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保杰：试析延安时期周扬对鲁迅的接受与阐释

摘要：延安是中国革命的转折点，对周扬也是人生的一个转折点。面对新的革命形势，周扬抛弃左联时期对鲁迅的成见，从错误与挫折中重新认识与学习鲁迅。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分界线，延安时期周扬对鲁迅的阐释可分为两个阶段。《讲话》之前，周扬着重从精神层面阐释鲁迅对中国革命的意义，表现了更多的个人化的思考；《讲话》之后，周扬重点阐释鲁迅以及他所表征的话语力量对于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资源意义。延安时期周扬对鲁迅的阐释是中国左翼理论对鲁迅进行阐释的重要一环，与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民族救亡有内在关联性，对其产生背景及相关历史脉络进行分析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延安时期；周扬；鲁迅

20世纪30年代，周扬在上海领导左翼革命文艺运动时，由于未能处理好与左联旗手鲁迅的关系，受到晚年鲁迅的公开批评，并被讥讽为“四条汉子”“奴隶总管”1等。鲁迅的批评给周扬内心带来深重的阴影与痛苦，因此，“三十年代”的上海左翼文艺运动，对周扬来说是一个心结，也成了他政治生命中的一个“癌症”2。鲁迅去世后，对于这次“革命阵营内部的争论”，周扬在不同场合多次反省、检讨自己的错误，主要包括：在论争中，对鲁迅的伟大缺乏认识；对鲁迅的意见尊重不够；带有宗派主义情绪；年少气盛，等等。3周扬的反省是真诚的，也指出了自己的错误所在。在后来的实际工作中，周扬把鲁迅对自己的批评当作鞭策，在自觉学习鲁迅的过程中加深对鲁迅的认识，借以调整自己的文艺思想、工作思路与为人处世风格等。

1937年底，周扬到达延安，人生翻开了新的一页。在新的革命形势下，面对鲁迅这一“缺席的在场”，周扬从错误与挫折中重新学习与认识鲁迅。从上海到延安，周扬对鲁迅的认识与接受也呈现出新的变化。本文试图通过梳理延安时期周扬在不同场合对鲁迅的接受与阐释，着重分析这种接受与阐释产生的不同背景及相关的历史脉络，探讨其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民族救亡之间的内在关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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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延安之前，周扬有过短暂的消沉期，就像他自己所说的，被鲁迅公开批评之后，“工作就很难做”“生活没有着落”4，他更多的时间是在家翻译《安娜·卡列尼娜》。这个时期，他对文艺问题的思考与先前相比已经有所变化。他开始关注文艺的特殊性，开始强调创作的自由竞赛。在《现实主义与民主主义》一文中，他说：“在作家的相互关系上，尤需要有民主主义的精神。我们不容许文坛上的命令主义，独断主义，我们要养成一种自由竞赛的风气。用思想的卓越性和作品的质来取得在读者中间的威信，这是最公平的办法。以政治思想的前进来弥补艺术技巧的缺陷，对于其他作家的一切严肃真挚的努力取着一种轻视的态度，这是要不得的。因为前进的思想决不是宗派的东西。”5这种认识显然是对左联时期所犯错误的反思，也是他重新认识鲁迅并以新的面目出现的思想基础。

周扬初到延安时心情兴奋，感到自己来到了另一个天地。“我很快地见到毛主席，我检讨了同鲁迅、茅盾没有处理好关系。主席说，革命内部争论是正常的。延安也争得很厉害。主席没有批评我，还给了我很大的鼓励。”6与上海时期不同，在延安的周扬置身于一个“新的环境”，他对文艺问题的关注点也发生了变化，首先是抗战时期的作家及创作进入他的视野。周扬写了《我所希望于〈战地〉的》《抗战时期的文学》《新的现实与文学上的新的任务》《我们的态度》等文章，对抗战时期的作家及创作进行指导。在这方面，鲁迅的创作自然成了他指导抗战作家创作的重要资源。由于对抗战主题的生疏，对抗战的复杂过程还不了解，许多作家不能很好地塑造抗日英雄形象。在《新的现实与文学上的新的任务》中，周扬严厉地批评了欧阳山、东平等集体创作的小说《给予者》7：“把知识分子所特有的细腻精微的感觉，思想，和哲理深奥的言语加在普通工农士兵的身上，一个一字不识的士兵的嘴里竟会说出甚么‘灵魂的纵深地带’，‘强烈的内在的活动’等等字眼。”8周扬建议他们好好学习鲁迅，学习鲁迅对人物性格的刻写，特别是对人物对话的书写，如阿Ｑ、孔乙己、九斤老太等人物活生生的对话。周扬认为，“中国新文学中可以称为不朽的典型的，只有鲁迅的阿Ｑ。在这个可笑又可悯的人物身上，反映出了中国农民的软弱的黑暗的一面，因为中国的农民性和落后性，他又被视为中国国民性的代表者。”9在抗日英雄典型的塑造方面，周扬认为鲁迅小说中的阿Ｑ形象能给予启示，他要求抗战作家像鲁迅了解中国人民那样深刻地了解“觉醒了的阿Ｑ”，这样才能创作出真正的抗日英雄典型。

周扬

在上海时期，周扬曾经推崇美国作家辛克莱的创作，服膺于辛克莱的文艺观点——“一切的艺术是宣传”10。众所周知的是，这一把艺术完全等同于宣传的错误观点受到鲁迅堪称经典的批评：“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11到了延安后，周扬开始花更多的时间思考艺术规律的特性。在《文学与生活漫谈》中，我们能清晰地发现周扬对艺术规律的尊重及其开阔的艺术视野。当有人提出“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文学”的论断时，周扬给出恰当的反驳：“哪里有生活，并不一定哪里就有文学”，还有一个“艺术上的认识与表现的问题，生活实践与创作实践的统一的问题”。12他在“漫谈”中强调艺术表现的特殊性，强调写作要深历“语言的痛苦”，强调艺术感受与情感体验，强调在精神的维度上与生活碰撞等，这些都是鲁迅曾经论述过而当时的左翼理论家很少触及的命题。可见，此时周扬对文艺的理解与左联时期有了很大的不同，其对文学性的强调也吸收了鲁迅的文艺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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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去世以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通过三大唁电13及各种讲话，特别是毛泽东在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确立了鲁迅在“中国革命史中所占的地位”：“他是一个民族解放的急先锋，给革命以很大的助力。”14在民族危机的关键时刻，鲁迅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团结抗日的一面旗帜与巨大的精神文化资源。1938年10月19日，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在延安举行鲁迅逝世二周年纪念大会，周扬在大会上发表长篇演讲《一个伟大的民主主义现实主义者的路——纪念鲁迅逝世二周年》，其演讲内容主要包括：（一）“鲁迅的一生是和中华民族解放不能分开的”；（二）鲁迅是“一个伟大的民主主义的现实主义者”；（三）“彻底的民主主义，严峻的现实主义，加上对于人民的深挚的爱，使他走向了无产阶级”；（四）“我们要继承鲁迅的遗产”。15在这篇演讲中，周扬抛弃历史成见，正确评价了作为一个“民主主义的现实主义者”的鲁迅对中国革命文学的贡献及其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与文学史上的地位。在具体论述中虽然谈不上有多么新颖的观点，但处处可见周扬对鲁迅作品的深刻领悟与内在精神上的脉息相通。例如，关于鲁迅作品的“吃人”主题，周扬认为：“鲁迅先生的最大的战绩是他在中国第一个站在最坚决的民主主义的立场，反对人吃人，主张人的权利的。”16鲁迅杂文中有“暴君的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愚民的专制使人们变成死相”17的论述，周扬对“愚民的专制”有深刻的领悟，他进一步分析：“因为那是一种肉体的奴役加上精神上的奴役。他使被吃的人不知道自己是被吃，而被吃的人同时无意中也在吃人，这就是最可怕的地方。鲁迅的反对人吃人，主要是反对‘愚民的专制’，他的主张‘国民性的改造’，就是要打破这‘愚民的专制’。”18这些分析都准确地把握住了鲁迅文艺思想的实质。最后，周扬从鲁迅“全部作品的现实主义”出发来说明鲁迅与无产阶级结合的必然性：正是“彻底的民主主义，严峻的现实主义，加上对人民的深挚的爱，使他走向了无产阶级”19。这一论断的意义不在于结论本身，而在于方法论，周扬把鲁迅思想的转变建基于文学实践的基础之上，而不是从静止的概念或单一的思想原则出发考察其思想发展过程，这也体现了作为思想家的鲁迅的重要特征。与中共领导人从政治上论断鲁迅不同，周扬的演讲从文艺上佐证了鲁迅对中国革命的价值与意义，进一步丰富了鲁迅在中国革命进程中的形象。这篇演讲后来经过多次修改，发表在1939年出版的《时论丛刊》第一辑上。这是与鲁迅发生过矛盾的周扬第一篇关于鲁迅的论文。从左联时期对鲁迅的“缺乏尊重”，到比较深入地认识鲁迅对中国革命的巨大价值与意义，周扬在认识上的进步有目共睹。

还需要辨析的是这篇演讲与毛泽东的一封信的关联性。1939年底，毛泽东有一封致周扬的信，信中对鲁迅的作品谈了这样的看法：“我同你谈过，鲁迅表现农民着重其黑暗面，封建主义的一面，忽略其英勇斗争、反抗地主，即民主主义的一面，这是因为他未曾经验过农民斗争之故。”20信中说“我同你谈过”，应该是纪念鲁迅逝世两周年之际，当时延安文化界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21。对于信中毛泽东关于鲁迅作品的观点，由于没有见到周扬的回信，今天我们无从知道周扬当时的具体看法。但是，在那段时间里，周扬经常与毛泽东见面晤谈，有信中“我同你谈过”为证，这可能影响了周扬在这篇演讲中对鲁迅创作的判断。周扬在演讲中谈到鲁迅的创作时有这样一段话：

当时农民群众还只有自发的不自觉的反抗斗争，城市的工人阶级还没有成为巨大的自觉的力量。虽然鲁迅创作的几年正是中国工人阶级由“自在的阶级”的斗争转到“自为的阶级”的斗争的时候，但因为鲁迅在生活上一向和农民有密切的联系，和这个新的力量较为疏远，那时他还只能用“不胜辽远”似的眼光，眺望这个新的阶级。由于这种时代的限制和他个人生活的特殊性的结果，现实主义者的鲁迅没有能够创造出积极的形象，正是很自然的事情。22

1981年，周扬在纪念鲁迅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

周扬关于“鲁迅没有能够创造出积极的形象”的论断应该可以看作对毛泽东来信观点的一个侧面呼应。作为一个革命家，毛泽东从阶级政治的角度出发谈论鲁迅作品的“黑暗面”，有其基于现实政治的实际考量，而对于文艺家周扬，我们没有看到其正面回应毛泽东的观点，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直到20世纪80年代，在讨论是否发表这封信时，我们才多少知晓一点周扬的看法：“人家攻我，一条罪名就是说我反鲁，我不避这个嫌疑，还是主张发表这封信。毛对鲁有多次崇高的评价，都是很重要的，这封信讲到鲁迅未曾经验过农民斗争，这并不损害对鲁的崇高评价，而是提供了对鲁评价的另一个视角，也是很重要的。”23

03

周扬在延安时期曾有“译著上的志愿”，他曾经希望党和领导解除他的职务，给他机会完成《文学简论》和《新民主主义与新文学》两部著作。241939—1940年，周扬在“鲁艺”讲授“新文学运动史”课程时，写下《新文学运动史讲义提纲》25。这份当年未曾公开发表的提纲用大量篇幅论述了鲁迅在新文学运动初期的贡献与意义。26对于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周扬将其置于中国短篇小说的整体脉络之中，认为其在创作实践上“第一次在现代小说的形式上把反封建思想和白话文学真正结合了起来”，“是中国新文学的第一块基石”。除了《狂人日记》之外，《药》《孔乙己》也都是“严峻的现实主义的作品，对于封建制度和思想的最有力的控告”。“在新文学运动初期鲁迅的作品几乎是在创作方面仅有的可贵的收获”。27周扬对鲁迅在新文学运动初期的贡献的评述是客观的，也是有见地的，显示了周扬作为一位文学史家的历史主义的态度与出众的理论才华。

20世纪40年代初，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发表之后，延安文艺政策相对宽松自由，当时胡乔木曾经著文表示：延安成了“心灵自由大胆活动的最有利的场所”，“思想的创作的自由获得了充分的保障”。28在比较自由的学术空气下，延安文艺界高度推崇鲁迅精神并号召文艺家拿出研究“实绩”。周扬在这时写出了《精神界之战士——论鲁迅初期的思想和文学观，为纪念他诞生六十周年而作》29，这是周扬一生中关于鲁迅最有“分量与深度”30的论文，表达了曾经受过五四新文化精神哺育的周扬对初期鲁迅的偏爱与敬意。该文沿用了周扬在《新文学运动史讲义提纲》中的基本观点，主要介绍鲁迅早期的两篇重要论文：《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周扬认为鲁迅的初期思想主要表现在这两篇论文中，其基本内容就是：“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周扬在文中认定鲁迅自己就是“精神界之战士”，鲁迅的“非物质，重个人”的观念，“反抗凡庸，反抗流俗”的姿态，对“不撄之治”的批判，对老子主义的批判，对个性解放的张扬，都是其作为“精神界之战士”的表现。这篇论文的另一精彩之处在于周扬对鲁迅与尼采关系的论述。周扬年轻时曾醉心于尼采哲学31，他在文中对鲁迅与尼采关系的深刻理解，显示了其不同凡响的认识能力和思想深度。周扬认为鲁迅虽然受过尼采的影响，但鲁迅是一个“拜伦主义者”，而不是“尼采主义者”，原因在于尼采主义和拜伦主义有“一个原则性的明确的区别”，周扬通过对这一“区别”的分析揭示了鲁迅与高尔基的思想实质：

要强可以有两种完全相反的目的。鲁迅关于尼采主义和拜伦主义曾作了一个原则性的明确的区别：“尼佉欲自强，而并颂强者；此（指拜伦）则亦欲自强，而力抗强者，好恶至不同，特图强则一而已”，这是两个路线的根本分歧：前者是主张强凌弱，主张压迫人，是便利于法西斯主义窃取的思想源流；后者是主张锄强扶弱，主张解放人，是真正人道主义的思想，和共产主义正一脉相通。鲁迅和高尔基都是属于后者的。他们歌颂强有力的孤独的个人，不是出于对强者的崇拜。而正是为要反抗强暴，援助弱者；个人的孤独，也不是和群众脱离，而只是在一个先觉者的声音还没有十分传入群众耳鼓或者说个人反抗的光芒还没有溶合在革命群众斗争的鲜明烽火里之前的一种状况；那孤独不是永远的。32

1953年9月23日，周扬在会上作报告

周扬的分析堪称认识上的灼见，他为鲁迅与高尔基的思想安放了一个人道主义的哲学根基，由此论证了鲁迅与高尔基二人后来都走向共产主义，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此文的不同凡响之处还在于，在抗战的语境下，当中国左翼理论家都在关注鲁迅转变后的后期思想，特别是高度评价其作为阶级的政治的“战士”对中国革命的价值和意义的时候，周扬关注的却是前期鲁迅，关注的是“精神界之战士”的鲁迅，并用大量篇章分析其对于国人的意义。这并不是突兀之举，一方面是因为《新民主主义论》发表以后，延安出现了比较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鲁迅精神，特别是鲁迅改造国民性的启蒙精神得到推崇。另一方面，周扬对鲁迅初期思想和文学实践的高度评价与阐释，也是受过五四精神熏陶的他内心对启蒙主义文艺思想的呼应。

04

20世纪40年代初，在延安文艺界相对宽松自由的环境下，左联时期就曾闹宗派情绪的左翼文化人，在具体的文艺实践中也有了“歌颂光明”与“暴露黑暗”的争论。一般看法认为，以周扬为首的“鲁艺”派主张“歌颂光明”，以丁玲为首的“文抗”派主张“暴露黑暗”。33主张“暴露黑暗”的知识分子以杂文为武器，批评延安社会的各种弊端与生活现象，出现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等杂文，同时，这些主张“暴露黑暗”的知识分子认为杂文创作是继承鲁迅用文艺改造国民性的传统。

随着革命形势发展，随之到来的整风运动为党的文艺政策调整提供了契机。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虽然高度评价了鲁迅，称之为文艺战线的“鲁总司令”34，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所表达的文艺观与鲁迅的文艺观存在一定差异。在《讲话》中，知识分子关于“文艺的任务就在于暴露”“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35等文艺主张被认为是“糊涂的观念”而受到限制。周扬虽然是“歌颂光明”派，但是在整风之初，他领导的“鲁艺”也受到“关门提高”的批评。36《讲话》后，周扬迅速调整自己的文艺观，努力与党的文艺政策保持一致。他第一个站出来检讨自己的错误，37并积极参与对延安文化人王实味文艺思想的批判，写下了力作《王实味的文艺观与我们的文艺观》38。

对王实味的文艺思想进行批判，对周扬来说是一个棘手的挑战。因为其批判对象王实味曾以“现代鲁迅”自居，其文艺思想有对鲁迅作品的刻意模仿，其关于“灵魂肮脏与黑暗”39的分析无疑是沿袭鲁迅关于国民劣根性的分析与思考，是对鲁迅启蒙精神的继承。因此，面对王实味的文艺观，周扬有尴尬的一面，他不能不考虑鲁迅及其精神的巨大存在以及毛泽东对鲁迅的论述。与此同时，王实味所在单位延安中央研究院认定王实味是个“托洛斯基分子”40，周扬根据中央研究院的认定，先验地为王实味的文艺思想找到了一个渊源——“托洛斯基主义”，“反对王实味的思想，在文学领域内，就是要反对他在这领域上的托洛斯基主义”。41然后周扬围绕文艺领域的“托洛斯基主义”大做文章，这样就在王实味与鲁迅之间划清了界限。

梳理这篇对王实味文艺思想进行批判的文章，可以清晰地看到周扬在《讲话》前后文艺思想的差异。在纪念鲁迅逝世二周年的演讲里，周扬曾经赞颂鲁迅“暴露黑暗”的伟大意义以及“和黑暗战斗”的勇气。42在为“鲁艺”制定的工作条约里，周扬也拟定了“不对黑暗宽容；对于新社会之弱点，须加积极批评与匡正”43的条款。然而当周扬针对王实味提出艺术家要“大胆地但适当地揭破一切肮脏和黑暗”44的创作主张时，则是这样表达的：“我要确定而且坚决地说：写光明比写黑暗重要，一般地就全国范围来说，是如此；特殊地就先进阵营内来说，尤其如此。”45对于个性主义的理解，周扬在《讲话》前后的表达也有明显差异。在《讲话》前，周扬曾对鲁迅初期思想中的个性解放和个性主义观念给予很高的评价，他在《精神界之战士——论鲁迅初期的思想和文学观，为纪念他诞生六十周年而作》一文中引用了鲁迅的原文——“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来证明个性解放对于国人的意义。46到了这篇批判文章，周扬则认为在新的时代，解放个性的斗争“应当从属于解放民族，解放社会的斗争”；对于共产主义者来说，“个性应当从属于集体，最好的个性是应当集体性表现得最强的”。47可见，周扬此时的文艺思想以及由此呈现的文艺见解，与此前所做的文学理论与批评工作相较有了明显的转变。经过延安整顿“三风”和文艺座谈会，周扬在短时间内所呈现的文艺思想的嬗变，其“主张的变化并无线索可寻”48，当然也不是慎重反思后学理上的自然转变，而是现实政治策略的需要。此时的周扬政治敏锐性恢复，其个性化的文艺主张不得不让位于革命功利主义的文艺观，这也直接影响了其对鲁迅的接受与阐释。

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周扬曾经编纂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艺术》49。《讲话》之后，为了对毛泽东文艺思想进行阐释，周扬重新编订《马克思主义与文艺》。除了选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重要论述之外，还把鲁迅与毛泽东一起纳入这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谱系之中。“党外的布尔什维克”鲁迅的相关论述及文章被辑入，对此时的周扬来说，既是对鲁迅的尊重，也是基于重新阐释革命文艺的现实诉求，周扬为此写了一篇较长的序言。50按照周扬所说，《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是“根据讲话的精神来编的”，旨在解决“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许多根本问题”。面对中国革命文艺的许多问题，鲁迅虽然和毛泽东的主张“大体上是相同的”，但是在《讲话》之后，在周扬的阐释体系中，鲁迅显然具有“时代的局限”。周扬在序言中具体谈了三个过去从没有解决过，至少没有完全解决过的“根本问题”：一是“什么叫做‘大众化’”，二是“提高与普及的关系”，三是“如何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第一，关于大众化的问题，周扬认为鲁迅关于作家“无产阶级化”的论述——要使革命作家“和革命共同着生命，或深切地感受着革命的脉搏”51，和毛泽东关于大众化论述——“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有内在精神上的一致，但鲁迅关于大众化的论述是未完成状态，鲁迅只是找到了小资产阶级作家的缺点——“最容易翻筋斗”，而毛泽东不仅指出了“革命文艺工作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和作品的缺点”，更是指出了克服这一缺点最正确的解决办法——“和工农兵大众相结合”。在语言形式上也是如此，周扬认为鲁迅关于大众语文的理论是正确的，鲁迅提倡大众语，主张方言土语，也主张外国语和文言，和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所主张的是大体相同的”，“但毛泽东同志却更明确地强调地提出了学习人民语言特别是工农兵语言的任务”。第二，关于文艺的普及与提高的关系问题，周扬认为鲁迅虽然重视民间文学，也很正确地说明了民间形式在文学历史上的决定作用，但鲁迅并没有从理论上系统全面地解决普及与提高的关系问题。周扬认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是毛泽东的“很大功劳”，“关于普及与提高的解决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在文艺理论上的最杰出的应用”。第三，对于如何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周扬认为《讲话》之前，延安有过光明与黑暗的争论，有过“杂文时代”“鲁迅笔法”的不适当的提倡，正是毛泽东的《讲话》纠正了文艺工作者中间存在的这些“糊涂观念”，解决了歌颂与暴露的问题。52

在周扬的阐释框架中，鲁迅在中国革命文艺方面的一系列论述只具有过渡性质，还处于未完成状态，是毛泽东和他的《讲话》最终解决了鲁迅没有解决的一系列问题。这个时候的鲁迅已不是作为独立于社会政治之上的思想家的鲁迅，也不是作为文学性象征的鲁迅，而是作为“‘新文化’演进过程中革命历史一脉的代表”，“给予毛泽东所建构的话语以历史力量”。53周扬关于革命文艺的“历史叙述”，毛泽东很是欣赏。54《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序言的发表，为确立《讲话》在革命文艺中的指导地位起了重要作用，也奠定了周扬作为“毛泽东文艺思想、文艺政策之宣传者、解说者、应用者”55的地位。

在崭新的大众化实践中，由《新民主主义论》所确立的“鲁迅方向”遭遇挑战和冲击。在《讲话》以后，基于对《讲话》精神的理解，延安文艺界关于文艺方向的话语表述也在发生变化。194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十周年也就是《讲话》在《解放日报》发表三周年之际，周扬在“鲁艺”的学生、文艺理论家陈涌对“鲁迅方向”有这样的认定：“鲁迅留下的基本方向，就是文艺服务于现实政治的方向，就是积极拥护文艺大众化，拥护采取民间的旧形式，拥护木刻、连环图画和其他通俗文艺形式的方向。”同时，陈涌认为《讲话》发表三年来文艺领域取得的成绩是“毛泽东方向——鲁迅方向的伟大胜利”56，在《讲话》建构的文艺体系中，毛泽东的“讲话方向”居于“鲁迅方向”之上。时间到了1949年，周扬把文艺方向问题阐释得更加清楚，《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坚决地实践了这个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方向的完全正确，深信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57。

05

周扬自述是“职业革命家”，他的一生与“短二十世纪”的历史相伴随，与中国革命政治相始终。同时，周扬又是一个文艺理论家，在风云激荡的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界，他的身上浓缩着中国现代意识形态的历史。日本文学研究者柄谷行人说：“分期对于历史不可或缺，标出一个时期意味着提供一个开始与一个结尾，并以此来认识事件的意义。”58周扬的一生可以分为五个时期：左联时期、延安时期、十七年时期、“文革”时期、新时期。或者源于文艺思想的分歧，或者源于人事的纠葛，周扬每一个时期都与鲁迅发生纠缠的关系。在这其中，20世纪30年代上海左联时期是周扬与鲁迅产生矛盾与纠葛的源头。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转折点，对周扬个人来说也是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延安时期是周扬重新认识、理解鲁迅的开始。以《讲话》为分界线，延安时期周扬对鲁迅的认识可分为两个阶段。《讲话》之前的周扬在对鲁迅进行阐释时，尽管也受到毛泽东论述鲁迅的影响，但整体来看，周扬着重从精神的层面而不是从革命者的角色来阐释鲁迅对中国革命的意义，表现了更多个人化的思考，在阐释鲁迅的过程中也注意到阐释者自身的主体性。这固然有当时政治风气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他内心的启蒙精神使然。由于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以及党的文艺政策的调整，《讲话》之后，周扬对鲁迅的阐释有所变化。他站在中国革命政治的现实立场上，从革命功利主义的文艺观出发，重点阐释鲁迅以及他所表征的话语力量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资源意义。由此可见，延安时期周扬对鲁迅的接受与阐释呈现了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其变化的精神轨迹与具体形态显示了周扬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在历史中成长”的过程。尽管周扬对鲁迅的接受也包含着深刻的内在矛盾，但是延安时期仍代表着周扬对鲁迅认识的最高水平，即使经历“文革”的痛苦反思之后，新时期复出的周扬对鲁迅的理解也没有超过这一时期的认知水平。

最后，谈一下周扬对鲁迅阐释的评价问题。在对历史人物进行分析与评价时，不能用今天的标准去苛求历史人物，应该把历史人物放置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去考察其思想与行为的变化过程，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对我们的要求。每一个历史人物，包括他的理论都有其局限性，周扬也不例外。周扬曾对“局限性”下过这样的定义：“局限性就是时代性、阶级性，限于他们的阶级，他们的时代。”59周扬自身的文艺理论无疑就具有这种“局限性”，他延安时期对鲁迅的阐释也受到时代的与阶级的限制。列宁在评价历史人物时，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60这是马克思主义评价历史人物应当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则。延安时期周扬对鲁迅的阐释是中国左翼理论对鲁迅进行阐释的重要一环，尽管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但是与他们的“前辈”相比，仍然提供了“新的东西”，值得认真对待。

1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作家》第1卷第5期，1936年8月15日。

2“文革”前，周扬因肺癌住院治疗，龚育之与林涧青去医院看望他，周扬曾说他身上有两个癌症，一个是肺癌，一个是“三十年代”。龚育之：《几番风雨忆周扬》，王蒙、袁鹰主编：《忆周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43—244页。

3参见周扬：《关于电影〈鲁迅传〉的谈话》（《周扬文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80页）；周扬：《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纲要〉讨论会上的讲话》（《周扬文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38页）；赵浩生：《周扬笑谈历史功过》（《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2期）；周扬：《学习鲁迅，沿着鲁迅的战斗方向继续前进》（《周扬文集》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38、140页）；陈漱渝：《周扬谈鲁迅和三十年代文艺问题》（《百年潮》1986年第2期）等文章。

4赵浩生：《周扬笑谈历史功过》。

5周扬：《现实主义与民主主义》，《周扬文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28页。

6黎之：《回忆与思考——第三次全国文代会前后（上）》，《新文学史料》1996年第１期。

7《给予者》是欧阳山、草明、东平、邵子南、于逢等集体创作的中篇小说，东平执笔，读书生活出版社1938年1月初版。作品以上海十九路军的抗战为背景，描写了工人出身的抗日战士黄伯祥的故事。

8周扬：《新的现实与文学上的新的任务》，《周扬文集》第一卷，第249页。

9同上，第248页。

10周扬：《辛克来的杰作：〈林莽〉》，同上书，第1页。

11鲁迅：《文艺与革命》，《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5页。

12周扬：《文学与生活漫谈》，《周扬文集》第一卷，第326页。

13在陕北的中共中央与苏维埃中央政府于1936年10月22日发出的三份唁电：《为追悼鲁迅先生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致许广平女士的唁电》《为追悼与纪念鲁迅先生致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与南京国民党政府电》。

14毛泽东：《论鲁迅》，《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9页。

15周扬：《一个伟大的民主主义现实主义者的路——纪念鲁迅逝世二周年》，《周扬文集》第一卷，第280—292页。

16同上，第285页。

17鲁迅：《忽然想到（五）》，《京报副刊》1925年4月18日。

18周扬：《一个伟大的民主主义现实主义者的路——纪念鲁迅逝世二周年》，《周扬文集》第一卷，第285页。

19同上，第286页。

20毛泽东：《致周扬》，《毛泽东文艺论集》，第259页。

21黎之：《文坛风云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07页。

22周扬：《一个伟大的民主主义现实主义者的路——纪念鲁迅逝世二周年》，《周扬文集》第一卷，第284页。

23龚育之：《首次发表的毛泽东致周扬的一封信——读〈毛泽东文艺论集〉（上）》，《学习时报》2002年6月10日。

24周扬：《周扬自传》，黎之：《文坛风云续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14页。

25《新文学运动史讲义提纲》当时未发表，“文革”期间作为“黑材料”存入周扬专案材料中，后来见刊于《文学评论》1986年第1、2期。

26相关分析参见谢保杰：《新文学历史的建构——以四十年代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新文学史论著为中心》，《文艺理论与批评》2022年第3期。

27周扬：《新文学运动史讲义提纲（续）》，《文学评论》1986年第2期。

28胡乔木：《欢迎科学艺术人才》，《解放日报》1941年6月10日。

29周扬：《精神界之战士——论鲁迅初期的思想和文学观，为纪念他诞生六十周年而作》，《解放日报》1941年8月12—14日。

30张梦阳：《中国鲁迅学史》，江苏凤凰出版社2021年版，第308页。

31周扬在延安时期写的自传里说：“惟因当时在李石岭（“岭”应为“岑”——引者注）教授影响下，深深醉心于尼采主义，尼采思想在我的生活中曾起重大的作用，我应该说这是革命的作用，他教了我大胆否定一切因袭，传统，权威，在我脑筋中行了一次大扫荡，没有这次大扫荡，接受马克思主义也许不会有这么纯净、干脆。”参见周扬：《周扬自传》，黎之：《文坛风云续录》，第410页。

32周扬：《精神界之战士——论鲁迅初期的思想和文学观，为纪念他诞生六十周年而作》，《周扬文集》第一卷，第346页。

33“文革”后，周扬接受美籍华人赵浩生采访时说：“当时延安有两派，一派是以‘鲁艺’为代表，包括何其芳，当然是以我为首。一派是以‘文抗’为代表，以丁玲为首。”参见赵浩生：《周扬笑谈历史功过》。需要说明的是，周扬的这一说法，丁玲并不认同，参见丁玲：《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2期。

34据胡乔木回忆，在《讲话》的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做“引言”，他风趣地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鲁总司令指的是对鲁迅的崇高评价。只是后来《讲话》正式发表时，才改为“手里拿枪的军队”和“文化的军队”。参见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9页。

35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文艺论集》，第76页。

36毛泽东在《讲话》中说：“有些同志，在过去，是相当地或是严重地轻视了和忽视了普及，他们不适当地太强调了提高。”这句话就是针对周扬与“鲁艺”。同上，第62页。

37周扬：《艺术教育的改造问题——鲁艺学风总结报告之理论部分：对鲁艺教育的一个检讨与自我批评》，《周扬文集》第一卷，第406页。

38周扬：《王实味的文艺观与我们的文艺观》，《解放日报》1942年7月28日、29日。

39实味：《政治家·艺术家》，《谷雨》第1卷第4期，1942年3月15日。

40范文澜：《在中央研究院六月十一日座谈会上的发言》，《解放日报》1942年6月29日。

41周扬：《王实味的文艺观与我们的文艺观》，《周扬文集》第一卷，第380页。

42周扬：《一个伟大的民主主义现实主义者的路——纪念鲁迅逝世二周年》，同上书，第288页。

43周扬：《鲁艺订艺术工作公约》，同上书，第324页。

44周扬：《王实味的文艺观与我们的文艺观》，同上书，第401页。

45同上。

46周扬：《精神界之战士——论鲁迅初期的思想和文学观，为纪念他诞生六十周年而作》，同上书，第348页。

47周扬：《王实味的文艺观与我们的文艺观》，同上书，第397页。

48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鲁迅全集》第四卷，第304页。

49周扬编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艺术》，曹葆华、天蓝译，鲁迅艺术文学院1940年版。

50周扬：《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序言”，《周扬文集》第一卷，第454页。

51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鲁迅全集》第四卷，第307页。

52上述分析参见《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序言”，《周扬文集》第一卷，第460—468页。

53李玮：《论1937—1942年毛泽东对鲁迅的引用》，《文学评论》2015年第6期。

54 1944年4月2日，毛泽东致信周扬：“此篇（指《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序言”——引者注）看了，写得很好。你把文艺理论上几个主要问题作了一个简明的历史叙述，借以证实我们今天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一点很有益处，对我也是上一课。”参见毛泽东：《致周扬（一九四四年四月二日）》，《毛泽东文艺论集》，第280页。

55 1946年，周扬编辑出版他在整风和《讲话》以后的几篇文章的合集《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一书，他在前言中说：“这些文章是我在文艺上经过整风与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结果，我努力使自己做毛泽东文艺思想、文艺政策之宣传者、解说者、应用者，虽然我所成就的是如此渺小。”参见周扬：《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前言”，太岳新华书店1946年版。周扬对这段话非常重视，1982年5月12日，在“毛泽东文艺思想讨论会”上，周扬又重述了这段话，接着他说：“三十多年过去了，我的这个任务却没有完成得很好。虽然我对毛泽东思想历来是忠诚的，但忠诚并不等于正确。”参见周扬：《一要坚持二要发展》，《人民日报》1982年6月23日。

56陈涌：《三年来文艺运动的新收获》，《解放日报》1946年10月19日。

57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周扬文集》第一卷，第513页。

58柄谷行人：《现代日本的话语空间》，董之林译，参见张京媛主编：《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16页。

59周扬：《谈谈历史剧的创作问题》，《周扬文集》第三卷，第173页。

60列宁：《评经济浪漫主义》，《列宁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4页。

来源：文艺理论与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