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少安：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一般经济规律

每个国家都有其特定国情，因而其现代化的具体道路和过程不可能完全相同，有共性又各有特色，这是无疑的。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并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总结为五个方面：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第一个特色是实证的，是中国必须面对的客观事实，后四个方面是规范的，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崇高和理性的价值追求。本文关注的是，在重视特色的前提下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在经济方面的一些共性、基本和规律性现象。近期国内话语体系中常用的一个词即“底层逻辑”。逻辑就是道理或推理，底层就是基础性的、基本的，因此“底层逻辑”就是基本的、共识性的、常识性的道理。它对于个人和民族的现代化认知与实践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可以指导人们在实践中避免常识性的、重大的、方向性和颠覆性的错误。不同的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既可能有一些特殊的机遇和条件，更可能遇到相同的问题和面对一些共同的规律性的现象。在经济发展方面，以下几个方面具有一般性和规律性。

一、大量土地改变用途、农业农村人口流入城市、村庄农房凋敝

虽然“现代化”是相对的，但是至今为止，具体讨论和判断一个国家或地区是否实现了现代化，还是以是否实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为标准。“工业化”和“城市化”都是一个过程，不会一蹴而就。“工业化”不等于“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基于关键的和重大的技术创新或“技术革命”，从而在短期内使得工业化急剧加速或改变方向。“工业化”是持续的比较长的过程，“技术革命”和“工业革命”则是短暂，甚至或然的。没有这种“技术革命”及“工业革命”，工业化也会持续，只是方向和深度不同而已。事实是，许多国家从来没有发生过技术革命和工业革命，也实现了工业化和现代化。一个国家现代化的现实起点是传统的农业国或以传统农业为主的国家。英国是第一个开启工业化的国家，也是第一个发生工业革命的国家，但是英国的“工业化”不等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工业化持续的时间长于工业革命。传统的农业国，基本上依赖自然而发展农业，人也是依据自然环境分散而居，能够积累的物质资本、知识和技术非常有限，应对自然的能力也有限，这种基本上没有摆脱自然约束的状态被认为是自然的落后的状态，这种国家被认为是落后国家。如果一个国家一直处于这种状态，就被认为是不发展国家。如果一个国家启动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就可以视为进入了发展过程或现代化过程，被称为发展中国家。所以，本文所指的“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等同于“发展中国家”。如果一个国家完成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就认为是完成了发展的过程，被视为发达国家。所以，本文中所指的“发达国家”等同于“完成了现代化的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就像是落后国家实现现代化的两个轮子，相辅相成、融合进行。虽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具体内容、具体方式和标准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有所变化，但是基本的过程至今为止一直没有改变。所以，发展经济学基本上就是以研究落后农业国如何实现现代化，具体就是如何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经济学理论，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就是农业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什么是工业化？通俗地说，就是建工厂，用技术和工具标准化、规模化生产大量人类所需的产品，包括把农产品也像工业品一样大规模标准化批量生产，即农业工业化；什么是城市化？通俗地说，就是建房子，把人住的房子和工厂厂房建在一起，大量的人住在一起；要把造好的工厂和城市连接起来，就要修铁路、修公路、建机场、埋管道和通信线路等，叫基础设施建设。这些都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需要大量技术创新，结果就是积累起大量的物质资本、技术和人力资本。人的生活水平、健康水平和知识水平提高了，人力资本积累越来越多，对自然的依赖度就大大降低或战胜自然的能力会极大地增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实现了现代化。

除开上述这些变化，现代化过程中的“三个大量”，即大量土地改变用途、大量相对高素质农业农村人口离开农业农村而流入城市和大量村庄农房凋敝是必然的也是合理的现象。因为工业化和城市化需要大量土地，许多原来用于农业的土地和处于自然状态的土地会用于工业和其他非农产业以及城市建设，于是必然导致土地的各种交易和集中，可能还需要相应的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以及相应的权利关系调整；还会有大量劳动力进入城市和非农产业就业生活，农村和农业人口急剧减少。于是，众多村庄人去村空成为必然。与此同时，还有一些现象：由于农村人口减少，加上农民建筑材料和日常生活能源从柴薪转向工业化的化石能源，植被生态系统会大大恢复和改善；一定限度内出现耕地暂时性抛荒或休耕；从事农业的劳动力会短时期老龄化和素质退化（但是劳动投入产出比反而提高）。这些现象总体而言是社会进步的具体表现，是现代化过程中的正常现象，而且只是转型期的短期现象。随着农业本身不断工业化，这些现象最终会消失。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一个全面和深刻的社会大转型过程，城乡物理面貌、人口结构和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文化观念、社交方式、社区治理等各个方面都会转变，更多的是惊讶、兴奋、接受、拥抱，也可以或可能感慨、遗憾、留恋。但是，不可能改变和逆转。中国正在经历着这些过程，对于众多变化和遇到的问题，必须着眼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这个大的历史背景去认识、分析和处理，否则，可能难以正确判断社会发展的主流方向和理性认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可能夸大问题的效应，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案也可能偏差，从而加剧转型中的矛盾和不适应。例如，中国正在实施的“乡村振兴战略”大背景，就是正在加速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也必须遵循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规律。要用发展的眼光正视和解决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不能反工业化、反城市化和反市场化。否则，就可能一定程度上做一些投入很大却不可能成功甚或事倍功半的事情。

二、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驱动和引领现代化

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都靠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驱动和引领，这是总体规律。在这个总体规律之下，现代化过程又体现两个具体规律。

一是工业革命基于技术革命，技术革命基于科学革命，科学革命基于教育革命。这既符合逻辑推理，又是已经被事实证明了的规律。

已经发生的几次工业革命，都源于代表性的、关键性的、通用性的技术，从而能够生产出划时代的、代表性的、具有广泛用途的机器或工具，代表性技术又引领众多的技术创新和工具创新，形成工业革命高潮。代表性的、关键的和重大的技术创新绝不是偶然的，大批量的技术创新也不可能是偶然的，而是以众多科学家长期对自然从宏观和微观进行观察、分析和认知作为基础的。没有这一基础，就没有大量科学发现；没有大量而系统的科学发现，就不可能发生科学革命；没有科学革命就不可能发生技术革命。科学革命的基础是教育革命。教育分为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基础教育的主要功能是培养人的学习能力和对知识的学习兴趣，并且能够初步认识世界；高等教育就是办大学，通过办大学大批量培养高素质、能够理性认识世界和从事科学研究以及技术创新的高级人才。

教育革命首先是教育观念的革命。教育的本质是让人类客观理性地认识自然体系及其内在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从而能够顺应利用和改造自然、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人的关系。因此，教育必须培养和塑造人的学习知识、运用知识、创造知识、创造技术、创造财富的能力。教育的本质也是对人类的启蒙。人类在蒙昧时期对自然、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关系是很无知的，认知能力的缺失导致人类有两个方面的崇拜：一是对自然的崇拜，衍生或幻想出一系列自然之神；二是对统治者权力的崇拜，例如君权神授等。但是这种崇拜强化了民众的非科学、非理性认知和行为，并可能产生一个悖论：一方面，一定限度内民众会因为非科学和非理性思维而可能盲从；另一方面，也会因为本能爆发而可能用非科学非理性的手段破坏既定秩序。世界古代史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这一规律。现代教育就是要改变这种状态，只有如此，人类才能知道自然（包括人体自身）可以认识、调节、利用和适度改造，知道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从而有权力有能力有勇气学习、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创造知识和技术。

教育革命其次才是教育机构体系、教材体系和教学内容体系的革命。不同层级的教育机构有不同功能，教材体系决定了教授内容的性质和系统性，教授什么内容、用什么内容和标准选拔评价使用人才，体现出不同的教育观念、人才观念，也就区分出了是不是现代教育。只有通过现代教育体系，把人类既有的自然科学知识、人与自然关系、人与人关系的知识以及学习知识的方法进行系统化和编码即编成系统化的知识教材，然后系统地、标准化地、大规模地传授给学生，传承下去，从而在既有累积基础上不断创新，才能避免知识和技术失传、断代和重复劳动，才能保障知识和技术创新的群众基础规模不断扩大，创新生生不息。中国古代有著名的领先世界的“四大发明”，也有不少聪明人和能工巧匠，但是中国为什么没有首先发生工业革命，这即是著名的“李约瑟之谜”。笔者认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中国没有更早地进行教育革命，所以不可能更早地发生科学革命；因为没有科学革命，所以不可能发生技术革命，从而不可能发生工业革命。中国古代也非常重视教育，可是从教育目的、教授内容和人才选拔等方面看，是否有助于开启现代化，是值得反思的。中国古代教育可能不利于人们科学理性地认识自然、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人的关系，考察“科举制”的考试内容也许有助于提升对这种教育的功能的认识。一些能工巧匠的技术发明，既不能知识化、系统化和大规模传承，从而不能实现持续创新；又不能被产业化地运用，从而没有转化为大规模的生产力。

二是制度创新是技术创新和资本积累的保障。这也是业已观察到的普遍现象。

制度经济学，甚至整个经济学都把制度与技术的关系作为重要的研究主题。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互为因果、相互促进。纵观人类历史可以发现，往往重大的、关键的技术创新导致全面的产业革命、生产力质的飞跃和社会转型，从而导致人类基本经济制度和其他方面的制度创新，这是属于技术质变式创新决定制度质变式创新的一面；但另一方面，重大的、关键的技术质变式创新何以发生？绝不会突然之间发生，也不是偶然的事情，而是长期的教育、人力资本积累和众多的各类知识和技术量变式创新积累的必然结果。怎么才能让千千万万的人长期重视教育、重视人力资本积累和不断地进行知识学习和创造发明？需要有合适的制度加以保障和激励。如果原有的一些制度不适应甚至阻碍人们不断地投资教育、创造发明，就需要改革。这些都属于制度创新，这种制度创新保障众多的、持续的技术创新。保护和激励创新的制度就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英国是最早发生工业革命的国家，也是最早建立系统的专利制度的国家，以1624年颁布《垄断法规》和1709年颁布《安娜女王法》为标志，全面系统地保护知识产权。这种反映在知识产权保护上的制度一致性具有必然性，发达国家无不较早地建立起科学而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如果说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激励和保护人们努力学习、积累人力资本、从事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使得人力资本投入有稳定的预期。那么，财产权保护制度就是对各种形态的物质财富或资本及其再积累扩大的保护和激励，使得物质资本的投入有稳定的预期。有恒产才有恒心，有恒心才会有财富的不断积累，激励继续努力、世代努力。这是中国人古代就明白的道理或规律。当然物质资本的积累必须依法进行，这也是文明国家和民族的共识。

三、经济增长速度递减

落后国家开启现代化进程以后，往往初期的经济增长速度会很快。这是因为：第一，基数小，小的绝对量增加就会导致很高的增长率；第二，一般都有大量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可以消耗，而技术相对比较短缺，一般都是选择也不得不选择资源消耗型、劳动密集型、环境污染型和大量中低档产品出口型的粗放式增长方式，再加上极强的速度追求欲望，很容易出现高速增长率。这种增长方式和增长率大体可以持续到中等收入阶段，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中期。

中期以后，增长速度会递减。这是因为：第一，总量和人均量的基数大了，不可能还像小基数时代那么高的增长率。第二，因为工业化城市化水平大幅度提高，一些地区甚至接近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于是，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性必然发生变化。具体就是：投资需求尤其是基建投资需求逐步递减，出口大幅度增长的难度加大，逐步转向主要依靠本国消费需求拉动增长。发展中国家不断发展进而接近发达国家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地由Developing到Developed的过程，“ing”与“ed”的表述差异很准确地表达了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和最终基本完成的过程。投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递减是一个规律，否则说明现代化没有成功、没有成就；净出口的大量增加变得困难、增长率递减也是规律。这是因为：一方面，随着一段时期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的大量消耗，数量不断递减，价格和成本必然上升，环境压力会大幅度增加，环保成本也会提高，从而难以继续支撑依靠低成本优势大量出口中低档商品；另一方面，大量原材料进口和技术及高技术含量产品进口会大幅度抵销出口。其实，众所周知，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动力主要来自居民消费的增长，贡献率一般都超过70%。有统计分析发现，OECD国家长期的年均经济增长率是3%左右，其中2.3%左右来自消费增长的贡献，比较稳态，因为其工业化和城市化已经完成，不再需要大规模投资，每年都会有少量的维护型和改善型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很低。当然，每隔一段时期会有一些规律性更新改造性投资，规模会大一点，这些年份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会略微高一点。发达国家的低增长。甚至零增长即经济总量增加少或不增长，仍然可以通过经济结构优化改善经济。例如，在淘汰落后的存量等于更先进的增量即总量零增长的情况下，居民和国家经济状况也可能改善。直观的感受就是：发达国家在十年以前与十年后甚至更长时期后，建筑和道路等物理面貌很少发生改变，其内涵性发展在物理形态上难以观察到。而发展中国家反映在基础设施等方面的物理形态几乎不断在变，这种变化体现在投资上，是在增加国内生产总值。

所以，虽然不是所有的增长速度下滑都是必然的或规律性的，但是发展中国家达到中等发达水平后，需要充分认识和顺应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变化和增长速度递减的规律，不能期望一直维持，甚至不断提高投资增长率和出口增长率。认识到这一规律后的理性选择是：实施经济增长方式的战略转型，由主要依靠资源消耗型、劳动密集型、环境污染型和大量中低档产品出口型的粗放式增长转向主要依靠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积累和体制机制优化创新的集约式增长。集约式增长能够在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提高产业素质和产品质量，提高人自身的素质，优化经济结构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但是，不是所有的发展中国家或经济体都能及时认识到这一规律，一些国家或者这些国家的部分人群，面临中等发达阶段经济增长率下滑的现象，不是思考如何强化技术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以及人力资本积累，即靠“技术红利、体制红利和人力资本红利”维持适当经济增长速度和提高增长质量，而是留恋资源红利、人口红利和劳动力红利，甚至幻想再造这些“红利”维持粗放式高增长。自然资源造不出来，于是想再造人口红利和劳动力红利，落实到企业就是留恋低工资成本，不努力提高技术和管理效率。如果这样想和这样做，结果只有一个：逃不脱“资源诅咒”或落入“资源依赖陷阱”，现代化进程可能止步于中等收入阶段，甚至退步到更差的状态。因为：自然资源会不断枯竭、支撑经济增长的作用递减；人口数量的增加会加剧人与自然的矛盾和降低人均GDP和人均收入水平，人口总量增加也不会增加消费能力（因为收入不高）；劳动力红利的再造在降低企业用工成本的同时会大幅度弱化企业的创新动力和能力，使得企业和产业一直处于世界产业链的中低端，只是为发达国家“打工”而已。事实是：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依靠自然资源红利、人口红利和劳动力红利发展成为发达国家，最多止步于中等发达水平。

四、经济增长波动率大

已经基本完成了现代化过程的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率也会有波动，也有周期性。但是，总体上如前面所述，增长率递减到年均3%左右，而且具有相对稳态性。不同于发达国家的经济长期稳态低增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忽高忽低，波动率相对更高。这是因为：

第一，内在的稳定器不健全：居民收入低，尤其是没有形成稳定而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或中产阶层，消费对增长的稳定作用弱。发达国家虽然居民收入差距不小，但是相对形成了一个庞大而稳定的中产阶层。因为收入比较高且稳定、人口众多、努力向上，他们各个层次的消费需求量都很大，而且有稳定预期收入作为支撑，能够按照生命周期自我调节和平衡人生各个阶段的消费，因此形成巨大而稳定的消费需求，成为经济增长最大最稳定的动力；也会利用金融市场进行一定的投资，形成一定的投资需求，可以有限地支撑经济增长。而发展中国家还没有形成庞大而稳定的中产阶层，居民就业和收入从而消费随着经济增长而大幅度地波动，使得经济增长率具有更大波动性。

第二，更可能发生内生的大幅度波动，甚至经济危机。落后国家开启现代化进程后，从政府到民众，都有强烈的摆脱落后、尽快实现国强民富的愿望，却可能还没有足够驾驭经济运行的经验，容易患“赶超饥渴症”。尤其在发展的中前期，这些国家的各级政府可能经常过度追求经济高速增长，在具体政策上容易出现失误或者难以作出最优选择，从而容易导致经济过热。当有限的资金和资源难以维系经济高速增长时，又不得不进行经济减速，导致增长率波动大。同时，居民至少相当一部分居民，因为经济发展而收入增加，容易患“消费炫耀症”，非理性的炫耀性消费相对明显。但是，这种消费又会因为经济增长的波动从而收入的波动而呈现出大的波动性，最后又反过来增加经济增长的波动性。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居民有长期高储蓄倾向，“消费炫耀症”的表现程度会轻一些，但是也难免一定程度存在。其实，中国居民的长期高储蓄率和高储蓄量，一定程度上是有利于经济稳定、熨平波动作用的，也是我国宏观调控时应该利用的因素。

第三，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容易发生体制性波动，从而导致经济增长的波动。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原有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推动体制复归，从而导致经济增长波动。任何一个国家，原来贫穷落后，肯定有各种原因，一个共同的基本原因就是原来的经济政治体制和政策阻碍，至少不能有力促进经济发展。但是，任何一种体制实际上都界定了一种利益格局，都有既得利益者。落后国家开启现代化进程之时，也一定是开始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或调整之时。而体制的变革意味着利益关系再调整。新的发展体制下，原来的既得利益者可能利益受损，也可能没有受损、只是增加的幅度相对变小，从而可能对新的发展体制不满。而新的发展体制在建立和完善过程中，不可能没有漏洞和缺陷，经济运行过程中不可能没有困难，原来的既得利益者往往会抓住新发展体制的缺陷所导致的发展中的问题，在经济困难时攻击新发展体制，可能不同程度上导致体制复归，从而加剧经济困难和经济波动。如果不能清醒地认识到这种体制复归的深刻背景和严重后果，可能中断现代化进程，把发展中的问题演变为不发展的问题。第二种情况是经济困难甚至经济危机时，政府计划手段或“有形之手”的作用会让一部分群体对“计划之手”或“有形之手”产生“幻觉”，以为还是计划体制好、政府作用大，从而会一定程度上导致体制复归或者产生对新的发展体制作用的怀疑。实际上，政府“有形之手”在经济危机时多使用是必要的，世界上所有国家几乎都会这样做，但这只是非常态下的必要，不能理解为常态下的必要。如果因为非常态下的作用而对新的发展体制产生怀疑或一定程度上复归到旧的发展体制，很可能不仅不能克服眼前的困难，还可能导致经济的更大困难和增长节奏混乱。

第四，由于自身经济实力还没有足够强大，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比较弱，容易产生大的经济波动。导致经济波动的因素分为内生因素和外部冲击。对于一个国家经济而言，外部冲击包括：大的自然灾害、国外战争、人为炒作导致的大宗商品价格大幅度波动、国外经济危机等。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现代化进行到一定阶段后，与自己过去比较，经济总量、经济实力往往提高很快，尤其是发展中大国，综合国力更是有质的飞跃。但是，毕竟还是发展中国家，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科技实力、产业素质等，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还是很大的，不是量的差异，而是质或档次的差异。遇到大的外部冲击，即使发达的经济体也难免受到大的影响，出现经济波动。发展中国家或经济体更是难以化解或对冲大的外部冲击，经济增长的波动会更大。如果发展中国家的自然灾害、国际经济危机输入等外部冲击与内生经济危机叠加在一起，加上政策操作失误，经济困难会更大，增长的波动幅度也会更大，甚至有终止增长、落入陷阱的可能。

五、中等发达阶段再分配诉求强化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总体消费水平必然提高。同时，人的欲望即需求总量和需求层次也是递增的，加上新技术进步，人们的信息量不断增加，对别人的吃穿用住玩等信息了解比较充分。因此，攀比和不平衡感增加，加之收入差距导致的矛盾加剧，低收入人群希望收入再分配的诉求趋于强化。如果再加上一些人推波助澜，还会出现甚至盛行各种各样荒唐的思潮和价值观。归结起来无非是：不希望多付出却希望多收入、多享受。再分配诉求有两种表达方式：一是要求增加公共福利和社会保障，这是需要国家对收入进行直接再分配；二是希望国家强行改变初次分配，例如通过法律或社会舆论，强行提高或降低劳动回报率或资本回报率或土地回报率。这看起来是在初次分配领域，实际上是一种间接的再分配诉求。所以二者本质上都是再分配诉求，都是不想如何努力把“蛋糕”做大做好而过多地想如何多分一些蛋糕，即所谓的“生产性努力弱化、分配性努力强化”。这种“再分配诉求强化”可能会成为一种巨大的社会压力，给制度政策的理性选择和科学决策带来很大干扰，甚至让政府抉择陷入困境，可能中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有不同定义或解释，本质上就是发展中国家发展到中等收入阶段后，因为“再分配诉求强化”的“公共福利陷阱”或“再分配陷阱”。政府如果想满足公众不断强化的公共福利诉求，可能只有两种途径：一是加税，会使得生产部门发展受到影响，投资发展的能力减弱，产生“竭泽而渔”效应，影响经济的短期和长期增长；二是政府举债，会使得政府陷入债务危机，还债还得靠增长和收税。两种手段本质上一样或等价，都不利于经济增长，甚至可能导致经济衰退。在一些国家（如拉美国家），如果公共福利诉求得不到满足，公众就会对政府产生不满甚至产生过激行为，政府为了维持社会稳定而不得不增加社会维稳成本。这就是政府选择悖论或陷阱，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些国家的“中等收入陷阱”本质上是政府是否满足公众公共福利诉求的选择陷阱。

人类经济活动实际上是对不同生产要素的组合。不同发展阶段，生产要素的种类、数量以及相对于经济活动的相对重要性是不同的和变化的，或者说，不同的生产要素的稀缺度或供求关系是不同的，因而相对价格也不同。这种相对重要性或稀缺性决定的相对价格就是相应的要素所有者把其要素投入经济活动后应该获得的回报，也就是要素所有者参与个人收入分配的比例。要素参与经济活动的基本规律是哪里效率高就流向哪里，哪里获得的收入多所有者就跟谁组合生产，在生产过程中就更有主动权和话语权。人类早期即原始农业时代，可能劳动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母系氏族时代可能妇女的细致劳动更重要，因此妇女的地位更高，分配话语权和其他权利更大。到了父系氏族时代，可能男性的强大体力更重要，从而取代了妇女的地位和权利；以后的长期的农业经济时代，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所以地主在经济活动中最有主动权，投入经济活动中土地的回报也是相对最高最稳定的；工业革命以来，资本取代了土地成为最重要、最稀缺的要素，因此资本所有者取代了土地所有者在经济活动的地位，参与分配所得的收入也是较多且稳定的；信息经济时代，尤其是现在到了信息经济时代的数字化经济阶段，人的脑力和人创造的技术即人力资本变得越来越重要，相对价格呈现出不断提高的趋势，但是还不足以完全取代资本要素的地位，因为不管人的智力和创造的技术如何重要，智力和技术还是要转化为资本才能获得资本所有者的权利和地位，包括收入分配；至于未来社会会发生什么变化，有待观察和实践检验，至少迄今为止的个人收入分配还不能违背生产要素相对价格及其变化规律，不能人为地提高或降低哪种要素在收入分配中的比例。如果强行这样做，虽然是间接的再分配，却直接作用于初次分配领域即最需要遵循效率原则和要素价格变动规律的领域，其负作用除开不合理强化分配性努力外，还会直接导致资源错配或要素退出，给国民收入增长和国家税收以及居民就业及收入带来直接损失，减少社会总福利。因为世界上不止一个国家，要素所有者可以进行选择，可以用脚投票。例如，强行提高资本所有者的分配比例，会导致劳动者失去劳动积极性；强行提高劳动者的收入分配比例，会导致资本和其他要素退出或转移到别的国家或地区，劳动者可能失业，从而连原来相对比较低的收入也没有了。

所以，到了中等收入阶段以后，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在充分认识到“再分配诉求强化”规律的基础上，对于再分配诉求，既要重视、尽力考虑，又要加强对公众公共福利预期的管理，不能放任，更不能为了迎合公众、获得支持刺激公共福利诉求；也不能违背生产要素相对重要性和相对价格变动规律而强行实施“间接再分配”政策。否则，对经济的长期和短期增长、民生问题解决和政府自身都会产生不利的影响，甚至中断现代化进程，落入“中等发达阶段陷阱”。

六、后发国家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并存

可能更多的人比较充分地认识到，后发的发展中国家相比先发的现代化国家，曾经的经验和教训以及探索、耗费的各种成本等具有后发优势。其实，后发国家既有后发优势又有后发劣势，二者并存。

后发优势确实客观存在而且明显，主要表现在：

第一，可以引进既有的相对先进的技术，大大降低研发成本。虽然先发的发达国家一般情况下不仅不可能把最先进的技术无偿或有偿转让给后发国家，而且还会封锁和保密，但是，一般的、对其不构成竞争压力的技术还是会转让。主要的转让方式有：有偿直接转让技术；通过出口产品和设备把知识技术和经验外溢给后发国家；为了出口产品和设备而对后发国家进行配套性培训；一定程度上默认或容忍后发国家对知识产权的“侵权”。因为这样在一定时期、一定限度内对先发的发达国家也是有利的，相当于“放水养鱼”。而对于后发国家而言，这些一般性技术也是先进的，自己要从头研发，不仅时间不够，而且技术力量和资本也不够，有偿或无偿引进就是获得了一定的优势。

第二，可以免费学习经验、吸取教训、少走弯路、节约时间。先行现代化国家一般都会有比较长期的探索，包括制度探索、技术探索，需要试错，需要更多的投入，可能会走很多弯路、有很多的失败。而后发国家有了先发国家的参照，可以学经验，不犯曾经犯过的错误，可能大幅缩短现代化进程，而且质量可能更高。

第三，后发国家可能后来居上，引领新的技术革命，实现“弯道超车”。技术创新包含原始创新、模仿创新和集成创新，这些都重要。落后国家开启现代化进程以后，初期无疑会大量学习先进国家的科学技术和知识经验，包括通过开放派出去引进来人员的过程学习，也包括引进附加有先进知识和技术的产品和设备而学习，因为知识和技术数据有正外部性，只要开放就能习得，这正是后发优势之一。人类知识和技术创新有一个规律：当大家都掌握了基本的知识和技术以后，谁创新、包括边际创新和革命性创新都是可能的。当后发国家对既有知识和技术学习积累到一定程度、达到某个阈值时，后发国家与先发国家就将处于进一步创新的同一起跑线，就看谁能依靠既有知识对客观世界有更理性的认知，从而创造出新知识，产生新的创造性思维方法、发现新的规律并转换成新的解决问题的能力。相对先发国家，后发国家往往更具有发展的紧迫感。所以，后发国家反而更可能实现革命性创新。后发国家原来之所以落后，往往是因为现代化教育的落后，国民缺乏学习机会、从而缺乏基本的知识和科学素养。开启现代化进程后，一般情况下其教育现代化也会跟上，国民的学习能力、基本知识储备和科学素养会迅速提高。再加上开放，国外的基本知识和技术会迅速外溢，即使在关键技术、核心技术领域会限制出口，但是无法阻止基本知识和技术的外溢。只要制度有足够激励、投入有基本保障，后发国家的国民就会比先发国家国民以更快的速度习得既有的基本的知识和技术、达到某个阈值，从而很快具备了自主研发和创新，甚至革命性创新的能力，完全可能超越先发国家而另辟技术创新路径，可能引领新的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历史上，在一此领域德国、美国、日本等先后超越英国引领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就证实了这一规律。

第四，可以利用外资，一定程度上弥补资本积累不足。后发国家往往不缺资源和劳动力，而缺资本，内源性积累比较慢，又因为原来落后，也不可能像一些先发国家那样有通过掠夺或不公平交易而从海外殖民地积累资本的机会和能力。而发达国家发达后往往面临资本过剩，需要寻找投资场所。后发国家开放商品市场和投资市场，恰恰给了发达国家过剩资本机会，也给了后发国家引进外国资本的机会，各取所需、合作共赢。我们观察到的事实就是：大部分后发国家都大量从发达国家直接和间接引进外资。

后发国家的主要劣势是某些制度方面的相对劣势，主要表现为：一是后发国家的行政管理体制容易导致过度追求短期GDP增长而忽视长期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后发国家几乎都在一段时期里强调政府计划管理和行政推动对发展的作用。确实其积极作用不可否认，但是弊端也必须认识到。在全民容易患“赶超饥渴症”的背景下，各级政府官员既基于“富民”紧迫感，又基于官员自身绩效考核和晋升诉求，普遍地机制性地追求短期GDP增长而忽视长期发展，表现为不重视长期投入、不重视自主创新、不重视环境保护、不重视经济增长质量。因此，由于没有足够的原创技术和核心技术，增长速度不低却质量不高，甚至影响到整个国家的创新能力和发展后劲，如果先进国家实施技术和市场封锁，还可能导致增长衰退。二是行政权力容易与物质利益结合，即“以权谋私”或产生“腐败”。行政权力只要没有足够的制衡和监督，无论开启现代化进程之前还是之后，权力掌握者都可能伺机腐败，但是开启现代化，尤其是开启市场经济体制以后，物质利益多了，一些人的物质欲望也膨胀起来，行政权力控制着不少经济资源，相对容易出现比较多的腐败现象。三是制度的路径依赖使得体制改革难以深化，从而不适应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尤其是到了中等发达阶段，矛盾多发，相当一部分人群会把矛盾归因于新的发展体制，实际上的原因是旧的发展体制下的力量阻碍改革深入，使得新的发展体制难以健全和完善，反过来又成为质疑新的发展体制、阻碍改革的理由。这种情况下容易出现体制胶着状态，甚至一定程度上旧的发展体制复归，直接影响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四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财产权保护制度存在一定的劣势。为什么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有一定劣势？后发国家一般长期处于农业经济时代，即使开启了现代化进程，相当一段时期内，知识产权意识和社会氛围还是不浓，不仅自我创新意识弱，而且对知识产权侵权一定程度上不以为然，即使有正式的知识产权法律，对侵权的立案和执行也比较难，因而侵犯知识产权现象比较普遍。这种状态，在发展初期可能有小利可图，但是一般到了中等发达程度后，往往难以为继，只要产权所有者一遏制就会陷入被动。更重要的是，阻碍创新、导致人才外流。至于财产权保护制度弱，也可能与长期的落后、贫困和相应的文化有关。财产权保护的劣势，会使得合法财产，包括私有财产和公有财产不能得到有效保护，会使投资预期不稳定、财富转移和资本外逃。这种状态不利于现代化的完成和维持，不利于国强民富。

任何一个后发国家，都需要同时清醒地认识到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尽量地发挥优势、弥补或克服劣势、扬长避短，尽量弱化劣势。如果忽视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会在现代化过程失去一些机会或遇到一些困难，甚至终止现代化进程。

七、相对实力越强大越强调自由开放、越弱越需要保护

对外开放肯定是现代化过程的组成部分，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在闭关锁国状态下实现现代化，即使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也是开放的。但是，这只是总体战略和基本原则，具体到一个国家，什么时候开放、哪些方面开放、开放程度和力度、开放节奏等，需要依据实际情况仔细研判，然后采取具体策略。纵观开放历史，有一个开放规律：哪个国家强就强调自由开放；哪个国家哪个阶段强，哪个阶段就强调自由开放；哪个国家哪个阶段的哪个方面强，就强调哪个方面自由开放。相反，则强调和力求保护。越强越强调自由开放，越弱越强调和力求保护。历史上的英国有过著名的《谷物法》存废的争论和实践，表面看起来是（实际上也一定程度上是）新型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利益的矛盾及其变化。但是，根本上是由英国与其他国家在农业上的相对优势及其转换所决定的。当英国农业具有足够强的竞争力时，自然就没有继续保留具有保护本国农业作用的《谷物法》，否则，《谷物法》对英国总体利大于弊。英国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实行的是重商主义的贸易保护政策；先行工业化以后领先其他国家，才遵循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主张自由贸易。作为相对于英国等国的后发工业化国家，历史上的德国在工业等多个领域也是相对落后的，其根据自己后发国的实际情况，多方面采取了相应的贸易保护政策。但德国的贸易保护政策不是一味地保护，而是有理、有力、有限的保护，且随着优势扩张而放开。彼时的德国制定经济政策依据的是弗利德里希·李斯特的国民经济学理论，其理论实际上就是有国家保护、有秩序的市场经济理论。李斯特等在政策层面给德国提出了著名的“三步走方案”：第一步，发挥本国农业优势，实施农产品自由贸易；第二步，采取保护政策积累资本、发展本国工业；第三步，工业强大以后再实行工业品自由贸易。作为当时相对后发和弱小的德国，为了避免在国际市场上被强大的英国降维打击，实施一定的保护，根据竞争力变化主动开放，是非常理性、非常符合德国利益的。现在世界上多个领域领先的美国，总体上是以自由开放为名，赢者通吃，但是其具体政策也是相机变化的。例如，在发展中国家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美国等发达国家高举自由贸易大旗逼迫发展中国家降低关税，敞开国际贸易大门。若干年以后，发现自己一般商品贸易竞争不过中国等国家，就实施关税和非关税壁垒。

发展中的国家在坚持总体改革开放前提下，必须充分认识自由开放与保护的辩证关系，认识开放与保护选择的规律性。在具体策略上，在自己强大的时候、强大的方面坚决地开放；在弱小的时候、弱小的方面，尽力保护。尤其是在金融领域，金融强国一般会要求其他国家汇率自由化、资本项目全面开放、金融机构不能有进入和持股比例限制等。发展中国家如果不切实际上地开放，在现代金融体系下，金融强国尤其是金融霸权国，通过货币和资本市场攫取别国财富又快又多，而且还可能通过资本市场合法地实施对别国的战略性产业的控制，金融弱国几乎无法抵御。因此，认识到自由开放与保护的辩证关系，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来源：求索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