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玉兴：经济学大师思想精华
经济学大师思想精华述评
斯密观点述评
市场经济是富国裕民的康庄大道
斯密（1723－1970，英国苏格兰人）认为，利己心才是构架市场经济制度的伦理学前提:“人们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能比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能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人们的这种行为，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要达到的目的，即公共利益”（《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下，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101－102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了实现自我利益，首先必须满足社会需要。如果不能满足社会需要，自我利益也不能实现。即主观为自己，客观为社会。这就是古典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是这些人追逐个人利益的利己心在实现自己利益的过程中，使整个社会利益最大化。这与马克思的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的理论异曲同工。这样的过程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即冥冥之中的经济秩序。而提供公共产品的“守夜人”的角色则是政府。正是通过亚当·斯密的著作，18世纪关于人性的思想才传到经济学家的手里（熊彼特，美籍奥地利人，1883－1950）。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人、一个企业、一个国家的成功，都在于寻找到了自己的资源优势－－市场经济的结合点。这是发挥资源优势的创新。因为只有发挥自己的资源优势，才会成本最小收益最大。大卫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就是在斯密思想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
分工引起交换。以比较优势为前提的分工和交换，其实就是市场经济。斯密认为分工越细越好，R·科斯（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企业的性质》中从交易成本的概念出发指出，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市场化的分工不是越细越好，而是应当有一个适当的规模。
斯密特别强调市场机制（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关于可以把资本用在什么种类的国内产业上，其生产能力有最大价值的这一问题，每一个人处在他当时的地位，显然能判断得比政治家和立法家要好得多。如果政治家企图指导私人应如何运用他们的资本，那不仅是自寻烦恼地注意最不需要注意的问题，而且是僭取一种不能放心地委托给任何人，也不能放心地委之于任何委员会或参议院的权力。把这种权力交给一个大言不惭地、荒唐地自认为有资格的人，是再危险不过了。”就是说，如果一个部门投资太多，利润的降低会纠正这种错误的资源分配。“用不着法律干涉，个人的利害关系与情欲，自然会引导人们把社会的资本尽可能按照最适于全社会利害关系的比例，分配到国内一切不同的用途。”
斯密告诉我们：①市场经济中每一活动者，会根据自己的利益和自己掌握的信息，作出在他们看来是最佳的判断，在市场和投资者的相互博弈过程中使社会稀缺资源达到最佳配置。②由于信息和认识能力方面的原因，集中决策者往往不能保证最佳的资源配置。集中决策不能保证资源最佳配置的另外原因，用现代经济学的话讲就是由于产权方面的因素，集中决策者往往不能对投资的效果切实负起责任。③集中决策者（政府）的责任和义务是提供准确的信息。
自由劳动是市场经济最根本的基础。资本的自由流动是提高市场效率的基本要求，因而，自由劳动和资本的自由流动是市场机制的基本内容。这与马克思只有劳动力成为商品，货币才能成为资本，商品生产才能普遍化是一个道理。
斯密从“自然秩序观”出发，反对以任何形式对工商业的一般事务进行干预，主张保护私人产权，主张政府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扮演“守夜人”的角色。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观点述评
通过国家把个人与世界（人类）联系起来，“国家的性质是处于个人与整个人类之间的中介体”。李斯特（德国人，1789－1846，代表作是《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提出了国家的作为“中介体”应负起的责任－－对国民经济活动实施宏观调节。
与古典经济学派不同，李斯特认为：财富固然重要，创造财富与财富本身完全不同，“财富生产力比之财富本身，不晓得要重要多少倍”。李斯特这里的财富生产力的本来含义是建立起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制度，即一种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制度安排。由此可以说李斯特是制度经济学派的鼻祖。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新制度学派的代表人物道格拉斯·诺思指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至此，不能不说，诺思的观点离不开李斯特思想的影响。
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落后，缺的就是这种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力、促进社会财富快速增长的制度安排。发展中国家的欠发展，首先是制度安排上的欠发展。我国今天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应归结于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的有机结合。
对外贸易保护，对内建立统一市场，落后国家的政策选择。李斯特反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自由贸易，认为这样的贸易是不平等的，只会对发达国家有利，发展中国家是受害者。他提出了贸易的“三阶段论”：“第一个阶段是，对比较先进的国家实行自由贸易，以此为手段，使自己脱离未开化阶段，在农业上求得发展；第二个阶段是，用商业限制政策，促进工业、渔业、海运事业和国外贸易的发展；最后一个阶段是，当财富和力量已经达到了最高程度以后，再行恢复到自由贸易原则，在国内外市场进行竞争，使从事于工商业的人们在精神上不致松懈，并且可以鼓励他们不断努力保持既得的优势地位”。
边际革命：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基石
边际革命理论（最后一个增加单位对人们享受的满足程度递减）的开拓者当是德国人赫尔曼·海因里希·戈森，继而是英国的杰文思，奥地利的门格尔，法国的瓦尔拉。边际革命作为一种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支柱，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如何认识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的合理与有效的分析方法。于是，后来者不断进行理论上的不懈探索，丰富、完善了边际理论：门格尔的学生维塞尔提出了边际效用的概念，美国经济学家克拉克把边际效用与分配结合了起来，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则把边际效用与古典经济学有机结合起来，创立了新古典经济学，再后来，边际效用又与福利经济学联姻，用于经济活动中的效率分析－－效用的最大化和成本的最小化。
戈森定律的核心思想是从功利主义哲学出发，认为“一切人类活动的目的就是要得到最大的享乐”。第一定律是边际效用递减。第二定律是享乐均等或最大化。“某一个人有选择多种享受的自由，却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完全得到他们，因此，不管各种享受的绝对量是如何不同，为了使他的总量达到最高限度，他就必须在他完成最大的享受之前，把所有的享受，一部分一部分地加以利用，而且是以这样的情况来享受，即任何一种享受在终止享用的一刹那，其大小仍和原来一样”。表明了一个原则－－最大限度的满足来自于对满足需要的各种消费物的均等享受。
门格尔的学生庞巴维克对边际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主要著作有：《资本与利息》、《资本实证论》。庞巴维克首先把效用与稀缺有机地联系了起来。认为一件物品要有价值，不仅要有用，而且要稀缺（相对稀缺）。如果把人的各种需要排队，排在最后的就是边际效用。
英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对边际效用理论进行了更明白的概括：什么东西多了也就不值钱了。
怎样衡量边际效用的大小？于是，就有了基数效用和序数效用之说。基数效用就是一件物品对人的作用可以用效用单位来表示。序数效用就是人们按照偏好对效用进行排队，对自己效用最大的排在第一位，依次类推。这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提出来的，在此基础上他又提出了无差异曲线－－把可以提供相同效用的不同物品的数量在坐标上标出而连成一条曲线，即成一条无差异曲线－－曲线上的每一点的效用都是相等的，都是可以替代的。由“帕累托最适度原则”所推出的“帕累托改进”也是影响广泛的一个经济学概念。帕累托改进是指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情况下增进了另外一些人的利益。
把边际效用理论应用到生产力领域的则是美国经济学家约翰·贝兹·克拉克。其代表性著作是《财富的哲学》和《财富的分配》。克拉克对边际效用理论的贡献在于提出了边际生产力理论，说明了要素的报酬是如何决定的。克拉克的边际生产力理论的两个基本概念是边际劳动（边际劳动的生产力）和边际资本（边际资本的生产力）。
在劳动量不变而资本的投入相继增加时，每一单位资本的增加所带来的产量的增加或效用依次递减，最后增加的一单位资本所增加的产量或效用决定资本的利息。这就是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当资本不变时，随着劳动的不断追加而边际生产力递减，最后一个劳动追加单位的效率就是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它决定工资的多少。地租等其他生产要素的道理皆如此。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苏格兰人，1842－1924）将边际效用与古典经济学的结合则把边际效用理论发展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其论述集中在他的名作《经济学原理》中。马歇尔经济理论的核心是均衡分析和均衡价格。
均衡分析就是市场上各种生产要素的供求关系决定生产要素的价格。均衡分析解决的是生产要素的定价问题，或是说分配问题。其要害是需求价格和供给价格的平衡，即均衡价格。
需求价格：消费者对一切量商品愿意支付的价格。消费者愿意支付的价格取决于一定量商品对消费者的边际效用。往往随着购买数量的增加而效用递减。
供给价格：供给者提供一定量的商品所愿意接受的价格。它是由生产该一定量的商品所付出的边际“努力和牺牲”－－边际真实生产费用决定的。
供给价格与供给量一一对应的价格表可以组成需求曲线（价格越低需求越多）和供给曲线（价格越高供给越少）。需求曲线与供给曲线的交点就是均衡价格，即供需双方在给定条件下愿意接受的价格。马歇尔的均衡价格理论至今仍是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支柱。
马歇尔还提出了需求弹性的概念－－衡量需求量对价格反映灵敏程度的一个概念。如果价格升降所引起的需求量的变化大于价格变动的幅度，则认为需求弹性大。反之则反之。由此还派生出了供给弹性的概念：商品价格的升降将引起多大的供给量增减。
马歇尔的消费者剩余概念也是被广泛使用的一个概念。它是指总效用与边际效用之间的差额，即消费者愿意为商品或劳务付出的价格与实际付出价格的差额。
凯恩斯革命－－以需求管理理论为基础，倡导自由市场经济与宏观调控有机结合
约翰·梅娜德·凯恩斯（1883－1946），英国经济学家。影响最深远的经济论著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其重要贡献是区分了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开创了宏观经济分析的先河，否定了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的基本假设，提出了有效需求理论和通过增加财政支出，加强国家宏观调控以克服失业、治理危机的政策主张。凯恩斯的理论也可以说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反危机理论。理论的核心是从需求入手，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以政府支出带动社会投资，促成均衡，实现经济繁荣。
凯恩斯反危机理论的一个前提是批判萨伊定律：“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一商品的卖就是一商品的买，货币只是一个简单的中介，只是一瞬间起作用因而不会发生过剩，不会发生经济危机。萨伊的错误就在于：商品交换并不是物物交换，存在着信息不对称，需要马克思所说的“惊险的跳跃”。
凯恩斯理论的另一个前提是个人与社会的利益冲突关系：对社会来说是正确的标准，对个人则不一定正确；对个人正确的标准，对社会则不一定正确。“私人致富之道，应用于国家行为上，失业乃成为不可避免的结果”。
从需求和投资入手克服经济危机。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的私人占有与生产的社会化的基本矛盾，是经济制度问题。凯恩斯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源于有效需求问题。如果说劳动的二重性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枢纽性概念，那么，有效需求则是凯恩斯经济学的枢纽性概念。
所谓有效需求是指商品的总供给价格和总需求价格达到均衡时的社会总需求。有效需求不足是因为货币购买力不足，并由此导致了经济萧条。于是，凯恩斯认为，能否实现有效需求，关键在于实际就业量，在于人们的购买能力。因此，主张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刺激有效需求的增加，拉动消费和投资，解决供求失衡问题。对此，需要从两个方面来理解：①边际消费倾向受收入水平的制约。在人们收入增加的时候，消费也随之增加，但增加的比例不如收入增加的比例大；在收入减少的时候，消费也随之减少，但减少的比例不如收入减少的那么利害。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通常低于穷人的边际消费倾向。②边际消费倾向取决于收入的性质。人们的未来收入预期对边际消费倾向影响甚大，消费者很大程度上依据于长期收入前景选择消费水平，收入不稳定者通常倾向于储蓄，具有较低的边际消费倾向。其政策含义是：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兴办公共工程和增加社会福利，不仅可以起到增加消费和投资的乘数效应，关键是启动人们对发展的信心，并在此基础上调动人们的消费欲望和消费行动。
凯恩斯还使用了灵活偏好来说明对消费的影响。所谓灵活偏好，是指人们愿意保持更多的货币，而不愿意保持其他的资本形态的心理法则。这种理论状态由以下三个动机所决定：①交易动机，为了日常生活的方便而持有货币；②谨慎动机，为应付不测而持有货币；③投机动机，持有现金寻找更好的获利机会。所以说，社会上现金和准现金的多少也是判断人们消费的一个重要参数。
凯恩斯对有效需求不足更深入的研究表现在他对经济周期的研究上。他认为，有效需求的不足，是由于资本边际效率的崩溃，投资不足引起的。发生经济周期的原因，恰恰在于资本边际效率以及人们对资本边际效率的预期，引发了经济周期。凯恩斯在《通论》中“略论商业循环”一章写道：“其尤著者，当推消费倾向、灵活偏好状态，以及资本之边际效率。此三者之变动，在商业循环中各有作用。但我认为商业循环之所以可以称为循环，尤其是在时间期限长短上之所以有规律性，主要是从资本之边际效率的变动上产生的”。
基于以上分析，凯恩斯认为走出经济萧条的根本办法就是把收入用于消费和投资。“信任心之崩溃，对现代经济生活打击甚大，要医治此病，惟一根本办法，是让私人投资只有两条路可走，其一是把所得消费掉，其二是选择一件他认为前途最有希望，同时他又有能力购买的资本资产，向别人订货”。“资本之边际效率可能崩溃到一种程度，以致在实际可行范围之内，利率无论如何降低，都不使经济复苏”。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可以举债，可以多发货币，把启动经济放在特别重要的位置，不以预算平衡、稳定通货为目标。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聊胜于无”的政策。关键是使扩张性财政政策可以发挥出乘数效应。决定乘数大小的有两个因素：一是投资项目的产业关联度，二是边际消费倾向。产业链越长，产业关联度越强，乘数越大；边际消费倾向越大，乘数就越大。为扩大乘数，政府实施的公共投资政策一定要能够增强人们的信心。
针对我国一个时期以来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实际，应把握好几点：一是保持当前的经济增长不能以牺牲未来的增长为代价，不能加重财政金融风险。二是正确处理政策效应和体制效应的关系，即政策效应是外生的、短期的，体制效应是内生的、长期的、根本的，宏观调控不能代替体制改革和机制转换。三是政府投资不能限制市场机制发挥作用，需要用市场机制配置政府投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四是重视“三农问题”，着力优化经济结构，调整城乡关系，促进二元经济的加速变革。
货币主义的理论与政策主张
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是美国经济学家、货币主义大师密尔顿·弗里德曼。弗里德曼针对凯恩斯主义的负面效应，掀起了一场货币主义的对抗革命，他以在消费分析、货币历史和货币理论方面的杰出成就，丰富了现代经济学的宝库。
英国经济学家菲利普斯1958年在《经济》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失业率与工资变化速度（也可以理解为通货膨胀）成反方向变化，因而可以互相替代。即通货膨胀速度加快时，失业率就会下降；通货膨胀速度放慢时，失业率就会上升。这就是著名的菲利普斯曲线。菲利普斯曲线所揭示的通货膨胀与失业率之间的简单的互换关系，首先被宏观经济政策制定者广泛接受：当失业率超过某种警戒线时，就增加一点通货膨胀；当通货膨胀太高时，就增加一点失业率－－使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就如同面多加水，水多加面一样简单。后来人们把菲利普斯曲线称为凯恩斯经济学分析的灵魂－－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或通货膨胀政策，来解决失业问题。
然而，在经济发展与社会的现实生活中，失业率和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一直在发生变化，解决一定程度的失业率需要越来越高的通货膨胀率，以致在六七十年代西方国家出现了“滞胀”难题。弗里德曼对凯恩斯主义的批评就是从菲利普斯曲线不能解释的现象开始的。为此，弗里德曼针对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提出了“自然失业率”的概念。
所谓自然失业率是指正常的市场机制下，经济均衡运行过程中存在着的失业率。经济越发展，人们越是追求闲暇与自由，自然失业率会越高。弗里德曼通过实证研究指出：在短期内政府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或通货膨胀政策可以减少失业，时间一长，政策效应会递减，经济恢复到以前的就业水平，工资和物价却比以前更高了。就是说，短期内失业和物价之间具有较低的替代关系，但在长期内这种关系会逐渐丧失，以至于发展到实现扩张政策会产生滞胀的结果。
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卢卡斯与弗里德曼一样用理性预期概念解释了“滞胀”，即“允许通货膨胀上升肯定不能使就业永久增加”。其药方是用结构性调整的办法解决高失业和低就业。
经济健康发展的关键是稳定货币供应量。与凯恩斯仅把货币作为中介所不同的是，对于宏观经济调控，弗里德曼主张采用单一的“货币规则”：为了保持物价的稳定，国家应尽量减少对经济生活的干预，需要政府采取的唯一政策，是把货币供应的年增长率，长期固定在同预期的经济增长率基本一致的水平。由此看来，弗里德曼是一个既倡导自由经济，又主张国家干预的经济学家，只是国家干预的基本手段和内容，就是把货币供应量稳定地控制在某一个水平上。
供给学派的理论与政策主张
经济现象是复杂而现实的，经济发展中的矛盾是与时俱变的。经济发展的实践往往并不为经济学家们的意志所转移，任何一种经济政策都有它的实践条件，都有它的局限性。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的政策主张也不例外，美国经济20世纪70年代的实践证明了货币主义并不是根治“滞胀”的灵丹妙药。于是，一种试图解决货币主义不能解决的“滞胀”问题的新经济理论便应运而生了，并成为里根经济学的政策支柱，这就是从供给入手解决“滞胀”的供给学派的主张。供给学派经济政策主张的核心内容是减税，通过减税刺激供给的增加和结构的调整。
供给学派的代表人物是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加拿大籍教授罗伯特·芒得尔和美国经济学家阿瑟·拉弗。
20世纪80年代初，里根在美国经济持续滞胀的大背景下走马上任。里根的总统竞选纲领就是高扬供给学派的旗帜。因而，供给学派的理论从一开始就是作为一种经济政策主张而凌空出世的。
供给学派减税的政策主张之所以能够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相抗衡，并最终受到政策制定者的青睐，得助于拉弗在一次早餐时在餐巾纸上画出的一条曲线－－即著名的“拉弗曲线”。正是拉弗曲线才使供给学派的经济观点和政策主张，以极具说服力和简洁明了而广为传播。拉弗曲线把非常复杂的现实进行了简单的描述，揭示了一个无可辩驳的真理：税率对供给的影响极大，税率的提高不等于税收的增加。当税率提高到某一点后，将会强烈地抑制纳税人的经济活动，从而导致税收的减少。通俗一点讲就是，税率过高，纳税人感觉不合算，就没有投资和生产的意愿，经济规模不仅得不到扩大，反而还会减小，税收变成了无源之水，自然也会减少；当税率降低到某一点后，人们认为值得增加投资和扩大生产，随着投资的增加和生产的扩大，税收不仅不会因税率降低而减少，反而会增加。从税率的两个极端则可以理论证明拉弗曲线的正确性。当税率为0时，不会有税收；当税率100％时，也不会有税收；只有税率在0－100％之间时才会有税收。好的税收政策体现在既不伤害人们增加投资和扩大生产的积极性，又能使税收有所增加，形成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增加的良性循环。
供给学派经济理论最为显著的特点是具有极强的政策上的可操作性，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成功典范，其证明就是作为里根政府经济政策支柱的供给学派理论，对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经济的较快发展产生了强大的政策支持效应。可以说，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的长期繁荣和新经济的形成与发展是供给学派政策主张的成功。
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意义，就在于说明放水养鱼的经济政策不仅是屡试不爽的、能够获得多赢的好政策，而且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结构的调整与优化升级。
经济增长方式有两种：水平增长与结构增长。在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不变的情况下，主要是依赖增加投入而获得的经济增长速度（即通常讲的粗放经营）称之为水平增长（水平效应）。这种增长的效应一般是短期的。通过加快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制度创新而带来的经济增长（集约经营），称之为结构增长，其增长效应是长期的。对于目前的我们来说，经济增长是水平增长和结构增长并存，且在结构增长中制度创新（改革）居于主要地位。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的内涵是推进改革、完善体制、加快制度创新，实现经济的结构增长。正如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思说的：制度高于一切。有了一个激励性的制度和经济体制，各方面的发展积极性都会被发掘出来。
有关企业发展的经典论述
首开讨论企业问题先河的是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仑的《企业论》（1904年）。凡勃仑认为，企业是机器生产的产物，建立企业的目的是为了赚钱。“企业的动机是金钱上的利益，它的方法实质上是买和卖，它的目的和通常的结果是财富的积累”（《企业论》中译本11页，商务馆，1957）。“任何一项资本的价值关键在于它的收益力”，“资本的价值是它的收益力的一个函数，而不是它的主要成本机械效率的函数”（86页）。用现时的话讲就是，企业的价值或生命力，在于它的增殖能力、竞争能力、发展能力。凡勃仑还认为商誉是企业资本的重要内容：“依据收益力的资本估值中，资本估值的核心不是生产成本，而是所谓公司的商誉”（78页）。商誉是“非物质的财产”、“无形资产”，也就是今天人们所惯说的“品牌”、“信誉”。
其实，凡勃仑在企业理论方面的最大贡献是企业所有权方面的研究。凡勃仑认为，企业是基于所有权制度的结果。所有权对于企业来说，几乎是不用讨论的。企业在买卖的过程中赚钱，但绝不是买自己生产的东西，因此，企业有了明确而绝对的所有权，才能有缔约的自由，买什么、卖什么的自由。即“所有权必须是自然的、正常的绝对所有权，对于所享有事物的使用和处理，必须具有自由的、不受限制的决定权”（43页）。
继凡勃仑之后对现代公司制进行深刻剖析的是美国学者A·伯利，其代表作是《现代股份制公司与私有财产》（1932）。伯利通过对美国公司的深入研究发现，美国社会储蓄的一半，几乎都是用来购买股票的。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企业的所有权已相当分散，个人财富的重要部分构成各大企业的股份，而没有一个人能持有企业的大部分股份。财富的快速增长大都采取此一形态，而许多事实显示，此种增加势必继续”（《现代股份制公司与私有财产》，台北银行出版社1981年版70页）。股权分散的直接结果是所有权、支配权、经营权的分离。所有权是股东的权利，经营权是经理人员的权利，支配权是掌握在拥有选出董事会成员实际权利的个人或集团之手。因而，谁实际拥有决定董事的权利，谁就被认为是支配者或支配者集团。在这个意义上，现代股份制公司在管理上不是两权分离，而是三权分离。“小股东一般的冷漠态度，在于不寄回委托书，或只作必要的署名便把委托书寄还公司办事处。就通常情况来看，每届选举的时候，股东们所得到的要求就是这些。投票委托书就有支配者盖上早已准备好的橡皮戳记”（85页）。少数支配者通过所谓的合法手续支配大公司，最终形成经营者直接支配公司－－内部人控制。在股权过分分散的状态下，由于没有一个股东以其保有量可以对经营者施加压力，致使经营者可以指定选举委员会选举出由经营者提名的董事会。于是，经营者成了支配者，支配者成了经营者。后来的加尔布雷思称此现象为经理革命－－内部人控制，股东变成了单纯的资本供给者，股东的地位与公司债持有者没有两样。至此，三权分离又变成了两权分离。在这种状况下，如何保护股东特别是小股东成为现代公司制度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
一是以客观标准加职业道德选拔经营者。二是法律保护。从法律上要求经营者公开业务、限制业务范围；资本的筹集和使用必须受到严格的监督；建立合理的资本结构（实行普通股和优先股的制度等）。三是公开的市场保护，股东在公开市场上买进或卖出股票，用脚投票。四是联合起来与经营者抗衡。经过如此的制衡，“事实上公司的经营者已被认为是一组代理人。他们为了一组所有者而经营事业。这些经营者虽然较一般的代理人能有而且拥有更广泛的权利，但是，他们能负起严格的责任。他们所处的地位，在一般政策的所有事务上，都得受所有者的控制。事实上，他们所占的地位似海上船舶的船长或者高级船员，对于船舶的航行具有至高的权利，至于航行的方向，船舶的更换，载货的性质，以及利润损失的分摊等，则早由持有基本财产权利的人们所决定。而且，只有后者才有权予以变更”（131页）。
《经济学和公共目标》（中译本，商务馆1980）的作者美国人约肯·加尔布雷思也是一位深谙现代企业制度的经济学家。他认为，专家组合控制公司已是现代大公司两权分离的显著特征，现代公司的权力越来越从昔日的股东转移到一个被他称为“专家组合”集团的群体手里。这是由于股权的分散和现代企业管理人员专家化的趋势所决定的，专家组合的目标是企业的稳定发展而非短期内的利润，公司规模的扩大必然成为始终不渝的追求，“作为一个现代公司，规模巨大这一事实本身就具有高度重要的意义。许多人把力求扩大规模说成是愚蠢行为，似乎有点不符合事实。但是，把这一措施看作专家组合的目标就没有问题了。规模巨大和向前发展是无限地适应它的目标的”（108页）。竭力把公司做大的意义有两点：一是影响政府，二是影响消费者。这是由大公司的独特地位所决定的。只要公司足够大，世界上无一例外。
加尔布雷思另一个引人注目的观点是经济学应当注重对人的关怀和公共目标的追求。这与我们当今所强调的人与自然的和谐、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完全一致的。
《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是美国著名企业史学家小艾尔弗雷德·D·钱德勒具有广泛影响的力作，是对经济学和公司历史研究的一个重大贡献。其重要贡献体现在：
现代企业内部的管理协调这只看得见的手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了市场调节的看不见的手，在协调企业内部的要素配置方面，有形的手比无形的手更有效。他通过对铁路产业的发展及其组织和管理的深入研究认为，铁路产业内大型股份公司和职业经理人员的结合，是现代企业诞生的标志；企业的发展，仅仅有技术上的创新，如果没有企业制度和管理上的创新，技术上创新的结果不仅不能得到充分应用，并且会最终扼止新的技术创新。他把制度变革放在了发展中极其重要的地位。这与诺思“制度高于一切”的思想完全一致。
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经典论述
二元经济理论的先驱：威廉·阿瑟·刘易斯。刘易斯的成名作是《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1954，曼彻斯特大学学报）和《经济增长理论》（1955）。
刘易斯给二元经济的定义是：发展中国家传统的维持生计的农业部门和现代的市场化的经济形态。包括四层含义：一是二元经济指传统农业和现代工业并存，现代工业部门不断从维持生计的传统的农业部门吸收剩余劳动力而得以发展；二是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较高；三是劳动力向现代工业部门的转移有无限潜力；四是现代部门就是市场化的部门。“我们所面临的并不是被维持生计的工人的汪洋大海包围着的一个扩大资本雇佣的孤岛，而是许多这样的小岛。这是处于发展阶段的那些国家的极其普通的情况。我们发现，像矿业、电力这种少数高度资本主义化的工业与最原始的技术并列；少数高级商店处于大量老式商贩的包围之中；少数资本主义化的种植园处于农民的汪洋大海的包围之中。但是，我们还是在他们的经济生活之外看到同样的对照。有一二个拥有雄伟建筑物、自来水和交通之类的现代化城市。并由此扩散。”（《劳动力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载《二元经济》中译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8－9页）经济的发展就是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的此消彼长，而且，劳动力源源不断从传统部门转移到现代部门，现代部门的发展促使了传统部门的观念和制度因之发生变化，部门之间的贸易带动了传统部门效率的提高，传统部门分享现代部门的基础设施并获得新的发展，否则，现代部门的发展就会因市场原因而停滞或萎缩。这些论述从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中已得到充分的印证。因而，刘易斯获得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当之无愧的。
马歇尔讲，什么东西多了也就不值钱了。反过来讲就是在生产要素中，什么东西越稀缺就越值钱。刘易斯认为在二元经济状态下，由于劳动力的供给非常充裕，那么，稀缺无疑是资本和技术。因而，在发展的初期阶段，资本是稀缺的，资本积累尤为重要。资本积累的途径有：一是劳动创造资本；二是现代部门的自我积累；三是减少消费提高积累率；四是通胀积累（前提是通胀必须能够使消费增加）。
刘易斯还告诉我们，在落后的经济里，知识是最稀缺的资源：“技术知识迅速增长或机会扩大的社会，比技术停滞的社会提供了更有利的资本出路，并且能使资本进入生产渠道而不是用于建筑纪念堂”（16页）。
刘易斯的《经济增长理论》对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进行了多方位的研究。
经济增长取决于人们的努力程度和欲望程度，因此，国家要建立起通过激励增加欲望而促使人们努力创造财富的制度（体制、机制）。刘易斯在《经济增长理论》中写道：“在每个社会里，都有一些人的天性是敢于藐视已有的成就和既得利益而对新技术、新产品或新的组织形式进行试验。某些社会鼓励这些人，而另一些社会则把这些人作为冒险者来压制。然而，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气氛有利于这些人的程度，以及给予这些人的活动范围”（《经济增长理论》中译本，上海三联、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第57页）。论述了创新和鼓励创新的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至关重要作用。
在对经济制度的研究中，刘易斯把产权制度放在了首要地位：“资本形成是经济增长的条件之一，而依附所有权的存在又是资本形成的条件之一”。（第70页）“在世界上每一个地方，所有权都是一种得到承认的制度。没有这种制度，人类无论如何也不会取得进步。因为这种情况下不存在改善他们所生活环境的动机。”（第71页）刘易斯所讲的产权是指排除其他人使用某种资源的法律权利。产权或所有权是资源稀缺的反映，没有产权保护资源就会被滥用，一旦所有的资源都稀缺时，产权的法律保护就会扩大到所有的资源。保护公共资源不被私人滥用是必要的，同时，保护私人财产不被侵犯也是同样必要的。
针对市场经济这种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率的制度，刘易斯认为，交易和专业化既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内涵，也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因而，个人主义与经济自由对经济的增长具有极端的重要性，但集团行动也是必不可少的：“在某些情况下，它所能达到的成就比个人主义更大。一个根据专制主义思路组织起来的有内聚力的因素可能比一个倾向于个人主义的集团能更好地达到既定目标”（第95页）。这是对高效廉洁的政府而言。在政府腐败而低效率的国家中，自由放任、自由通行是经济增长的最好方法”（第100页）。这可以理解为“无为而治”。刘易斯还把“垂直流动”视为经济自由的重要内容。所谓“垂直流动”就是下层的优秀人才能够不断地、及时地补充到上层社会中来。这也与经济能否健康地正常地增长关系极大。一个没有流动性障碍的社会必然比剥夺大部分成员上升机会的社会会表现出增长的活力。同时，要保证人们能够自由地租用各种生产要素进入他认为可以盈利的行业，不仅要有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还要给予他创造财富的必要条件，这才是真正的经济自由。其实，刘易斯的经济自由观点与马克思关于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思想是极为吻合的。
诺思提出了“制度高于一切”，刘易斯同样重视制度变革的重要作用：“我们对制度与经济增长一致性的研究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促进取决于制度把努力与报酬联系起来的程度，取决于制度为专业化和贸易所提供的范围，以及制度允许并抓住经济机会的自由。”（第176页）制度变革是一种利益调整，在一定条件下，当初的改革者会成为改革的阻力。掌握一定权力的人或阶层在制度变革中起着重要作用。因而，经济的持续增长需要当政者不断地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地推进制度的变革朝着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方向变化，一个好政府就是一种好的公共产品，一个好政府就是积极推进改革开放的政府，是使企业发展、人民受惠的政府。可以说，刘易斯关于制度变革的这些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原理的翻版。
经济增长阶段理论的创始人－－美国经济学家华尔特惠特曼罗斯托。其经济增长阶段理论的核心是“起飞”理论。
罗斯托的经济起飞理论可以概括为两点（两个阶段）：第一，首先形成几个主导部门，然后带动其他部门；第二，产业结构在不断的更迭代谢中得到提升。按他的描述就是：“起飞必须分两步来定义：第一，起飞是经济历程中这样的一个时期，即一个或多个现代产业部门首次诞生，它们具有高增长率，不仅能够带来新的生产函数，而且能通过回顾和旁侧联系对经济规模发生根本的扩散效应。第二，在起飞已经出现的时候，社会经济还必须有能力利用前向联系，这样，在旧的主导部门衰退时，新的主导部门才会诞生。这种能力使主导部门不断从旧的转向新的，从而将其真正的起飞同过渡时期中流产的工业高潮区别开来。对社会经济这种职能上的要求，决定了起飞要相当长时间（比如说20年）”（罗斯托《从起飞进入持续增长的经济学》中译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0页）。
回顾效应：基于主导产业的技术特点，当处于高速增长阶段时会对上游产品提出扩大生产的需求。回顾效应不仅产生在物质上，也会产生在制度方面。
旁侧效应：以主导产业为核心的辐射带动效应，即对周边的影响。
前向效应：产业链条的延长效应。
对于起飞在经济发展阶段上的意义，罗斯托认为：“起飞是一个社会历史上的明确的分界线，创新过程不再是杂乱无章的，它多多少少成了这个社会的生活中有规律的制度化的一部分，正是这种能力的显示赋予了起飞以基本的历史意义”（第156页）。
对起飞后如何持续增长，罗斯托认为持续增长就是不断要有新的起飞。新的起飞是通过不断地进行技术创新、制度创新来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的。
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的创新发展理论
熊彼特创新理论的本质：增长不等于发展，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现象。熊彼特的创新理论集中体现在他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中译本由商务印书馆1990年出版）。他首先用静态的方法分析了“循环流转”。循环流转是指在没有企业家、没有创新、没有变动、没有发展的均衡状态。这种静态的、周而复始的、仅仅有数量变化而没有创新的“循环流转”不是发展，只是经济增长。如人口和财富的增长就不是发展，因为没有发生质上的新变化。熊彼特讲的企业家并不是通常的企业经营管理者，有着特定的含义：企业家必须是创新者，是建立新结构的人，而且一个人只有在实现创新和建立新的结构时才是企业家。企业家是具有永不退缩的奋进精神的人，一旦不创新了，也就是一个管理者了。熊彼特的研究从静态深入到动态发展，认为促进发展的是企业家的创新，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本质，发展“是对均衡的干扰，它永远在改变和替代以前存在的均衡状态”。发展“是从体系内发生的这样一种变化，那就是，它这样来代替这种体系的均衡点，从而新的均衡点不能从旧的均衡点以许多无限小的步骤去达到，你不管把多大量的驿路马车或邮车连续相加，也决不能从中获得一条铁路”（第72页）。就是说，发展是体系内的创新，是生产力的质变，是生产力结构的提升。
熊彼特认为创新表现为五种形式：产品的创新、工艺的创新、市场的创新、材料的创新（寻求替代品）、组织结构的创新。
熊彼特认为，新结构体现在新的组织、新的商号里，“在竞争性经济里，新组织（原译为新组合）意味着对旧组织通过竞争加以消灭”（第74页）。他还指出，新组织往往利用旧组织的生产条件，但还必须用储蓄和信用建立新的生产手段。所谓发展，其实是用不同的方式去使用现有的资源，利用这些资源去做新的事情，而不在于这些资源的增加与否。说通俗一点，就是新的组织、新的体制、新的机制、新的生产方式才能打破旧的桎梏，可以更有效地配置资源，可以取得更大的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熊彼特之所以认为创新离不开信用，是因为创新离不开资金的供应，特别是高风险性行业，没有必要的信用支持，企业家就难以获得创新的资金，因而也就不容易成长起来。
与熊彼特的创新发展理论相呼应的研究成果是德国学者厄恩斯特·冯·魏茨察克、美国学者爱默里·B·洛文斯、L·亨特··洛文斯撰写的《四倍跃进－－一半资源消耗创造双倍的财富》（中译本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1年出版）。其核心思想是，简单地追求经济增长，忽视资源的节约和避免环境污染的重要表现是对GDP的追求。人类要通过效率疗法，追求绿色GDP。“效率疗法”就是更加有效地使用资源，提高资源利用率的根本出路在于技术进步。
舒尔茨：人力资本研究的先驱
瑞典皇家科学院在给199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西屋多·W·舒尔茨的颁奖公告中称他是一位研究人力资本的先驱，从他那里开始有了一套解释当代经济发展的新理论。
舒尔茨最早研究的是穷人的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因为农业是人们特别是穷人的生存之本，弄懂了农业经济学也就基本搞通了贫困经济学。通过对农业经济的研究他得出的结论是：“改善穷人福利的决定性要素不是空间、能源和耕地，而是人口质量的提高和知识的进步”（《人力投资》中译本，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63－64页）。著名经济学家库兹涅茨关于国民收入中资产的贡献大约从45％下降到25％，而劳动的贡献份额从55％上升到75％的研究，也证实了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在不断提高的事实。以前的经济学大师所解释不了的经济现象，通过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而得到了合理的说明。
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包括：①人的素质，是通过教育和健康投入而形成的资本，表现为知识、技能、资历、经验等；②从经济发展的必要性看，人力资本是稀缺的，特别是企业家型的人力资本；③人力资本是重要的资本，人力投资应该获得
¿括了经济学的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的经济学研究限于物质资料的生产与消费结构，第二阶段的研究扩大到全面研究商品现象，第三阶段是研究人类发展的全部行为，包括：人力资本投资、家庭行为、犯罪与处罚、利润最大化、市场均衡等。他的新消费理论认为，消费的同时也是生产，是在生产一种满足；消费者在进行消费时，支配的不仅有货币收入，而且有宝贵的时间。
勒帕日认为从消费者理论中可以引申出三点：一是时间是有价值的，“时间就是金钱”，个人的时间价值就是个人的工资价值；二是人们为了增加收入而节约时间；三是从时间因素出发，“消费者自由”是最基本的个人自由。之所以讲“穷人的时间不值钱”，其内在含义是穷人的时间价值不高，穷的原因是素质低。人们的收入水平与技术水平同方向变动，失业与技术水平反方向变动。
贝克尔的人力资本理论和时间价值理论不仅解释了经济发展、个人收入与教育、技能的关系，还指出了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的严重缺陷：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使花费在照顾孩子的时间变得昂贵了，时间价值提高了子女的成本。发达国家之所以人口增长率的下降和普遍重视教育，从贝克尔的人力资本理论和时间价值理论中得到了完美的解释。在知识经济时代，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瓶颈是人力资本的不足，发展经济首先要发展教育。
贝克尔还认为，利他主义是赢得社会尊重的一种选择，利他主义活动要消耗大量时间。时间价值越高，利他的供给就会减少；反之亦反之。利他主义在某种意义上可以与为人民服务划等号。我们既要提倡利他主义，更要提倡利他与利己的有机结合，这样利他才有生命力，即追求利他和利己的帕累托效应。
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
詹姆斯·麦吉尔·布坎南：美国弗吉尼亚州梅森大学教授，通过分析研究经济学与人们的政治行为的关系，从而对公共选择理论作出了突出贡献，获得了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所谓公共选择，就是在政治决策的过程中，通过投票的形式对公共产品进行选择，投票者与投票结果之间缺少直接的对应关系。而不像私人选择那样选择和后果之间存在着一种确定的对应关系。在投票制中投票者虽然是冲着某一议案投票的，但并不能确切地知道他的一票对于选择结果有多大的作用。
公共选择的程序一般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选民通过选举制度选出自己的代言人；第二层次是代言人通过投票制定各种规则和法律。
布坎南认为，人就是人，人并不因为是一个官员、董事长或大学教授，而改变他的经济人本性。即使地位、角色发生了变化，他还是他－－是一个经济人。所以，政治家就是政治企业家。他们活动的场所就是政治市场。政治市场上的活动同样是一种交易。就是说，在公共选择的政治市场中，人们彼此之间同样是一种契约关系，一切经济活动都从经济人的本性出发，都有着成本和收益的计算。投票者和候选人都基于经济人的理性思考。
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学者肯尼斯·阿罗通过严格的数学证明了投票制的公共选择也不见得就能选出最优方案。著名的“阿罗不可能定律”的结论是：任何一种多数同意规则，都不可能万无一失地保证投票结果符合大多数的意愿。就是说十全十美的民主政体是不存在的。基此，布坎南的结论是：较好的竞争是通过改变规则才产生的”。
来源：何玉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