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 森：中共革命的三个地理问题（1921—1945）

摘要：革命作为人类历史活动的特殊形式同样需要地理舞台，革命活动自身也有许多地理问题。自建党以来，中共革命所经历的艰难与挫折不能仅仅从政治、军事等方面去分析，还应从地理角度加以阐释。其中，有三个地理问题与1921—1945年中共革命的进程相始终，中共党内长期从实践、理论等方面加以认识、争辩，最终达到成熟。这三个地理问题包括革命活动开展的区域不平衡问题、革命战略空间选择的核心与边缘问题和革命势力的波浪式空间推进问题。中共早期中央与地方领导层对于这三个地理问题的认识不统一，甚至错误认识长期流行，是中共革命新道路探索过程中经历种种挫折与失败的重要诱因。

关键词：中共革命；区域不平衡；核心与边缘；波浪式推进

DOI:10.16623/j.cnki.36-1341/c.2023.04.006

作者简介：程森，男，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教授。（陕西西安710119）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治理史研究”（22JJD770056）

近年来，学术界提出了“新革命史”研究的倡议，强调在以往军事史、政治史研究基础上从中共革命与中国乡村相互连接、国家政权与民间社会双重互动等角度自下而上的观照中共革命，【李金铮最先提出了“新革命史”主张，参见李金铮：《向“新革命史”转型：中共革命史研究方法的反思与突破》，《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1期；《新革命史：中共革命史研究的省思》，《博览群书》2011年第9期。】从而为中共革命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不过，从空间、地理角度去解读中共革命也尤为必要。任何人类活动的开展都需要地理舞台，革命活动同样如此。同时，革命活动自身也会产生很多地理问题，例如革命活动的空间分布、区域差异、革命势力的空间推进等等。回顾中共由微弱到壮大直至成功的曲折道路,可以发现，中共革命的进程中有着一系列极端重要的地理问题。1936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中国是一个大国——“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不愁没有回旋的余地【《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9页。】。他还指出，经验丰富的军人如果能“摸熟了一切和战争有关的其他的条件如政治、经济、地理、气候等等，这样的军人指导战争或作战，就比较地有把握，比较地能打胜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80—181页。】。这些论断反映了毛泽东对革命军事活动中地理问题的重视。美国学者沃马克将中共根据地的选址和发展概括为“生存的空间维度”，进一步指出“‘农村包围城市’当然一直作为一种地理上的事实而存在”。【［美］布兰特利·沃马克著，霍伟岸等译：《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93页。】国内唐晓峰也曾对“毛泽东的革命地理”问题有所申论。【唐晓峰：《人文地理随笔》，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55—157页。】应星、荣思恒对影响中共革命及其组织的地理要素进行了分析，并初步辨识了中共革命及其组织的核心区、次核心区和边缘区。【应星、荣思恒：《中共革命及其组织的地理学视角（1921—1945）》，《中共党史研究》2020年第3期，第47—66页。】本文就1921年至1945年中共革命进程中的三个地理问题进行探讨，试图换一种视角思考中共革命经历挫折、取得成功的原因，以期能进一步深化中共党史的研究。

一、区域不平衡：革命活动开展的空间秩序

1927年以来，中共革命活动总体上形成了由起义、暴动到割据，再到建立农村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新道路。在这一过程中，革命活动的空间范围早期一度很大，大革命失败后全国性起义、暴动“遍地开花”，此后中央产生了在一省或数省首先建立割据政权的思想，中央对革命活动的主要着力点在空间上进行了收缩，只是直至长征以前中共一直无法实现在一省或数省首先取得胜利。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探索极为艰难，其主要原因就是党内长期以来对于中国革命的区域不平衡问题认识不一。革命活动应在哪些区域开展？中国革命是否存在发达的地区和不发达的地区？中共革命的历史表明，不考虑中国革命区域不平衡的实际，盲目推广“左”倾主义政策，会产生严重后果。这种区域不平衡的表现有两个方面：城市与农村的不平衡、南方与北方的不平衡。

（一）城市与农村的不平衡

在近代中国，城市集聚着一定规模的人口，在空间形态上多有城墙环绕，掌握着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的命脉，而农村地区则较为落后，长期属于政治管控的薄弱环节。城乡发展的不平衡是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深刻认识这个国情，制定正确的革命战略方针，方能推动中国革命的发展。

中共成立以来长期“以俄为师”，恪守“城市中心论”，农村地区的革命活动多以配角出现。1927年“八七”会议以后，中共革命活动开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种不同于此前欧洲和俄国革命的特殊情况：城市斗争落后于农村斗争，工人运动落后于农民运动的不平衡发展现象。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中国革命的发展很难出现同一时期全国性起义、暴动兴起的局势，而只能首先“造成一省或几省的革命胜利的局面”【《中央通告第十六号——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内容与意义》（1927年11月18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529页。】。由于党内出现的“左”倾盲动错误以及革命实践经验的不足，年轻的中共早期领导者并未对这一不平衡现象加以深入分析，相反却将这种不平衡现象视为极端不利于革命发展的“坏事”。中央反复强调工人运动低落于农民运动的巨大危险性，并要求各级党部必须“注意群众斗争平衡的发展”，务必使城市工人的暴动成为农民暴动的中心和指导者。

1928年召开的中共六大比较冷静地分析了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形势的低潮，明确指出了中国革命的城乡区域差异问题：中国革命运动在速度上发展的不平衡是“现时形势的特征”。主要问题是工农运动发展的不平衡，农民游击战争此起彼落地向前发展，而城市工人运动却遭受严重挫折。六大认为造成革命发展不平衡的原因是“反动的统治在各区域巩固的程度”的不平衡。换言之，革命对象政治统治的区域差异造就了中国革命活动的城乡区域差异。于是，六大提出中国革命的前途是“在总的新高潮之下，可以是革命先在一省或几省重要省区之内胜利”。【《政治议决案》（1928年7月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10、313页。】

但是，六大是在“城市中心论”思想指导下来解释不平衡问题的，因而其认识上的局限性也是十分明显的。首先，没有在不平衡问题上，加强对农民游击战争重要性的认识，反而认为农民游击战争只有和“无产阶级的城市的新的革命高潮相联结起来”，才能“变成全国胜利的民众暴动的出发点”。【《农民运动决议案》（1928年7月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363页。】其次，不认为中国革命发展的条件是农民运动早于工人运动的发展，反而认为“工人运动比较农民运动要低落些，这是中国革命现在阶段中之非常特别非常危险的地方”【《职工运动决议案》（1928年7月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369页。】。1928年7月26日，《中央关于城市农村工作指南》中再次明确指出：“中央严重警告过去因白色恐怖困难而放松城市工人运动的各级党部！须知城市与乡村革命运动若不能配合发展，农民小资产阶级意识只有日益扩大，暴动政策便没有实现的可能。”【《中央关于城市农村工作指南》（1928年7月2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518页。】

可以看出，自中共建党以来至中共六大召开，以城市为中心开展革命斗争在党内尤其是中央层面长期流行。大革命失败后，部分中共领导者在农村地区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得到了中央的默许，但中央对农村斗争需配合城市斗争的认识则仍然牢固。换言之，农村革命斗争是一种尝试，在整个革命斗争中处于配角地位，党的中心任务仍在城市斗争。不过，从中共六大之后到1930年6月“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取得支配地位前的一段时间里，随着农村革命根据地的相继开辟和“工农武装割据”局面的日渐形成，中国革命出现复兴发展的势头。在斗争实践中，中共党内对城市与农村革命发展不平衡问题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有了新的认识。

六大之后不久，任弼时在1928年7月提出要“创造农村工作的新局面”【《城市农村工作指南》（1928年7月26日），《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3—64页。】。10月，毛泽东在其《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指出，“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1928年10月5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48页。】。11月,蔡和森又明确提出“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换过说也就是资产阶级性的农民革命”,并特别强调“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自然比俄国更加重要”。【和森：《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前途》，《布尔塞维克》第2卷第1期（1928年11月1日），第21页。】1929年3月，周恩来也特别指出了农村工作的重要性，他认为:“目前所应注意者，还不是什么占领大的城市，而是在乡村中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并强调指出“决不应超越了主观的力量，……而企图立刻占领中心工商业的城市”。【《关于湘鄂西苏区发展的几个问题》（1929年3月17日）：《周恩来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7—18页。】4月5日,在给中央的信中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之建立，中心区域产业支部之创造，是目前党在组织方面的最大任务。但同时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苏维埃的建立，红军之创造与扩大，亦是帮助城市斗争，促进革命潮流高涨的条件。所以抛弃城市斗争，沉溺于农村游击主义是最大的错误，但畏惧农民势力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领导而不利于革命，如果党员中有这种意见，我们以为也是错误的。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不得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发展超过工人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毛泽东给林彪的信》（1930年1月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558页。】这是大革命后，毛泽东对城乡革命不平衡问题深刻认识之后的看法，具有重要的意义。9月28日，由周恩来亲自审定的《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着重强调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对革命发展不平衡的影响，指出:在中国之所以会出现“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此一革命特征,“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1929年9月28日），《周恩来选集》上，第32页。】并预言农村革命运动的发展“将必然要成为全国革命高潮的动力之一”。

然而，在20世纪30年代初情况又发生了变化，世界性经济危机使得共产国际认为资本主义总危机急剧尖锐化，并“展开大规模阶级搏斗”。受共产国际“左”的思想的影响，1930年2月26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第七十号通告，指出：党不是要继续执行在革命低潮时期积蓄力量的策略，而是要执行集中力量积极进攻的策略，各地要组织工人政治罢工、地方暴动和兵变，并集中红军进攻大城市。【《中央通告第七十号——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中心策略》（1930年2月2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第25—34页。】在中原大战爆发后，李立三等认为全国革命形势已然成熟，于是在1930年6月11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由李立三起草的《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即《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至此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党中央占据统治地位。该决议不顾中国城乡革命活动发展不平衡的实际，认为地区性的农民战争已经过时；只要在产业区域或政治中心突然爆发一个伟大的工人斗争，就可以立即通过武装起义实现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建立全国性的革命政权，进而夺取全国所有省区的胜利。并且认为“没有工人阶级的罢工高潮，没有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决不能有一省与几省的胜利”，认为“以农村包围城市”是一种“极错误的观念”。这种政策加紧推行的结果，使党和革命事业遭到严重的损失。在白区，党的许多秘密组织如满洲、顺直、河南、山西、陕西、山东、湖北、福建、浙江、广东、湖南等十几个省委的机关先后被敌人破坏，武汉、南京等城市的党组织几乎全部瓦解。在一些农村，由于没有群众基础，少数人搞的军事冒险暴动都失败了。在红军奉命进攻大城市的过程中，农村根据地有的缩小，有的丢失，红军也遭到很大损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286—287页。】

1931年1月7日，中共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虽然批评了“立三路线”的盲动主义，但会议上的许多看法比“立三路线”更“左”，其突出特点仍是坚持城市中心论。王明按照共产国际的决议提出，“在中国正在成熟着新的革命运动，新的高潮最可靠的标志是工人罢工斗争的高潮”；组织领导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真正准备总同盟罢工以至武装起义，是共产党的最主要的任务。【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297—298页。】“王明路线”再次否定了革命活动发展的城乡区域不平衡性，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夺取革命胜利以城市斗争为中心，提出要“利用目前顺利的政治与军事的条件,占取一二个重要的中心城市”【《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1932年1月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2页。】；其二，否定工农运动发展的不平衡,“以为中国目前的工人运动落后于农民运动的观点，我们认为是完全错误的”，并认为这种观点“在苏维埃运动方面必然要以为中国目前的苏维埃运动是农民的运动，中国现在的苏维埃，是农民的苏维埃”。【洛甫：《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1932年4月4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第629—630页。】

综上，在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的中共革命新道路早期探索的过程中，革命活动开展的城乡区域不平衡性是一个基本问题。近代西方经济入侵和列强“分而治之”的侵略方式造成了中国政治、经济的不平衡；又在近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地理、军事等各要素影响下，城乡发展同样具有不平衡性。这就造成了近代中国城乡发展的二元结构，革命活动开展的城乡区域不平衡性也由此产生。应当指出，尽管“城市中心论”长期在中央流行，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内农村革命的“实干家”，积极探索“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并通过多样化的“技术”操作努力消解中央错误政策的影响，壮大了红军，发展了农村根据地，农村地区成为事实上的中国革命核心阵地。这些也反过来表明，革命者深谙中国地理之实对于革命斗争的重要性。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城市中心论”在早期中央的长期流行，几度重创革命力量，给中国革命造成了重大挫折。

（二）南方与北方的不平衡

近代以来，中国南方地区较早受欧风美雨和殖民入侵的影响，变革者频出。以故，一些学者认为近代中国革命是起源于南方的，日本学者则将其称之为“南来之风”【［日］菊池秀明著，马晓娟译：《末代王朝与近代中国：清末·中华民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就中共革命而言，早期革命人物以南方人居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5块革命根据地中有14块居于南方，只有1块位于北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这种现象反映了革命活动在中国南北区域的不平衡性，南方地区革命发展很快，北方地区则较为落后。在长征以前，中共党内对于中国革命南北不平衡的看法是不同的。

中共六大的决议除了指出国内革命活动的城乡区域不平衡问题，还提出了革命发展在南北区域上的不平衡：南方的广东、湖南、湖北“农民已开始推翻豪绅地主的政权”,而北方“农民刚刚才开始斗争,还只在开始解放运动的尝试”。【《政治决议案》（1928年7月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304页。】这就表明，党在制定暴动政策上应注意南北差异，党应先在南方部分省区建立割据政权。由中共六大决议来看，其所说的“南方”主要指湖北、湖南、广东诸省。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又将江西纳入进来。他指出：“中国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地存在的地方，不是那种并未经过民主革命影响的地方，例如四川、贵州、云南及北方各省，而是在一九二六和一九二七两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工农兵士群众曾经大大地起来过的地方，例如湖南、广东、湖北、江西等省。这些省份的许多地方，曾经有过很广大的工会和农民协会的组织，有过工农阶级对地主豪绅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许多经济的政治的斗争。”【《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1928年10月5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49页。】在这里毛泽东很明确的界定了革命活动南北区域不平衡中“南北”的概念，南方诸省主要指湖北、湖南、江西、广东，西南云、贵、川三省虽属南方，但不在革命活动迅猛的“南方”范围之内，北方各省显然是指四川、湖北一线以北诸省。

综合中共六大决议和毛泽东的认识来看，造成革命活动南北不平衡的原因是大革命在南北省区影响的差异。大革命由广东发源，自南向北推进，南方的广东、江西、湖南、湖北工农运动蓬勃开展。这些省区因受大革命的影响，加之党的群众基础较好，在1927年后的中共革命活动中易于重新燃起革命之火。大革命随着汪精卫的叛变止于1927年7月的湖北，故而毛泽东认为北方诸省较少受到大革命的影响，红色政权不易产生和长期坚持下去。

尽管毛泽东似乎并未注意到在大革命期间陕西、河南两省农民运动的发展也非常蓬勃【参见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大革命时期的陕西地区农民运动》，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河南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河南省志·农民运动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不过在大革命失败以后北方地区的工农运动的确衰落了。以陕西为例，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共在陕西地区策动了大小十几次起义，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1927年的清涧起义和1928年的渭华起义、旬邑起义，但最终都归于失败。1928年以来，包括陕西在内的北方地区的革命活动趋于低潮，当南方地区的红军、根据地纷纷建立以后，北方地区的红军、根据地却迟迟没有建立起来，革命势力一直得不到发展。中共中央自1927年8月以来主要以南方湘、鄂、赣、粤四省为中心，积极策划四省暴动，准备夺取四省政权。【《中央通告第六十一号——目前政治情形和我们的责任》（1928年8月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536页。】因此，1927年以来，中国革命存在南北区域的不平衡是客观事实，在制定革命政策的过程中必须注意南北差异。在革命活动发达的南方地区首先建立割据政权，进而夺取个别省份的胜利，最终席卷全国，这是较为妥当的方式。忽略、否定北方革命活动落后、不发达这一客观事实，采取冒进的方针将苏俄经验或“左”的路线强制推行到全国会造成北方地区革命力量的消耗，甚至引发严重的危机。

遗憾的是，在20世纪30年代“左”倾思想在中共党内全面泛滥的情况下，北方地区革命活动不发达的事实，被看作是不顾中国革命大潮到来事实的“胡说”，称之为“北方落后论”“北方特殊论”。前文已述，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在党内取得统治地位。该路线的主要内容就是否定中国革命的区域不平衡，对不平衡的言论扣之以“机会主义”的帽子。尤其是否认北方革命运动较南方落后，指出北方党“想以北方的革命运动落后于南方革命运动的不平衡理论”，来掩盖对建立北方苏维埃和红军的战斗任务的“消极”。否认1924年至1927年的国民革命所造成的南方和北方革命发展不平衡的事实，反对所谓“北方落后论”，要求在北方农村中普遍地建立红色政权，在北方白色军队中普遍地组织哗变，成立红军。

1931年9月下旬，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成立，随着国民党大举“围剿”南方苏区，在击退国民党军队的同时，临时中央指示北方党加紧建立红军和苏维埃政权，并对此寄予希望。但直至1931年底，北方地区一直未能建立稳固的根据地和红军，这至少表明北方地区在群众基础、党团组织发展、工农运动等方面与南方地区的确有一定的差距，短期内建立根据地或苏区的条件不够成熟。因此，北方各省委在给中央的指示信或决议的回复中不免表达了一定的“地方之言”，希望实事求是地组织北方地区的工农运动和游击队活动等，但这些声音在临时中央看来无异于“右倾机会主义”言辞，因而对其大加挞伐。

1932年6月24日，临时中央在上海法租界秘密召开了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又称“北方会议”。会议听取了北方河北、河南、陕西、山东、山西、满洲等省委负责人的汇报。部分北方省委负责人在汇报本省情况时指出了北方地区不同于南方地区的革命形势，指出应采取契合本省实际的行动方针。如满洲省组织部长何成湘认为，满洲已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伪满政权已成立，且满洲地区未经过大革命的洗礼，针对关外不同于关内的特殊的、落后的情况，应采取特殊办法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斗争；陕西代表则认为中央政治决议缺少对北方的特殊性的分析。【姜华宣等主编：《中国共产党重要会议纪事（1921—2011）》，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6页。】临时中央将这些言论归结为“北方特殊论”，竭力批判。会议最后通过了《革命危机的增长与北方党的任务》《开展游击运动与创造北方苏区的决议》等文件，不顾北方各地实际情况，要求北方各省立即创造“北方苏维埃区域”。其结果，除陕甘交界地区一直在困难中坚持外【陕甘边照金苏区红二十六军因“左”倾主义者的领导于1933年5月间被断送，不久照金苏区也被国民党攻陷，红军余部转入南梁。】，北方其他各省一直未能建立苏维埃区域，且因革命力量暴露而遭到严重打击。【北方会议后，北方省仍有人质疑中央的决议，坚持认为革命活动在南方和北方是不平衡的。如河北省委组织部长李铁夫认为，北方广大群众因长期处于封建专制之下，“他们还不十分相信群众自己的威力”“还不能抓住自己的出路”，……至少在华北，“其革命化的速度还是很迟缓的”。在这种情况下，临时中央提出的“创造北方苏维埃区域”的任务是无法实现的。参见史略：《李铁夫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抵制和所谓反“铁夫路线”的情况》，《党史研究》1983年第6期。】

总之，革命是人类活动的特殊形式，其发展也会因特定时期各种因素的影响在空间上表现出区域差异或不平衡。由于近代中国地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空间差异，中共革命活动在区域上也产生了城乡不平衡和南北不平衡，针对不平衡区域革命形势的特点因地制宜地制定方针、路线来开展革命斗争是中共取得成功的关键。【中共党内对中国革命区域不平衡问题的认识全党范围内达到了一致和认识成熟的标志是在1945年4月20日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参见鲁广锦：《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问题的理论探索》，《中共党史研究》1993年第2期，第50页。】中共早期革命史上的成功与挫折很大程度上都与对这些区域不平衡认识的正确与不正确息息相关。

二、核心与边缘：革命战略空间的选址

中共革命的区域不平衡性关系到革命活动在中国这个大的地理区域上发展的先后问题——先农村后城市，先南方后北方。但是即使认识到这个问题并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还不足以取得革命的初步成功，中共需要战略空间的依托——根据地。根据地的建立被认为是中共成功的“三驾马车”之一【黄道炫：《中共抗战持久的“三驾马车”：游击战、根据地、正规军》，《军事历史》2015年第6期，第55—60页。】。毛泽东对根据地的解释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没有这种战略基地，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争目的的实现就失掉了依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1938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18页。】因此，即使确立了革命活动在中国这个地理空间上的发展“秩序”，缺乏根据地作为战略基地，革命形成燎原之势也恐非易事。根据地就是“割据”，是政权，是中共力量得以生存、发展、保存的战略空间或后方。那么，割据政权或战略基地是在敌统治的核心区选址，还是在边缘区选址？这又是一个关系到革命成功与否的关键地理问题。

（一）核心（区）与边缘（区）

核心（core）与边缘（periphery）是地理学上的重要概念，通常以核心—边缘理论（模式）著称。这一理论是指“在经济、社会和政体的权力不公平分配的情况下，人类活动的空间组织模式”。核心处于支配地位，边缘处于依附地位，依附是指核心与边缘之间的交换关系。【［英］R.J.约翰斯顿主编，柴彦威等译：《人文地理学词典》，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11页。】美国区域规划专家弗里德曼（J.R.Friedmann）于1966年出版其《区域发展政策》一书，系统提出了核心—边缘的理论模式。弗里德曼认为，任何一个国家都是由核心区域和边缘区域组成，核心区域由一个城市或城市集群及其周围地区所组成，边缘的界限由核心与外围的关系来确定。核心区（core area）是指城市集聚区，工业发达，技术水平较高，资本集中，人口密集，经济增长速度快；边缘区（periphery area）是指相对于核心区域来说，经济较为落后的区域。一般来说，核心—边缘理论认为在区域经济增长过程中，核心与边缘之间存在着不平等的发展关系。核心居于统治地位，边缘在发展上依赖于核心，核心与边缘之间存在贸易不平等，经济权力、技术进步、生产创新等也都集中于核心区。核心—边缘理论主要应用于城市与乡村的关系、国内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关系、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

核心—边缘理论反映了政治、经济、技术等要素在空间上的差异性和异质性，研究各自然、人文要素在空间上的差异性、异质性正是地理学的基本任务之一。核心与边缘的概念在历史研究中，学者们多有引入。施坚雅曾将传统中国划分为十个经济大区，每个大区都有核心与边陲，“大区经济应看成为复合的体系，内部是有差异的、相互依存、一体化的，尽管这些特征在边缘地带较核心区松散”【［美］施坚雅，王旭等译：《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模式》，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2页。】。鲁西奇提出了“内地的边缘”概念，认为传统中国并非一个均质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实体，而是由政治控制与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族群构成与社会结构各不相同、文化内涵与价值取向千差万别的各个区域，区域存在核心与边缘，边缘也是“空隙”，“即使是在帝国统治的腹心地带，也存在着这样的空隙”【鲁西奇：《内地的边缘：传统中国内部的“化外之区”》，《学术月刊》2010年第5期，第128页。】。根据核心—边缘理论，从革命的角度来说，在人口众多、地貌各异、政治动荡的近代中国，存在经济、政治、权力、军事、文化发达集中的核心区和较为落后的边缘区。其中，城市（等级上分为首都、省会城市、县级城市等）为核心，以之为中心向周边平原、河谷地带辐射形成的经济、文化发达，人口密集区为核心区。这些区域之外的广大农村地区则为边缘区，尤以政区交界地带最为薄弱。不过，传统中国的核心（区）与边缘（区）并不需要完全维持严格而紧密的交换关系，边缘区依靠小农经济也能自成一体，这是后来红色政权生存、发展的主要原因。

（二）核心区暴动、割据的失败

中共革命活动的开展必然以中国这个大的地理空间为依托。“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情况复杂、经济文化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进行活动的。”【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2页。】从地理学角度来说，“中国”这一空间是非均质的，具有异质性，产生空间差异，进而产生核心与边缘。传统时代的核心与边缘是由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多种因子的叠加而成的综合体，发展形成核心区与边缘区。无论是帝制时代还是民国时期，统一“中国”的形成实则是中央系统或国家系统向边缘地区的持续推进，进而消弭边缘地区的动荡。1927年以来，蒋介石政权也一直致力于消解其中央直接控制的核心区以外的边缘地区的影响力，并期望将之纳入中央系统。这包括两种区域，一是地方军阀控制区域，如西北、两广、西南等地方军阀都属于蒋氏政权政治、军事直接控制之外的边缘区域；二是中共直接控制区域。

显然，从革命的对象角度来说，我们所说的核心（区）与边缘（区）早期都为革命对象所占据。中共革命要做的就是选择在合适的区域开展革命活动，建立革命的战略基地——根据地，并最终完成全国性的政权转化。与对革命活动区域不平衡问题的认识一样，中共早期年轻的革命者们也对党在核心区还是边缘区建立根据地的问题付诸了极为艰难的探索。

众所周知，从1921年至1927年，中共虽略有涉及农村边缘地区的革命活动，但整个党的工作思路长期是以城市为中心的，沿袭俄国共产党人的斗争路径。中共早期斗争的失败固然是因敌强我弱、没有掌握革命武装，但中共领导人过于重视中国地理上的核心与核心区，而忽视边缘区革命斗争也是重要原因。在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将城乡暴动作为中央和各地方党的中心任务。按照常理，中共应在大革命的惨痛教训中改变其重视核心区、忽视边缘区斗争的问题，但是“八七”会议的总方针在各地执行中仍以核心区斗争为主。此后，中共中央产生了由暴动向游击战争转化，并进而形成割据的思想。不过，在割据的空间选择上，早期并未区别核心与边缘，都是以县、市、省为中心的整体暴动，没有产生在边缘区暴动、割据的思想。1927年8月29日，中央对两湖暴动计划的决议案就指出：湖南暴动可分为三大区，一为湘南各县，郴州、宜章、汝城、永兴及衡阳、耒阳、衡山两路……夺取衡阳，暴动成功后，会合潭醴之师合取长沙。第二区为湘中、湘东各县，为安源、醴陵、湘潭、湘乡一路；浏阳、平江一路；宁乡、益阳、安化一路；湘阴、岳阳、长沙与其近郊一路。各路以长沙为中心作准备，于九月十日开始总的暴动。【《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1927年8月2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364页。】这个“全省范围的暴动”计划，以会攻长沙，“推翻湖南省政府”为最终目标，并未区分敌人统治的核心与边缘问题，可谓“全面暴动”。而且，各分区活动的中心都是以夺取区域中心城市——长沙为目标的，因而总体上都以进攻敌之区域核心为目标。

陕西地区同样如此。1927年9月26日，参加“八七”会议的陕西共产党员李子洲回陕传达中央精神后，陕西省委于西安召开了第一次扩大会议，会议强调指出：“在西北上的革命若不注意农运，就无所谓革命。农村若没有革命的变化，革命也永远不会有彻底的成功。对农民的态度，是一切政治行动的测验。”【《陕西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的党务报告》（1927年9月26日），中央档案馆编：《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7—1929》，内部发行，1992年版，第148页。】这个具有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前瞻性言论无疑充满着令人振奋的声音，但其实际执行却是集中于渭河沿岸，东至潼关，西至长武，以长安为中心。【《陕西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的党务报告》（1927年9月26日），《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7—1929》，第148页。】这一区域是以渭河为中心的关中地区，显然不是边缘区域。到了1928年，陕西共产党人制定了一个宏大的暴动计划，要策划全陕东的“总暴动”，最终发动“渭华起义”。计划指出：“陕西各级党部应如何努力于鼓动和领导广大的农民群众，开发游击战争，由部分暴动过渡到全陕的总暴动，形成整个陕西普遍的大骚动局面。”【《陕西党与团关于开发游击战争由部分的农民暴动过渡到全陕西的总暴动的通告》（1928年1月12日），《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7—1929》，第271页。】暴动区域具体为：“依据天然的地理、政治、经济诸条件，将陕西划分为关中、汉南、陕北三区”，汉南、陕北在省委指导之下，各设一特别委员会，指导汉南、陕北党内外一切工作，而陕西共产党的工作重心集中在关中道，将关中道划分成五个重要区域，执行农民暴动的方针：省东区，临潼、渭南、二华【即华县、华阴。】、潼关、蓝田……等县，以华县、渭南作中心；渭北区，泾阳、三原、高陵、富平、栒邑、淳化……等县，以泾阳、三原作中心；省西区，乾县、醴泉、永寿、长武、兴平、岐山、扶风、武功……等县，以乾县、醴泉作中心；中区，长安、咸宁、盩厔、鄠县……等县，以长安作中心；东府区，蒲城、固市【渭南县渭河北部重要市镇固市在大革命时期曾设立五一县。】、同州、朝邑、韩城、郃阳……等县，以蒲、固作中心。【《陕西党与团关于开发游击战争由部分的农民暴动过渡到全陕西的总暴动的通告》（1928年1月12日），《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7—1929》，第272页。】显然，整个关中道是陕西的核心区，共产党人以此为暴动中心必然面临敌人的疯狂镇压，渭华起义最终也归于失败，这与同一时期国内其他地区暴动的结果是一致的。

（三）边缘区割据的探索与思想确立

我们知道，中共革命的转机源于革命新道路——“农村包围城市”的探索。从地理上来说，实则是思想上和实践上由在敌统治的核心区建立革命战略基地转变为在边缘区建立，并最终推动全国革命的胜利。民国以来，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南京政府及其统治下的各地方军阀控制着中国各地的核心和核心区。这些地区在等级上沃马克将之分为中心（center）和次级中心（subcenter）,各军阀的领土政治实际上是想把自己辖区变成一个与北京中心/南京中心相对抗的次级中心（subcenter）。其各省“自治”也是地方精英想要避免屈从于一个中央精英的努力。而中共根据地的选择则是在这些中心和次级中心以外的边缘地带建立一个“敌对中心（anticenter）”，“毛泽东利用他的军事力量挑战当权政府控制的边缘地带”。【［美］布兰特利·沃马克著，霍伟岸等译：《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第93页。】黄道炫将中共复兴的边缘地区命名为敌人统治的“裂缝”地区，他认为由于中共革命是个由弱到强、不断发展的过程，初期根据地的选择，必然是在对手力量薄弱的地区，亦即统治裂缝地区。而由于敌手方力量发展的不平衡性，近代中国这样的统治裂缝特别明显，这就给根据地的发展提供了天赐良机。革命，就这样在努力和机缘中奋勇前行。【黄道炫：《革命、裂缝、根据地》，《苏区研究》2017年第4期，第41—48页。】

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文章中最早探讨了在边缘区建立割据政权的理论和原因。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以宁冈为中心的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1928年10月5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52页。】，这是高层政区交界处的割据政权，以罗霄山脉中段为基地，是个敌人统治的边缘区域。选择罗霄山脉的中段建立割据政权，其原因是能够影响湘赣两省，群众基础、党的基础都有，有很好的军事根据地。【《井冈山的斗争》（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79页。】这一割据政权的内部还有县级政区交界处的边缘地带，也是红军赖以生存的重要军事根据地，其一是永新、酃县、宁冈、遂川四县交界的大小五井山区；其二是永新、宁冈、茶陵、莲花四县交界的九陇山区，地形都极为险要。【《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1928年10月5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53页。】因此，中共早期根据地的建立选择在敌高层政区交界处的边缘地区，其内部又囊括各县级政区交界的边缘区，并逐步推进，形成跨县、跨省的割据政权，从而初步探索出了中国革命的新道路。此后，其他地方领导人也纷纷效仿，先后在南方地区建立了赣南、闽西、湘赣、湘鄂赣、湘鄂西、鄂豫皖、闽浙赣等根据地。这些根据地无一不是在敌高层政区交界地区——边缘区建立，中国革命再次迎来新生。

那么，革命根据地能够在边缘地区保存的原因是什么？毛泽东指出其根本原因在于半殖民地中国政治经济的不平衡：“帝国主义和国内买办豪绅阶级支持着的各派新旧军阀，从民国元年以来，相互间进行着继续不断的战争，这是半殖民地中国的特征之一。……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有两种，即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1928年10月5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49页。】正是窥见了当时中国政治经济的现实，当党内个别同志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时，毛泽东才能信心满满的回答“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当他与朱德率领井冈山红军摆脱湘赣敌人追击挺进赣南、闽西时，本属偶然的行军探索，却又进一步发现这一地区正是两省统治的边缘地区，最终建立了中央苏区。

红军到达陕北后，毛泽东于1935年12月指出:“革命的胜利总是从那些反革命势力比较薄弱的地方首先开始，首先发展，首先胜利；而在那些反革命势力雄厚的地方，革命还是没有起来，或者发展得很慢。”【《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2页。】1936年12月，毛泽东又进一步阐释了革命根据地选址中的核心与边缘问题。他说：“（国民党）控制了全中国的政治、经济、交通、文化的枢纽或命脉，它的政权是全国性的政权。”而“我们的政权是分散而又孤立的山地或僻地的政权，没有任何的外间援助。革命根据地的经济条件和文化条件同国民党区域比较是落后的。革命根据地只有乡村和小城市。其区域开始是非常之小，后来也并不很大。而且根据地是流动不定的；红军没有真正巩固的根据地。”【《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89—190页。】因此，核心就是枢纽或命脉，长期为革命对象所掌握，而革命力量只能在革命对象控制薄弱的僻地或边缘区生存，山地尤佳。到了抗战时期，尽管中共面临的对手有所变化，中共根据地的选择和成长路径仍然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类似——根据地仍然处于数省交界的边缘地带，如晋察冀、冀鲁豫、晋绥、晋冀豫等。依托这些边缘地带的根据地，中共最终实现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目标。

（四）核心（区）与边缘（区）的转化

地理学上认为，核心区与边缘区的空间结构地位不是一成不变的。核心区与边缘区的边界会发生变化，区域的空间关系会不断调整，经济的区域空间结构不断变化，最终达到区域空间一体化。【汪宇明：《核心—边缘理论在区域旅游规划中的运用》，《经济地理》2002年第3期，第372页。】在长期的革命进程中，敌人长期控制着核心和核心区，中共只能在边缘区建立根据地并进而扩大。但是核心（区）与边缘（区）并非不可转化，这包含两种空间尺度上的转化。

第一种是内部的转化或地方性的转化。至20世纪30年代，年轻的中共领导人充分利用了敌人统治的空隙在长江中下游边缘地区开辟了大小十几块革命根据地，从而在革命实践上验证了在边缘区建立根据地思想的正确性。中共在敌统治的边缘区站稳脚跟后，随后将之打造成抗击敌对力量的我之“核心”，并逐步扩大，进而希望夺取全国性的政权。

中共根据地的空间扩张方式我们将在后文详述，这里需要着重阐述的是中共在南方根据地时期是如何将国民党的“边缘区”转化为我之“核心区”的。显然，中共依靠的“法宝”是“工农武装割据”，它包含三方面内容：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使得红军能够挺进地方并获得无产阶级革命者最大的同盟——农民阶级的支持，而根据地建设则使中共在地方上持续地生存、发展并最终走向“农村包围城市”。其实质就是割据政权的建设，包含党的建设、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军事建设、文化建设等。通过这些工作，中共逐步将敌统治的边缘地带变成自己的核心地带，实现了边缘向核心的转化。正如沃马克指出的：“毛泽东利用他的军事力量挑战当权政府控制的边缘地带，从而建立起他的敌对中心。之后，通过当地的社会革命和政治教育，他赢得了一批支持者，他们将支持他进一步的军事和政治扩张。”【［美］布兰特利·沃马克著，霍伟岸等译：《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第93页。】因此，从地方尺度来说，中共将国民党统治下的边缘区转化为中共割据政权下的核心区，实现了将敌统治的外线转化为我之内线；将前方（敌占区）转化为我之后方（根据地）。

第二种是中国地理上或全局性的转化。随着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中共革命至1931年11月达到顶峰。然而，此后不到三年南方的中共力量即被迫战略转移，向西北挺进。既然南方边缘区是中共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沃壤”，为什么中共最终面临几乎失败的境地而不得不选择放弃这些根据地？黄道炫从革命的张力与限界角度做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解释。他认为早期革命在中共强大的政治、组织、军事动员基础上最终建立了大量根据地，体现了中共革命强大的张力，但是南方革命根据地不断积累的经济、政治压力，以及五次反围剿中强大的反对力量使得早期革命又必不可免的面临限界问题，即革命在特定区域不可能无限制膨胀，而最终受限，被迫选择战略转移。【黄道炫：《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若从中国地理上去解读，我们可以发现南方革命根据地绝大多数处于长江中下游地区，虽然多数根据地在地方上僻处山区，但是从中国大的地理格局上来说，它并非边缘地带，而是核心地区。这些根据地毗邻长沙、南昌、武汉、南京等大城市，处于长江中下游国民党统治的核心地带，可谓其统治的“腹心之患”。回顾蒋介石政权的“发迹”过程，我们知道它正是从广东向北挺进长江中下游地区，这一地区实则是南京政府政治统治的“地理基础”，是蒋介石政权统治的核心区。在了解蒋介石南京政权发展的历史之后，我们会明了蒋介石政权的政治、军事、经济力量在地理上呈现“空间递减”的圈层态势，即由长江中下游（核心是长江下游）向西南、两广、西北、华北、东北地区递减。越靠近核心区的地方系统所面临的军事、政治压力越大——蒋介石政权时刻想将其演化为中央系统。长江下游是国民党统治力量在地理上的第一圈层，中共中央在1929年9月即指出：“蒋系政府把持南京反革命政权……，对内把持长江下游财权及重要军械制造所”【《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1929年9月28日），《周恩来选集》上，第30页。】，长江中游则为第二圈层。这两个区域是蒋介石南京政权统治的核心区域，坐拥两大城市——南京和武汉，它们在1924年以来的国民党政治史上的地位不言而喻。因此，南方根据地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根据地在地方上虽是边缘区，但从整个中国的地理形势上来说却是核心地带，其对国民党的威胁巨大，蒋介石不可能等闲视之。这一点，到达陕北后的毛泽东是深有体会的，他指出：“南方根据地全部丧失，红军移到了西北，不是如同在南方那样处在威胁国内敌人的最重要的地位了，‘围剿’的规模、情况和战斗，就比较小些、简单些，缓和些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93页。】

相反，在地理上陕甘宁边区所在的西北地区对于南京国民党方面来说是边缘地带，而且在军事、政治上也同样处于边缘区。这一地区并无多少国民党中央系统，同时又处于东北军、西北诸军、晋军等各地方系统交织的边缘地带。国民党中央系统处心积虑的渗透和各地方军阀之间的矛盾使得陕甘宁边区周边呈现军事、政治上的犬牙交错态势。毛泽东在抗战时期论述抗日持久战是“犬牙交错”的战争的分析，同样适用于这一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在中共妥善的统一战线工作之下，立足陕北的中共与其周边的地方力量建立了微妙的关系，得以继续保存下去。这样，在空间上，中共依托长征，从国民党统治的核心地带转移到中国地理、政治上的边缘地带。同时，中共通过自身努力将这一边缘区打造成了支撑中国革命新的战略核心，其后又在抗战时期将之建设成为模范的抗日民主政权，最终赢得了全国政权的胜利。

三、波浪式：革命势力的空间推进方式

随着革命活动的发展，革命势力逐步强大，最终以建立根据地为目标的割据政权相继建立。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将革命势力向周边推进，先夺取一省或数省的胜利，直至完成全国性政权的转换。中共革命势力的空间推进方式是以“波浪式推进”为根本原则的，其对立的做法即为冒进政策。由于中共早期活动以城市为中心，中央与地方省委又都在大城市“常驻”，并不完全了解地方实际，多数情况下都是在距离各根据地很远的地方进行“遥控”。在土地革命时期，凡是“左”倾思想流行时期所执行的革命政策都是冒进政策。“波浪式推进”也有“波浪式向前扩大”和“波浪式发展”等近似表达。波浪式推进原则的表现，从地形上来说是由山地向平原地区推进；从根据地建设角度来说，是先通过对中心地区建立“坚实的基础”，然后通过各种建设工作向周边地区逐步地推进、扩大，进而发展出新的根据地。在抗战时期，这一原则又有新的表现。

（一）土地革命时期

1928—1929年，毛泽东创立的井冈山根据地也经历了几次失败，其中1928年的“八月失败”最为惨痛。在给中央的信中，毛泽东指出了八月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湖南省委特派员不顾地方实际，在军事上采取冒进的方针。与此相反，在总结历次斗争的经验后，毛泽东提出了革命势力在空间上采取波浪式推进的理论。

在1928年10月5日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毛泽东首次指出湘赣边界“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11月25日的《井冈山的斗争》一文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了冒进政策的实质：“若在统治阶级政权比较稳定的时期……，则我们的战略必须是逐渐地推进的”，而军事冒进主要是“不注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的基础，不顾主观力量的可能，只图无限量的推广”。【《井冈山的斗争》（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58页。】井冈山根据地的扩张方式是“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井冈山的斗争》（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59页。】1930年1月5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提出了中共根据地的几种类型：朱德毛泽东式、贺龙式、李文林式和方志敏式。这些根据地有计划地建设政权，深入土地革命，“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向前扩大的政策”【《毛泽东给林彪的信》（1930年1月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第554页。】。

正如前文所述，中共在敌人统治的边缘区进行军事、政治的割据，随后将这些边缘区转化为自己的核心区，在“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后，逐步向周边推进。边缘地区绝大多数都是山地，在山地建立根据地有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同一时期，中共其他领导人也曾指出了游击战争应在地势险峻的山地活动。如周恩来在1929年3月给贺龙及湘鄂西前委的指示信中，明确指出游击战争“应该是向农村阶级矛盾与斗争到了更激烈的地方，党与群众的组织有相当基础的地方，以及给养丰富、地势险峻的地方为最宜”【《关于湘鄂西苏区发展的几个问题》（1929年3月17日），《周恩来选集》上，第18页。】。

显然，波浪式推进的方式既符合军事斗争的策略，也符合地方实际。“在四围白色政权中间的红色割据，利用山险是必要的。”【《井冈山的斗争》（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68页。】这是毛泽东在井冈山根据地经年的成功、挫折与失败中不断总结出来的。不过，在根据地波浪式推进的过程中，红军不可能一直都在山地活动，必然会由“上山”转至“下山”，这就使得革命势力或根据地逐步向平原地区推进，从而囊括更多的农村地带，甚至有中小城市。所以毛泽东后来指出：“革命根据地只有乡村和小城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90页。】当然，原有山地是最稳固的核心区，是将来平原地区可能失去后的最终战略支撑空间。如在1928年8月，湘赣两省敌人会攻井冈山时，“边界各县的县城及平原地区尽为敌据”【《井冈山的斗争》（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62页。】。在山地核心区的边缘地带是“游击区”，也是“新区”。随后，通过对新区政治、经济、军事、群众等各项工作的完善，新区演化为核心区或“老区”，然后继续扩大游击区，再经过各项工作将根据地逐步扩大。于是，革命势力推进的空间进程就形成了由“山上”的核心区向“山下”的平原地区波浪式推进的空间扩张模式。

需要注意的是，1930年初，毛泽东在“波浪式推进”的基础上又有了“伴着发展”的概念表达。1930年2月7日，红四军前委、赣西特委和红五军、红六军联席会议在吉安陂头召开，史称“陂头会议”，也称“二七会议”。3月18日，新成立的共同前委在赣州城郊楼梯岭发布了由毛泽东起草的《前委通告（第三号）——分兵争取群众的意义及工作路线》，通告对红军分路游击提出了同时扩大、同时深入的“伴着发展”的战略原则。已有研究主要从“军地关系”和“军事地方化”角度对“伴着发展”战略加以阐释，并将“波浪式推进”视为“伴着发展”战略的雏形。【参见应星：《从“地方军事化”到“军事地方化”——以红四军“伴着发展”战略的渊源流变为中心》，《开放时代》2018年第5期；李夏：《红4军“伴着发展”战略与军地关系——以1929—1930年红4军赣南三次分兵游击为中心》，《军事历史研究》2020年第3期。】不过，由通告内容来看，“伴着发展”的实质仍是“波浪式推进”。通知指出：“伴着发展的工作路线从我们的经验中是显示工作的效力的。伴着原有小块红色区域发展，及成立新的小块红色区域，再促进他去发展，这个观念要深刻地建设起来，因为从前没有过。”【《前委通告（第三号）——分兵争取群众的意义及工作路线》（1930年3月18日），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91—492页。】因此，所谓“伴着发展”是说新的红色区域是“伴着”原有红色区域的巩固之后发展而来，新的红色区域“伴着原有的一些基础发展的，是‘打通’‘连贯’的工作”。这个表述的实质仍是此前根据地的空间推进要坚持“波浪式推进”原则，即要先有一定的基础，伴着这个基础，再发展新的红色区域。通告明确说，有时为了“全国的意义或其他不可避免的原因”，红军“是要跑入原无基础的区域去的，但这不是工作路线的原则，我们的原则无疑是‘伴着发展’，也即是历来所说的‘波浪式的向前扩大’。”【《前委通告（第三号）——分兵争取群众的意义及工作路线》（1930年3月18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第492页。】因此，“伴着发展”虽是“波浪式推进”的新的表述，但其实质并未改变，波浪式推进一直是根据地空间发展的正确模式和完整表达，一直持续至抗日战争时期，并被毛泽东和各根据地领导人认同。

（二）抗日战争时期

从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中国革命的中心区域由南方转移到了北方。尽管中国北方与南方有着不同的地理环境，但面临与土地革命时期类似的敌强我弱的军事形势，中共仍以建立根据地为基础，进而同样采取波浪式推进的根据地空间扩张方式展开斗争。至抗日战争胜利，各根据地及其波浪式推进后建立的解放区，成为战后中共赢得主动的根本战略空间。

中共在抗日战争中的活动同样是通过游击战争以建立根据地为核心的。毛泽东认为抗日游击战争的根据地大体不外三种：山地、平地和河湖港汊地。【《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1938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19页。】这三类根据地的建立是在八路军的敌后抗日游击战方针指引下陆续建立的。

早在1937年8月初，毛泽东就提出中共的整个战略方针是“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8月下旬，洛川会议上毛泽东又指出，红军的作战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红军的作战区域主要位于晋、察、冀三省交界处。9月中旬，毛泽东对八路军在山西抗战的部署进一步调整：一一五师进入恒山地区，一二〇师进入管涔山地区，一二九师进入太行山和太岳地区。他指出，由于日寇分三路进击山西，“恒山山脉必为敌军夺取冀察晋三省之战略中枢，向此中枢出动主力”。“此时如依原计划执行，将全部处于敌之战略大迂回中，即使第二步撤向太行山脉，亦在其大迂回中（设想敌占太原之情况下），将完全陷入被动地位。”【《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初期关于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的五个电报》，《人民日报》1980年7月7日，第1版。】

1937年11月太原失陷后，八路军三大主力逐步开赴华北敌后，开辟敌后战场，着手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敌后抗战是没有后方的战争，若无根据地的支撑，游击战争是不可能长期生存和发展下去的。八路军三大主力建立根据地的方向是晋西北、晋东北和晋东南，山西成为中共抗战的最初战略支点。此后，八路军陆续建立了晋察冀、晋冀豫、晋绥抗日根据地，以山西山地为中心的山地根据地陆续建立起来。

在这一基础下，根据地开始向华北、华中的平原、河湖港汊地区波浪式推进下去。在平原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对于中共来说是缺乏经验的，毛泽东一再强调抗日战争以山地游击战为中心，这是对南方根据地时期斗争经验的继承和面对强大敌人下采取正确战略方针的考量。但山地也有其天然的劣势——耕地有限、人口不足，而平原地区却人口众多，是天然的粮仓，如冀中根据地在1938年就有800万人口【吕正操：《冀中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91页。】，而陕甘宁边区在抗战时期人口最多时也只有200万人。【杨圣清：《新中国的雏形——抗日根据地政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2页。】可以说，中共抗战由山地发端，而真正走向辉煌的关键则是平原根据地的建立。早在1937年10月，原东北军五十三军一一六师六四七团吕正操率部在冀中坚持敌后抗战，次年4月，建立了中共在平原地区的第一个根据地——冀中抗日根据地，隶属晋察冀边区。4月21日，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联名向前线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等发出关于开展平原游击战的指示，指出：“根据抗战以来的经验，在目前全国坚持抗战与正在深入的群众工作两个条件之下，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扩大的发展抗日游击战争是可能的，而且坚持平原地区的游击战争，也是可能的。”“党与八路军部队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应坚决非采取尽量广大发展游击战争的方针，尽量发动最广大的群众走上公开的武装抗日斗争。”【《关于平原游击战的指示》（1938年4月2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05—506页。】在挺进平原地区的过程中，华北平原的白洋淀、微山湖、渤海边缘等地区的抗日斗争也陆续开展，小区域的根据地也得以建立。

在南方，原湘、赣、闽、粤、浙、鄂、豫、皖八省红军和游击队改编的新四军在大江南北的山地展开抗日斗争。新四军第一、二、三支队在江南活动，第四支队在江北活动。江南新四军早期在安徽皖南山区和苏南茅山地区活动，后建立了茅山根据地。1938年5月4日，毛泽东指示项英，要他立即派新四军主力东进，“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五区之间广大地区，创造根据地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的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分渡江进入江北地区”【《关于新四军进行游击战的指示》（1938年5月4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511页。】。1938年9—11月，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召开，总结了抗战15个月的经验，再次明确指出党的工作重点是在战区和敌后农村，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具体方针。中央所说的华中大体位于黄河以南、长江以北、京广铁路以东的广大地区。此后新四军相继建立了豫皖苏、淮海、苏南、苏中、淮北、淮南、皖中等抗日根据地。这些根据地除少量山地外，多数位于平原和河湖港汊地区（如洪泽湖、太湖、沿江沿海等地区）。因此，由中共在抗战以来的军事动向可以发现，中共抗日力量在抗战时期的空间推进方式仍然遵循着土地革命时期的波浪式推进方略。从地形上来说，先由山地发端，逐步向平原、河湖港汊地区推进开来；从区域上来说，则由华北的山西向河北、山东平原波浪式推进，再向华中地区。

更微观的来看，波浪式推进原则也为地方领导人创建敌后各抗日根据地时所遵循。聂荣臻总结了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基本经验，其中之一就是“根据地既要巩固，又要不断扩大，两者兼顾，波浪式地发展”，并说“波浪式的发展”是毛泽东所总结的创建根据地的基本经验。【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中，解放军出版1984年版，第577—578页。】“波浪式发展”就是“波浪式推进”，聂荣臻将其概括为“在民族民主革命战争中，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创建革命的根据地，巩固根据地，再依托根据地，扩大发展根据地，既反对保守主义，又反对冒进政策，使巩固根据地与发展根据地相结合的原则，所谓波浪式的推进，就是根据地扩展到某一境地，就要暂时停止推进，而进行新区的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建立人民武装等项巩固工作，到新区已经可以作为依托再行推进。”【《对固定区域割据用波浪式推进政策解释的复电》（1950年4月28日），《聂荣臻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321页。】毛泽东对这一概括表示“同意”。【《对聂荣臻关于“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的解释的批语》（1950年4月28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317页。】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抗战时期进一步完善了波浪式推进的思想。他指出，在一些“现成的根据地”发展游击战争是很方便的，但在其外围还不是游击战争的根据地，而是所谓“游击区”。这种游击区再通过军事斗争、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政权后，最终转化为根据地，“将这些根据地，增加到原有的根据地里面去，就叫做发展了根据地”【《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1938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22页。】。这就清晰地揭示了根据地波浪式空间推进的图式：根据地—游击区—根据地（发展了的）。此外，毛泽东还指出根据地波浪式推进的过程中要依照具体情况在巩固和发展两个方面上做工作，“某一时期，把重心放在发展方面，这就是推广游击区、扩大游击队的工作。另一时期，则把重心放在巩固方面，这就是组织民众、训练部队的工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1938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26页。】。

综上所述，以根据地为战略空间的敌后抗日战争奠定了中共最终走向成功的基础，其间三种类型的根据地在建立的空间秩序上存在差异，在抗战中承担的作用也不同。山地抗日根据地是中共抗日力量的“发动机”，是挺进平原、河湖港汊地带的核心和“原初”地带。山区地形复杂，交通阻塞，便于隐蔽，有利于我军行动，不利于现代化装备的日军发动战争，是发展游击战争和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最理想地方。全面抗战之初，毛泽东就指出山地根据地是抗日游击战争最能长期支持的场所，是抗日战争的重要堡垒，“我们必须到一切处于敌后的山岳地带去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起根据地来”【《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1938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19页。】。平原地区交通便利，四通八达，毗邻大城市，虽然缺少隐蔽，便于敌军活动，但其地域广大，物产丰富，经济、文化发达，人力资源雄厚。河湖港汊地区则囊括前两者的优缺点。山地和河湖港汊根据地，是平原游击战争和抗日根据地的屏障和依托，是后方；平原根据地则是山地根据地的前沿，是粮仓。三种抗日根据地在战略上互相支援，形成对敌斗争的有利局面。特别是发展了平原根据地，就把人民斗争进一步推进到靠近城市的地方，缩小了农村对城市的包围圈，为最后夺取城市造成更有利的条件。【杨圣清：《新中国的雏形——抗日根据地政权》，第28页。】

结语

本文所述的三个地理问题几乎与1921—1945年中共革命的进程相始终。区域不平衡问题关系到革命活动开展的空间选择；核心与边缘问题事关革命根据地的空间选址；波浪式推进则是中共革命势力推进的空间模式。对这三个地理问题的认识不统一，以及错误的认识长期流行是中共革命道路经历种种挫折与失败的诱因之一。

我们无需苛责，因为在缺乏本土革命经验与理论和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早期中共领导者不可能顺利地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大国完成革命。不过，中共是一个极端重视经验与理论的政党，这在近代中国政党中罕有其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南方地区遭遇革命生存的“空间危机”后，由南方根据地向西迈进，在穿越无数地理障碍后最终落脚西北黄土高原。完成中国革命的空间“大挪移”后，在毛泽东的卓越领导之下，中共在西北地区不仅实现了革命政党与理论的成熟，而且对中国革命地理问题的讨论也达到了认识上的统一。在其指导下，抗日战争爆发以来中共根据地依然遵循着在犬牙交错的战争、政治格局中选择边缘地带建立根据地；革命政权和力量由山地向平原波浪式推进；先农村后城市，因地制宜地创建解放区和发动群众等原则，最终取得了中国革命的成功。

总之，中国革命史除了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等问题外，还有地理问题。中共革命由东南向西北的地理转换恰为中共获得新生奠定了地理基础，正如顾祖禹所说的，历代政治集团由西北发难者“虽微必大，虽弱必强”【［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449页。】。

Three Geographical Issues of the CPC Revolution(1921-1945)

Cheng Sen

Abstract:As a special form of human historical activity,revolution also requires a geographical stage,and revolutionary activities themselves also have many geographical issues.The difficulties and setbacks experienced by the CPC revolution cannot only be analyzed from political,military,and other aspects,but also should be explained from a geographical perspective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CPC.Among them,there were three geographical issues consistent with the process of the CPC revolution from 1921 to 1945.The CPC has been understanding and debating from practical,theoretical,and other aspects for a long time,ultimately reaching maturity.The three geographical issues included regional imbalan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revolutionary activities,the choice issues of the core and edge of revolutionary strategic space,the wave spatial propulsion of revolutionary forces.It was an important inducement for the CPC to experience various setbacks and failures in the process of exploring a new path of revolution,which was that the central and local leadership had inconsistent understanding of these three geographical issues,and even had a long-standing misconception in the early stage of the CPC.

Key words:the CPC revolution;regional imbalance;core and edge;wave propulsion

来源：苏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