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放：重返乡土：中国乡土价值的再认识
摘要
中国是具有悠久农业文明历史的大国，乡土文化深厚。乡土不是乡愁寄居地，它具有实在的文化价值。在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在城乡融合发展政策的激励下，乡土正成为人们向往的热土，乡土价值被重新发现、激活。乡土作为特定空间，具有物质生产、社会生活、精神生活的三重价值。活化传承乡土价值以促进乡村振兴，可以通过如下途径实现：充分发掘利用乡土的物质价值，激活乡土物质资源与技艺传统，振兴乡村经济，提升乡土的生活质量；保持与增强乡土的社会生活价值；以村落信仰资源与乡土艺术资源丰富乡民的精神生活；激活乡村生态文明传统，服务当代生态文明建设等。
关键词
乡土；价值；认识；乡村振兴
乡土是民俗学原初而经典的研究对象，乡土研究是研究中国民众文化之根的基础。在现代化、全球化的过程中，我们越来越远离乡土，乡土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已成为逐渐消失的历史背影。主流社会甚至一度将其视为封建落后、必须根本改造的对象，直到今天还有人持此观点。
中国在现代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乡村大面积消失。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已经减少了25万个村落。现存村落人口也大幅减少，乡村人口快速转移到城镇。根据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我国城镇人口已经占全国总人口的63.89%。迄今为止，虽然非农人口占据多数，但因为中国人口基数大，仍然有近5亿农民，60多万个行政村，200多万个自然村。从经济发展情况看，2020年我国农业从业人口占全国就业总人口的23.6%，农村人均可支配收人占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9%。因此，发展乡村经济，提高农村人口就业率，增加农村人口可支配收入，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实现农村文化提振，促进社会共同富裕，成为政府特别关注的重点。
在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政府推出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全国乡村产业发展规划（2020一2025年）》以及城乡融合的政策路径指引等。越来越多的人将目光转向乡村，一些企业家在乡村寻找商机，发现传统，以文化经济的方式复兴乡土社会，这也是国家城乡融合政策的体现。学界也有更多人从乡建与乡村治理的角度进入乡村，重新发现乡土的生产价值与生活价值。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在逐渐失去乡土的时候，表现出强烈的怀乡情绪。在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驱动与乡愁情绪的助力下，中国在城市化与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产生回归乡土的后现代思潮，出现了逆城市化的过程。越来越多的人返回乡土，返回田园，虽然返回的动机、方式、路径各有不同，但他们形成了一股返乡的潮流，振兴乡村日渐成为当代社会的共识。
民俗学研究乡村，主要关注的是：乡村传统如何保持与传承，乡村传统如何与公共文化建设协调以促进乡风文明；乡村传统如何助力乡村治理，实现乡村组织振兴；乡村如何发掘、提炼、转化地方资源性产品以促进乡村经济振兴。
一
逆城市化：返乡成为新趋向
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大约有三类人返乡。第一类是为纾解城市病的困扰与寻找乡野新鲜生活的城市普通人。他们是乡村的观光者，是回归乡土的主流人潮。第二类是寻找传统文化资源的知识分子（包括学者），他们从城乡协调发展与乡村振兴的角度考察乡村，虽然有各自的追求与工作任务，但目的都是重新肯定乡土的价值，提供振兴乡村的思路与方案。政府部门与专家学者合作，评估乡土村落的价值，依照空间形态与生活价值进行选择性的保护，确定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名录、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等：同时根据乡村经济文化的特点，寻找乡村脱贫与致富之路。第三类是寻找资本利润的城市企业家。他们看到了乡土生活的商机，将城市闲置或利薄的资本转移到乡村，发掘、转化乡土生产与生活资源为新经济产品，以此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如传统乡土产品的生产与市场推广，乡村旅游景区的打造，服务乡村旅游的民宿经济等，正成为吸引社会企业关注的热点。这三类人汇成返乡的重要力量，形成中国前所未有的社会景观。
其实还有第四类人，那就是美丽乡村建设者与艺术乡建者。这些乡建者对于村落充满热情与想象，带着美好愿望改造乡村，与政府合作推动、与民众互动参与美丽乡村建设。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新愿景，这为乡村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和美乡村”愿景对乡村提出的不仅是生态宜居的物质生活环境，更看重的是和睦和谐的社会环境与相互关爱、充满人情的新伦理生活。在乡村建设过程中，返乡的乡贤作用十分重要。乡贤是走出乡村又返回乡村的社会精英，他们挚爱乡土，熟悉乡村，有丰富的人生阅历、社会治理经验以及人脉资源，而且具有公正奉献的良好个人品质与建设乡村的热情，是引导中国乡村变化的重要人力资源。21世纪初，与乡贤等离土乡民重新返回乡土的身体移动同时，中国发起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运动，将传统农业文明的优秀成果定义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传承保护。同时，农业农村部从2013年至2021年评审了6批共138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数千年农业文明累积的乡土文化，已经成为当代人的文化资产，这是一个重大的文化进步。
在全球化背景下，乡土在变化，变化的速度有快有慢，变化的程度有深有浅，我们看待乡土的眼光也在发生变化。在现代社会，乡土正在被重新认知，重新定义，乡土成为与城市对照的镜像。我们对于乡土的认识与费孝通先生《乡土中国》中论述的乡土情形已经明显不同，但我们继承了费先生对于乡土以及生活在乡土上的那群人的情怀与文化理解。
二
重新发现乡土的现代价值
我们重新认识乡土，是在寻找乡土的文化基因与文化个性，发现乡土中曾经被遮蔽但有助于现代社会建设的物质价值、社会价值与精神价值。首先，乡土是特定的地域生态空间，它与城市相区别，具有特定的物质价值。物质的乡土是承载山水、土地、动植物等无机物与有机物的特定地理单元，是人们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在乡土这一地域空间中，人与自然、人与物、人与人密切结合，休戚与共。特别是在人与土地的关系方面，土地不是外在的，土地是人的“无机身体”，土地都有名字，甚至都有故事，人们对于世代耕作的土地怀有深深的情感。如，孙庆忠调研的河北省涉县王金庄村的梯田有399个地名。土地是村民安身立命的所在，也是模塑乡民性格、性情与生活态度的物质基础。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说，农民的“风尚、性格等依地块而各不相同”，乡民的风尚、性格等因不同的风土而有不同的呈现。人与大地的紧密依存是乡土文化最本质的特征。美国农业学家富兰克林·金（Franklin Hiram King）在其《四千年农夫》中说，中国人像整个生态平衡的一环，这个循环就是人与“土”的循环。如，宁夏彭阳县以前生孩子就是生在干燥的黄土上。土气是文化的性格，也是生命力的源泉。乡土中人的生存方式与城市迥异。
其次，乡土是一种社会存在的生活样态，乡土是一种社会结构方式，具有特定的社会团结参照价值。乡土中的人依赖村社或者家族生成社会关系，每个人都处在特定的关系位置与历史序列中，人们相互关联、相互依赖、相互扶持。他们世代如斯，熟悉历史，熟悉当下，以人情作为社会的胶合剂。人情是相互扶助之情，是权利、责任与义务体的利益之情。人们彼此熟悉，让情感变成文化资产，可以横向扩展与代际传承。村落成员在紧密的社会联系中，有稳固的结构位置，形成礼仪行为规范。如北宋陕西蓝田的吕大钧兄弟为教化乡人而订立的《吕氏乡约》，规定“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等，乡民在村落共同体中，以道德、生计相互激励，以符合伦理的行为作为日常规范，以礼仪作为相互交往的准则，以相互救助作为公益目标，由此建立稳定的乡村社会秩序。可见，订立乡约的这个组织“是一个伦理情谊化的组织，而又是以人生向上为目标的一个组织”。人与人之间的关爱与互惠一旦成为文化习惯，“人情”也就成为表示情分、情谊、情面、交情的名词。作为礼俗的“人情”，具有内在的情感关怀与外在的交际规范。
随着岁月的流淌，世代的延续，人们无论是在情感还是利益上都处在紧密关系的扭结之中，人情成为一种共享的文化资产，或者说人情是一种人们相互联系且含义丰富的文化象征，正如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所说的：“亲密社群的团结性就倚赖于各分子间都相互的拖欠着未了的人情。”
以乡贤为主导，以乡规民约为规范，以传统节日为共同时间，以集体参与的民间仪式为聚合机会，形成了内聚性的亲密乡土社会。它与城市人以当前利益为中心的相互竞争与疏离的社会结构形成鲜明对照。
《四千年农夫：中国、朝鲜和日本的永续农业》
作者：富兰克林·H·金
东方出版社，2011年6月出版
再次，乡土是特定精神状态与价值观念的载体，是我们重建生活美学与生活伦理的重要参照。柏拉图（Plato）在《文艺对话集》中借希庇阿斯（Hippias）与苏格拉底（Socrates）讨论美的定义时说：“美是善”，“美是恰当”。这种善与恰当，本文理解为形式与内容的和谐，和谐的生活状态符合美学的本质。“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需要一种惯例和稳定的感受。”乡土以人地关系的和谐为基调，自然、宁静、平和、亲密是乡土精神状态的一般表现。乡土不需要标新立异。乐天知命、享受日常生活的乡土生命态度，对于奔波、焦虑的城市人来说，无疑是一份清醒剂。因此，乡土成为离开乡土漂泊的游子的乡愁意象。可以说，乡土对多数现代人来说是一种精神意象，是现代人批评现代生活和人的异化问题时的参照。乡愁中的乡土是一种审美性质的乡土，是乡土文化的抽象表现。
但如果乡土仅仅是一种精神意象，那它只有认识价值与精神批判意义，而不会实际改变或者服务于我们的生活。如何将乡土的审美还原于日常生活，这是一批奔向乡村、从事乡村建设与乡村振兴的人的理想，但我们往往由于对乡土的特性认识不足，而把乡村当作城市人短期放松休闲的乡野宾馆，从而失去了亲近乡土的本来意义。
三
如何活化传承乡土价值
以促进乡村振兴
乡土，既不是与现代社会悬隔的落后时代的传统保留地，也不是抽象审美的乡愁寄托之区。乡土只是一种生活方式，乡土有自己的本质属性，也有自己社会运行的逻辑原则、秩序体系与审美趣味。
在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深入挖掘农耕文化蕴含的优秀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在保护传承的基础上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有利于在新时代焕发出乡风文明的新气象，进一步丰富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乡村文化振兴，既是修复与养护中华文化根基，也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充实与提升乡村价值，助力乡村组织建设，为乡土重建提供有效途径与精神支持。乡村民俗传统的传承与复兴就是乡村依托既有根基“返本开新”、固根护魂的重要途径。
（一）►
充分发掘利用乡土的物质价值
激活乡土物质资源与技艺传统
乡土是物质生命的基础，是人类智慧最初发生的温床。我们在理解乡土时要充分理解人与风土的关系。“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们要明确养与被养的关系，理解此乡此土具有的物质生活样态。乡土是自然的，它属于特定的自然风土，人们选择利用特定的生活资源作为生计内容，依照自然的秩序，维持人群的生存与延续。乡土生计一般有农业、农副业与乡村手工业等方面，生活资源决定了乡土的生计。乡土的生活方式是人们在世代生活的土地上逐渐形成与生长的生活惯习。围绕生活主体的需要，人们形成严密而温和的生计与生活秩序。我们在进入乡土，试图对乡土重建时，要遵循乡土生态环境与人们习惯的生计，可以对乡土历史选择的生计进行复兴与扶持，进行扩大性生产，让地方风物特产，变成促进地方经济活力的重要内容。
《全国乡村产业发展规划（2020-2025年）》指出：“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点，是解决农村一切问题的前提。”“2019年……发掘了一批乡土特色工艺，创响了10万多个‘乡字号’‘土字号’乡土特色品牌。”该规划指出，“特色种养、特色食品、特色手工业和特色文化等，发展潜力巨大”，要以系统构建全产业链为目标，“提升人文价值，更多融入科技、人文元素，发掘民俗风情、历史传说和民间戏剧等文化价值，赋予乡土特色产品文化标识”。该规划指出，要推进聚集发展，“依托资源优势，选择主导产业，建设一批“小而精、特而美’的“一村一品’的示范村镇，形成一村带数村、多村连成片的发展格局”。该规划还指出，要“培育产品品牌。传承乡村文化根脉，挖掘一批以手工制作为主、技艺精湛、工艺独特的瓦匠、篱匠、铜匠、铁匠、剪纸工、绣娘、陶艺师、面点师等能工巧匠，创响一批“珍稀牌’“工艺牌’“文化牌’的乡土品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乡村振兴的重要资源，2020年的数据显示，全国已设立非遗扶贫就业工坊超过2,000所，带动了2,200多个非遗项目，培训了将近18万人，带动了将近50万人就业，20多万贫困户脱贫。
深入实地，调查不同类型的村落，如盐村、渔村、工艺村等，发现村落生存问题并探索发展之路。村落是民间手工技艺重要的传承与保护基地，手工技艺是村民谋生的手段，是村落物质生活的重要内容，是维系村落生活共同体的文化力。手工技艺是乡土文化的重要遗产，它还具有传承与更新乡土文化的功能。我们通过文化创意，提高村落的经济效益，提升村民的物质生活质量。这是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目标的物质保障条件之一。解决村落社会的物质需求和生存问题，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和价值。“乡村休闲旅游要坚持个性化、特色化发展方向，以农耕文化为魂、美丽田园为韵、生态农业为基、古朴村落为形、创新创意为径，开发形式多样、独具特色、个性突出的乡村休闲旅游业态和产品。”在农业农村部发布的全国乡村旅游村重点村评选指标中，文化内涵是重要指标。如果我们对乡土技艺特色、乡土技艺传承方式与乡土技艺产品形态进行深入调研，结合乡土技艺的文化内涵与传统风格式样，对乡土技艺作必要的品质改良与技艺提升，并进行相应的品牌设计与市场营销，将乡土民间手工艺品变成市场上的日用消费品或旅游商品，那么这就是活化复兴传统乡土技艺的现代途径。这样的技艺传承实践，既不离乡土，又提升了乡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方向。
（二）►
保持与增强乡土的社会生活价值
乡土的生活秩序对在现代社会城市生活的人来说，同样具有提示与比照的意义。乡土生活秩序与时空文化设置依循的是自然时间秩序与人伦原则，人们依照四季节律安排生产生活进程。乡土的人文时间紧密地依靠着自然节气时令，岁时节日、人生仪礼、祭祀信仰无不与四季时令相关。人与自然的和谐在乡土社会自然而然。同时乡村的和谐基础还是人伦原则，“忠孝”“孝友”“孝义”这些人伦概念是乡土社会处理社会关系的基本准则，人们孝敬长辈，友爱亲邻，互助互惠，乡土共同体的亲密感觉让人们感受到相互依存的温暖，如乡村家庭养老与亲邻互助养老等。诚如梁漱溟先生所说：“中国的精神有两点长处：一是伦理，一是人生向上。”正因为如此，中国乡村生活温暖而有生气。
传统村落能够维系千百年，除了其牢固的精神核心之外，往往还因为有一套健全的乡村治理机制，有适应本村落社区的乡规民约与村落公共事业。如何将传统的家族规训文化、村社规约文化转变为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与社会公益的文化，值得我们在乡村建设中思考。我们要着重关注村规民约的制订与施行，考察其对村落治理的效果。村落共同体的维系不仅在于社会制度习惯，还有赖于村民共同的利益维护，如水源的保护使用，水利设施的兴修，桥梁道路的维护，寺庙、祠堂的管理等。这些公共设施关联到村民各家各户，如何整修、维护、使用，需要村民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与规约原则，集体协商，沟通调和，达成共识，出资出力。责任、义务与共享的公益服务一体化，使村民有更强的组织合作意识。充分运用乡规民约与乡村自治传统资源，实现乡村德治、法治、自治的“三治合一”，激发乡村治理的内部活力。
在乡村社会治理中，乡贤是主导力量之一。传扬乡贤文化，发挥乡贤与民间组织在乡村振兴中的带动与组织作用。村落乡贤与民间组织是村落生活正常运行与秩序的保障。村落乡规民约的制订，公共事业的组织与开展，有效的乡村治理机制的建立，都离不开村落中德才兼备的乡贤，以及围绕他们形成的民间组织。
我们在百村社会治理调查项目中，接触到几位乡贤，在此简述他们在乡村建设中的带动作用。浙江省景宁畲族自治县梧桐乡高演村的任启年，是推动高演村文化重建的乡贤。任启年通过读书走出山村，做地方干部几十年，退休后积极促进家乡建设。2012年，他发起设立“梧桐乡崇学向善奖励基金”，邀请梧桐籍在外人士自愿捐款，以奖励乡里学习优异者与敬老爱亲者。2022年8月，基金会在梧桐乡文化礼堂举办了“浙江有礼，景宁有爱”梧桐乡崇学向善奖励基金创立十周年庆典活动暨2022年奖励基金发放仪式，54位梧桐籍品学兼优的学生获得“崇学奖”，52位敬老爱亲、爱妻爱夫模范获得“向善奖”。十年来，基金会累计接受捐赠384人次，获得捐款120.40万元。累计奖励学生528人次，发放奖金72.78万元；累计奖敬老爱亲者42人次，慰问全乡90岁以上老寿星319人次，颁发奖金与慰问金18.60万元，崇学向善在梧桐乡蔚然成风。任启年不仅重视引导崇学向善的文明乡风，还积极筹措资金重建乡村公共文化空间与文化景观，重新翻修了古老的马仙宫、古戏台、三座风雨桥，修整了礼堂、广场，重新修建了钟楼，竖起了众多象征科举考试成绩的贡生旗杆，这是高演村文教兴盛的骄傲。任启年利用这些村落传统资源帮助高演村申请成为浙江省传统保护村落与国家传统保护村落。
浙江省景宁畲族自治县
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稽东镇冢斜村的余茂法是公职退休的地方官员。他回家乡冢斜村任村支部书记，整修了祠堂、庙宇，恢复了村里中断百年的庙会。传统文化景观与活动的恢复，为本村赢得了声誉，现在该村是国家历史文化名村，成为地方旅游村。苏志均是广东广州市天河区车陂村的返乡青年。他以龙舟文化研究会支部书记的身份组织社区人员参加河道清理，以水净、景美、人善为目标，提出民俗文化保育，夯实基层文化治理根基。他还组织村民开展了龙舟竞渡、中元拜祭、龙狮拳表演等丰富的民俗文化活动，还与环境保护的公益志愿活动结合，让政社企联动，创响了车陂“一水同舟”品牌。他以“一水同舟”为口号，调动了村民的集体意识，实现了社区共建共治共享的目标。
夏昌宝是浙江省丽水市景宁畲族自治县金包山村进城经营小商品群体的代表性人物之一。该村外出经商者500多人，富裕的村民很多，但对村里的公共事务漠不关心，村落一盘散沙。为了改变这一现状，夏昌宝参与、联合商会同仁，以修复村里的传统信仰中心马仙庙为契机，调动村民共同参与。村民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有材料的提供材料。通过让村民集体参与公共庙宇建设，将村民凝聚起来。主持庙宇事务的人得到了村民的信任，成为村落负责人，金包山村从此活跃起来。
岁时节日是村落信仰、伦理、物质生活与娱乐的集中呈现，是村落人际关系协调、家庭与社会团结的重要机会。传统节日是乡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乡村治理机制的有效环节。人生礼仪是关注人的生命历程的仪式，它对于村落社会来说是大事，是村落人们相互扶助、人情往来的重要契机。村民在诞生、成年、婚庆、丧葬等人生仪式中，通过参与互动，在仪式过程中接受宣示与教育，增进村落社区共同体意识，增强村落社区的凝聚力。岁时节日与人生仪礼是村落社区治理的有效资源与平台，对这样的村落生活内容的关注，帮助我们认识乡土文化的特性，把握乡村文化建设的方向。
这对于人际关系日益疏离的现代人来说，具有反思的参考价值。我们能否在现代合作理念下，重建拟乡土的亲密的人际关系，是值得思考的。
（三）►
以乡土艺术资源丰富乡民的
精神生活
村落口头传承与乡土表演艺术是村民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是民众自我教育的重要方式，它通过家训，门风，村落、家族流传的口头故事与戏曲表演以及生活中的谚语、社交等日常行为传承培育村落精神，传递乡村社会朴素的道德观、历史观、人生观。人们通过观看、接受、传播，将其内化于心，外显于行。它为家庭孝道伦理的传承、村落人际关系的协调，提供了规范的箴言与模仿的榜样。
精神文化传统是巩固村落社区共同体的内在力量。在传统社会，支配乡村的有两套体系，一是村落治理体系，二是神灵信仰体系，它们内外相维。现代社会村落中民间信仰的地位虽然与以前相比明显降低，但仍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在有些较传统的村落，传统信仰还起着凝聚村落社会的作用，如浙江省景宁畲族自治县的马仙信仰、闽东南的妈祖信俗等。各地都有具有影响力的神祇，当地人认为他们都是道德伦理的化身，在凝聚村民情感与精神，促进地方社会和谐的同时，提升乡村的文化影响力与传播力，也为乡村旅游提供文化资源。村落良善信仰与伦理道德传统是我们今天“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精神资源与行为准则。
（四）►
激活乡村生态文明传统
助力当代农业农村生态文明建设
我们可以从传统村落与环境协调的生态利用经验中提炼民俗智慧，为当代村落布局、环境治理等提出对策性研究意见。生态环境保护问题是当代乡村社会治理面临的急迫问题。如，安徽、江西与浙江的部分乡村，在村落环境的选择、村落总体布局的安排、村落的中心与边缘、村落的上下内外结构等方面，突出体现了生态文明理念。同时这些乡村又有古树名木与良好的水资源利用系统，我们看到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文明理念鲜活生动。一个传统村落就是一个生态文明传统的博物馆。我们积极关注传统村落的生态保护经验与智慧，发掘其与乡村社会治理的内在联系，总结推广生态治理经验，为和美乡村建设增添传统动力。
农业生态保护民俗是中国传统乡村生态文明的一项重要内容。传统社会是一个安土重迁的农业社会，人们对祖辈生息的乡土不仅有殷切的眷恋，还有感念的情结；人们在开发、利用环境资源的时候，采取了节制、补偿、协调与保护的态度。虽然在中国历史上也曾产生过暴虐自然的恶俗、陋俗，但从总体来看，注重人与环境和谐相处的民俗始终居于社会的主导地位。自先秦开始，农业生态伦理受到了社会的推重，生态伦理意识在时政、月令、律例、乡约、族规、家训及民俗习惯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就基层的民众来说，农业生态保护民俗是民俗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对民间社会与乡土环境有着直接的规范与服务的功能。
田地养护是农业生态文明的重要表现。田地是农民的命根，湖北竹溪有“生靠父母，活靠土地”的俗谚。田地是百姓的衣食之源。人们对田地有特殊的感情，在祭祀田公、地母的形式下，有着“酬田”“酬地”的民俗行为。白族等民族每至岁末，将垃圾聚堆焚烧，然后全村集体出动，敲锣击鼓，把焚烧后的垃圾灰分别撒到各家的田地里，这被称为“酬年”。人们利用地力，同时注意恢复与养护地力。粪肥是松软土地、增强地力的有机成分，人们根据不同季节的生产需要，经常给田地补充粪肥，所谓“人靠地养，地靠肥养”；“人靠五谷养，田靠粪土长”。湖北东部农村在化肥未大量使用时，在每年春季水田插秧前要上山割取灌木枝叶，沤于田中，作稻秧生长的底肥。稻谷收获之后，用谷茬与杂草加上土块等，在田中垒起火粪堆，然后点火燃烧，燃烧后的灰土被称为“火粪”。人们将火粪均匀地洒在田中，作为冬小麦的底肥。云南纳西族也有类似的肥田方式，被称为“烧火土”。这些传统的肥田方式既无污染，又有利于田地松软，是农业生态民俗中的宝贵经验。
贵州苗族有稻田养鱼的传统。每年插秧季节，村民会将鲤鱼苗放入秧田中。鱼儿在秧田中嬉戏游动，觅食生长，这样松了土，除了草，鱼的粪便肥了田，同时也除了虫害。这是典型的不用农药与化肥的传统生态农业。浙江省青田县方山乡龙现村的稻鱼共生系统，世界知名，该村现为世界生态农业遗产保护地。村民栽秧前在稻田里放入鱼苗，鱼与稻共同生长。由于鱼类的活动，水田不仅松软、少草，而且几乎没有害虫。我们在调查中发现，连常见的袭扰人的蚊虫都很少。
还有养护地力、水土保持、林木培植、动物保护等。中国乡土人凭着自己对自然的独特感觉，在主动谋生的同时，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在历史的淘炼中，民众在生产生活中逐渐形成了服务于自身的生态文明。这些生态保护实践对于当代社会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建设仍然有着可供借鉴的意义，我们可以直接激活它们，让它们为当今民众的生产生活服务。
依靠村民主体，特别是回归的新乡贤，发现与呵护村落内生性动力，激活与传承乡土经济社会与文化价值。结合时代需要进行有层次、有针对性的创造性转换与创新性发展，特别是村落精神传统的更新，将新时代文明实践融入乡土文明重塑之中，促动乡村公益精神与公共意识的成长，实现人、地、物的有机复合。通过自然生态、人文生态与产业形态“三态”并重的整体复兴，走上促进村落内涵式发展的振兴之路。
稻鱼共生系统
综上所述，乡土在现代社会是一个独特的空间。20世纪40年代，费孝通先生讲当时的乡土有点飞不起来的样子，今天我们在新时代重新认识乡土的时候，觉得它具有文明传承与精神重塑的独特认知价值与文化意义。乡土有自己的秩序与美感，有自己的人情礼俗，有自己的清洁观念，有自己的艺术。我们觉得乡土文化本来就是土生的文化，不需要飞上天，天上也未必好，还是依存大地，踏实温暖。
（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来源：民俗学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