵动全局。人们认识到，所谓革命，就是体制革命，首先是、主要是经济体制的革命，也必然涉及到各个方面体制的改革。

党的十七大做出了新的重要论断：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这场新的伟大革命的主要内容就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十七大文件汇编》第9页）

纵观三十年的改革开放，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是一个大界碑。此前的十四年，是在实践中探索的阶段，是摸着石头过河；此后的十六年，由于明确了改革的目标模式，是更自觉地推进改革的阶段。

从四个现代化是一场伟大的革命，到改革开放是新的伟大革命，表明我们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进程内涵的认识已经完成了一个认识过程，达到了应有的新高度。但改革还远没有完成，因而这个认识过程也远没有完成。

二，走历史的必由之路

开始时，我们就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从中国的特点出发，重在走自己的路。

邓小平提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创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3页）在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说：“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页）后来，邓小平又在理论上阐明：“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3页）从中国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无论是从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看，还是从实践经验看，确实非常重要。

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以来，我们对中国的实际认识长期不清醒。离开了中国的基本国情和中国的特点，尤其是脱离了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低的实际，制定的路线和政策超越了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反而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吃了欲速则不达的亏。

十二大以后，大家都注意研究中国的国情、中国的特点。特别是十三大，做出了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科学概括了我国的基本国情。

一个时期以来，着重研究和宣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强调要切合中国实际建设社会主义，解决了我国社会主义实践中长期存在的一个大问题。这对克服过去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存在的某些空想因素（大跃进、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等），纠正“左”的错误，起了很大的作用。

随着实践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社会主义的传统模式，特别是计划经济体制，不仅不切合中国的实际，在它的母国也不适合，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不适合。凡是搞计划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的发展都很缓慢，人民的生活状况都不能令人满意，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都发挥得很少。随着苏联的解体，东欧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的剧变，人们对此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问题不仅在于从本国实际出发，还在于如何遵循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人们对社会主义传统模式弊端的认识前进了一大步：这种社会主义模式不适合中国的国情；这种社会主义模式在一些基本点上背离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做出的经济体制改革决定第一次提出了一个重要论断：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里的“公有制”、“有计划”的用语，反映了历史进程中某一阶段的认识水平。具有重要意义的是，这个文件讲了新话，肯定了社会主义经济应该是商品经济，实际上是放弃了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的传统观念和理论判断。这个文件推进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商品经济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社会主义决不能例外，应当遵循这个客观规律。

1992年十四大以后，人们更加认识到，市场经济是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特别是在分工和商品交换的基础上，逐渐发育成长起来的，市场是配置资源的最有效方式。这都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

以确认市场经济体制为标志，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遵循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认识，在实践中不断扩展和深化，如发展民主、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建设生态文明，强调国际接轨等等。

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既要从中国的实际、中国的特点出发，更要遵循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将走自己的路与走人类历史的必由之路有机结合起来。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特色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在中国的具体体现。以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为由，拒绝普遍规律，不是真正地坚持中国特色。

三，遵循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年代里，我们为什么照搬了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为什么在实践中出了那么多的问题，搞了不少不符合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的“创造”？这是今天仍然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首先一个原因，是缺乏经验。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且是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新中国成立的时候，苏联是世界上唯一能同美国抗衡的社会主义国家。长期以来，苏联一直大力宣传他们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我们对他们的社会状况又没有很深入的调查和研究，甚至带有几分盲目和迷信。新中国成立时，我们很自然地向苏联请教，寻求苏联的支持和帮助。苏联派来了大批专家，支持和帮助我们的建设，在当时来说，这是一条捷径，其历史作用很明显，是无可指责的，但也搬来了苏联模式。

另一个也是更重要的原因，是没有深入研究和正确掌握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在对马克思主义、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解上，存在不少问题：

（一）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1875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阐明，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将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马克思指的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我国是一个经济文化很落后的国家，我们进入社会主义的时候，社会条件比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所要求的条件差得很远。但我们没有具体分析我国的社会现实情况，机械照搬马克思的理论，认为我国已处在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因而所制定的路线和许多政策，超越了社会发展阶段，甚至认为，离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也不远了，提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这种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的理解，是最主要的问题。

（二）对马克思主义的片面理解。过去很长一段时期，我们学习和宣讲《共产党宣言》，强调“两个必然”。《宣言》说：“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4页）人们将这个重要论断概括为“两个必然”，即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这就是“两个决不会”。（同上第2卷第33页）“两个必然”与“两个决不会”，前者说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后者说的是社会变革的历史条件，应当将二者统一起来理解和把握。但是，我们过去恰恰是将二者割裂了，重视了前者而忽视了后者。这是在社会主义实践中犯急性病，搞“穷过渡”的一个重要理论根源。

（三）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但这句话前面有“从这个意义上说”的限制，意思是说，限于消灭资产阶级的私有制，并不是消灭一般的私有制。可是，在社会主义改造中，我们却提出了“使小生产绝种”的口号，把消灭资产阶级私有制扩大为消灭一切私有制。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社会主义阶段，实行按劳分配后，虽然排除了剥削，但还存在事实上的不平等，他称之为“资产阶级法权”。毛泽东误认为资产阶级法权就是资产阶级性质，因而认为按劳分配同旧社会差不多，大反资产阶级法权。

（四）误读了著作。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为了总结“大跃进”的教训，毛泽东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的《政治政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这两本书是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反映。但只是读这样的两本书，就不可能跳出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框框。

（五）随心所欲地进行理论创造。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提出了许多理论，如人民公社理论，大跃进理论，等等，都被认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更被说成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实践已经证明，这些“理论”都是谬误。所谓随心所欲，一是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二是认识离开了实践经验；三是拒绝实践对理论的检验。

理论上的偏颇必然导致实践的偏差和失误。这方面的教训十分深刻。同时也说明，党的领导干部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著作，完整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观点，具有极端的重要性。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全党对社会主义进行再认识，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课题，提出和阐述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观点：社会主义阶段最根本的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要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和共同富裕两条原则；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必须实行对外开放；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建设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以人为本；等等。

上述这些重要的理论观点，有拨乱反正，也有正本清源，更有新的探索和创造，恢复并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依据和指针。

三十年来，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所以能够健康发展，所以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就是因为我们严格遵循了上述这一系列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又同每一个发展阶段的具体特点相结合。比如，实现共同富裕，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和要求，我们坚持以共同富裕为目标，但在具体实践上，我们从解决温饱问题，到实现总体小康，再到全面小康，逐步推进，显示了鲜明的中国特色。遵循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又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将二者统一起来，才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四，大胆借鉴人类文明成果

按照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的社会制度。《共产党宣言》阐明，无产阶级在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以后，只是消灭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即资产阶级的私有制，同资产阶级私有制相联系的传统观念决裂。《共产党宣言》又提出，无产阶级要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自己手里，用来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这就是要继承和充分利用资本主义社会的文明成果，来建设社会主义。在我们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具有特殊的意义。

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是列宁。列宁肯定，要建设社会主义就需要文明，而要成为文明国家，就必须有相当的物质基础，这正是苏维埃俄国所缺乏的条件。列宁提出了吸取资本主义国家文明成果来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他开列了一个生动的公式：“乐于吸取外国的好东西：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 +＝总和＝社会主义”。列宁把吸取和借鉴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看作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重要条件。

在人类历史上，相对落后的文明吸收借鉴比较先进的文明以发展自己，是很自然的现象。在我国盛唐时期，日本派大批“遣唐使”到中国学习，吸取中国的文明成果，成功地发展了自己。近代以来，中国学习了西方很多文明成果，除了科学技术，还有银行、邮电、新闻，还有共和国、宪法，等等。这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性现象。

“四人帮”把学习借鉴现代文明成果诬蔑为“崇洋媚外”，正如邓小平所说，这是一种蠢话。这同清王朝顽固派将西方国家的科学技术和工业制品斥之为“奇技淫巧”，视为洪水猛兽，是同样的心态和弱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开放的转变，实行对外开放。邓小平强调，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开始一段时间内，主要是强调吸收国外的资金、设备、技术。随着对外开放的发展，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有了重大的进展。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总之，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式。”（《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邓小平把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做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这是对外开放思想的扩展和升华。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不断解放思想，清除“左”的思想影响，大胆吸取人类文明成果，对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作用越来越明显。

最明显的实例，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市场经济是人类创造的重要文明成果，但在过去长时期中，我们却认为市场经济体制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因而加以拒绝。我们解放思想，吸取这一文明成果，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效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也激活了整个社会。这是大家都感受得到的。我们正在实践的依法治国、国家公务员制度、差额选举、竞争机制、尊重和保障人权，等等，也都是对人类文明成果的吸收和借鉴。如何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如何防止绝对权力的产生？十七大提出：要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如何将人民的民主权利落到实处？十七大提出，要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以上这些，都体现了对人类文明成果的借鉴。在我们这样经济文化落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实现现代化，吸收和借鉴人类文明成果，是一个基本的要求，也是一条捷径。

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善于将走自己的路，同走人类文明大道有机统一起来。在这方面，我们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消除不必要的疑虑，大胆吸取和借鉴人类文明成果。

五，改革开放催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1982年，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候，我们还生活在传统模式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是一个理论概念。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变。胡锦涛在十七大的报告中说，三十年来，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这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变化所做的高度的、又是切合实际的概括。

回顾三十年前的情况，我国是一个贫穷的社会主义国家，物资严重短缺，社会普遍贫穷。10亿人口中，竟有2.5亿没有解决温饱问题。

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我们已经创造了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是活生生的现实了。

三十年来，我们社会发生的深刻变化很多，可以列举以下五个主要方面：

（一）从工作重点看，过去长期以阶级斗争为纲，忽略生产力的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抛弃阶级斗争为纲，把全党和全国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三十年来，我们始终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这是拨乱反正的一个主要成果，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起点。

（二）从生产资料所有制看，我们已经从“一大二公三纯”、公有制一统天下的局面，转变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是我们现实社会的经济基础。

（三）从经济体制看，我们已经从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改革意义重大而深远，激活了我们的经济和整个社会。

（四）从社会状态看，我们已经从封闭的墨守陈规的状态变为全面改革、日趋活跃并融入世界的状态。

（五）从出发点看，过去总是强调建设社会主义要为国家做贡献、为人类做贡献，现在强调要重视改善人民生活，解决民生问题，并提出了以人为本。

以上这些，都不是表面的变化，而是社会主义的质的更新。

这样一些重大变化，使社会主义置于当代中国的现实基础之上，回归到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又体现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以上这样一些重大的变化，给我们的社会发展带来了什么样的结果呢？以下四点是十分明显的。

第一，带来了生产力的快速发展。1978年，国内生产总值仅2165亿美元，到2007年，国内生产总值已达3.23万亿美元，年均增长9.6％。我国经济连续二十九年快速增长，被国际舆论视为奇迹。

第二，综合国力大幅度增强。无论是“硬实力”，还是“软实力”，都大大增强了。从我国在联合国的作用看，从我国在一系列国际组织和重要活动中的作用看，从解决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的进程看，我国的国际地位明显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影响力也明显增强了。

第三，人民生活普遍改善。现在，我国人民的温饱问题已经基本解决。这一点，也得到国际舆论的普遍赞赏。现在，我国城乡人民的生活水平都有很大提高，衣、食、住、行、用等方面的巨大变化，人人都可感受得到。

第四，人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民群众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青壮年文盲已基本扫除，九年制义务教育已基本普及，大学的毛入学率已达到20%。过去普遍存在的个人迷信、思想僵化状态已有根本性改变。人们的民主意识、参与意识增强了。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交往方式，也有了很大进步。总之，人的素质有了显著的提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怎么来的呢？

回顾历史，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结论，是在全面拨乱反正的基础上提出来的；现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是通过改革开放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由传统模式转变为一种新的模式。学者们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称之为“新社会主义”、“新型社会主义”，等等，表达的基本含义是相同的。

三十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十二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主题，十三大明确了我国的基本国情，概括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制定了党的基本路线。十四大概括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制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模式。十五大确定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为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同时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这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基本形成。十六大和十七大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继续向前发展。在此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不断充实，从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文明，到建设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三个文明，再到建设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四个文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实践。世界上并不存在一个标准的社会主义。就像房子一样，世界上并不存在抽象的标准的房子。凡是房子，总是具体的，北京的四合院，上海的石库门，农村的农家小院，以及近年来在各地建起的一幢幢高楼大厦。社会主义也是这样。每个国家的社会主义，一定是各有特点，不可能一模一样，关键要看在基本点上是不是符合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遵循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结合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在这三者统一的基础上，解放思想，改革创新，科学发展的结果。我们应当将这几个方面联系起来，理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实践有力地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我们唯一正确的选择。

回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十年，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十七大文件汇编》第11页）我们坚持这条道路，不断开拓创新，一定能够达到既定的光辉目标。
 
来源：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