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金友等：大众狂欢与专家之死：当代美国反智主义的源起与影响

提要：反智主义代表着美国政治发展的重要面向，是理解美国文化冲突的又一视角，也是剖析美国民主困境的全新维度。虽然从本质上来说，它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政治思潮，更多的只是表现为一种态度、立场、行为或文化，但它反感思想、排斥知识、怀疑知识分子、反精英、反体制，具有显著的多面性、矛盾性、复杂性、异化性和后现代性特征。美国反智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不是偶然的，既受历史传统影响，也有时代因素推动，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反理性主义对精神世界的占据、反精英主义对知识分子的排斥、实用主义对智识作用的怀疑、大众教育对平等主义的推动、大众传媒对反智氛围的营造是当代美国反智主义崛起的重要根源。在百年未有的大变局时代背景下，反智主义的流行引发了一系列困境和危机，诸如政府信任危机、身份政治分裂、“后真相”政治氛围、政治极化趋势、民粹主义情绪等。

关键词：反智主义；霍夫施塔特；民粹主义；保守主义；政治极化

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作为一种历史文化传统，最早可上溯至美国建国之初，但其真正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则是在麦卡锡主义之后。从此，人们便将反智主义视为反思麦卡锡主义的重要概念。在现有的研究成果中，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的《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最具代表性。在霍夫施塔特看来，根植于美国历史传统且源远流长的反智文化，是宗教、政治、文化和教育四大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丹尼尔·里格尼（Daniel Rigney）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美国反智主义划分为宗教反智主义、民粹反智主义和工具反智主义三大流派。此后学者的研究均未能超越这一基本框架和核心问题。那么，究竟何为反智主义，它有哪些本质和特征，其形成发展与当代勃兴受哪些历史条件、文化观念和时代诱因的影响，对民主政治构成了何种冲击和挑战，对后发现代化国家有哪些借鉴和启示，这些议题构成了本文试图重点分析和深度挖掘的问题意识。

一

美国反智主义的内涵与特征

从本质上讲，反智主义代表着一种对思想的蔑视、对知识的排斥、对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的不信任。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主义”（-lism），更多只是态度、立场、行为或文化：反感、怀疑甚至仇恨知识和知识分子，拒绝独立思考，不遗余力地嘲讽、贬低知性生活的意义和价值。

20世纪60年代，霍夫施塔特对自殖民地时期以来美国社会中的反智现象，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的反智浪潮进行了深度剖解。自此，反智主义成为一个学术术语并被广泛流传和使用。霍夫施塔特并未对反智主义进行规范性界定，只是将其大致描述为广大民众对智识的不信任和对知识分子的不喜欢。整体来看，当代美国反智主义并未形成完整的思想体系和系统的理论主张。它首先是一种主观的态度和非理性的情感，对智识的批判、对知识分子的敌意往往基于个人情感和主观判断，充满片面性、主观性和选择性。然后它才是一种看待世界的眼光，解决问题的办法和争取权利的诉求。

霍夫施塔特对智力（intelligence）和智识（intellect）进行了区分，认为智力是一种可以改变、操纵和调整的能力，它始终是一种实用的并为大众欣赏的品质，拥有智力可以帮助人们实现清楚有限的目标；智识则是指头脑中的批判、创造及思索的能力。如果说智力集中于行动上，那么智识则是一种思想的力量。美国的实用主义传统使得人们对智力的重要性少有怀疑，而对智识的作用则一直心存疑虑。智识重在对现实社会进行反思、质疑和批判，注定其不可能是温和与安全的，而是具有颠覆性甚至带有“危险性”的。智识的这种“杀伤性”无疑将加剧追求稳定和秩序的大众群体对智识的惧怕和怀疑。

智力和智识的载体是专家和知识分子，两者关系密切却又有所区别。某一领域的专业人士包括教师、工程师、医生、律师等，一定拥有过人的智力，但却不一定拥有智识。而知识分子群体本身带有道德色彩，不仅追求知识，思考知识的意义，而且追求真理，富有使命感，捍卫正义与秩序的价值。一般来说，社会很难理解和接受知识分子的这些品质。而随着专家的兴起，大众对专家的智力和能力望之兴叹又心存担忧，因此就将对专家的憎恶转移到知识分子身上。“在一种对一无所知不以为耻的氛围中，知识分子便成为让人出气的替罪羊。尤其是知识分子以先知角色与公共角色交替发挥作用的时候，他们就更容易成为人们说三道四的对象。”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科技日新月异，全球化不断发展，社会与生活更加复杂，普通人掌握生活所必需的技能越来越困难，无法理解的现象越来越常见，只凭借自身的知识已经难以应付日益复杂的生活。因此，现代社会对专家和知识分子的需要实际上大大增加了。然而，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这并没有使专家和知识分子更受欢迎，反而使他们更受非议和苛责。“之前我们对知识分子做一些玩笑式的嘲弄，那是因为我们不需要他们；现在我们憎恶他们，反而是因为太需要他们了。知识分子现在已经变得太实用、太有用了。……他们受到攻击……是因为他们的成就、影响力、舒适的以及人们想象中的奢华生活，还有整个社会都依靠他们的能力。现在，智识已经变成受大家憎恶的一种特权或是力量了。”反智主义发展到现在，反对的东西已经涵盖了专家和知识分子：专家让大众觉得自己始终被人操纵，知识分子则是引起大众对现代生活颠覆性恐惧的源头。

反智主义内涵广泛，表现形式也丰富多样，在不同领域有着不同的面向。在政治领域，往往表现为普通民众对政治精英的不信任以及对错误决策的嘲弄和反对，大众对政治精英早已形成思维定式，认为他们为了私人利益不择手段，玩弄权势，损害大众利益。在文化领域，集中表现为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轻视与反感，让文化生活被大量垃圾思想和娱乐文化充斥，公共生活中愚蠢的标准不断降低。在教育领域，更多表现为怀疑高等教育，忽视通识教育，重视实用教育，甚至鼓吹“知识无用论”。在思维方式层面，突出表现为标新立异的自我中心主义和极端的个人主义，盲目反对一切常识，闭目塞听，用情绪代替思考，拒绝交流与沟通。

反智主义与民粹主义有诸多相似之处。两者都源于对现实世界问题的反映，中心概念都具有模糊性，都反精英、反建制，充斥着反理性的感情宣泄。反智主义反对的“智”和民粹主义支持的“民”都难以精确界定。反智主义反对的对象是智识和知识分子，“民粹主义的中心概念是道德高尚、团结一致的人们”。“知识分子”和“人们”都是缺乏精确界定的模糊概念。也正是因为这种模糊性，反智主义和民粹主义往往容易被利用，成为谋取支持的工具。两者都具有浓郁的身份政治色彩，强调身份的排他性，宣称站在“人民”这一边。民粹主义警惕中央集权，怀疑精英群体，这一立场与反智主义的主张异曲同工。民粹主义对普通人智慧的推崇容易得出反知识分子的结论。在民粹主义者看来，普通人的智慧是实用的、朴实的、良善的，知识分子虽然聪明却非常傲慢，在涉及专业知识和专业领域时，他们对大众的指导让后者感受到一种类似命令的强烈不适感。在民粹主义者的眼中，知识分子是变革和未来的代名词，但民粹主义者认为解决现实问题的最好办法不是进入未来而是回到过去，维持一种正当、可靠、合法的秩序。这样一来，主张变革的知识分子就成为这种秩序的破坏者。因此，反对知识分子也就成了民粹主义和反智主义的共同主张。尽管反智主义和民粹主义都具有非理性的因素，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自由主义理论和实践中出现的问题的回应和弥补，源自对激烈变迁的危机意识，是具有防御性、保守性的思潮，最终有助于改进现实政治。反智主义和民粹主义都代表着一种潜在的对精英疏远大众这一现实问题的反思和矫正，大众的声音希望重新被人们重视，精英觉察到代表性不足的危险，开始思考如何弥合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巨大沟壑。

反智主义与保守主义也较为相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左翼政治浪潮的汹涌澎湃，美国公共知识分子对罗斯福新政、大政府模式、福利制度的认可程度不断上升。20世纪70年代之后，保守主义浪潮迅速崛起，在批判进步主义改革方案的同时，开始质疑自由主义的干预理念。正如有学者所言：“反智主义的反理性内涵与战后美国保守主义的思想主张正相契合。相较于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思想中存在着更多的反智元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保守阵营中麦卡锡、华莱士、小布什、特朗普先后推出的反共主义、反全球化、单边主义、美国主义等政策，都是这种保守主义思潮的落实方案。他们对左派知识分子敌意满满，对进步主义阵营恨意绵绵，对被左翼激进自由主义占据的校园文化甚感不安。反智主义猛烈批判知识分子，美国大学中的教授群体自然首当其冲，成为反智主义处处针对的靶子。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大学校园左倾化趋势不断加剧。由于大学中左派立场的学者居多，从表面上看反智主义就是在批判左翼立场的知识分子。而这一批判恰与保守主义的立场不谋而合。

反智主义是当代欧美社会文化的一种“富贵病”，具有典型的后现代主义色彩。“美国社会的反智主义传统，是一个‘充分的民主社会’的必然产物。”这意味着，反智主义的泥沼往往出现在一般意义上的发达和文明地带。换句话说，表面上看越发达、越文明的国家或地区，越有可能出现质疑知识和掌握知识的人群。当代反智主义传统具有两张面孔：一方面，它可以挑战精英阶层的权威，制衡精英主义的高傲，突破知识阶层长期把控的文化霸权，保持一个健康社会应有的活力和创造性；另一方面，它也会助长无知者的自信，煽动对知识和文化的绵绵敌意，撩拨野蛮压制文明、落后遮蔽先进的狂妄冲动。受其蛊惑，人们就在启蒙时代远逝百年的今天目睹着一个滑稽而荒诞的场景：知识分子头上的光环不断暗淡，目不识丁者的声音却越来越高亢。这无疑将对当代美国民主政治生活构成威胁和挑战。整体来看，美国反智主义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第一，多面性。反智主义是历史悠久的思想传统，又是当前具体的政治现实。它既充分肯定智力的重要性，又对智识深怀质疑和恨意。它既有温和、良性、无害的一面，也有暴烈、恶性、有害的一面。它既泛指一切针对知识本身、掌握知识的人以及传播知识的机构和场所的“反智思潮”，又专指与知识为敌、与知识分子作对的“反智者”，也意指推崇和倡导草根精神、个人奋斗、福音拯救、大众政治等“反智文化”。反智主义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诸如政治、社会、教育、哲学、宗教、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等。

第二，矛盾性。反智主义并非全然否定知识和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而是怀抱爱恨交织、纠葛矛盾的心理，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反思和批判往往建立在对知识的依赖、敬畏以及对知识精英文化垄断的反思和批判之上。反智主义正在迅速成为右翼阵营声讨左翼势力的有力武器，与此同时，它也使左翼阵营滑向激进立场的步伐变得越来越坚定而有力。

第三，复杂性。反智主义的复杂性源自知识分子群体本身的复杂性。知识分子一方面具有较强的自我意识，倡导自我反思，强调自我批评，甚至时常陷入自我怀疑；另一方面又具有天然的批判意识，喜欢各自为营、相互攻击、彼此讨伐。因此，美国知识分子历史上从未形成一个稳固的、独立的、可清楚识别的群体，也从未创造出一以贯之、前后传承的思想体系，更从未建构起强大的、统一的共同体身份。知识分子的角色和面孔不是固定不变的。每当遭遇启蒙或变革，知识分子往往甘当时代先锋，率先吹响斗争号角；而一旦任务完成或夭折，知识分子则要么被搁置一旁，要么沦为牺牲品或替罪羊。知识分子始终面临身份上的双重矛盾：他们一方面以社会共同体成员的身份自居，希望能承担更多、更具知识分子色彩的角色和职责，一方面又无法遏制与生俱来的批判冲动和反思本能，无法容忍自己与蒙昧、粗俗和混乱相伴相随。

第四，异化性。从理论逻辑上看，反智主义表达了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轻视，对专家和精英的怀疑，但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反智主义的言论和立场往往只是打着反专家、反精英的旗号，实际上只是为了迎合或维护特定阶层、群体乃至个人的利益，有时甚至只是出于集团竞争和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这就使得反智主义内部真伪难辨，迷雾重重。此时的反智主义并非真的在“反智”，而是在“反人”。在美国历史上，普通民众一直是反智主义的主体。然而，进入21世纪，面对波诡云谲的国际形势和形势逼人的新冠疫情，一些政党领袖和政治精英摇身成为反智主义的代言人。其反智言行越来越受政党政治的绑架，越来越受意识形态的左右，越来越受竞争政治的裹挟，异化的痕迹愈加明显，此时的“反智”更像是在“反政党”“反意识形态”，已经与反理性、反知识和反精英主张相距甚远。“一些政客为了赢得选举或满足利益集团需要，或一味迎合选民的认知诉求，或通过政治炒作博取更多选民的关注和支持，或故意制造一些类似于‘政治正确’的社会舆论。这些笼络选民的无良炒作和低俗的投其所好助涨了反智主义在美国的泛滥，无形中扩大了反智主义的影响。”

第五，后现代性。民主化程度越高，平等观念越流行，越容易产生“知识面前人人平等”的误判；多元化程度越高，宽容观念越普及，越容易诱发“民众与专家一般无二”的错觉。反智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无知与有知、感性与理性、民众与专家的清晰界限，相当于变相拉低了知识、理性和专家的地位与影响，实质上起到了解构传统社会观念、冲击现有政治结构的作用。这与自启蒙时代以来崇尚理性、推崇精英的观念和传统显然背道而行。如此一来，反智主义就为现代人描画了这样一幅吊诡的画面：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社会文明程度高，民众受教育水平较高，反智主义却十分活跃；反之，落后的国家或地区，民众受教育水平低下，却对理性、知识和精英充满依赖和敬重。

二

当代美国反智主义兴起的多重根源

作为解读美国政治文化的新视角，透视美国民主乱局的深层维度，反智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不是偶然的，既有历史传统影响，也有时代因素冲击，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极具美国特色的宗教信仰、政治传统、文化观念、教育理念和传媒革命是推动美国反智主义沿革与变迁的重要根源。

第一，反理性主义对精神世界的占据。美国的反智主义传统与历史悠久的宗教发展紧密相关。当第一批清教移民从欧洲抵达北美大陆，反智倾向就已经初步显露。“美国精神是由近代早期新教教义塑造的。宗教是美国智识生活的第一个赛场。”相比于富裕阶层，中下阶层的宗教信仰更偏向于感性而非理性，他们普遍反感繁杂的宗教仪式和上层牧师的枯燥训诫，更加重视自己内心世界对宗教的感悟。宗教中理性与感性因素最开始还比较平衡，但在18世纪大觉醒运动中，以福音派为基础的奋兴派牧师逐渐取代了传统的智识派教士，为宗教上的反智带来了第一场胜利。传统的智识派清教徒沉浸在古典学术之中，传教内容枯燥抽象，充满着理性的深奥和智力的冷酷，根本无法满足大众的心灵需求，而新潮的福音派牧师则富有灵性的热情，利用感性色彩丰富的布道方式吸引被传统教会排斥在外的信众，激情的感性最终战胜了纯粹的理性。进入19世纪，美国的宗教已经呈现出明显的多元化和自由化特征，教徒们拥有了更多的信仰自由，可以从不同的宗教派系中自由选择适合自己的教派。为了赢得更多的信众，牧师们的传教方式更加通俗，个人做派更加感性，更加注重利用个人感性的魅力扩大宗教的影响力。于是乎，早期宗教中理性的智识魅力逐渐失去作用，直至最终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20世纪以来，随着现代化的发展，美国社会的世俗观念和科学发展不断冲击着宗教，达尔文进化论更是直接从本源之处瓦解了宗教根基，再加之崭新的城市生活方式，迅速普及的大众教育，这些都激发了宗教基要主义反对现代化的激情，并进而引发了一系列抵制现代化的激进运动。这是感性战胜理性的第二场胜利，理性通过质疑绝对真理从而带来了相对主义，而这一切又源于对知识分子话语危及信仰根基的恐惧。宗教基要主义为了捍卫信仰的绝对真理性，变得越来越极端、好斗和不妥协，同时由于对无神论的共产主义的共同敌视，宗教基要主义又与极右政治势力联合起来，猛烈反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及专业化趋势，利用大众对新政的厌恶、日益高涨的民族情绪等情感，最终促成了美国大众和知识分子之间长期对抗的反智思维。

美国的政教分离特色也助推了反智主义的潜滋暗长。每个宗教教派都在为争夺和抢占公民的心灵而自由竞争。如果现有宗教无法满足人们的心理需求，就会有新的教派应运而生，如此就难有理性主义的栖身之地。而在政教不分离的欧洲，理性主义则容易成为不信任政府又不信任宗教之人的选择，政治与宗教联手打造的压抑与沉闷，反而使理性主义愈加繁荣。但是美国宗教却可以一直满足人们的心理需求，一直压抑理性主义的发展。“日常生活环境越是严酷，诸如奋斗、罪孽、忏悔、宽恕、救赎之类朴素而又普遍的情感话题就越有影响力，而这些正是福音派基要主义宗教的核心。”只要美国社会陷入令人愁闷的历史时期，或动乱，或经济危机，或发生恐怖袭击等大事件，宗教就愈发为人们所渴望和需要，结果是：智识只能不断让路，一退再退。纵观美国历史，宗教一直稳稳充当着反智主义的情感底色，在不同历史时期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二，反精英主义对知识分子的排斥。美国建国之初，领导人多数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精英在国家治理中大展拳脚，使早期美国政治呈现明显的“绅士政治”色彩。但是这种情况持续时间不长。在华盛顿时代，便出现了反智主义的现象。在两党制下，为了获得更多支持，反智主义成了一种政治策略，用以建立起对抗关系来打击政敌。民主政治发展的进程中，在党派政治的框架下，不同党派之间的利益难以调和，观点相悖，派别分裂，精英阶层内部争吵不休。为了获得支持，精英们放下道德标准，开始玩弄政治，通过破坏反对派领袖的声誉来攻击对手。杰斐逊是第一个受到典型的反智主义抨击的政治领袖，他被对立派贬斥为胆小、固执、闭门造车、优柔寡断的哲学家形象，并不具备治理国家的能力和资格。这种基于政治斗争需要而采取的反精英路线，为美国政治传统奠定了一种不寻常的反智论调：知识分子的性格形象与政治家的性格形象分化对立；性格特质而不是智识成为政治真正需要的东西。随着政党政治的进一步发展，狂飙时代的大众政治逐渐取代美国建国初期的精英政治，平等主义压制了精英主义，也助长了大众群体对精英阶层的不信任。与此同时，政党政治暗含着迎合人数占优势的大众群体的趋势，正所谓大众进则精英退，慢慢地，知识分子精英就被逐出了权力的核心地带。

内战结束之后，美国的南北矛盾、民主重建、种族歧视等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改革者的热情丝毫未减。这些改革者怀抱知识分子的道德理性和政治理想，就公职制度这一中心话题与职业政客展开了激烈较量。但是因为缺乏盟友，群众基础薄弱，同时又背离了大众认可的平等观念，远离财富和权力中心，终难有所作为，后逐渐被政客们压制。这种情况到进步时代和罗斯福新政时期有所改善。进步时代的人们对智识的认识已经与改革者不同，“智识之所以重新受到重视，不是因为它所谓的保守的影响力，而是因为它能够服务于变革。”改革者仅仅从绅士出身和社会阶层出发认为智识应该得到更多的尊重，而在进步时代，智识已经开始为社会变革、行政体制变革作出重要贡献。这些新变化使人们对知识分子的刻板印象有所改善，接受精英教育不再是候选人担任高级职务的阻碍因素。遗憾的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大多数知识分子积极支持战争，一战结束后社会普遍的反战情绪逐渐转化成为对知识分子的批判和谴责。

知识分子再获重视是在罗斯福新政时期。这时的知识分子构成发生了改变，从知识分子精英变成了受过专门训练的专家。工业化和现代国家管理的复杂性使得政府需要拥有专业知识的专家的帮助，因此新政重用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作为智囊团得以进入内阁。这一时期知识与权力紧密结合的局面可以用“智囊团政治”一词来形容。但知识分子对政府权力的参与又引起了反智主义的敌对情绪，新一轮反智主义再度兴起，新政的反对者通过抨击知识分子间接攻击新政。保守派将知识分子描画为现实失败的替罪羊，不惜夸大知识分子的作用和对当权者产生的影响，知识分子被视为只会搅局的外行人。如此一来，平等扩张、民主崇拜与反智主义这三股力量奇迹般地汇合在一起。后来史蒂文森在选举中败给艾森豪威尔、肯尼迪战胜尼克松都是反智主义反弹的表现。

第三，实用主义对智识作用的怀疑。与欧洲各国相比，美国建国时间短，传统积淀少，缺乏历史的厚重感，因此美国人并不推崇历史、传统和文化，而是极为注重活力、创新以及现实的繁荣。美国建国之初是农业社会，崇尚勤劳、务实、质朴，实用主义盛行，人们普遍相信民间智慧最为可靠和伟大，对知识分子的认可度不高。这片人烟稀少的广袤大陆里蕴藏着丰富的资源和财富，美国人带着冒险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开垦、耕耘、改造，实现财富积累。这种美式的荣誉观推崇冒险、坚忍和劳动，有力地推动了工商业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后来美国启动工业革命，迅速进入工商业社会。大部分商人白手起家，依靠自身努力发展创业，取得成功，自然看不惯知识分子的论调。商人与知识分子两大群体之间彼此贬低、互不相让。19世纪知识分子与商人的冲突主要发生在继承了财富的有教养的知识阶级和新兴商业阶级之间，后者手握巨额财富，公开蔑视知识的重要性。事实胜于所有雄辩。当商人成为社会财富创造的主力，他们赞助科技发展、文化教育、人文艺术，甚至从事公益、服务社会，地位不断上升。而被他们抨击为“空想家”的知识分子的地位却不断下降，甚至不得不向商人捐助的财富低头。两相对比之下，商业的重要地位使实用主义稳稳成为大众文化的核心。商业思维也深刻影响了知识分子在不同领域的地位，比如知识分子在美国的劳工运动开始时担任着发起者和领导者的角色，但是随着劳工运动不断发展壮大，知识分子逐渐被劳工运动排斥在外，因为他们既不是劳动者，也不是无产阶级，更不属于被压迫的一方，只能被划归为中产阶级，被嘲笑为软弱和缺乏男子气概。

阴谋论的蔓延为反智主义提供了文化土壤。“个人在陷入悲伤和困顿的时候，即使没有原因，也还是想要找寻原因，整个社会也是如此，当社会集体遭受了可怕的经历，就会偏向一些稀奇古怪的理论。”在历经自然灾害、经济危机、战争动乱、恐怖袭击的各个时期，都往往伴随阴谋论抬头的趋势。阴谋论暗含强大的复杂性、欺骗性和煽动性，难有证据证明，也难有证据推翻。大众完全可以依据自己的愿望和情绪，从阴谋论中获取所需的心理安慰和情绪宣泄。“如果没有一个条分缕析的解释，他们就不得不接受这些都是随机事件，是冷漠宇宙或高深莫测的神伸出的残忍之手。这是痛苦的选择，即使只是想到这些，也可能会诱发出某种生存绝望。”大众越来越习惯这样的思维方式，每当困境出现，摆脱困境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将所有问题都归咎于精英阶层和权贵阶级：他们本有能力避免这些悲剧，而未有所行动；这些悲剧不是偶发事件，一切源自精英阶层和政府的不轨行为。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表明，一旦知识与权力相互勾连，知识以及掌握知识的人就可能沦为被批判和被针对的对象。

第四，大众教育对平等主义的推动。美国建国初始，曾围绕联邦政府应当在推动大众和精英教育中扮演何种角色这一问题争论不休，结果是认为政府什么都不需要做的人占了优势。华盛顿曾留下一笔遗产希望国会建立一所国立大学，但是国会议员们担心建立国立大学会被视为对宗教机构建立的高校的冲击，因此这一计划被无限期搁置。这在一开始就预示着美国大众教育未来的艰难。在美国的政治生态下，州主权与联邦主权并行并立，教育权作为州主权的核心内容，一直为各州坚决捍卫。然而，地方政府控制下的学校，教育质量良莠不齐。那些落后和贫困地区的孩子只能上设备差、师资弱的学校。联邦政府因无权干预地方政府的政策，就不可能在联邦层面实行有效的教育管理和改革。大众教育在缺乏根本保障的情况下，逐渐走向商业化。然而，教育的商业化使教育走向了另外一面。私立学校的运行和维系需要资金支持，学校教育中的学生变成了消费者，学校的宗旨也从教书育人转向让客户满意。高等教育不断普及，上大学不再是稀奇事，学生来到大学的目的不是学习知识、培养能力，而是为了获得一种大学体验，学校的功能也变成了让他们的大学之旅足够令其满意。如果学生成绩差，那不是因为学生学得不好，而是因为老师教得太差，这就极大压制了教师对学生评价的自主性。再加上教师的工资低、待遇差、社会地位低、职业不受尊重，优秀师资力量不断流失，教育队伍水平持续降低，进一步让人看低这个行业，这就形成高等教育的恶性循环。

进入20世纪，美国掀起教育改革运动，大力推行新式教育，“在教育领域重复着政治平等主义、宗教福音主义和商业实用主义的一些主题”。新式教育以民主和平等为价值核心，以杜威的教育哲学为理论根基，“正如美国建国者中的很多人所强调的，民主健康与否取决于全体公民的教育，但也有很多美国人认为，掌握太多知识会让个别公民比其他人地位更高，从而对教育本应培养的民主理想造成破坏。普通美国人最欣赏的那种教育意在为亟须解决的现实任务训练人才，而不是把他们变成思想着的人”。美国人不是不重视教育，而是更加重视平民教育和实用教育：只教学生生活中实用的专业技能，不鼓励纯粹的理论工作；认为教育的目的是走向社会，而不是连接更深层次的学习、追随学生的兴趣，减少通识教育，增加职业教育；排斥精英教育，贬低学习的内在意义，轻视对学生心智的训练和培养。推崇民主教育的结果，其实就是在放宽教育的标准；不提倡对优秀人才的精英教育，其实就是在过度追求平等。所有这些最终都导致了美国教育的平庸化。

第五，大众传媒对反智氛围的营造。里格尼认为霍夫施塔特对大众传播在塑造美国文化生活和影响人们对知识的态度方面的力量重视不够。实际上，这是对霍夫施塔特的误解。霍夫施塔特非常重视大众传媒对反智主义形成和发展的作用，认为广告、广播、杂志等的普及激化了美国宗教中的老式心态与新思想之间的冲突，使宗教基要主义采取了更加坚决的反智主义立场，只不过传媒因素并未被霍夫施塔特视为一个独立的影响因素而已。

现代传媒经历了从纸质向电子化的发展，知识传播的途径愈加丰富多样。书籍、电视、广播、互联网都成了知识的载体，大众传媒的这一变化对反智主义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新的传播媒体的发展，视频、游戏、图像分散了儿童的注意力，改变了他们的认知方式，也削弱了他们的阅读能力和思考能力，这些都推动着无知的蔓延。“如果在今天的美国文化中存在第四种反智主义，那么它可以被称为不反思的享乐主义，一种对反思性思维的艰苦而痛苦的工作的逃避。”电子媒体创造了几乎无限的娱乐和消遣的欲望，流行的娱乐形式促使整个社会变得缺乏深度，新闻媒体为了获取更多的流量又会迎合这种娱乐文化，放松对报道信息的即时性、正确性和严肃性的审查。反智主义与大众传媒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大众传媒中大量存在且重复出现的对高等教育、教授、专家等的负面报道和恶意刻画，都在无形中加深了大众的刻板印象，营造着反智主义的社会氛围。

强大的搜索引擎和无处不在的移动网络极大方便了人们对于知识的获取，世界范围内的信息与资讯唾手可得，俯拾皆是。有了网络的支持，所有问题都可能找到答案，所有人都可能成为专家。网络上的知识看似准确无误，实际上却是漏洞百出，大数据、智能算法、精准投送都可以人为控制，野心家、利益集团、科技巨头都可能暗箱操作，掌握数据技术的个人或公司可以轻而易举地控制人们的认知，左右人们的判断，影响人们的行为。“除了助推虚假信息的洪流，互联网还削弱了普通人和学者进行基础研究的能力，这种技巧本来能够帮助每个人在杂草丛生的信息荒野里去芜存菁。”有了更加便捷的途径，系统的知识体系被碎片化的信息取代，掌握知识、分辨真假、投入思考成了无用功。信息与知识的泛滥反而让人失去了学习和思考的能力。

同时，由于现代传媒的交互性增强，每个人都可以在网络上发言和讨论，更容易找到和自己观点相同的“同盟”，大众认为集体的智慧一定高于个人智慧，多数人的意见在分量和合法性上压倒了真知灼见，所以哪怕自己的观点与知识分子和专家的观点相悖，甚至是与科学知识相悖，只要在网上获得了更多人的认可，他们就可以坚定不移地相信自己是对的，专家和知识分子错了，或者坚信这根本就是精英的哄骗或阴谋。现代网络大数据还会根据用户兴趣推送信息，智能检索会自动推荐重复内容给大众，在庞大繁杂的信息流中形成信息茧房，使大众只能看到感兴趣的事件，听到自己赞同的意见，接触稳定固化的信息，逐渐闭目塞听，逐渐自我封闭。互联网使大众变得越来越刻薄和浮躁，囿于自己的小圈子，无法有效开展对彼此有益的讨论，而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狭隘主义从来都与反智主义密不可分。一直以反智主义者自居的特朗普公开宣称说他热爱教育程度低的人，对书籍和知识进行轻蔑的嘲讽，将攻击自己的文章都称为假新闻，否认全球气候变暖等客观现象。这些反智言论不仅没有削弱他的影响力，反而通过社交媒体的传播不断扩大影响，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还助力了他的当选，反智化与娱乐化相结合成为特朗普获得支持的重要手段。

进入21世纪，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和移民浪潮的汹涌，世界的流动性迅猛增强。残酷的竞争法则，来自异域的风土文化，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外来移民和本地居民：你的身边有太多与你并不相同的人，这种挤压感、陌生感和焦虑感，一方面会强化人群对自我身份的认同，另一方面也为排斥他人埋下了伏笔。一旦有了打破平衡的因素或事件出现，人们内心的理性、宽容就会瞬间瓦解，怀疑、愤怒会成为常态。这些情绪和情感，都成为随时引爆反智主义的时代诱因，外表平静如水，底下却暗流涌动，危机四伏。

三

当代美国反智主义引发的民主困境

反智主义以极端个人主义为出发点，将平等主义推向一种非理性的极致，一厢情愿地主张观点和意见应该像权利和机会一样，人人都应该平等地享有，拒绝专业性，远离反思性，憎恨知识和知识分子，这就回避了来自心灵的力量，使平等沦落为平常甚至平庸。这种情绪和情感在政治领域必然产生政治后果，引发一系列难以预想的民主困境和危机。

第一，引发政府信任危机。反智主义将当前的困境与愤懑不加思考地归咎于精英阶层和现有体制，将精英与理性、知识、专家不加区分地置于大众群体的对立面，久而久之，必然积累起人们对现有制度机制和规则体系的质疑和不满。当前美国社会处处弥漫着不信任的氛围，陷入信任危机的不只有行政机关、国会和法院，一些传统组织和机构如银行、公司、工会、律所、医院、大学、公立学校以及大众媒体等也深陷其中。反智主义成功煽动起普通大众对于知识分子精英的不满和怨恨，知识分子精英任职较多的组织和机构自然首当其冲。最初对知识分子精英的不信任，正在逐渐转移升级为对政府机构和政府决策的不信任。从心理学角度，这种政府信任危机除了反智主义因素外，还有民众对知识分子精英渐感心理疏远的缘故。在他们看来，知识分子精英们高高在上，与民众距离越来越远，他们不倾听民众的声音，不了解民众的疾苦，自然也就不能做好民众的代表，维护好民众的利益。一旦这种精英角色固化下来，不信任的氛围一时很难缓解。到后来，民众已经不需要去了解足够的事实就不由分说地质疑政府，在可信任和可不信任的两可之间会下意识地选择不相信政府。这些都表明当前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已经脱离合理的怀疑主义范畴，成为一种实实在在的政府信任危机。

一般来说，民众对政府的满意度受两个因素影响，一是对政府绩效的现实感知，二是对政府作为的心理预期。对政府绩效的感知，首先源自政府真实的绩效作为，但也会有所偏差，现实生活中能够影响民众对政府绩效的感知的因素较多。在反智主义的氛围下，民众怀抱证实性偏见，只相信自己相信的东西，无法与知识分子精英有效沟通，一旦知识分子精英出错，民众就会曲解甚至放大这些错误，认为知识分子精英没有做对一件事情。其实，民众对知识分子精英的偏见，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他们也是人，也会犯错。公民预期是指公民认为政府应该有所作为，应该承担责任。大萧条和罗斯福新政之后，受“大政府”观念和凯恩斯主义的影响，民众对政府的期待值不断增长。而在反智主义之下，公众憎恶知识分子精英的原因之一恰恰不是因为他们没有用，反而是因为他们太有用了。也就是说，在现代化导致生活越来越复杂的今天，公众对于知识分子精英和政府的预期是持续上扬的。如此一来，一方面是对政府绩效的感知越来越低，另一方面是对政府作为的预期却越来越高，这两种张力共同作用最终导致民众对政府的满意度越来越下降，政府信任危机自然也就在所难免了。

第二，扩大身份政治分裂。自启蒙时代以来，平等一直是民主政治所追求的核心目标。最初这种平等仅限于政治和权利的平等，人人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现如今的美国人已经不再满足于这种政治和权利意义上的平等，更倾向于将平等理解为一种基于现实又超越现实的主观感受：无论是在经济领域还是在文化领域，无论是性别还是身份，我不管法律的条文如何，制度的规定怎样，我必须感受到平等；如果我感受不到平等，或我感受的只是不平等，那就是一种实质的不平等。进入21世纪以后，美国经济不平等现象不断恶化，中产阶级的生存环境每况愈下，阶级固化愈演愈烈，“你穷是因为你穷”的“贫困陷阱”逐渐显现，普罗大众对日常生活中不平等的感知和体认越来越明显，越来越敏感。年轻一代群体目睹着贫富差距的不断加大，感受着周边人群对于不平等的怨恨和不满，不仅不自我反思寻找原因，而且反其道而行之，一方面不断凝聚对自我身份的需求和认同，另一方面出于维护自尊、自我保全的需要开始嫉妒和怨恨那些生活优越、高出大众的知识分子和精英群体。在他们看来，既然不能与你为伍，那就把你拉下云端；这种对“我们一样好”的狭隘追求，自然不能带来人人满意的社会进步，只能招致身份的分裂和认同的危机。反智主义原本只是对知识分子精英群体情绪上的不满和怨恨，一旦与身份政治纠葛结合，势必将加剧大众与精英、高知与低知群体的分裂、冲突与碰撞，不同身份群体之间若想继续维持宽容、妥协和温和的关系与氛围恐将难上加难。

反智主义进一步拉大了美国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之间早已裂痕斑驳的身份鸿沟。阴谋论一直是反智主义的强大武器，霍夫施塔特曾从“神话—地位政治”的角度深入论证阴谋论的内在逻辑。在他看来，反智源自于一种土地神话，自耕农原本自给自足，生活简单而幸福，只要尊重自然规律，人民的生活足以富足安乐，而一旦出现经济困难或潦倒破产，必然是那些掌权者为了满足自己的贪婪，密谋伤害了平民的利益。这种本质上二元对立的阴谋逻辑催化了身份政治危机。从这一逻辑出发，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所有问题都是小部分掌权者和知识精英暗箱操作的结果，这样一来，生活的困顿与愁闷就有了实实在在的罪魁祸首。不管是高官显贵，还是权威精英，他们拥有的多于普通人的资源和财富都是以普通人受损为代价的，他们不再是民众的代表，而是民众的敌人，这种零和博弈的思维方式，终将导致身份分裂且难以弥合。

第三，营造“后真相”政治氛围。所谓“后真相”政治，是“后真相”时代一系列新兴政治现象、政治关系和政治秩序的粗略统称，“虽然它的庐山面目还未完全显露，却已为现代人营造了极为吊诡的政治场景：人人貌似生活在一个不限边界、无比开放的互联网络中，实际上却被封闭在一个充满认知偏见的密室里；人人都渴望真相，且可轻松获取海量信息，却往往陷在个人情感、立场的重重漩涡中难以自拔”。反智主义贬低知识与事实的作用，在全社会范围内宣扬和美化无知，大大推动了“后真相”政治的甚嚣尘上。事实让位于情绪，立场优先于真相，一些明显激进离谱的言论却能获得意想不到的掌声，这种现象出现的最直接原因正是社会层面的无知。一些美国人的常识十分薄弱，如果被问及地理、历史、科学知识方面的问题，很容易给出错误的回答。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特朗普公开发表全球气候变暖是个谎言、真正的男人可以裸眼观看日蚀等言论后，仍然可以获得大众的欢呼，因为大众并不认为这些观点是错的，反而认为这是一种乐观情绪和英雄气概的表现。

“后真相”政治中不仅有操弄事实的谎言，更有随处可见的竞争性真相。“许多时候，你可以通过许多方式描述一个人、一起事件、一件事物或者一项政策，这些描述可能具有同等的真实性。”这些由不同的人阐发、从不同的角度刻画、具有同等真实性的真相被赫克托·麦克唐纳（Hector McDonald）称为“竞争性真相”。竞争性真相包括片面真相、主观真相、人造真相和未知真相，只讲述部分的真相，运用放大和缩小数字、讲述屈辱历史、更改故事背景等方式，使大众走进认知陷阱。美国的许多社会性议题，包括疫情、气候变化、转基因食品等，原本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无关政治分歧，但现在也都变成了政治交锋的战场。事实与真相被掩盖在不以现实为依据、仅以党同伐异为目标的政党说辞之下，变得越来越扑朔迷离、真伪难辨。当今时代，流行文化成分复杂，良莠不齐，娱乐色彩过浓，垃圾思想遍地，平庸和愚蠢的标准不断刷低。辨识能力低、无所适从的大众群体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鼓动和利用，要么满怀激情和信仰去反对事实和真相，要么只相信自己相信的，不加选择地拒绝或抨击不符合自己立场的观点和看法。这就是反智主义的必然后果。“随着愚蠢和聪明标准的降低——在知识分子和非知识分子群体中同样发生着——人们更容易信服极端立场。政治光谱两极的政策往往以事实错误（而不是意见的不同）为基础，要理解那些事实错误，不但需要基本的知识，还需要批判性思维的能力。”无知也许不是现代社会的最大敌人，但对无知无动于衷甚至默许、欣赏，那必然后患无穷。没有丰富的知识，又拒绝冷静思考的社会注定只会剩下激情和愤怒，只会盲目地相互攻击，既没有耐心听取专家意见，也没有能力辨别事物真假，这种“后真相”的政治氛围，必将侵蚀民主的认知基础，干扰政治的理性选择。

第四，加剧政治极化趋势。美国左翼知识分子大多怀抱朴素的自由主义立场，秉持同情的心态与社会责任感，从左派所熟悉的经济领域的主观感受向外延伸，关注社会公平正义，呼吁保护社会弱势群体。20世纪初，他们先是支持进步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接着支持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主义。随着知识分子对政治议题参与程度加深，自然不可避免地卷入政治论争的漩涡，保守主义在反思和批判激进自由主义路线的同时，也开始转向对知识分子的讨伐与批评。由于保守主义一向缺乏稳定的理论体系与明确的行动指南，反智主义遂成为凝聚支持和团结力量的利器。再加上智识活动的快速增长以及影响力的迅猛蔓延，早已引起大众群体的关注和怀疑，不安全感和威胁感恰是保守主义针对这一变化而祭出的强大武器。煽动大众全线针对知识分子，强调知识会产生特权以及可能发生对大众的压迫，宣扬反对知识分子等同于反对权势集团，借助这些操作，保守主义将批判矛头直指自由主义思想和左派政党。与此同时，知识分子在遭受保守主义的攻击后左翼倾向愈加明显，不断偏离原来相对中立的态度，这也在实质上加剧了政治极化的态势。

从当代美国政治光谱来看，民主党的意识形态和政策倾向对知识分子的吸引力远远大于保守党，大多数大学教授、教师等纷纷投票支持民主党候选人，作为回应，共和党更加频繁地运用民粹主义与反智主义，营造知识分子与大众的对立，这些不平衡态度进一步引发了民主党与共和党的极化趋势。明确倡导“民主社会主义”政策取向的桑德斯获得总统提名，公开宣扬知识无用论、倡导“白人至上”的特朗普当选，都表明民主党愈加左转，共和党愈加右转，美国政治极化的鸿沟愈加难以跨越，民主政治运行所需要的理性交流空间也因为政治极化而被严重挤压。

第五，激化民粹主义情绪。美国左翼民粹主义将精英以及精英主导建立的规则体系视为社会公平发展的破坏力量，仇官仇富，反体制反规则，右翼民粹主义虽没有左翼这样激进，但却将经济不平等的原因归结为全球化进程和移民浪潮，因此不遗余力地鼓吹反全球化、反移民情绪，煽动对迅速崛起的发展中国家的敌意和仇视。反智主义以激进情绪和非理性情感为基调的行为方式，无差别地轻视知识分子和精英群体的价值立场，将知识分子视为当代不公正根源的刻板印象，不仅不会缓解左右民粹主义的激进趋势，反而为民粹主义的泛滥提供了认知前提和情感基础。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自媒体时代的到来，民粹情绪与反智倾向逐渐合流，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民粹主义原本就包含着大众阶层对激进平民主义的倡导，借助虚拟世界和社交平台提供的全新的政治传播模式，对传统精英主义进行反抗。一方面，大众阶层拥有了更广泛的表达空间、更便捷的发声渠道，可以自由平等地发表观点，方便快速地传播信息，无所忌惮地积聚非理性情绪；另一方面，大众阶层获得了空前的舆论氛围和情感支撑，开始争夺与传统政治权威分庭抗礼的网络话语权。在反智主义的氛围下，网络世界中弥漫着高度的同质性和非理性，相似的观点不断汇集，狂热的情绪肆意宣泄，高涨的热情彼此感染，极端的言论此起彼伏。这种情绪和氛围为随意性、戏谑性、调侃性、偏激性的网络话语营造了空间和环境，为怀疑、批判、反对和怨恨的舆论导向奠定了根基和条件。反智主义引发的大众狂欢和网络热潮，无疑将大大助长民粹主义的气焰。

四

结论

当代美国反智主义暗含反思与批判的意味。第一，一些知识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现实条件下形成并传播的，并不具备超越时空的意义和适用性，因此，保持对知识的质疑可以使人们建立起对知识的正确态度：不轻信，不盲从，有选择地接受，有限度地相信，有保留地应用。第二，对打着知识旗号的权力或裹着知识外衣的利益，反智主义是照妖镜，是解毒剂。知识精英日渐增长的自负，刺激着公众反智情绪的蔓延；知识分子无底限地靠拢权力或利益，也削弱着公众对知识分子原本并不深厚的信任。第三，社会稳定，国泰民安，需要知识分子的温和与睿智，而社会动荡，内忧外患，则需要反智主义的冲击和破坏。换言之，乱世必反智，治世则倡智。第四，反智主义的后果不同。发达而成熟的社会，文明程度高，教育水平高，反智主义一方面可以确保对政府政策、政治精英的约束和牵制，另一方面也不会过多妨碍人们接受教育；而在落后而贫弱的社会，反智主义却可能促使“读书无用论”、无知即美德等偏见的泛滥，甚至引发群体无意识，恶化民众与精英之间的矛盾，催化社会分裂的速度、强度和深度。

雅各比在《反智时代》的序章中写道：“无知在这一进程中既是原因，也是结果。”无知与政治的结合可以解释为什么像特朗普这种持偏激立场的政客可以上台，为什么一些明显错误的话语不会被揭穿。当无知嘲弄智识，当偏见蔑视专家，放弃包容与兼听，拒绝反思与进步，狭隘主义就会油然而生。这种狭隘主义本身就是当代反智主义形成与发展的温床。在选举民主框架下，为了赢得支持、获取选票，政治不断向平庸低头，对无知让步，政治的理性光环和严肃面孔正在变得暗淡而油腻。但殊不知，这一结果既不是民主的最终归宿，也不是平等该有的样子。健康而成熟的民主社会，公民不仅拥有权利，还要履行义务，用理性、美德和知识武装自己同样也是一种责任，因为“为了掌握知识和信息努力学习，这是每个公民的义务”。

当代美国的反智主义源自多重因素的影响，且与崇智始终相伴相随。从历史上看，它一直没有表现得多么激进，但现如今，它逐渐冲破温和的藩篱不断滑向偏见与激进的远端。那么，究竟该如何应对这一趋势，如何缓解反智主义带来的冲击和挑战呢？对此学者们众说纷纭。不过，人们普遍相信，当前趋势若得不到有效约束和实质遏制，后果必将不可收拾。至少，当反智主义与“后真相”、身份政治、民粹主义愈加纠葛缠绕、彼此强化，甚至早已跨越思想论争、沦为政治倾轧的工具时，确实应该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了。

作者信息

庞金友，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102249；

李欣颖，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比较政治思想与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102249。

来源：世界社会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