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里峰：一个中国县域的暴力史：蔓延七个世纪的暴力文化

《红雨》：暴力是恒久的吗？

罗威廉教授

如副标题所示，这本书的主角就是暴力。正标题“红雨”二字，出自《麻城县志》对1928年5月该地一起自然现象的记载，毫无疑问象征着“腥风血雨”。一本历史著作可以有很多种写法，有的是以人物为中心，有的是以事件为中心，有的是以时代为中心，但是《红雨》的主角既不是人物也不是事件，而是一种行为方式或者说心性———暴力，其他种种都是围绕这根主线展开的，这种写法在过去的史学著作中是很少见的。

简单地说，这本书聚焦于湖北省麻城县，细致探讨了从元朝末年一直到1938年日本人入侵，该地所经历的种种暴力事件，其中包括朝代更替、民族冲突、农民起义、奴仆叛乱，也包括朝廷军事力量对地方的征服和对农民起义的剿灭，以及1920、1930年代的国民革命和共产革命。在麻城普遍而持续存在的，既有民间的暴力，又有国家的暴力。韦伯曾经对国家下过一个经典的定义，认为国家就是在特定疆域内对暴力进行合法垄断的共同体。从元朝、明朝、清朝一直到民国时期，国家政权对民间社会、对在不同意义上确认的各种敌人，采取了大规模、制度化的暴力，其残酷程度比民间社会内部的暴力有过之而无不及。既有常规的暴力，又有非常规的暴力。除了打架斗殴、土匪劫掠、当众鞭笞或处决罪犯等时常可见的暴力之外，在特定历史时期，诸如改朝换代、太平天国起义、革命战争这样的乱世，还会发生规模极其庞大、令人触目惊心的灭绝性屠杀事件，可能会有数千、数万甚至更多的人，在很短的时间内被杀掉。

作者的核心问题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为什么中国历史上有这么多的暴力现象？为什么是麻城？罗威廉教授梳理了此前西方学界对暴力问题的理论探讨和经验研究，例如，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论革命》中讨论了革命中的暴力问题，索雷尔（Georges Sorel）专门写过一本题为《论暴力》的著作，小霍夫海因茨（RoyHofheinz,Jr.）、田海（Barend ter Haar）等人则透过不同视角探讨了中国革命中的暴力（见本书导言）。作者在这些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历史上的暴力现象作了进一步的深描，并试图回答上述问题。

在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中，暴力其实处于一种非常暧昧的状态。一方面，儒家文化倡导和平、和谐，有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美好理想，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就为我们展现了一幅田园牧歌式的乡土社会景观。但是另一方面，不仅事实上暴力现象普遍存在，而且主流精英文化对暴力的态度也并非全盘否定，他们既要想方设法去约束暴力、控制暴力，在特定的情形下又会容忍暴力，会借助得到合法认可的暴力来对付其他的暴力。中国传统社会之所以有这么多的暴力，作者认为背后有一种深层的历史文化或思想心态作为支撑，他从中抽取出两种最基本的暴力文化模式。一种是英雄好汉的模式，就是说，中国古代无论文人精英还是普通百姓，都很崇拜那些替天行道、除暴安良的英雄好汉。另一种是鬼神学的模式，就是说，对于可能对自己和家人带来伤害的妖魔鬼怪，可以采用暴力手段加以铲除。过去人们会把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一些现象跟超自然力量联系起来，主要的超自然力量有三种，一个是祖先，一个是神灵，还有一个是魔鬼。这些超自然力量又是跟现实世界相对应的，祖先对应的是家族，是家庭和家族利益的庇护者；神灵对应的是朝廷和官员，这些人处于合法的、优势的地位；魔鬼对应的则是陌生人，会对人们的生命财产造成威胁。如果某一社会群体或某一部分人被划入魔鬼的行列，人们就可以不惜一切代价、采取任何手段去剿灭他们，以确保自身的安全，这是中国传统社会暴力如此发达的一个重要因素。

湖北麻城

至于为什么是麻城，作者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似乎有一点犹豫。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人经常会遇到这样的质疑：你的研究很不错，但它究竟是一个特例，还是具有普遍代表性呢？中国很早就有两千多个县，麻城是其中的一个，不管从人口、面积还是经济来看，它都只是很小的一个部分。读者自然会问，你讲的是这一个县的情况，还是整个中国的情况？你说麻城很暴力，那么其他地方暴力不暴力？我注意到作者在书中给出的答案其实是模棱两可的。书中提到，小霍夫海因茨曾经从中国所有县份中识别出8个所谓革命的“温床县”（hotbed county），其中包括麻城及其邻县黄安，而后者在1563年之前一直是麻城的一部分。这样看来，麻城的确具有显著的暴力传统。后来作者在一次采访中也说麻城是有一点暴力代表性的，可是他又并不认为麻城是一个典型案例，因为中国其他很多地方也显得很暴力。例如，书中好几次提到另一个同样暴力的地方，就是淮北。裴宜理（ElizabethPerry）教授的第一本书就是探讨淮北地区的叛乱和革命，从19世纪中叶的红枪会写到20世纪前半期的共产革命，她的研究表明，这个地区也长期充斥着暴力，精英和民众都习惯于通过暴力而不是和平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但是作者通过比较，认为这两个地方的暴力可能是由于不同的原因引起的。淮北的暴力主要是跟自然生态有关系，这个地方的生态环境比较脆弱，特别是容易遭到大洪水，洪水一泛滥，当地的农作物都被淹了，老百姓活不下去，就会去造反，会用暴力的方式去谋求生存。而麻城不一样，它的自然环境虽然不能说特别好，可也绝不算差，而且相比之下还是挺不错的。每次遇到较大区域甚至全国性的灾荒、饥荒的时候，麻城通常是接受其他地方的难民，而不是麻城人外出去逃荒。在明清更迭之际，由于战乱和自然灾害导致四川等地的人口大幅度减少，所以麻城人曾大量地迁移过去。但麻城人迁移到其他地方，通常是为了做生意，而不是因为活不下去才迁走的。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解释麻城为什么会成为一个“暴力之地”呢？

罗威廉教授主要是从所谓“社会生态”来解释的，社会生态和自然生态不一样，它比后者的内涵丰富得多。自然生态或许可以解释淮北的暴力，但难以解释麻城的暴力，所以要用更广泛的社会生态来解释。具体说来大致有三个方面。首先是地理位置。麻城是处于中国东西南北交汇的一个地方，甚至在长江成为东西交通要道之前，麻城就已经成了南北交通的一个要道，因为它位于大别山区，但大别山有一些小的关隘，南北之间可以穿越这些关隘来进行交流。所以地理位置决定了麻城是一个要冲，每当兵荒马乱的时候，要打仗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兵冲”或“严邑”，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在战乱年代，麻城既是一个战略要地，又往往成为胜者的战利品。

其次是政治文化。这是最具冲击性的一种解释，就是说当地长期存在一种尚武的文化或心态，既崇拜那些有暴力倾向的强权人物，又认可通过暴力去反抗暴政的做法。不仅县志、碑传、文集等官方记录和精英文献中，而且在民间传说、历史遗迹中，都能看到这种强烈而持久的暴力传统，它已经嵌入了麻城的地方文化和集体记忆之中。这是本书跟其他研究中国暴力的著作很不相同的一点。

再次是阶级结构，这是马克思主义学者在分析农民起义和革命时经常采用的视角。作者并不否认阶级因素很重要，只是觉得还不够充分，所以要用文化、心态的因素来补充。但他对阶级结构的看法仍和过去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同，他强调的主要不是富人和穷人、地主和雇农之间的对立，而是那些没有人身自由的奴婢、佃仆，由于土地的高度集中，这些人在麻城人口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所以麻城经常发生“奴变”，这是明清更替之际造成麻城血腥动荡的主要原因。

暴力是恒久的吗？

如果暴力真是恒久存在的，人类和平的美好愿望恐怕就很难实现了。遗憾的是，罗威廉教授在书中给出的答案似乎是肯定的。他在导言中写道：“我想知道为什么中国的某些地区会呈现出异乎寻常的暴力倾向，其延续时间之长，超越了极其显著的文化、经济、社会和政治变迁历程。为什么在这些地方，采用暴力方式解决问题似乎是一种习以为常的选择？……我将表明，集体记忆、历史意识及其他日常文化实践，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在结论中又写道（这是全书的最后一段话）：“……对敌人极端的、毫不妥协的仇恨会超越政治意识形态的谱系，从而认可对他们采取最恐怖、最野蛮的行为。这种思维方式，在1882年县志中被颇为自豪地称为‘杀贼致果之思’。看起来，这是麻城人耐心学习了好几个世纪的一种心性。”事实上，该书英文版序言中就有一段对2000年前后麻城县白果镇几个暴力场景的描述，其残酷程度与该书考察的时段不相上下。言外之意，这种暴力的心性一直延续至今。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笔者有和罗教授不同的看法。作者从社会生态和政治文化来解释在麻城普遍而持久存在的暴力，显示出卓越的洞察力，比阶级压迫、官逼民反之类的庸俗解释高明得多。可是，作者似乎有意无意忽略了制度的因素。从书中描述的情形来看，麻城七个世纪的暴力史的确超越了朝代更替、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由此凸显出崇尚暴力的政治文化的长期延续，可另一个同样长期延续的因素在书中几乎没有提及，就是对暴力行为缺乏有效的制度约束。从元、明、清直到民国，统治集团更换了好几次，政治体制也从帝制变为共和再变为党国，但是作为现代自由民主政治之精髓的宪政与法治，始终无法确立，既不能以制度防范国家政治权力之滥用，亦无法以制度保障民众生命财产之安全。以暴力方式解决问题，固然是一种文化或心性的顽疾，又何尝不是制度使然呢？

撇开性善与性恶的争论，行为主体（agent）选择诉诸暴力通常有两个前提，一是主观上需要，二是客观上可能。对统治者而言，暴力是获取和维持权力的工具，所以需要；非宪政的政治架构不足以防范国家滥用其合法垄断之暴力，所以可能。对被统治者而言，暴力是自保、谋生及复仇的手段，所以需要；非法治的政治架构不足以有效震慑、制约民众的暴力行为，所以可能。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人们在某些情形下会出于情感而使用暴力，在更多的情形下则是出于利与害的权衡而使用暴力。政局的动荡、合法性的消退，会强化统治者对暴力的需求；资源的匮乏、安全感的缺失，会强化被统治者对暴力的需求；没有一种制度化的约束机制，则大大提升了以暴力实现目标的可能性、降低了使用暴力的风险和成本。《红雨》书中以心性为中心的探讨，如果能和这样的制度分析结合起来，当能对暴力作出更令人信服的解释。

这样一来，对“暴力是恒久的吗？”这个问题的回答就未必那么肯定了。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指出，文明是一种过程，是历经数百年逐步演变的结果，是心理逐步积淀规范的结果。宏观的社会与微观的个人之间相互激荡，通过武士的宫廷化、人的本能的抑制、自我强制的出现、社会阶层的流动等因素，实现了人类文明的演进。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考察17和18世纪的欧洲思潮，雄辩地阐明了从欲望（passion）到利益（interest）的观念转变，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曾经被谴责为一种贪婪的罪恶，后来却成了借以控制人类破坏性欲望的利器，并最终促成了资本主义的兴起。他们的研究都表明，人类的文化、心理、观念固然持久，却并不是不可改变的，心性与制度良性互动、共同进化，足以成就一部人类文明史。既如此，我们何妨乐观地设想，随着经济的成长、社会的发展、制度的完善，人们对暴力的需求日益降低，行使暴力的成本日益增加，暴力会变得越来越不必要、也越来越不可能，你死我活、诉诸暴力之心性自然也会渐渐淡出，让位于和谐共处、互利共赢之心性。如此，则中国幸甚，人类幸甚。

来源：韦伯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