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寶明：“輿論”還是“思想”：作為啟蒙文本的《新青年》研究

晚清以降，伴隨科舉制度的廢除，知識份子很難再像古代“士”階層通過讀書致仕的方式抵達社會權力的中心，但是他們依然居於文化的中心，隨著新式傳播媒介的發展，以報刊雜誌作為喉舌，通過輿論的杠杆對社會產生強大的影響力，已經成為現代知識份子關心國事民瘼的一種慣用手段。即使與政權相疏離，但這並不影響他們的文化自信心，他們依然以“導師”的姿態自信滿滿地對民眾進行啟蒙。

1915年9月，陳獨秀在上海創辦《青年雜誌》（第二卷起改名為《新青年》），標誌著新文化運動有了進退自如的輿論平臺。正是這一公共輿論空間的建立，彙聚了一批浸潤歐風美雨的知識群體。這個群體精英薈萃，頗有歐洲啟蒙運動時期法國“百科全書派”的氣質。他們以具有穿透力的輿論為手段和工具，集中火力向舊文化、舊制度宣戰，在20世紀中國大地上上演了一場精彩紛呈的啟蒙盛宴，《新青年》也成為公認的新文化元典和啟蒙標本。“說理型”“政論型”“傳播型”三位一體的文本風格，使得雜誌別開生面，在中國新聞報刊史上開創了一個輿論傳播的時代。1923年10月，胡適曾以當事人的視角來述說《新青年》的地位：“二十五年來，只有三個雜誌可代表三個時代，可以說是創造了三個新時代。一是《時務報》，一是《新民叢報》，一是《新青年》，而《民報》與《甲寅》還算不上。”的確，無論是持何種觀點的學者還是出版家亦或思想家，都不能不為《新青年》創造出的啟蒙奇跡拍手叫好。

作為創造了一個新時代的雜誌，《新青年》既是學術界同仁“老生常談”的歷史話題，但也是一個永不過時、常論常新的話題。然而，從“出版後，銷售甚少，連贈送交換在內，期印一千份”到“最多一個月可以印一萬五六千本”，從“普通的刊物罷了，雖是由陳獨秀編輯，看不出什麼特色來”到“‘新青年’三個字”成為“金字招牌”，《新青年》的啟蒙之路經歷了一個從門可羅雀到門庭若市的過程。這其中蘊藏著陳獨秀集主撰和主編于一身的運籌帷幄和苦心經營，但同時，陳獨秀一開始創辦《新青年》時就有著很強的功利性，對雜誌辦刊方向的牢牢把控以及對雜誌輿論方向的把持，使得啟蒙有一種“被設計感”，在此之下，“輿論”與“思想”的吊詭也深埋其中。

一

《新青年》的成功與輝煌有口皆碑，《新青年》改造國民性的啟蒙偉業也贏得了應有的歷史地位。但是我們應該看到，在其以文化人的“上層建築”背後，還需要活生生的“經濟”作為“基礎”。這個“經濟”不但是指“物力”“財力”，而且還包括“人力”。

《青年雜誌》的創刊並不如此前陳獨秀“陷陣”的《國民日日報》《安徽俗話報》來得順當。當初為了能說服亞東圖書館的老闆汪孟鄒提供讓自己的輿論“一定會發生很大的影響”的平臺，陳獨秀可以說信誓旦旦、苦口婆心。儘管如此，作為老友、老鄉的汪孟鄒還是以亞東“生意很不好”“經濟上很困難”，加之又受託於《甲寅》雜誌而以“實在沒有力量做”等理由婉言謝絕。當時《甲寅》雜誌已是享譽輿論界的名牌雜誌，對陳獨秀設想的新創刊雜誌這只“看不見的手”還是心存疑慮。平心而論，作為老闆的汪孟鄒考慮“銷路”和“利潤”乃是天經地義之事。不過，亞東雖“無力”承辦，但汪孟鄒還是本著成人之美的心態將陳獨秀介紹給了群益書社的陳子沛、陳子壽兄弟。應該看到，在“這一扇窗”和“那一扇窗”之間，陳獨秀那“一定會發生很大的影響”的承諾還是具有一定的煽動性的。畢竟，陳氏兄弟作為生意人，這個“很大的影響”中，既有社會效益的自我張揚，也有對書社未來經濟效益的期待。據汪原放回憶：“他們竟同意接受，議定每月的編輯費和稿費二百元，月出一本。”當事人的一個“竟”字可謂大有深意。它不但流露出出版者的風險意識，也道出了陳獨秀費盡口舌背後的運籌之功。因為當時在出版業非常蕭條的年代，主撰者不與出版商精誠合作、捆綁經營，商家是不會提供“旗幟鮮明地宣傳自己的主張”這類“免費的午餐”或平臺的。

“一分錢難倒英雄漢”，更何況搭建平臺並非單單是“錢”的事情。如果人氣不旺，同樣難以成事。《青年雜誌》起步的光景，作者尤其是符合該刊撰稿要求的作者堪稱一“人”難求。辛亥革命失敗後，大批仁人志士流亡國外。沉潛國內的進步人士噤若寒蟬不說，即使有願一鳴驚人者也是資訊隔絕——“英雄”與“用武之地”隔山相望。這時的陳獨秀只能依靠“同鄉”“同事”的舊情故誼，在籲請敦促中彙聚一批作者隊伍。《甲寅》雜誌就是其最早的人才資源施策物件。

《甲寅》雜誌於1914年5月由章士釗創刊于日本東京，是一個具有鮮明政治立場的政論性月刊，依此凝聚了一批政治、思想、文化精英，諸如章士釗、李大釗、高一涵、易白沙、張東蓀、楊端六、楊昌濟、謝無量、吳稚暉、劉叔雅、蘇曼殊、黃遠庸、程演生、李劍農等人，包括胡適在內，都是當時享有盛名或具有潛在實力的輿論高手。1915年10月《甲寅》雜誌停止發行，1915年9月《青年雜誌》在上海創刊。對於這其中時間的交錯，過去筆者曾經將《新青年》團隊的彙聚概括為《甲寅》雜誌同仁的“跳槽”。現在看來，更為準確的說法應該是同仁們的“腳踩兩隻船”。《甲寅》雜誌同仁的“跳槽”應該說是《甲寅》雜誌完全停刊以後的事情。事實上，在《甲寅》雜誌停刊之前，其部分作者一直是在為兩個雜誌同時撰稿，並不曾出現一邊倒的情形。根據常規的編輯原則，《青年雜誌》9月發表的稿件應在《甲寅》雜誌10月停刊之前就提前約定，所以在這兩個雜誌中“腳踩兩隻船”的作者群體至少有幾個月的交叉而非只有一個月的“兩栖”。下面僅以《新青年》前兩卷的稿件作者為例，就可以說明陳獨秀是如何“草船借箭”、借“機”下蛋的。在“甲寅”的群體裡，為《新青年》前兩卷撰文的作者除陳獨秀外就有李大釗、高一涵、易白沙、謝無量、吳虞、蘇曼殊、劉叔雅、程演生、吳稚暉、楊昌濟、胡適、陶孟和等人。這些作者共出現在《新青年》前兩卷有51人次之多。這個數字多少意味著陳獨秀在大大咧咧性格背後的運籌中還是有幾分韜略的，在《甲寅》雜誌還沒有正式宣佈停辦之前，他始終沒有把這個哺育《新青年》的臍帶切斷，表現出了中國傳統知識份子固有的俠骨和義氣。

《新青年》對於《甲寅》作者隊伍的繼承，可以說“成也蕭何敗也蕭何”。《青年雜誌》對於《甲寅》雜誌作者隊伍的挪借和挖潛，支撐並促成了《青年雜誌》的誕生。但是，《甲寅》雜誌的思想藍本、辦刊體例也被《新青年》無償地延用。也正是由於對《甲寅》的過度承繼，造成了《新青年》雜誌早期特色並不是很明顯。正如鄭振鐸所言：“《青年雜誌》于一九一五年左右，在上海出版時——那時我已是一個讀者——只是無殊於一般雜誌用文言寫作的提倡‘德智體’三育的青年讀物。”這一並不很高的評價與《新青年》的歷史地位還有很大的差距，這反映出《新青年》要想成功還需要很多的努力。作為主撰的陳獨秀，對於《新青年》雜誌的內容、體例、作者包括發行策略，都面臨著新的挑戰和機遇。

二

從《甲寅》到《新青年》，新時代呼喚著新的主體和主題。這雙重之新又是主撰憑藉著新的輿論平臺引導並支撐的。

1915年9月，《青年雜誌》1卷1號上的主打文章多半為陳獨秀一人獨撰，《敬告青年》《法蘭西人與近世文明》《婦人觀》《現代文明史》《國外大事記》《國內大事記》《通信》等同時付梓。儘管有著“一青年”“記者”的筆名作為幫襯，“陳獨秀先生主撰”的字樣也還不曾標出，但在其主導作用背後卻有著不便言說的苦衷。即使是那鮮活的“通信”文體，也還有著自我編排的嫌疑。畢竟，《新青年》創刊之初，不曾看到雜誌的讀者是不可能有切實的來信的。稿件的門可羅雀不但能從陳獨秀主要策動的《甲寅》雜誌原班人馬之“跳槽”或“兼職”看出，還能從他四面托請的約稿中窺見一斑。1卷1號剛剛殺青，陳獨秀便敦促鄉友汪孟鄒寫信給另一位遠在美國的鄉人胡適：“今日郵呈群益出版青年雜誌一冊，乃煉（指汪自己——引者）友人皖城陳獨秀君主撰，與秋桐亦是深交，曾為文載於甲寅者也；擬請吾兄于校課之暇擔任青年撰述，或論文，或小說戲曲均所歡迎。每期多固更佳，至少亦有一種。煉亦知兄校課甚忙，但陳君之意甚誠，務希撥冗為之所感幸。”從這封信的內容看，至少此時陳獨秀與胡適還不曾直接通信，甚至沒有接觸。而“每期多固更佳，至少亦有一種”的盛情也暴露了《新青年》當初的原始稿荒狀態。當然，這個稿荒是以名家名作為基數的，畢竟陳獨秀和群益書社的初衷都是要把它辦成一個一流高品質雜誌。值得一提的是，如果說當年胡適寫給《甲寅》雜誌的稿件多是“來信”摘登或是隨感式的邊角料，那麼這次的“擬請”則是要其“切實”下功夫的“宏論”。對此，如若從《新青年》創刊號上“社告”和“敬告”來觀測，我們會更清楚地看到它有要從眾多雜誌中脫穎而出的雄心。不難理解，其編輯方針和用稿標準之“標新立異”也就順理成章了。

說到標“新”立異，陳獨秀的原則很明確：“新時代”應有“新”知識、“新”思潮、“新”思維。總之，《新青年》是以“新”誘人、以“新”立足，要以“新”為亮點。因此，在創刊之初，陳獨秀對《新青年》的走向充滿自信，大有只關心稿源、不在乎“觀念”的放任態度。這種態度其實主要來自他對稿源或說作者的判斷和信任，諸如高一涵、易白沙、李亦民以及後來居上的胡適之就不會發佈陳詞濫調。所謂的“標新立異”，無非就是創刊號上的立意表白：“一、國勢陵夷，道衰學弊。後來責任，端在青年。本志之作，蓋欲與青年諸君商榷將來所以修身治國之道；二、今後時會，一舉一措，皆有世界關係。我國青年雖處蟄伏研究之時，然不可不放眼以觀世界。本志於各國事情、學術、思潮，盡心灌輸，可備攻錯。三、本志以平易之文，說高尚之理。凡學術事情足以發揚青年志趣者，竭力闡述。冀青年諸君于研習科學之餘，得精神上之援助。”他擔心讀者還不明白，又在所謂的“讀者”通信中進一步闡明宗旨：“蓋改造青年之思想，輔導青年之修養，為本志之天職。批評時政，非其旨也。國人思想，倘未有根本之覺悟，直無非難執政之理由。”畢竟，“輿論的強度與公眾對於輿論客體的知曉狀況相關”。這也是我們經常提到的資訊對稱原理。如果沒有“國人思想”的“根本之覺悟”，所謂的“新”理想、新社會、新中國等為《新青年》一心一意謀劃的主題將難以為繼。

宛如所有的故事只有一個主題歌，《新青年》的主打歌曲是新思想、新文化，跳動於字裡行間的主要音符則是以“民主”“科學”為觀念詞的現代性旋律。但也必須看到，《新青年》的標新立異也遭到了時人的非議和批評，如果說梁啟超的《非“唯”》沒有點名道姓，那麼《學衡》雜誌的大打出手則多少對這樣的“過激”和唯“新”主義構成了歷史存照。

三

1916年2月15日，出至1卷6號的《青年雜誌》因護法戰爭的爆發而停刊。此間也因群益書社接到上海青年會的一封信，指出《青年雜誌》與他們主辦的《上海青年》雜誌名字雷同，應該及早更名。慎重起見，群益書社經理陳子壽與亞東圖書館經理汪孟鄒親自到陳獨秀的寓所商量更名事宜，陳子壽“擬將《青年》雜誌改名為《新青年》”，並最終受到陳獨秀和汪孟鄒的“贊同”。改版後的《新青年》，除“陳獨秀先生主撰”的醒目提示外，雜誌由原來的每月15日提前到了1日。1916年9月1日，雜誌2卷1號出版，封面上首次出現了胡適、李大釗、溫宗堯、陳聖任等新人的大名，2號還有吳稚暉、劉半農、馬君武緊隨其後。正如我們看到的那樣，《新青年》的短暫停刊恰恰給了它發現人才、網羅作者的喘息機會。事實上，《新青年》的合作夥伴包括陳子壽、陳子沛兄弟，亞東圖書館的汪孟鄒等人時刻不忘兩個發展主題：一是資本（財），二是人才（材）。

為了獲得群益書社的認同，陳獨秀身先士卒，在群益書社和亞東圖書館困難時期，直接插手了“大書店”的經營計畫。根據汪原放的回憶：“1915、1916年間，醞釀過一個‘大書店’計畫。起初曾有群益書社、亞東圖書館、通俗圖書局三家合辦之議，未果。後又打算群益、亞東合併改公司，並由此而有仲甫、孟鄒北上之行。”對此，我們從陳獨秀致友人胡適的約稿信中可以得到佐證：“弟與孟鄒兄為書局招股事，於去年十一月底來北京勾留月餘，約可得十余萬元，南方約可得數萬元，有現金二十萬元，合之亞東、群益舊有財產約三十余萬元，亦可暫時勉強成立，大擴充尚須忍待二三年也。”看來，陳獨秀從一開始醞釀《新青年》時，就已經成為捆綁式的“股東”之一了。汪孟鄒的日記中這樣寫道：“九月十八日，星期一，晴。……仲甫、己振同來，根本贊成竭力相助亞東與群益合併另行改組之事，雲候子壽回申，擬出‘計畫書’，渠等二人北上一行，以便搜集資本。此事如就，關係甚大，非僅予一人之所深願也。”上面的“仲甫”就是陳獨秀。後來由於“同行必姤”的原因“沒有合併成”。僅從《孟鄒日記》的記載來看，仲甫參與經營，而且每每談至深夜的積極配合確是有根有據的。僅從1916年9月到11月兩個月時間裡，陳獨秀在“日記”中就出現了7次，而且都是“合併”“籌股”“擬章”的挑大樑者。《青年雜誌》之所以能在約略敲定後短時間內走完7月簽約、8月預告、9月發行三大步，不能不說與陳獨秀的運籌帷幄息息相關。

如上所述，《新青年》雜誌創刊之際遇到的另一個棘手問題就是稿源問題，也即是我們今天津津樂道的人才梯隊。“青青子矜，悠悠我心。”我們看到，無論是遠在國外還是近在眼前，無論是比自己年老還是年少，無論個性張揚抑或沉穩低調，只要能為我所用，陳獨秀唯才是舉。以陳獨秀當時招賢納士之“功力”為例，至少有三點值得借鑒。首先，是其主動出擊的自我意識，凡是和陳獨秀共過事的作者都會有這樣的體會。高一涵是陳獨秀拉來最早為《新青年》撰稿的首席作者。他之所以能欣然為陳獨秀主辦的雜誌擔綱助陣，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陳獨秀發揮了其任職《甲寅》雜誌時期的一貫作風，不斷的“約稿”與“催稿”。吳稚暉在談到陳獨秀與章士釗的關係時說：“把人物與《甲寅》聯想，章行嚴而外，必忘不了高一涵，亦忘不了陳獨秀。”而高一涵的難以忘懷則在於：“余時已到日本三年餘，為窮所迫，常斷炊。獨秀約餘投稿，月得十數元稿費以糊口。”陳獨秀邀請高一涵為自己的雜誌撰稿也是自不待言。對此，周氏兄弟魯迅和周作人的體會更為深刻。魯迅就曾在“新青年派”陣營分化後回憶起自己“怎麼做起小說來”時說：“《新青年》的編輯者，卻一回一回的來催，催幾回，我就做一篇。這裡我必得紀念陳獨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說最著力的一個。”

其次，應該看到，同是約稿或催稿，還是有其不同之處的。陳獨秀的高招還在於在“約”與“催”的開始就讓被“約”與被“催”的對象欲罷不忍。原來，陳獨秀總要想方設法與你拉上關係。還以周氏兄弟為例。陳獨秀不但將弟弟拉到自己麾下，更關鍵的是還要讓魯迅這個鳳毛麟角的白話文小說家“就範”，以顯示自己的雜誌宣導文學革命的“實績”。1920年3月11日，他在給周作人的函件中，極力敦促魯迅從事小說創作：“我們很盼望豫才先生為《新青年》創作小說，請先生告訴他。”後又在8月22日的信中說：“魯迅兄做的小說，我實在五體投地的佩服。”同年9月28日又有函雲：“豫才兄做的小說實在有集攏來重印的價值，請你問他倘若以為然，可就《新潮》《新青年》剪下自加訂正，寄來付印。”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陳是鼓勵魯迅出版小說集的第一人。除卻物質刺激和鼓勵，如此這般的精神刺激與鼓勵或說“高帽子”是文化知識群體更為看重的，也是比物質的酬勞更難以拒絕的東西。如果說對周氏兄弟的刺激與鼓勵是發生在“文學革命”以後，而且是“新青年派”知識群體已經初具規模的時候，那麼我們以“新青年派”大本營剛剛安營紮寨時的開局磨合來說明將更具說服力。以吳虞和胡適的初來乍到為例。當吳虞於1916年底寫信給陳獨秀毛遂自薦說其“拙撰”曾發表於《甲寅》《進步》等雜誌時，陳獨秀便順手牽羊將其納為自己所見略同的“英雄”，並奉為知己：“久于章行嚴謝無量二君許，聞知先生為蜀中名宿。《甲寅》所錄大作，即是僕所選載，且妄加圈識，欽仰久矣。茲獲讀手教並大文，榮幸無似。”除卻上引“尊著倘全數寄賜，分載《青年》《甲寅》，嘉惠後學，誠盛事”的約稿，更有“西望峨眉，遠在天外；瞻仰弗及，我勞如何”的溢美之詞。那“《甲寅》所錄大作，即是僕所選載”的資訊傳遞，不就是“以文會友”、神交已久的潛臺詞嗎？得到《文學改良芻議》是“快慰無似”，納得吳虞稿件是“榮幸無似”。而對胡適的邀請更是近乎“敬其一丈”。就在那封我們熟知的《陳獨秀致胡適》信中，他直率陳言道：“他處有約者倘無深交，可不必應之。中國社會可與共事之人，實不易得。恃在神交頗契，故敢直率陳之。”“神交頗契”“實不易得”的比附頗能讓遠在異國他鄉的胡適感到一絲鄉友的溫情。加上“《新青年》欲求足下月賜一文，作或譯均可”的“又及”，使得胡適對自己歸國後有用武之地更增加了自信。這也是日後胡適能成為“新青年派”知識群體中一員大將的根本所在。

最後要說的是，雖然主編有著讓被“約”與被“催”的對象欲罷不忍的統帥本領，但他仍不能單單流於精神上的口惠。畢竟，精神的最終落實點還是要以物質基礎為依託。否則，精神的這個物質支持喪失了，它的托舉也不會長久。毋庸諱言，“新青年派”知識群體，即使是文化人，也擺脫不了這個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關係的邏輯。於是，我們看到，陳獨秀率直地擺脫了傳統文人君子言義不言利而且極其容易導致“先君子後小人”之結局的做法，為了整合“新青年派”群體，他不惜重金聘用、高酬約稿。對此，我們可以在《新青年》首尾相連的《社告》與《投稿簡章》中初見端倪：“來稿無論或撰或譯，皆所歡迎。一經選登，奉酬現金，每千字自二元至五元。”不難看出，《投稿簡章》所列舉的七條條款無不體現出優稿優酬的思想。還有更為重要的是，領軍的先驅咬定關鍵作者不放鬆、令其只為我用的意味，頗似今天流行的“簽約作家”。“他處有約者倘無深交，可不必應之”一語大有獨自享有、“不要和陌生人說話”的霸佔味道。尤其值得玩味的是，較之同時期私信公發的情形，這是一封純而又純的私人信件。不過，陳獨秀的承諾也是真誠的：“書局成立後，編譯之事尚待足下為柱石，月費至少可有百元。”另外，擔心人才流失又不無自慮地為主持北京大學的蔡元培杞人憂天道：“蔡孑民先生已接北京總長之任，力約弟為文科學長，弟薦足下以代，此時無人，弟暫充乏。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回國，即不願任學長，校中哲學、文學教授俱乏上選，足下來此亦可擔任。學長月薪三百元，重要教授亦有此數。”更為直接的許諾還在這裡：“足下回國必甚忙迫，事畜之資可勿顧慮。”這對早年喪父靠單親供養自己留學的胡適來說，不能說沒有吸引力。尤其是“柱石”“重要教授”的“身兼兩職”的高薪承諾，不但是胡適心動的原因之一，而且也是後來很多老北大的教授們紛至遝來、欣然加盟《新青年》陣營的重要原因。

在道義和韜略的驅動下，《新青年》這個輿論陣地聲勢漸威。而且由於《甲寅》雜誌遲遲未能復原，作者的重心也在不斷位移。這也便有了胡適及其他重量級作者的呼之欲出。由此，陳獨秀主導的新文化運動日漸興隆。

四

作為資深編輯家的陳獨秀之所以能夠在繼《國民日日報》《安徽俗話報》《甲寅》雜誌等或主或附之後，使《新青年》成為如日中天的劃時代雜誌，還是與主編既定的“理想與勇氣”之支撐與落實密不可分。我們看到，陳主編在與同仁合作上的伸縮自如、張弛有致是一代名刊引領一代先驅同仁前行的關鍵。

面對實力強硬的作者隊伍，這是陳獨秀的期待，也是他整合隊伍並讓其“聽將令”的難點。在思想家層出、學問家不窮的時代，主見自有，人心各異，因此難免有“心散”的文化格局。在陳獨秀那裡，“採取同一步調”的“聽將令”者多多益善。而且在增強編輯隊伍、擴大作者時，組稿和約稿都是按照主撰的“旨意”進行的。以前文所述的魯迅接受委託約稿並自覺站隊的自白就可以略知一二了。通過錢玄同這一仲介，陳獨秀還表達了《新青年》積極、激進的不破不立情懷。對此魯迅的心靈同樣有寫照：“既然是《呐喊》，則當然須聽將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筆，在《藥》的瑜兒的墳上平空添上一個花環，在《明天》裡也不敘單四嫂子竟沒有做到看見兒子的夢，因為那時的主將是不主張消極的。”諸如魯迅這樣和主將或說主編採取同一步調的“聽將令”者固然不在少數，但隊伍大、人心散就自然難帶了。不過，陳獨秀取大同存小異的總編方針卻讓《新青年》為中國報刊史平添了一次經典的成功範例：“心散神不散。”如所周知，《新青年》雜誌一開始就樹立了“德先生”和“賽先生”兩面現代性旗幟，主撰對《新青年》各位名彥的知識結構、思想譜系以及文化、政治取向也是心知肚明，但按照自己“抓大放小”的原則，儘管思想主張不一樣，無論是英美的自由主義還是歐陸的個人主義甚至日本的軍國主義，只要不影響談論“德先生”、“賽先生”就無關緊要。於是，文學革命、道德解放、民主共和這些自己感興趣的現代性命題旗開得勝，跨越了整個20世紀的歷史時空。不難想像，如果沒有陳獨秀容忍“異己”，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商榷”的異見，單單靠自己的文學“革命”“打倒”“不容商榷”是不能形成“弓與六弦琴”這等“不和諧的諧音”的，也是不可能在百家爭鳴中同氣相求的。在這一點上，陳獨秀在把持住自己的辦刊底線的同時，最大限度的給各位編輯自由發揮的權力之編輯方針，與蔡元培“相容並包”的辦學理念異曲同工。

值得說明的是，儘管蔡元培校長“相容並包”，但在激進與保守、新與舊、中與西之間，還是偏向新派的。無獨有偶，陳獨秀給予同仁的自由發揮畢竟還是有一個底線或說基線的。鑒於他對激進、積極的方向以不容懷疑、不允許“討論”的態度來進行，所以他對《新青年》方向稍有的偏離都會嚴防死守。“新”的對“舊”的、“青年”對“老年”、“青春”對“白髮”、“朝氣”對“暮氣”、“現代”對“傳統”、“西方文化”對“中國文化”、“革命”對“改良”、“光明”對“黑暗”、“積極”對“消極”、“激進”對“保守”、“動”的對“靜”的等，都以一種積極的、直線式的、不可回環的路徑前行。為了使這個基數得到保障，也是為了保證方向準確，陳獨秀採取了兩手策略。

為了使自己坐穩主撰位置而精心設置的“讀者論壇”也是把控雜誌方向的一著妙棋。創刊號上的王庸工和章文治可以是子虛烏有的潛客，純粹是為了將雜誌的辦刊方向公之於眾。但到了“容納社外文字”的“讀者論壇”開壇以及“通信”一欄的開通，以北大學生為主體之真刀真槍的來稿，則把《新青年》的主題點化得更突出，目標突出得更鮮明，激情渲染得更濃烈。原來，北上的《新青年》在同仁共執的轉折期更需要掌聲。讀者來信與讀者論壇的開啟一方面滿足了喝彩的需要，另一方面也為下一期繼續需要深化的主題延伸與銜接提供了由頭和接榫。翻閱《新青年》上的“讀者論壇”和“通信”，傅斯年、羅家倫、常乃德、俞頌華、胡哲謀，無不是北京大學中緊跟《新青年》步履的小字輩，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工作的師範畢業生毛澤東的文章之所以能夠付梓，其根本原因還在於他響應了主撰《今日之教育方針》中的“獸性主義”之體育導向，吻合了尚武思潮這一輿論潮流。如果沒有這樣的讀者來信，《新青年》產生的輿論導向作用自然也會遜色不少。

進一步說，比起應約作者，“自然”來稿沒有請神與送神的尷尬。對這些學生輩分的作者文字的刊登與否，完全可以根據主撰的“需要”。讀者自然來稿的見報與否、長短、快慢，關鍵看內容能否呼籲到點子上。以孔教問題的喧囂為例，在容納社外文字“自由發表”的當口，其實在“真理愈辯而愈明”的言論自由原則背後，在很多情況下更是一種對主撰或《新青年》思想的導讀。讀者陳恨我的來信說“終不敢不尊孔子”，記者的回答說易白沙的《孔子平議》以及自己的《吾人最後之覺悟》平心靜氣的駁論足以提供證詞。同時在公開信中也流露出不甘寂寞的心理：“本志出版半載，持論多與時俗相左，然亦罕受駁論，此本志之不幸，亦社會之不幸。”容易理解，“相左”是“獨標異見”之個性的標誌，“罕受駁論”不過是要引起社會關注。若是真有對新理想、新思想不利的言論，主編還是會以筆代槍的。更何況在編讀之間，陳獨秀還是掌握輿論主動權的。要知道，主編個人喜好的主觀性在這時還是頗為有效，至少他有自由簽發的一支筆權力。

這裡，編讀互動式的往來其實是主撰方以不變應萬變，真正被動的是社外的讀者兼作者。《新青年》正是在一片譁然、喝彩、叫好、呐喊聲中邁向既定目標並成為“金字招牌”的。唯其這一“金字招牌”的脫穎，才有了如火如荼之新文化運動以及接踵而來的“五四運動”的發生。

五

應該看到，陳獨秀所立意策劃、經營的同仁雜誌是一個帶有明顯功利色彩的輿論刊物。作為老革命党人，陳獨秀在二次革命失敗後亡命上海，此後一段時間度日維艱，靠賣文為生，“靜待餓死”，面對“自國會解散以來，百政俱廢，失業者盈天下。又復繁刑苛稅，惠及農商。此時全國人民，除官吏兵匪偵探之外，無不重足而立。生機斷絕，不獨党人為然也”的現狀，他心急如焚。於是陳獨秀在對“共和”失望的同時轉移到雜誌的輿論宣傳上，底層悲苦人們的革命激情轉換為啟蒙的熱情。畢竟，從1903年與章士釗等友人共辦《國民日日報》到1904年獨自開辦《安徽俗話報》，再到1914年協助章士釗辦《甲寅》雜誌，在（政治）“失重”的情形中，陳獨秀對經營輿論情有獨鍾。這既是他得心應手的“謀生”、自救手段，也是他割捨不掉的濟世情懷。在中華民族面臨內憂外患的當口，開啟民智、救亡圖存成為當時知識份子共同的、迫切的心聲，這也使得啟蒙具有極大的實用主義功利性，知識份子往往從現實需要出發去選擇介紹某種理論學說抑或他種主義和思潮。比如提倡文學改良與革新，陳獨秀卻並非在文學自身上下功夫，強烈的功利目的使他不顧文學發展的內在價值，而是把文學看成一個達成政治需要的手段。從這一動機出發，他完全根據政治需要來“塑造”這一為我所用的工具，其他的一切，俱在其次。在陳獨秀眼中，“急症等不得慢郎中”，功利主義的急功近利心理使他見什麼武器順手就把它“牽羊”過來。如果能“立等可取”，更是求之不得。

作為輿論的經營者，陳獨秀是集文化啟蒙與革命家與一身的雙重角色扮演者，具有特立獨行個性。簡單流覽一下陳獨秀的履歷就不難發現，他的性格有著“天然”的敢為天下先的“獨行俠”色彩，動輒就要決裂，衝動、魯莽、剛愎、專斷始終伴隨著他。章士釗的評價頗符合陳獨秀的真實性情：“不羈之馬，奮力馳去，回頭之草弗噬，不峻之阪弗上。”正是這種性格，使得他忠於自己的意志和思想毫不動搖。我們看到，陳獨秀在輿論方向的把握上無時無刻不嚴謹慎重，儘管雜誌允許自由討論，但幾乎每篇讀者來信以及討論主編都要獨自把關、親筆回復，而且幾乎每一篇之後都有掌控方向的附注或感想。可以說，《新青年》的通信名為“討論”，實為“總結”、總括和總攬。畢竟，總“舵手”在把握著帆船的方向，這就使得啟蒙有一種“被設計感”。應該看到，啟蒙不能僅僅停留在輿論、理念的平臺上，輿論不代表思想，思想作為一種譜系，需要輿論的沉澱。“輿論的波動和演變是衡量新思想滲透程度的尺子。當這些新思想變成‘普遍的公眾輿論’或‘公共思想’時，啟蒙事業就贏得了勝利。”輿論本應是自由的、不被“控制”的，但卻在陳獨秀的把控下被擱淺，進而沒有營造出形成思想的氛圍和條件。

“學問（家）”和“輿論（家）”相克亦相生。“輿論”與“思想”亦然。需要說明的是，輿論和思想畢竟是兩個層面的事情。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輿論家”輩出，但能夠落地的“思想家”卻寥若晨星。輿論氛圍可以很快烘托起來，但思想的強度卻難以瞬間沉澱落定。回到那場啟蒙運動，學問這樣被“設計”的啟蒙一方面使得《新青年》這塊陣地在主編的統帥下煥發出奪目的輿論光彩並開創了一個輝煌的時代，成全了中國的公共輿論場，但同時也帶來了問題，那就是西方可資借鑒的適宜思想資源沒有真正進入中國並內化，倒是功利、實用、工具主義鋪天蓋地，中國的實際問題並未得到徹底解決，也就是我們常說的五四的任務沒有完成抑或啟蒙仍在路上。不過，這也為日後馬克思主義進駐中國並華麗轉身留下了生成空間。

（作者：張寶明，河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

来源：《鄭州大學學報》2020年第六期，注釋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