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路曲 赫婧如：现代化理论的适用性与不适用性分析

［内容提要］围绕现代化理论的基本问题和由基本问题所衍生出来的各种次生问题，学界进行了长期的探讨与争论。这些不同观点和理论的产生，或者是由于人们站在不同的角度、划定不同的标准进行理论替代，或者是在不同层面来阐释同一问题，或者是涉及理论的形式模型与发展的多元性、复杂性之间的关系问题。同时，这些争论也是与实践的变化对理论建构的新要求交织在一起的。解决这些争论和问题需要在同一视角和同一标准下阐释和比较不同国家现代化的基本问题，理解现代化的多元性、复杂性以及现代化理论本身的适用性和不适用性问题，并且要随着实践的发展在特定时空范围内不断修正和发展现代化理论。

［关键词］现代化基本道路多元路径适用性不适用性

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和建设好中国式现代化会面临一系列理论与实践问题，这需要我们对现代化理论进行深入的反思。二战后，现代化理论的建构大约用了20年的时间。而它一经出现，就同各种发展理论一样，受到检验和批评，其中最强烈的批评就是认为它不适用于解释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发展，尽管这一理论本身就是以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为起点而建构的。但是值得深思的是，从对现代化理论最初提出批评到如今已经有60多年，很多研究者都试图建构不同层次的替代理论，但这些理论或者昙花一现，例如依附论，或者只是建构起反映特定时空范围的发展理论，例如解释“东亚模式”和各种区域性的、国别的发展理论。而西方经典现代化理论则时起时伏，始终没有完全离开人们的视野。这就需要我们以有关现代化理论的争论为核心，对这一理论本身及其适用性与不适用性进行深入研究，本文拟从以下三个问题入手进行分析。

一、如何认识基本道路与多元路径之间的关系

现代化理论描绘了近代以来人类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历史过程，展现了英国、美国和欧洲大陆一些发达国家的发展路径或道路，这些道路被概括为先发现代化道路或西方道路。现代化理论将现代化看做由现代性因素的生长所推动的社会所有子系统按照一定规则演化的一种必然的历史过程：经济发展是从自然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的过程；文化发展是从宗教崇拜到世俗理性和科学知识积累的过程；社会发展是从血缘和地缘的单一性宗族社会到多元化、专业化、流动化和城市化的过程；政治发展是从个人化和家族性的专制体制到全国性的民族国家，以及理性化、区分化、制度化和民主化的过程；在这一进程中各领域不是孤立推进的，它是一个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复合而系统的过程。

现代化理论的批评者认为这一理论体现的是线性发展道路和发展观，然而现实中不同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是多元的而不是直线型的。线性发展是指“在一定类型的社会中，只有一种‘前进道路’，只要一个社会属于这种类型，它终归会在某个时候踏上这条道路”。实际上线性发展应当是基本方向而不是具体路径意义上的。它不仅强调这一道路向前发展的趋势，而且意味着每个社会可以在不同的时期踏上这条道路。

达尔文进化论指出，自然选择推动了生物的进化，长此以往，这种有一定方向的自然条件变化会使生物向特定的方向不断变异，呈现出线性路径，并最终诞生新的物种，此后新物种还会以这种方式或沿着这一路径发生变异。19世纪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在吸收自然科学这一理论观后，发展出了线性的历史观和发展观，这表现在社会发展史叙事的向前的趋势性，将人类社会形态的变化看做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将经济形态的发展看做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后工业文明的发展。尽管不同地区或国家的具体社会形态会有所不同，但基本是沿着这一道路发展的。线性发展观还将社会现象是否沿着直线方向变化作为社会是否发展的判断标准，因为只有向前发展才会成为更先进的文明或理想社会。

在这一问题上，显然部分学者在很大程度上将关于基本道路的线性发展的阐述与具体路径的多元线性混为一谈了。实际上，现代化理论是从欧美先发国家的发展道路中抽象出来建立的，这些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本身也是曲折和多元的。现代化理论应当承认，无论各国之间存在多少差异性，它们的现代化进程终归都是按照社会形态演变的基本规律向前发展的。

这可以从与现代化的基本道路与多元路径关系相关的一个重要次生问题即民主与集权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中来看。现代化理论认为政治现代化的前途是民主化，有学者提出后发国家政治现代化的重要任务是提升国家能力，与之相适应的，强国家是其启动现代化并赶超先发国家的一种重要的制度形式。由此引发的更深刻的分歧在于，强国家形式是只适用于后发国家的特定阶段，还是会由于文化和国情的不同而存在于整个现代化过程中？对这一问题之所以难以达成共识，主要是因为在现实中多元模式是长期并存的，人们似乎总是会从实践中找到支持自己观点的论据。但理论的正确与否不仅在于它能否认识或指导现实，还在于它能否正确地认识和概括历史、从中总结出规律。由于政治变迁是长期而缓慢的，因而回答这一问题要从长期的历史进程来观察。

持这一观点的人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他们的研究存在错位，即他们将先发国家经过长期发展而构建起的民主政治与后发国家在现代化初期建立的赶超型的强国家政治完全看做不同国情的结果而与发展水平无关。事实是，先发国家在现代化初期也曾实行强国家统治，16—17世纪的英国、17—18世纪的法国、19世纪的德国和意大利等都建立了专制王权的统治，并以强国家的形式促进了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和发展，推动了政治体制的结构分化和政治威权的合理化。这种强国家统治一直延续到各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后的100多年，直到19世纪20年代以后北美和欧洲才出现第一批民主国家，因此它们的中央集权的强国家统治至少有二三百年的时间。由此可以看出，在现代化初期实行强国家统治在很大程度上是先发国家和后发国家共有的特质，尽管每个国家中央集权的程度存在差异。

进而，现代化的前途是民主还是集权，抑或是两者的交替或曲折发展？从现代化进程来看，先发国家与后发国家都存在长期的现代政治与传统政治、民主统治与专制统治的轮替和斗争，这在早期主要表现为封建势力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后期主要表现为资产阶级中的保守派与改革派的斗争。在这一过程中，民主与集权反复轮替，但从现代化总体方向来看，民主是发展的。例如，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封建王权统治，1660年发生了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1688年资产阶级通过妥协性的“光荣革命”再次夺回政权，在此后100多年的时间里，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资产阶级的改革势力与保守势力反复争夺权力，直到19世纪通过议会改革和选举权的扩大才逐步发展起稳定的民主政治。法国1789年大革命后，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激进派与保守派争夺权力的斗争也十分激烈，以致19世纪法国政治发展的一条主线就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直至19世纪末才逐步发展起稳定的民主政治。因此，先发国家的民主政治并不是直线发展而是曲折推进的。

尽管后发国家卷入现代化进程较晚，但其现代政治与传统政治的斗争与先发国家有着很多共同点：较早发生资产阶级革命的拉丁美洲国家经历了近200年民主与集权政体的多次交替，现代化进程开启较晚的亚洲、非洲的一些国家也是如此，例如，二战后很多国家经历了从威权—民主—威权—民主—多元道路的变化。这说明后发国家也是通过多元、曲折、反复的路径向前发展的。但是，后发国家在民族国家建立后面临的国家建设任务和对现代性培育的需求程度与先发国家有所不同。如果说先发国家在现代化的准备阶段实行强国家的治理模式，而在起飞阶段有所减弱的话，那么后发国家则多与之相反，即在起飞阶段强国家的程度要高于准备阶段，而且由于现代工业技术的快速引入、发展以及国家赶超的需要，后发国家在起飞阶段的国家因素更为强大。当然，二者的共同点是它们在转型前后都需要进行现代性的培育和积累，都要在集权与民主的交替中不断发展民主政治。

卷入现代化的国家既有共同性也有差异性，共同性支配着世界现代化的基本进程，差异性体现了不同国家独特的发展路径。换言之，现实中只有多元路径，而没有基本道路，基本道路是从多元路径中抽象出来的共同性。同样，没有纯粹的直线发展，也不存在没有共同性的多元路径，多元路径是围绕基本道路而呈现的，都在现代性的标准上统一起来。这表现在无论是民主国家还是威权主义国家，都在自己的内部不断发展现代性，都把实现理性化、制度化、法治、民主作为自己的发展目标。

进而，从来就不存在纯粹的先发国家或后发国家的发展模式，它们都是理论抽象的结果，例如，常常被统称为西方现代化道路的世界上几个最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的发展道路就有很大的不同。塞缪尔·P.亨廷顿指出：“就政治体制现代化而言，我们可以发现三种不同的模式”，即以权力集中化和权威合理化为先导驱动结构区分化和参政扩大化的国王主导的欧陆模式、以权力集中化和权威合理化为先导驱动结构区分化和参政扩大化的议会主导的英国模式和以参政扩大化为先导的美国模式。亨廷顿以权威合理化、结构区分化和参政扩大化这三个具有普遍性的基本标准来区分、衡量各国现代化的具体路径或模式。

与民主和集权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相关的一个重要次生问题是如何认识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政治衰朽或民主失效现象，这也是现代化研究中长期争论的问题。政治衰朽或民主失效改变了民主发展的具体路径还是能够改变民主发展的基本进程？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我们可以围绕亨廷顿的政治秩序理论和民主转型理论来分析，尤其看他是如何阐述和看待政治衰朽与民主化、现代化关系的。

在20世纪60年代后发国家的民主化遭受严重挫折的背景下，一些持保守主义观点的学者对当时与激进的民族主义运动交织在一起的民主化浪潮提出了批评，认为不能将政治现代化理解为单一的民主主义道路，指出传统社会的政治现代化要在保持秩序和稳定的前提下推进。亨廷顿是这种所谓非民主发展观的代表，其政治秩序与政治发展关系的理论被看做对此的系统阐述。

那么，亨廷顿是如何分析和看待后发国家的政治现代化路径的呢？与一些现代化理论家一样，亨廷顿看到了现代化过程中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增加对政治发展和政治稳定的影响：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能够增加就业、促进不同阶层之间的流动，这可以改善下层社会成员的命运，进而缓解其不满情绪。另一方面，市场的发展又会逐渐瓦解传统的社会结构如家族、部落和行会等，导致众多社会成员背井离乡或流入城市，在新的环境中，他们不仅失去了过去的身份和关系网络，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难以建立起新的身份认同，甚至生活都不稳定，从而在心理上产生了严重的疏离感；还有一些社会成员成为新兴市场中新财富阶层的一员，他们迫切要求获得与其经济地位相称的政治权力，以改变不利于自己的传统政策，因而他们也会成为既有制度的挑战者。这些新的变化导致新权力的产生，进而产生腐败，导致形式新的分配的不平等，而这会激起社会成员尤其是失去发展机会的各类人的不满；这些矛盾会因教育和大众传媒的普及而使社会成员的政治期望值急剧增加，他们对体制的不满情绪会快速而持续地上升以至引起社会动荡。一旦政治体制无法很好地疏导和管控这种政治参与热情，后者就会成为体制的破坏力量，导致社会的不稳定、政治衰朽或民主的失败。

亨廷顿论证了社会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尤其是民主政治的关系，即在承认经济发展是政治发展的基本动力的前提下，针对当时激进的民主化浪潮，指出经济发展并不是自然而然地直接推动政治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其他相关变量例如政治精英如何发挥作用会使政治发展呈现很大差异。后发国家现代化的启动和发展要求具备现代理念的政治精英掌握全国性政权、了解现代化基本规律和本国国情、具备政治领导技能。与其说这一认识改变了经典现代化理论所建构的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的正相关关系，还不如说是丰富了对这种关系的认识，即承认现代化的基本趋势，同时承认在一定的发展时期政治失序和对这种失序的管控是与民主的发展并存的发展路径。正是在这样的认识的基础上，亨廷顿建构了政治制度化理论。

亨廷顿将政治制度化定义为“组织和程序借以取得重要性和稳定性的过程”，并将这一定义分解成适应性、复杂性、自主性和凝聚性四个指标，以此作为测量和评估政治发展过程中制度建设水平的标准。按照这一理论，高度制度化的政治体制可以根据环境的变化进行自身功能和结构的调整，以适应环境变化；可以随着社会分化而进行结构功能的专业性分化，实现从单一性体制向多元复合性体制转变；可以不受制于其他制度，具有自主决策和行为能力；可以在现代化进程中动员、组织、团结各种社会力量从而具有凝聚力。在现代化所导致的传统社会的解体和政治衰败之时，如果能够建立起高制度化水平的体制，就能疏导和管控社会成员的政治参与，整合各种社会集团的利益，实现政治的稳定发展。

这一标准为后发国家在民族独立后建立具有现代化导向的威权主义政体提供了理论依据，即“国家之间政治上最重要的区别，不在于政府的形式，而在于政府的水平”。在亨廷顿看来，后发国家在现代化全面启动的相当长时期内，建立具有现代化导向的、高制度化水平的威权主义体制具有现实可行性和合理性，因为它们需要对因现代化动员而爆发出来的政治参与热情进行疏导和管控，引导社会成员有序参与经济和政治建设，而这些社会的现代性因素较少，民主政治很难在较短的时间内建成。正是在当时后发国家的发展水平还很低、一些国家出现了政治衰败的情况下，亨廷顿认为，相对而言列宁式政党和苏联政治制度的制度化水平较高，有效地组织了社会成员参与政治活动并稳定了政治秩序。然而，亨廷顿在这里只将威权主义视为后发国家在一定发展阶段的一个有效选择，并不是在否定其民主前途，他并不赞同苏联的集权制度，认为苏联的体制不比欧美国家更有效。

亨廷顿认为，权威理性化、结构区分化和参政扩大化三项标准适用于所有国家，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就是不断实现这种政治现代性的过程。后发国家独立后要先建立具有较高制度化水平的政治体制，至于这种体制是民主的还是集权的主要取决于各国的具体国情。因此，将民主化与制度化对立起来、将制度化等同于威权主义，是将民主的衰败等同于民主政治，是将制度的形式与制度的功能相混淆的错误认识。具体来说，民主制和威权制是指制度的结构和形式，而制度化是衡量制度功能合理与否的标准，可以说制度形式与制度化水平的关系是正相关且复杂的，一定的制度形式可能有利于也可能不利于制度化水平的提高，这取决于二者的契合度以及其他相关因素的影响。从宏观上来说，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及其制度形式总是比传统的社会形态及其制度形式制度化水平更高，因为新的制度更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但从中观和微观上来看，各种变量如社会结构、阶级利益、政治精英的选择和能力都可能干扰二者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相同的制度形式可能表现出不同的制度化水平，或者同样的制度化水平可以由不同的制度形式表现出来。要准确地把握这种复杂性并不容易，因为影响制度化的变量或标准是动态变化的，例如新加坡由于将政治制度中的传统性与现代性、集权性与民主性在发展中进行了合理的结合，从而使自身具有较高的制度化水平；而马来西亚的各政党则根据本国的种族特点，分别以一个种族为核心建立自己的政党，但通过多党联盟来联合其他种族，并以此为单位进行政治参与，从而使政治制度符合国情的复杂性，也以此提高了政治制度化水平。

亨廷顿始终将政治参与扩大化作为政治现代化的一个基本标准。他强调后发国家的政治参与要循序渐进，政治参与扩大化要有广度和深度，要通过建立政治转型和民主化才能实现。为此，他给后发国家的政治民主下的定义与萨托利一样，认为定期、有序和自由的选举是民主巩固和较高制度化水平的民主政治的标准。在此基础上，亨廷顿还论述了世界民主化进程，认为民主是螺旋式发展的，会有退潮和曲折，但从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来看，民主国家的数量稳定增长，而威权主义国家在减少，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文化发展到政治发展和民主化具有必然性。

因此，尽管亨廷顿批判了后发国家民族独立后激进地推进民主化并以民主化推进现代化的发展模式，认为建立能够引导和控制政治参与的威权体制并以此来推动现代化具有合理性，但是他显然认为这只是现代化特定发展阶段的需要，世界现代化的基本道路是沿着传统向现代的转型、经济发展推动民主发展的方向发展。由此，当我们说亨廷顿对民主化道路提出挑战时，是指他在遵从现代化理论基本范式的基础上，认为应该以符合后发国家发展水平的、具有现代化导向的、较高制度化水平的威权主义体制来应对政治衰朽，在曲折中推进政治现代化的进程。所以，与其说他挑战了政治现代化理论，不如说他是在中观和微观层面丰富了现代化的具体发展路径和发展观。

二、如何认识内部驱动与外部驱动之间的关系

一国的现代化是由内部因素还是外部因素驱动的，二者关系如何，既是传统上区分欧美先发内生型现代化模式与亚非拉后发外生型现代化模式的标准，也常被人当做阐述一国或后发国家特殊性的依据。一些现代化理论的批评者认为，现代化理论与一些传统的社会发展理论一样，将社会转型完全视为内在的变化过程，而忽视了外在因素的作用，至多将外部因素视为静态既定的、只能通过内部因素而起作用。例如，现代化理论是这样解释先发国家对后发国家的影响的：殖民主义打断了这些国家的社会进程，输入了现代性，传统的社会结构被现代化，从而开启了现代化进程。这仍然是简单地阐述内部社会结构的主要作用。他们指出，任何发展理论如果不能纳入诸如战争、国际政治、国际贸易、资本的跨国流动等重要外部因素的影响，就无法解释特定社会的现代化动力和它们争取政治、经济独立斗争的性质。

然而，与其说这种观点是对现代化理论的挑战，还不如说它是对现代化理论尤其是多元发展模式的修正、补充和丰富，更有针对性、更精确地阐明了特定国家的现代化动力和发展路径，而这应是中观层面而不是宏观层面的现代化理论所要完成的任务。实际上，现代化理论并非没有考虑外部因素的影响。一方面，如果它客观叙述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而这一进程本身就是各种内外动力综合作用的结果，理论就已经将各种变量的影响“潜在地”融入这一因果链条中了，而理论的形式模型是无法对所有相关变量进行阐述的；另一方面，先发国家的现代性因素对后发国家外部输入的影响并非没有被纳入后发国家现代化理论的建构和道路设计中，后发国家在特定的发展阶段需要强国家的推动就是其重要内容。问题在于，如果内部没有发展起现代性，包括在外部因素影响下发展现代性，那么无论外部因素如何发挥作用，现代化都无法发展。例如，一些国家很好地利用了殖民宗主国输入的现代性而发展起来，相反，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绝大多数国家却发生了无论何种殖民主义统治方式都无法启动其现代化的“非洲困境”，原因就在于其内部没有建立起消化外来现代性因素的社会结构。正如弗朗西斯·福山所言，一般来说，那些能够较好地将外来的、先进的现代性因素与本国国情融合的国家，其政治发展的道路往往较为平坦，反之，不能将二者结合甚至二者处于对立状态，其追求发展的道路就难免布满荆棘。

与先发国家现代化进程更多地是自然而然的历时推进不同，后发国家是在传统社会结构下受到外部因素驱动而开启现代化的，因此其现代化进程往往经历传统和现代不同发展因素的共同影响，并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路径。例如先发国家商品经济的发展、文化的世俗化、国家的统一和统一市场的形成、政治的理性化、社会的多元化、现代国家建设、工业化、民主化等因素尽管相互影响，但它们是在较长的时期中依次展开的；但在后发国家这些目标是集中展开的，先后次序也有所不同，例如需要先争取国家独立、进行国家建设，再推进经济发展、社会变迁和文化建设，在发展过程中传统与现代激烈交锋，从而改变了“理想的”发展逻辑，并且由于各自国情不同、政治精英的博弈等更具有偶然性，所以形成了不同的发展路径。

实际上，所有国家发展的过程都是内因与外因交织作用的，只是各自的影响强度有所不同。现代化理论强调1500年前后的地理大发现和由此带来的国际贸易是先发国家现代化启动的重要外部因素。但是，地理大发现和国际贸易本身就是这些国家经济、科学技术等内在因素发展的结果。同时，同样享受到国际贸易带来的巨大利益，英国因内部现代性因素发展而有效地促进了其现代化进程，西班牙等国却因没有在内部积累起足够的现代性因素而无法有效地利用国际贸易进入现代化快车道。实际上，从世界近代史来看，外部影响如战争、殖民统治、国际贸易、资本的跨国流动、国际政治和文化交流，都在不同时空范围内和不同程度上启动和形塑着几乎所有国家的现代化道路，这是它们产生多元路径而非单线发展道路的原因。但是这些外部因素都要通过内部因素来发挥作用，换言之，都要在培育起市场、理性、现代精英、现代社会、现代国家、大众参与等因素的基础上才能真正推动现代化进程。正如毛泽东所言：“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一度作为经典现代化理论批判者的依附论是以外部因素来解释后发国家现代化进程的理论尝试，其在后发国家的影响力一度超过前者。依附论以世界经济体系的国际分工来解释现代化的动因和进程，将世界上的国家分为中心国家和边缘国家，认为发达国家现代化的启动是内生的，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启动则是外生的或被动的，而所有国家现代化的持续发展则是国际分工的过程和结果。依附论认为，这种依附状态早在16世纪资本主义在全球进行经济扩张时就开始了，中心国家专注于生产工业品，而边缘国家则负责提供农产品、矿石等初级产品，核心的繁荣发展是建立在边缘的停滞落后基础上的，即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来自不公平的国际分工。经济上的依附导致边缘国家在政治、社会等领域全面丧失主权，并对其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改变后发国家落后的状况不能通过一国内部的经济发展，而是要通过国际政治斗争改变不公平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

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依附现象是一种客观存在，以国际分工来解释发展问题是一个重要的视角，但是它将后发展国家落后的原因完全归因于外因即国际分工则有失偏颇。依附论认为国际分工不公平的一个重要依据是先发国家具有掌握先进技术等的比较优势，但是它没有看到后发国家具有劳动力成本低、可以借鉴甚至拿来先进技术等优势，而这可以大大降低研究投入和生产成本，从而增强自身的比较优势。从现实来看，凡是能够通过优化经济结构，利用自身比较优势，并以此为基础融入国际经济体系的国家，例如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展出口导向型产业和利用发达国家转移资金技术的国家，都可能发展起来。东亚、东欧、中东、拉美以及非洲有数十个新兴国家在原有的世界经济体系中发展起来，有的甚至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也说明了后发国家融入世界经济体系、通过比较优势获得较快发展、摆脱依附地位的现实可能性。相反，那些没有优化经济结构、无法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的国家则没有发展起来。而且这一过程是长期的，后发国家在发展的每一阶段都必须不断优化自身的经济、社会甚至政治结构，否则难以跟上世界发展的潮流。

依附论忽视现代化的内部动力有其深刻的政治原因。它建构和盛行的年代是20世纪50—70年代，当时后发国家还很落后，“人民要革命、民族要解放、国家要独立”和“经济要赶超”是那一时期后发国家的时代潮流。为顺应这一历史和政治要求，依附论带有激进的民族主义色彩，是新兴国家与发达国家进行斗争、意图改变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理论武器。但是这一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将适应特定发展需要尤其是民族主义需要的特殊主义扩展为普遍原则，虽然通过诸如国际贸易、国际分工、比较优势、中心与边缘等概念进行了理论建构，但在特定意识形态的驱动下，它过度强调后发国家的比较劣势，忽视了内部结构优势和经济发展规律。这种特殊主义使它拒绝证伪自己的描述性假设或经验之外的证据，实际上是以学术话语伸张政治利益，因无法完全客观反映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而式微。

三、如何认识经验叙事与理论建构之间的关系

学界对现代化理论基本结构的批评是：现代化理论的逻辑起点是传统与现代的二元结构类型学，它假定传统的价值观与行为是非理性和阻碍发展的，而现代的价值观与行为是理性和促进发展的。但实际情况是，传统中也蕴涵着理性和合理的发展因素，现代性中也不完全是有利于发展的。现代化理论将现代化以来所有进步的社会变革都包含在现代性这个单一的、带有普遍性的概念中，导致人们不可能合理而确切地辨别这个概念的适用范围。现代化理论是在何种意义上肯定现代或否定传统，需要通过分析其理论建构中的叙事与概念、个案与理论、微观与宏观的关系来认识。对此，我们可以从方法建构和理论建构两方面进行分析。

从方法论来看，比较方法和阐释方法是建构现代化理论或发展理论的两种主要方法，正确处理二者的关系是决定理论建构的普遍性与叙事的特殊性的方法论基础。比较一定要建立在对社会现象或叙事的正确阐释的基础上，而阐释也必须通过（潜在的）比较或参照物来进行，否则就成了封闭而他者无法理解的故事、话语或思维。可比较性的逻辑与解释性的逻辑之间始终存在张力，前者是朝着增加普遍性的方向发展，以使理论有更大的适用范围，但以失去针对性为代价；后者则朝着更具针对性的方向发展，以增强对具体的现象、案例或国家的解释力，但以失去普遍解释力为代价。运用这两种方法在构建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建构合理的关系，是总结规律性认识、提高理论解释力的必不可少的思维方式。现代化理论通过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经验现象进行阐释和比较，抽象和概括出传统和现代两个概念或类型，并形成基本的分析框架。设计这一概念和分析框架的意义在于从繁杂的具体现象中抽象和概括出变化中的一般性现象，人们无需再以辨认具体现象为前提而认识传统规则的瓦解和现代规则的扩散。

传统与现代这一分析框架所建构的叙事和理论并不具有垄断性，这一叙事框架之外的相关问题可以通过建构不同概念进行分析，以便发现新的事实、组织新的证据、提供新的标准，如果没有不同的分析框架，很多现象就会隐藏于现实之中而无法被发现。例如，政体的类型学可以让我们充分认识各种政体的基本维度，可以但不能充分认识国家能力，进一步认识国家能力还需要建立有关国家能力的类型学或变量标准。这既是现代化理论需要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原因，又是它有很大的韧性可以进行调适或建构新的类型学以解释更多问题所在。换言之，现代化理论提供了一种宏观的分析框架，但在中观上或发展路径上它没有也不能垄断所有的叙事、类型或路径。当人们用一种类型学和叙事去否定另一种类型学和叙事时，并不是在否定现代化理论，而是在丰富这一理论。同时，建立不同的类型只能提供新的认知，也可以为认识原有类型提供新的知识，但不能替代原有类型的基本特质和功能。

为进一步认识比较方法及类型学的作用，可以比较格尔茨的剧场国家与韦伯的权力国家。国家建构是现代化叙事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格尔茨的剧场国家通过建构剧场这一概念并以剧场的强弱为变量衡量和认识国家，而韦伯的权力国家则以权力的强弱来区分国家的不同类别。韦伯通过研究国家的丰富内涵而概括出国家所具有的统治、支配与治理职能，认为权力的强制性与指向性是国家的基本的、具有普遍性的特质。而格尔茨通过描述巴厘社会的各种庆典、仪式、排场等细节，揭示了异于强制性权力的一种展演特质，并指出在这种展演型的剧场国家中，直接的权力统治服务于夸示，而非夸示服务于权力。由此，与我们习以为常的权力国家相比，剧场国家显然是一个另类或他者。

这可以给我们两点方法论启示：一是剧场的特殊性是通过与潜在的、具有一般性或普遍性的权力国家比较而确定的，是通过比较权力与剧场两个概念、变量和坐标而建构的类型学或分析框架确定的，由此才揭示了不同于权力国家的“以剧场为中心”的另一种权力关系或国家形式。换言之，正是在一般性的国家权力理论基础上，巴厘国家这个个案的剧场性或特殊性才得以概括出来，这也使巴厘国家的特殊性具有可比较、可对话的意义，而不是一个难以理解的故事、个案或自说自话的封闭的国家理论。换言之，尽管剧场的细节或故事是特殊的，但是它的剧场性和权力性是普遍的，只不过它在剧场和权力的权重上与权力国家正好相反。二是如果以剧场国家为中心或坐标来审视权力国家，将权力国家看成他者或另类是否可行？这在方法论上是成立的，因为比较研究或发展理论的构建就是以个案为起点来建立概念，或者说从不同的视角、案例或国家进行概念外推，在这一视角的原初案例或产生这一概念之外的所有案例或国家都是他者。但这是否意味着现实中的权力国家就是特殊的，而剧场国家就是普遍性的代表了呢？显然不能。因为民族国家是由现代化形塑的，在这一过程中多数国家具有共同性，这种共同性就是建构在工业化基础上的现代国家及其权力特质。因此，通过建立不同的类型学来改变坐标只能提供一个新的认识视角，发展新的知识，但不能改变对不同国家的基本判断，不能改变原有的类型学建构的叙事和概念。

从理论建构来看，现代化理论在宏观、中观和微观上都提供了从传统向现代进化的认识论和分析模型。但现实中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进程是复杂多样的，涉及的领域也广泛而复杂，因此现代化理论并不能垄断这一进程的所有叙事、概念和理论。具体言之，理论是社会现象背后的原理关系，寻找一般性知识是理论最基本的特质，这表现为超越具体现象进行抽象命题。抽象是通过对大量现象的共同特质进行归纳和概括，提炼成概念，并用简化的命题形式表达出来。如果无法将经验、现象抽象为理论命题，任何经验都难以在他人的世界中具有意义。经验、现象具有具体、多变、复杂的多样性特质，概念则呈现出一般、恒定、简洁的特质，对经验、现象进行抽象，可以使来自经验的发现脱离经验，上升成为因果关系命题，以形成概念。如果我们不断地提高对经验现象的抽象程度，并在相应位置上进行静态设计，就可以产生微观、中观和宏观理论。这三者之间是一种抽象程度不断提高的关系，抽象的程度决定了理论的高度或普遍性程度。进而，无论是宏观、中观还是微观理论，都要用简化的命题表达出来，以简洁推论的方式进行知识演绎，运用形式模型表达事物之间的关系。有人说形式模型不能呈现复杂性，然而复杂性体现了事物的特殊性和多样性，可以用解释或叙事的方式回答，它与理论所要提供和回应的一般性和共同性不是同一个问题，因此，这不能成为否定形式化的理由。实际上，社会科学更重要的目标就是从复杂性中找出关键联系或因果联系，而这只能通过形式化来解决。例如，我们要分析先发国家和后发国家中发生的很多现象，必须从二者的形式特征出发，了解先发国家是指最早的、基于内生动力、由市场经济推动社会政治发展的欧美发达国家，而后发国家则是指基于外生动力、由政治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经济欠发达的亚非拉国家。前人将经验现象抽象并形式化为模型，使人们可以运用关键特征作为标准进行分析、比较和对话，否则，人们只能各自叙述自己的、别人难以理解的经验故事。同时，由于社会政治现象是复杂多样的，现代化的概念和模型也需要朝着多向度和多层次的方向发展，以增强理论的解释力。

因此，现代化理论一旦建构成型，就不可能有一个国家完全符合其理想类型，因为它体现的是从多数国家的发展实践中抽象出来的特质和规律，它只能建构共同特征，而不能建构一国特色。现代化的市场化、工业化、理性化、结构分化、制度化和民主化等特征是从各国的发展实践中抽象出来的，是被概括出的理想化的特质，而现实中无论是在先发国家还是后发国家，这些特征都是以不同的具体形式存在的。例如，集权与民主是两个理想化的概念或变量，由此建构的政体类型学成为人们认识政体的基本维度，但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完全的民主政体或完全的集权政体，各国政体都是在这一类型学连续谱系之间而不是两端存在的。同时，民主的形式也是多样的，既有选举民主、协商民主，也有全过程人民民主。因此，严格而科学的政体观察应是在规范的政体类型学框架内使用渐进式的测量法测量和界定民主或集权的程度，将现实中民主与集权的关系看做一个渐进变化的连续谱系，而不是非此即彼的类型。

四、结论

现代化理论在宏观上的适用性是指它可以解释世界现代化特别是先发国家现代化的基本进程，不适用性表现在它只是理想化的理论设计，不能直接用它来认识和解释不同国家复杂的发展过程，为增强理论的解释力就必须有针对性地修正基本概念。要在自然经济、市场经济与政府干预的关系中来理解市场化的复杂性；在理性、文化和结构的关系中、在理性与非理性的辩证关系中来理解理性化的复杂性；在传统的同质化社会结构与现代的多元专业性社会结构长期并存中来理解结构分化的复杂性；在集权与民主的渐变与并存中来理解民主化的复杂性。学界对现代化理论适用性与不适用性的争论更多的是在中观层面上展开的，多是指它设计的发展路径不符合各国的发展实际。后来的现代化研究者也在现代化理论的框架下建构了各种区域性的发展模式、国别发展模式等。与其将这些模式建构看成是对现代化理论的否定，不如看成是对其的丰富和修正。或许更重要的问题是，发展是无止境的，对理论建构的要求也是无止境的。微观层面的争论主要围绕如何解释具体个案和行动者的变化而展开，这是更加复杂和多样化的。问题在于，当我们研究一个案例或具体行动者的动机和行动时，是否能够合理地通过微观和宏观理论的互动来解释这种变化，是否能够合理地理解、修正和应用相关的理论来理解微观的变化，从微观中看到宏观的影响，用宏观指导微观。需要强调的是，无论是宏观、中观还是微观的理论建构，都要遵循理论建构的基本规律，即无论是通过对个案特征的概括或案例因果机制的探求来演绎假设，还是通过对变量赋值进行统计分析来建构理论，都需要进行开放的比较研究。具体来说，在现代化理论的建构中，国家通常只是一个研究单位，建构一国的发展理论只是对案例的概括，要想成为具有一定普遍性的发展理论，必须通过对多国的发展实践进行开放的比较研究，对原初的理论假设进行检验和修正。没有开放而广泛的、客观而系统的比较就经不住现实和历史的检验，相反，只有遵循这些理论建构的规律，才能抽象出普遍的、具有可比较性的概念，才能在相关的认识层次上形成共识并建立客观的评价指标，进而形成客观而有共识的发展理论。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