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争：从“理想”到现实：真实田野中真问题的习得策略

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课题之一，提炼中国式治理的理论与实践经验是公共管理领域案例研究的重要使命。既有关于案例研究的文章强调案例研究中的因果机制、因果关系以及以追求两种“因果”为目标的“技艺”的优化，这些探讨暗含着一个“理想”假设：研究者掌握这些知识就能顺利融入田野展开调查。这显然低估了田野本身所带来的调查困难。文章尝试回应上述研究在理解真实田野上所忽略的问题。作为田野调查主体的研究者应摆脱对田野调查客体的“理想”假设，认识到田野调查客体固有的自利性使得获取田野调查客体的信任成为开展田野调查的先决条件。研究者易产生对田野调查的“善意认知偏差”，一个周期长、信息繁杂、环境冷漠的田野才是真实的田野；相应地，面对“现实”田野，具备耐心、敏感、热忱三种品质是研究者克服田野调查困难的必要条件。基于对真实田野调查策略的论述，田野调查的首要目标是确定真实的研究问题，并提出“反常性”与“重要性”是判断问题质量的标准。文章认为这些被长期忽略的田野调查认知素养及相应方法应在研究中与课堂上被强调与传授，这不仅有利于案例研究的传播与扩展，还有利于公共管理领域总结中国式治理的理论与实践成果。

作者简介

凌争，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讲师、数字政府与数据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政府发展联合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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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习近平（2022）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我们要增强问题意识，聚焦实践遇到的新问题、改革发展稳定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国际变局中的重大问题、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指出“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调查就没有决策权”。这对公共管理领域的研究提出了更高要求。公共管理领域的研究自诞生起便遭受能否回应重大实践需求的质疑（Waldo，1968）。这源于资深从业者与研究者在对相关业务认知上的信息不对称性（Empson，2018；Mikecz，2012），而研究者对于理论建构的偏重使得研究与实践进一步脱节（吕孝礼，2022）。鉴于此，研究者要以更加宽广的视野理解治理研究，而不只是将研究视为制造概念和收集数据的过程（徐勇，2021；罗祎楠，2022）。一系列关于公共管理案例研究的讨论，特别是与其他研究方法的对话明晰了案例研究的重要性（宋程成，2020；于文轩、樊博，2020；臧雷振、徐榕、陈香妤，2022）。案例研究不仅寻求“控制变量”的方式、实然世界的规律性知识，还强调寻求实然世界的复杂性知识，这种“简化世界与理解世界复杂性”的结合有利于理论更好地串联实际，使研究更有解释力（凌争，2022）。

如何通过案例研究探寻规律性知识与复杂性知识？学界展开了一系列的深入探讨，这些探讨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研究聚焦于案例研究中的因果机制。案例研究的优势之一是可以通过系统展现因果机制（Gerrinｇ，2010）和过程，在相关知识体系中累进知识（张静，2018）。这种对因果机制及过程的提炼应当遵循社会科学的研究设计，避免循环论证（蒙克、李朔严，2019）。过程追踪是常用的案例研究方法，它强调时间的重要性和因果链，也能将行动者纳入，并能强调因果关系的双向性（张长东，2018）。以探寻因果机制为特征的案例研究尝试贡献复杂性知识，能够在广度和深度上尽可能地延展，并融合各种与外部因素的关联（渠敬东，2019）。这是因为一个典型性的案例能够最大程度地体现出某一类社会现象的共性（王宁，2002），这种共性的扩展是分析性，而非统计性的（折晓叶，2018）。以探寻因果机制为特征的案例研究已成为国内实证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因如此，如何甄别因果机制的“真假”并在研究中不断弥补机制解释的弱点（赵鼎新，2020）值得研究者进一步思考。第二类研究聚焦于案例研究中的因果关系。虽然样本规模难以达到统计学的要求，但案例研究能够通过“求同法”或“求异法”进行少案例比较（Lieberman，1991）。这种案例研究强调通过少案例比较进行因果检验并建立一般性的理论（Lijphart，1971）。值得注意的是，少案例比较法的案例选择与变量控制遵循布尔代数法则，而非统计学原理（陈超、李响，2019）。由于对因果关系存在不同理解（左才，2016），不同的因果分析路径存在不同的案例选择方法，基于回归的案例研究与基于逻辑因果的案例研究方法不同，绝不能一概而论（游宇、陈超，2020）。第三类研究聚焦于案例研究中的“技艺”。这些研究着重论述案例研究提炼因果机制或者因果推断的“技艺”，一方面着眼于对“技艺”本身的探讨，主要分为两种：一种强调对于某个“技艺”进行专项研讨（杨善华、孙飞宇，2005；郑震，2016），另一种尝试融合不同方法以推进案例研究（臧雷振，2016；陈超、游宇，2022）；另一方面强调这些“技艺”如何应用于具体研究对象（游宇，2022）。

既有研究描绘了案例研究的清晰图景，有助于研究者按图索骥，通过研读文章学习案例研究。然而，这些研究对田野调查环节鲜有论述。田野调查是指研究者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中通过足够充分的在场观察，对图像、文本、实物（包括仪式场景）材料的观察和搜集，以及不可或缺的深度访谈来理解研究对象的行动和生活过程（田耕，2019；Goffman，1989）。基于田野调查的研究强调收集多项事实、比较分析收获、设想潜在可能、实践检验假想（费孝通，1995）。鉴于此，田野调查极具“技术含量”，一些研究认为两年以上细致的田野调查是研究不可缺少的环节（中根千枝、麻国庆，2001）。为更好地推动田野调查的落地，诸多的质性方法手册试图把质性研究中浓厚的个人体悟转换成标准化的工作程序（艾尔·巴比，2009），但终究是得其形而失其神（应星，2018）。一些研究为田野调查的落地提出了建设性的观点，认为田野调查要关注与现实相对的即时即地的意识形态（制度）和积淀已久的日常生活逻辑（杨善华、孙飞宇，2015），这才有助于理解真实的世界（折晓叶，2018）。对于细节的掌握被认为是田野调查的另一个重点，经过辨析所认识到的生活细节可能具有一种“见微知著”的普遍性（杨善华，2022），成为迈向社会全体的个案（渠敬东，2019）。对于细节的关注引出了田野调查的两种导向——理论导向与经验导向（应星，2016），并相应地形成了两种田野调查取向。

上述研究承载着研究者对于田野调查的多年反思，强调了诸多田野调查应该关注的重点。但是这种强调蕴含着一个“理想”假设：研究者掌握这些知识就能顺利融入田野展开调查。这低估了研究者“进入”田野的难度。一些研究列举和解释了研究者“进入”田野的策略，例如官方支持、选择家乡、运用私人网络等（郑欣，2003），这些策略能让田野中的对象“难以推辞”，但如何使他们“乐意帮助”，仍然是研究者必须考虑的问题。

因此，帮助研究者正确认识田野调查具有重大意义：一方面，有助于推进案例研究方法在田野调查中的应用与完善；另一方面，有助于案例研究理论储备，以及虽然系统地学习了案例研究理论但是缺乏田野调查经验的研究者“摆正姿态”，以更完善的准备“进入”田野。

综上，本文将围绕“研究者如何在真实田野中发现中国式现代化治理场景下的真问题”，重点关注以下几个问题：田野调查的先决条件是什么？田野调查存在哪些难点？研究者应具备哪些品质以应对田野中可能出现的难点？在真实田野中如何发现真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有助于研究者完善调研准备，顺利“进入”田野，做出高水平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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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调查的先决条件：理解田野调查客体与获取信任

为更好地理解田野调查过程的参与者，本文对其进行分类，以田野调查主体代指研究者，以田野调查客体代指田野中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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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真实的田野：田野调查客体的“自利性”

“自利性”是驱动田野调查客体行为的一般性动机。这种“自利性”不是强调田野调查客体行为“趋利”的一面，而是强调其“避害”的一面。田野调查主体必须树立一个观念：田野调查客体日常工作的规律作息与田野调查主体调查时间的灵活之间的冲突，使得田野调查很可能打扰前者的日常生活。从田野调查客体的视角来看，田野调查主体的调查是对其生活的“干扰”：田野调查客体必须花费额外的时间与精力回应田野调查主体的田野调查需求。座谈会的现场布置、材料收集与整理、人员邀请与参会时间安排，调研参观的现场布置、讲解汇总、调研陪同的时间安排，访谈对象接受访谈的时间安排……这些在田野调查主体看来“司空见惯”的调研流程对田野调查客体来说并不容易。在某次闭门会上，一位田野调查客体的话值得所有田野调查主体反思：

调研我们是欢迎的，但也不能指望我们提供所有答案。首先，我们有本职工作，调研工作属于上级安排的任务或者个人关系，我们很多同事需要停下手上的工作来配合；其次，调研成果我们是看不到的，也不知道能否对我们起作用；另外，调研工作多数都是走马观花，能否形成真实有效的成果有待研判；最后，我们不知道调研究竟是夸我们还是批评我们，因此对调研的态度比较谨慎，对于调研希望了解的内容也给出比较安全的答案。如果是做扎实的调研，建议团队派人长期驻扎，深入了解我们的工作，不仅能帮助我们解决实际问题，也能通过工作对调研有更针对性和更深入的了解。

诚然，这番话有希望田野调查主体作为“劳动力”之嫌，但作为“劳动力”可能是田野调查主体接触真实田野的最佳途径。换言之，“短、平、快”的田野调查并不易被田野调查客体认可，田野调查客体限于各种原因不会轻易反馈真相。因此，田野调查主体对在田野调查过程中所获取的各类研究素材要保持警惕。一般而言，田野调查客体所提供的素材按调研主体类型可分为三类：提供给上级的调研素材、提供给第三方（主要是高校和研究机构）的调研素材、提供给同行的调研素材。提供给上级的材料需要准备得最完善，同行之间基于某些共同关注的问题更可能说真话，第三方就陷入了田野调查客体“少用心与少说真话”的尴尬境地，第三方本身对田野调查客体缺乏深入了解又加剧了前述困境。鉴于此，田野调查主体可能陷入调研陷阱：研究素材越是丰足，有效信息越显稀缺。因此，田野调查主体应该反思如何通过田野调查获取第三类研究素材或创造第三类田野调查的情景。

田野调查主体获得高质量研究素材的重要方式是通过在田野的长期、扎实的工作与田野调查客体“打成一片”。“打成一片”的核心不是长期扎根田野，而是获得田野调查客体的信任。换言之，如果取得信任，田野调查主体并不一定要投入“过多”时间，部分田野调查主体能够通过短期调研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并获得现实的重大发现。这缘于田野调查主体与田野调查客体建立了信任，后者主动回应前者的调研需求。有时，学生观察到导师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了田野调查，往往以为这是田野调研的常态，产生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式的认知偏差，忽视了信任在田野调查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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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真实的田野：获取田野调查客体的信任

田野调查主体取得田野调查客体的信任的前提是“理解”。一般而言，这一理解来源于与田野调查客体的共事。必须指出，共事绝非“同吃同住”这么简单，而在于以下五个方面的关注。

第一，关注田野调查客体所处的基本情景。田野调查客体所处的基本情景是他们在与研究相关的群体或组织中的位置，该群体或组织的规则、文化等正式与非正式影响因素。田野调查主体只有理解各客体所处的基本情景，才能够“适时”开展田野调查：哪些问题可以明着问，哪些问题只能暗着问，哪些问题暂时不要问？哪些要求可以提，哪些要求先别提，哪些要求坚决不能提？客观地说，这些问题只有在理解田野调查客体所处的基本情景时才有答案。否则，田野调查主体很容易被打上“干扰”田野调查客体工作的标签，这就不利于建立信任。

第二，关注田野调查客体的业务知识。田野调查客体的业务知识是研究主题内田野调查客体对其所处的基本情景及与基本情景相关联的外部因素的稳定理解，是田野调查主体开展相关研究的基础——独自与田野调查客体探讨真问题、深问题的能力。这不仅取决于访谈的技巧，更取决于田野调查主体的知识储备。如果不了解业务知识，田野调查主体难以将研究推向深处，田野调查客体也会感到时间被浪费，对后续的访谈内容敷衍了事。此外，一些重要的或被田野调查客体认为“不足为外人道也”的信息时常被隐藏，田野调查主体只有掌握“硬知识（例如‘行话’）”才能打开田野调查客体的话匣。打铁还需自身硬，业务知识储备是决定田野调查主体能否获得田野调查客体信任的硬指标。

第三，关注田野调查客体的“难处”。田野调查客体的“难处”即其在工作甚至生活中的难点。一方面，田野调查主体如果能在这种关键时刻“拉一把”（提出建议、解决问题、一同面对等），将极大地拉近与田野调查客体的距离；另一方面，即便无法提供帮助，理解“难处”仍有利于田野调查主体合理安排田野调查，切勿在他人关键时刻“添乱”。值得注意的是，工作上的“难处”很可能成为某个重要的研究问题，应该格外留意。

第四，关注田野调查客体的工作逻辑。田野调查客体的工作逻辑即其工作思路及依据。简言之，就是田野调查客体在“想什么”。显然，理解田野调查客体在“想什么”是田野调查主体在实现了上述三种理解后才能达到的境界。关注田野调查客体的工作逻辑意味着能够与其无差别地交流，甚至能够帮助其解决工作中的难题。此刻，田野调查主体与田野调查客体的关系已不再是单向的调查，而是双向的互动，双方通过交流都能够获益。这种交流类似上述同行间的交流，是研究者追求的高质量交流。

第五，关注与走入田野调查客体的生活。田野调查客体的生活，是与其工作不相关的私人领域。走入田野调查客体的生活，某种程度上意味着田野调查主体与田野调查客体成为了朋友。基于朋友而非陌生人的交流在时间和空间上延展了田野：一方面，作为朋友的田野调查主体可以参与田野调查客体的私人事务，在私人事务中的田野开启了常人难以抵达的“新世界”；另一方面，作为朋友的田野调查主体拥有了更大的调研自由度，对田野调查客体的调研也因为这一层私人关系而变得更加融洽与顺利。“一个电话就能解决问题”即是如此。值得注意的是，成为田野调查客体的朋友并不是指“酒肉朋友”，这里强调的是能够做到上述四种关注的朋友。“酒肉朋友”可以走进田野调查客体的生活，却走不进田野调查主体渴望的研究主题，难以深入田野调查。

综上，田野调查主体只有从上述五个方面关注田野调查客体，才能获得其信任，由此不仅能降低田野调查的难度，还能获得更高质量的田野素材。这进一步引出若干重要问题：田野调查主体通过上述五个维度走近田野调查客体显然需要“功夫用在平时”，那么平时应该注意什么？对田野调查主体而言，田野调查存在哪些难点，又该如何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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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调查的三大难点与三种品质

“善意认知偏差”，是田野调查主体认为其开展研究的“善意”会被理解并在田野调查过程中被“礼遇”，并且能够较为顺利地收集研究素材，解决研究问题，进而低估田野调查难度的倾向。这种倾向广泛存在于具有不同程度的实证研究经验的田野调查主体初涉田野时。田野调查主体在“进入”田野之前可能建构了新的理论假说、分析框架等亟待检验的“准知识”，并设计了科学的调研计划以检验“准知识”。尽管田野调查主体已经预期到自己建构的“准知识”可能不符合现实，但是这一“心理建设”仍常常不够充分。这源于田野调查主体在“进入”田野后遭遇的一系列问题：在田野中一头雾水；在田野中一无所获；在田野中的发现与预期完全相反；在田野中的发现与预期无关；在田野中的调研由于各种原因中断……因此，田野调查主体亟待认知真实的田野调查意味着什么。抛开“善意认知偏差”的滤镜，田野调查主体在真实的田野调查中面临下述三大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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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调查的三大难点：周期长、信息繁杂与环境冷漠

第一，真实的田野调查多是一个长期过程。长期，指田野调查主体从初入田野到完成调查的周期长。一般而言，融入田野需要较长的时间。新的地域文化、新的工作内容、新的工作环境、新的人事关系……高质量的田野调查要求田野调查主体熟悉前述内容，而对不同内容的熟悉往往无法被兼顾。在熟悉环境后，田野调查主体需要发现和确立研究问题，这离不开在田野调查上的时间积累。一旦确立研究问题，田野调查主体需要通过田野调查寻找研究素材，这又极为耗时：首先，找到研究素材往往需要“七拐八拐”而非“一劳永逸”；其次，研究素材可能会“断裂”，这需要田野调查主体重新调整收集素材的方向；最后，研究素材可能否定研究假设，这意味着田野调查主体需要调整，甚至推翻研究问题。从确定问题到收集素材完毕，田野调查主体往往需要多次往返田野：一方面，田野调查主体需要通过反思、研讨明确下一步的研究方向；另一方面，田野调查主体需要避免自身沉溺于田野而失去判断力。从陌生到熟悉，发现和确立问题，再到收集素材完毕，田野调查多是一个长期过程。

第二，真实的田野调查多包含繁杂的信息。繁杂，指田野调查主体在田野调查中会接触到各类阻碍既定调查进度的外部因素。从初入到融入田野，田野调查主体时刻接收着田野发送的各种信息：一次偶然事件、一次不愉快的工作、奇葩的工作环境、人事关系的纠缠……前述一切“孤立”的事件都可能影响田野调查主体对田野的融入，甚至导致其对田野产生错误判断。即使田野调查主体融入田野，类似孤立事件依然可能导致其在发现研究问题、确立研究问题、寻找研究素材的过程中被误导。因此，田野调查主体即使面对有效信息也可能难以在繁杂的信息中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因此，在繁杂信息中确定和剖析有效信息是成功开展田野调查的关键，该过程需要长期的田野调查做支撑，但长期调查并不一定能帮助田野调查主体习得该能力。

第三，真实的田野调查多要经历环境的冷漠。冷漠，指田野调查主体难以获得如愿的反馈。这种冷漠源于与环境或他人的疏离，它既可能导致田野调查主体始终难以融入田野，也可能导致其在发现研究问题、确立研究问题、寻找研究素材的过程中遭遇“闭门羹”。事实上，田野调查客体形形色色，田野调查主体“吃闭门羹”是家常便饭。这种冷漠不仅影响调查进程，甚至会打击田野调查主体的科研理想——他们怀揣理想走进田野，希望通过田野调查回应某个重大问题，最后却可能因为在田野调查过程中“碰一鼻子灰”而心灰意冷。因此，田野调查不仅考验田野调查主体的科研能力，更考验其适应社会的能力，特别是成为被田野调查客体接受的“社会人”的能力。

在周期长、信息繁杂、环境冷漠的田野中开展调查是田野调查主体的必经之路。任何田野调查主体都要遵循此路径，这是一个从0到1的过程。需要说明的是，前述任何一个难点都可能令田野调查主体停滞不前，这也是案例研究“难”的基本原因。因此，案例研究绝不是“低门槛”，而是“高难度”的研究方法。那么，田野调查主体该如何应对田野调查的三大难点？田野调查主体需要具备以下三种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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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调查主体的三种品质：耐心、敏感与热忱

第一，田野调查主体应该始终保持耐心。保持耐心是田野调查主体应对田野调查三大难点的基本素养。保持耐心的关键在于田野调查主体在调查中“临危不乱”，即无论面对何种情况都能保持理性，而非情绪化地在田野中行动。田野调查的三大难点意味着田野调查主体可能时刻“碰壁”。在周期长的田野调查中保持耐心意味着田野调查主体能够迅速调整情绪，进而减少因在田野中迷失而错过的有效信息；在信息繁杂的田野调查中保持耐心意味着田野调查主体能够以客观、理性的态度筛选田野调查过程接收的繁杂信息，进而帮助其“拨云见日”；在环境冷漠的田野调查中保持耐心意味着田野调查主体需做好田野调查的心理建设，对于冷漠泰然处之，并以发展的眼光看待“碰壁”。

第二，田野调查主体应该对任何信息保持敏感。保持敏感是田野调查主体应对田野调查三大难点的核心素养。保持敏感的关键在于田野调查主体在田野调查过程中做到“处处留心”。田野调查本质上是田野调查主体通过感官与同理心捕捉研究素材的过程。保持敏感是田野调查主体缩短田野调查周期、筛选田野调查信息、减轻田野环境冷漠的主要方式。在周期长的田野调查中保持敏感意味着田野调查主体能够迅速捕捉田野调查中的新事物与新人际关系，进而缩短融入新田野的时间；在繁杂信息的筛选中保持敏感意味着田野调查主体能够迅速捕捉与研究主题相关的信息，特别是捕捉重要信息。例如，田野调查客体谈及某些话题可能突然真情流露，这意味着他们可能说“心里话”，这种机会千载难逢。敏感的田野调查主体会尝试询问田野调查客体在正常状态下“难回应”的问题，甚至为此而压缩其他调研时间。这种对重要情景的捕捉有助于田野调查主体捕捉关键信息，进而缩短田野调查时间。此外，敏感的田野调查主体能够感知田野调查过程中的“不合时宜”，避免触犯田野调查客体的边界，为之后的调研保存可能性。

第三，田野调查主体应该对田野调查抱有热忱。抱有热忱表现为田野调查主体具有内驱力，能够开展积极行动推进调查。抱有热忱的实质是田野调查主体对完成田野调查过程存在内驱力，并通过积极行动推进。在周期长的田野调查中抱有热忱意味着田野调查主体能够发挥主观能动性，尤其是在经过长时间田野调查而后劲不足的时刻；在信息繁杂的田野调查中抱有热忱意味着田野调查主体能主动开展更多的行动（如更多的访谈，查找更多的资料）筛选繁杂信息，并得到更多田野调查客体的帮助；在环境冷漠的田野调查中抱有热忱意味着田野调查主体并不因为遭遇冷漠而改变对待田野调查客体的态度。并且，抱有热忱促使田野调查主体不断思考如何改变这种冷漠，从而为改变这种冷漠提供了可能性。

综上，田野调查主体要意识到真正的田野调查过程中存在三大难点，其中任何一点都可能使得田野调查主体停止调研或者使调研沦为表面工作。为克服这三大难点，田野调查主体有必要培养耐心、敏感、热忱这三种品质。耐心强调“静”，即平静对待难点；敏感强调“能”，即能够通过“处处留心”解决难点；热忱强调“动”，即保持克服难点的内驱力。需要注意的是，田野调查主体意识到田野调查的三大难点，培养自身三种品质是为了观察最真实的田野。然而，田野调查研究并非止于观察，而是意在通过观察真实田野发现真问题以呈现多样态的治理场景，通过对真问题的发掘助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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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调查的首要目标：确定真问题

真问题是指那些真实存在且值得研究的问题。真问题强调“真”，不是一切问题都是研究意义上的问题：一方面，许多问题可能只是家长里短的问题，这些问题并不是学术问题；另一方面，许多问题反映“臆想”而显示为假问题，部分以理论为导向构建的问题在真实生活中并不存在。部分基于表面田野调查提出的问题、部分在田野调查过程发现的问题也是如此。以反映政府创新的区域差异性为例，田野调查主体在创新前沿地区发现地方政府官员高瞻远瞩、勤奋务实，其在克服创新困境时展现出的“谋略”更是令人印象深刻。然而，真正的问题可能并非在于官员能力不同，而源于财政收入存在地区差异，而田野调查主体在欠发达地区看到官员的“不作为”只是财政收入匮乏的表象。官员能力如何有助于地方政府创新困境的突破并非问题的根源所在。相反，财政欠发达地区官员在地方政府创新过程中的行为特质可能才是真正值得研究的问题。

如何通过田野调查找到真问题？在此，需厘清真问题的两个维度：一方面，真问题是在现实世界中真实存在的问题，这意味着田野调查主体应以现实为导向寻找研究问题，或者以理论为导向建构起的研究问题寻找现实世界中的广泛对应；另一方面，真问题是现实世界中重要的、持久存在或重复出现、亟待解决的问题，田野调查主体能够将该问题讲清楚就是重要贡献。这意味着他们必然要经过长期或充足的田野调查才有可能找到真问题。一个值得研究的真问题至少具备反常性或重要性。

（1）反常性。反常性即对于研究问题的理解或者解释超越了研究者“正常的”知识积累，以至于该问题被认为是一个“反常的”问题。对于田野调查主体而言，其“正常的”知识源于文献阅读与社会阅历的累积。具备反常性特征的研究问题多数是既有研究难以解释的问题，而田野调查主体能够通过对该问题的深入剖析与解释拓展学术研究的解释力。随着田野调查主体社会阅历的增长与文献阅读的累积，其掌握的“正常的”知识范围不断扩大，对于现实世界的各类问题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意义上的知识积累，多数看似“反常的”问题逐渐获得了解释。然而，深入观察田野的田野调查主体可能会发现，一些被研究过并看似被解答的问题可能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解答，其背后的深层逻辑并没有被揭示。正是因为田野调查周期长、信息繁杂、环境冷漠，田野调查主体并不一定能够通过田野调查取得全面、细致、真实、准确的研究素材，也就难以观察到值得研究的真问题。这也与上文所述的田野调查的难点相对应。总之，一个具有反常性特征的真问题能够实现知识的累积，这是因为对反常性问题的揭示旨在拓展人类知识的边界。研究者要致力于发现、揭示、解释反常性问题。

（2）重要性。现实生活中的很多问题不一定反常，但这些问题始终缺乏解释以及解决方案。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常为此类。重要性的研究问题具有三个方面的特征：第一，该问题是一个在现实世界存在的问题；第二，该问题在现实世界普遍或重复出现，并且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第三，该问题缺乏有力解释或者针对性解决方案。值得注意的是，一个具备重要性的研究问题可能对当今的人类社会发展更加重要，因为影响甚至困扰人类社会发展的大量问题是已知并长期存在的。例如，垃圾分类是一个长期存在且非反常的问题，部分国家和地区已经有了成熟的制度设计与工作方案。对我们而言，只对这些成熟的制度设计与工作方案做正确的引介就已经是重要的贡献，这意味着当下垃圾分类有了可借鉴的先进经验。遵循该思路，通过比较发现不同地区在垃圾分类上的异同，找到当下垃圾分类的难点也是重大贡献。这种对于垃圾分类解决方案的需求是城乡居民所共有的。值得注意的是，在工作量上，重要性导向的真问题研究相比反常性导向的真问题研究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因为田野调查主体需要通过更细致的调查还原真相，并推广从田野中提炼出的模式和经验。

一个值得研究的真问题至少具备反常性或重要性。一般而言，具备反常性的真问题更有助于积累规律性知识，通过突破人类知识边界实现知识累进；具备重要性的真问题更有助于积累复杂性知识，更有助于通过发现与理解世界的复杂性解决人类社会发展的问题。理想情况下，田野调查主体应追逐具备反常性的真问题，但由于其可遇不可求，田野调查主体对于具备重要性的真问题的发现与揭示同样具有重大意义。必须说明，关注问题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田野调查主体在田野调查的付出更少，揭示具备重要性研究问题背后的逻辑并提出针对性建议往往需要在田野调查过程中付出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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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与探讨

如图1所示，本文尝试围绕“研究者如何在真实田野中发现中国式现代化治理场景下的真问题”进行探讨，这是亟待探索的领域。正因对田野调查的“低估”，部分研究者在田野调查过程中出现“水土不服”，一部分为完成目标退而求其次，放弃高质量的案例研究；另一部分发现目标“求不得”而退出案例研究。这都是案例研究的损失，而相关问题本可以避免。更遗憾的是，“退而求其次”产生的案例研究并未反映真实的中国式治理，而是“为了产出而产出”，这进一步加剧了学科与实务界的“误解”，也损害了案例研究的有效性。

本文第二部分强调田野调查的先决条件：田野调查客体的“自利性”以及信任的重要性。田野调查主体只有深刻理解这种“自利性”才能意识到田野调查的难度，特别是对田野调查取得的素材要保持清醒的认识。鉴于此，获取田野调查客体的信任非常关键。显然，这是一个长期、复杂、困难的过程，但这有助于研究者反思田野调查主体与田野调查客体的关系以及在该关系下取得的田野素材的可信度。本文第三部分强调田野调查的三大难点与三种品质。研究者易于产生对田野调查的“善意认知偏差”，而周期长、信息繁杂、环境冷漠的田野才是真实的田野。在这种情况下，唯有具备耐心、敏感、热忱的田野调查主体才不会被田野调查吓到，或是“碰一鼻子灰后”就打道回府。这种田野调查之前的“修身”准备应该在研究中与课堂上被反复强调与系统传授。

本文第四部分强调案例研究要研究真问题。对初出茅庐的研究者而言，以现实为导向而非理论为导向有助于该群体发现真问题；对成熟的研究者而言，以现实为导向发现问题仍不失为有效的方法。这源于以理论为导向发现问题的“高门槛”：研究者不仅要对理论有深入的理解，广泛阅读大量相关研究，还要具备丰富的社会阅历以防理论与现实的“空对空”。必须说明，真问题并不容易发掘，许多看似值得研究的问题并不为真。本研究强调真问题的两种特性：反常性与重要性。真问题若具备反常性特征，则必具备重要性特征，反之则不成立。这是因为具备重要性的问题往往具有高度的情境化特征。虽然具备反常性的真问题值得所有研究者追求，但必须认识到其“可遇而不可求”，将具备重要性的真问题“庖丁解牛”同样意义重大。

如今，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成为调查研究的新型推手。各类媒体平台为研究者展开个体或整体的多层次分析提供海量信息来源，降低数据挖掘成本。线上调研、网络调研打破时空局限、提升抽样调查与统计分析的覆盖度与快捷性（Brick，2011）。部分学者甚至认为，田野调查等传统研究范式可以被“扫进历史的垃圾桶”，网络吸纳聚合而成的文本素材或行政记录会取而代之（Savage&Burrows，2007）。然而，此类基于二手资料的新型研究方法的“数据质量问题”以及衍生的“能力建设问题”日益凸显，从侧面证明时代更迭背景下田野调查的生命力与重要性。第一，在显性“数据质量问题”上，存在“测量性误差”与“代表性误差”两个维度的局限性：“测量性误差”是指调查对象的应答与其属性之间的偏差（臧雷振、徐榕，2023），包括模棱两可的术语、粗糙歧义的回答、情感交互的丧失等，这导致数字技术往往以牺牲真实性、深刻性与精确性，削弱调查信效度为代价换取数据规模的单维庞大；“代表性误差”是指样本与总体之间的偏差，包括数字鸿沟、技术差异化普及程度、抽样覆盖面的非随机性等样本选择问题。维克托、肯尼思（2013）宣称“不是随机样本，而是全体数据”的理想状态并不存在。相反，数据容易被特殊群体有意或无意地“捕获”，进而遮蔽掩盖总体一般性特征，背离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准则。针对“测量性误差”，田野调查可以在经验世界中检验既有资料的解释力与可信度；针对“代表性误差”，田野调查比刻板的数字技术更擅长根据研究目标与实时进展因应调整调查对象，降低样本的“条件性”与“选择性”。第二，在隐性“能力建设问题”上，对大数据研究的崇拜剥夺了研究者创造性的研究能力。高质量的研究重视把握问题意识、选取切入视角、提出理论假设、因果逻辑演绎以及归纳总结新知等各个环节（Eisenhardt，1989；Yin，1994），这是以反复探索、发现与实践为导向的（Denzin&Lincoln，1994），而不完全依赖数字技术完成的程式化、同质化、标准化执行任务，如初级的文献检索梳理或数据编译分析。换言之，研究者汲取与生产知识的能力是在“行万里路”的过程中不断积累经验阅历、锤炼思维而来。因此，一个拥有丰富田野经验的研究者总能提出深刻的理论假设或归纳出有价值的洞见，防止数据“喧宾夺主”。总之，大数据时代，田野调查与新型调查方法的关系应当是“互补”而非“取代”（Couper，2011），既要警惕“数字拜物教”，选择匹配的调查方法服务于特定研究问题；又要发挥不同方法或方法组合的比较优势，不可偏废。

必须说明，并非所有田野调查必然经历上述困难，也并非所有田野调查必须做好“长期抗战”的准备。田野调查的核心能力，是研究者在有限的时间内通过“形而下”碎片化素材接近甚至找到真相的能力。资深的研究者即使在田野中短暂停留，也能够充分发掘与整理研究素材。然而，必须意识到资深研究者也是“从零起步”，他们大多经历过上述“长期抗战”的田野实践与反思。因此，研究者要意识到“长期抗战”对基于田野调查的研究而言难以避免，但经历后就会“凤凰涅槃”，再进入其他田野调查时必将“游刃有余”。

来源：学术人与实践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