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君 张晓锋：广播前夜：晚清无线电的引入及信息传播观念接受

1895年，年仅21岁的意大利人马可尼“在意国波洛架埠吾父之家，开手一试”，竟成功造成一副“见不线而能传电信至数英里外”的无线电报器具，至此标志着人类开启无线电应用的新纪元。无线电技术是无线电广播的物质基础，当下学界对中国广播历史的考察非常丰硕，然而在研究晚清无线电历史方面相对薄弱。既有研究或关注无线电技术被引进中国的具体时间及事件，或归纳总结出晚清时期有多达25种期刊共102篇文章介绍了无线电报技术，或探讨清末民初无线电报在功用、经办主体等方面的发展特征，但较为缺乏对无线电技术如何被引进，以及国人如何认知无线电展开整体性探索。本研究拟以1897年至1911年为考察范围，重点分析晚清时期国人对西方无线电的引进过程与引入后的使用过程，并在此基础上窥探其背后的无线电信息传播观念。

一、新知导入：

作为“新概念”的无线电

在主张变法、提倡西学的背景下，维新志士不遗余力地创办报刊，促成了中国近代第一次办报高潮。《时务报》《知新报》《大公报》等晚清报刊既是西学东渐的舶来品，也是传播西学的重要媒介。当时中国人对自然科学的探讨比较薄弱、发展较为滞后，维新志士引进了西方丰富的自然科学技术，试图启蒙更多有新思想、能改造中国的传统读书人。适逢1895年，意大利人马可尼发明无线电技术，无线电作为西学最新门类，很快被编织到“变法”“西学”“办报”的时代背景中，旋即以新知识的形式进入国人视野。

（一）对于早期无线电的多种想象

1897年《时务报》第二十五期刊载的《无线电报》一文是国内对无线电的最早报道，该文提及的“汉忒象浪”是国内最先从学科专业角度对电磁波进行的翻译。据“全国报刊索引”和“瀚堂近代报刊数据库”相关史料，自1897年国人第一次介绍无线电至1905年中国拟自设无线电，这期间介绍无线电的报刊共涉及33种，计157篇文章。报道数量整体呈上升趋势，尤其从1902年起大幅增长，这与1901年底无线电横渡大西洋、实现远距离通信的时间节点相关。另外，因1905年清政府引进及创设北洋无线电报，所以自该年开始，文章出现了从国外无线电介绍到国内无线电建设记录的转向。

自1897年起，知识分子正式拉开了无线电西学经由报刊传播的序幕。各类新式报刊为当时读书人提供了初步认知无线电新学的新场域，也促使无线电西学在中国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浅到深、从零散到系统、从局部到整体的传播过程。国人最早是将无线电技术当作纯技术性的新知识进行介绍，并重点普及了无线电以下功能：

一是海底有线电报的有益补充。“科学之发明，因需要而激增”，无线电最早是为弥补海底有线电的不足而得以被发明。据马可尼称，他在创行无线电新法时并非为了废弃寻常有线电，而是“唯于海面及陆路如寻常电报所不能通之处，苟有新法行之，则适用为益便耳”。

二是“海上交通”工具。无线电无远弗届的特质，使其成为一种航运通信手段，可以报告意外之危险，救人于水火之中。19世纪后，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东方的航运中，轮船所占比例均与日俱增。轮船行驶于海面，看似风平浪静，其实险象环生，这是因为在无线电尚未被应用之前，轮船一旦驶向大海，便意味着与海岸陆地通讯“失联”，只有轮船抵达岸边才能知晓此行是否顺利，而且轮船航行于海面，最束手无策的莫过于遇到恶劣天气。马可尼发明的无线电报则可以有效解决上述一系列危险状况，“不论空气之厚薄若何，不论天色之明晦若何，不论云雨之阴晴若何，皆不能阻之。”马可尼无线电报对于行船航海还有着其他优势：第一，无线电可以将信息传送至海上航行的轮船，“灯船灯塔随时可与岸上通电”，以供通讯联络。第二，将无线电报安置于海上船只之中，“可以不见而相问闻”，以及避免发生碰撞事故，“凡两船相遇，无论相隔几何，电力但可相能，即可发电，询问方向，立即避让。”因此，那些海岸线辽阔、多舰队、多轮船的国家最先接受了此项新法。

三是越国家而传人语的政治外交工具。随着无线电技术不断改良与完善，其通信范围不再局限于普通的海上航运，而是迸发出更大功效，即加深城市内部之间、国家之间的密切联系，如1899年英国无线电可通至法国；1901年英国与加拿大无线电通信；1902年美英两国互通音问、日韩间拟通电，以及英国军港与俄国军港间安设无线电机以通消息。对此，有人断言“如此事果行，则地球上通信事业必有大进步，即谓为近百年来特出之艺术，亦非过誉矣”。

四是战争行军之利器。早在1897年就有人指出无线电因“无论水陆，随时随地可以通信”以及“无设线之烦，并无虞敌人之潜毁”，可以成为“行军之利器”。无线电正式作为窥探敌情、传递情报的行军利器是始于1904年日俄战争。当时日、俄两国均借助无线电传递军事情报，如俄国政府一方面照会各国，意图在东方战地设立无线电信，窥探敌情，另一方面又宣言于各政府，谓“凡在东方战地内之报馆访事人，若有用无线电者，我俄人当治之以侦探之罪”。可见，俄国已将无线电视为重要的军用通信机关，试图牢牢掌控无线电通信大权。而日本也在多艘军舰上安装无线电装置，借助无线电探悉俄军动态，以传递军事情报。

纵观无线电被发明的最初10年，英国、意大利、加拿大、美国、法国、德国、俄国、日本等国家陆续开发无线电，或将它视为海底有线电的补充，或看作船舶航运必不可少的通讯工具，或是越国家而传人语的政治外交工具，或是战争中的军用通信机关。总之，西方人基于无线电技术的种种传播观念，以各种方式体现在他们的无线电报敷设行为中。这些观念经国内报刊传播后，悄然影响着一些国人对无线电的认识。

（二）报刊译介活动与无线电新知扩散特征

国人对无线电西学的认知与想象，深深依赖于报刊。而报刊之所以能够成为传播无线电技术的中介媒介，与其译介活动紧密相关。

1896年，汪康年、梁启超、黄遵宪等人曾围绕《时务报》办报方针产生较大分歧，争论后定下“广译五洲近事”的基调。继《时务报》后，大多数报刊设译报专栏，旨在通过广译西报，以传播新科学、启蒙新思想。无线电新知的西学东渐便是一个译介过程。1897年至1905年间，报刊在传播无线电技术知识时以译介形式居多，并呈现出以下特征：

一是译稿来源广泛化，即译报源于西方各国报刊、外国人在中国所办的外文报刊，以及路透电、伦敦电、纽约电等各国杂电，其中，译报又以英文报和日文报为偏重，这与当时有识分子想学习了解欧美及日本的社会背景相关。二是译报人员多样化，由在华洋人和具备外语能力的中国知识分子组成，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以往传教士是译介主体的局面。如，曾数次随舅父出访欧美，具备英文能力的朱开第翻译了《无线电报》；有日本生活经历的李维格译介了《电浪新法》；赴中国游学期间应邀担任《时务报》“东文报译”栏目负责人的古城贞吉翻译了许多无线电文章；以及在《万国公报》工作的美国传教士林乐知，极为重视无线电科技应用知识的宣传。值得注意的是，也正是由于译稿广泛化、译报人员多样性，这一时期无线电称谓并不统一，出现“电浪”“无线电音”“无线电信”“无线电法”等不同名称表述方式。

清末以降，办新报、译西报浪潮勃兴，无线电西学经由译介形式传播至中华大地上，影响深远。

其一，知识分子对无线电的传播折射了晚清对西方先进文化的追求，能够以小见大地呈现出晚清思想面貌。其二，作为新词汇、新概念的无线电得以被国人知晓，与无线电相关的各色各样表述也沛然而生。其三，国人对于无线电知识多为茫然，以外国报刊的“眼睛”了解无线电，一定程度上更新着国人基于物理学、电学的知识结构与认知想象。

二、技术引进：军用无线电报之发端

在西方国家视无线电技术为以太精灵，将无线电报敷设在航海、殖民、外交、军事领域时，清政府却一度视无线电为禁品。态度差异的背后，实则是传播观念的不同。清政府认为无线电是与军事、政治密不可分的工具，关系国防及电政主权，持禁设态度。在防范外人阑入及壮大军事实力的需求下，清政府决定安设无线电报，完成从“禁止”到“主动”的态度转变。无线电报作为传递信息的交通机关，正式扎根在中国土壤中。

（一）“以防阑入”与主动引入

据曹仲渊记载，出使英国大臣罗丰禄爵士是国人“看见”无线电机最早的人。1899年4月15日，罗丰禄由伦敦到达英国南馥兰电台参观，并问了许多不同的问题。由于历史上没有留下更多资料，罗丰禄的态度便不得而知。

许珏是最早建议中国发展无线电报的政府官员。1902年许珏出使意大利，外务部即命其调查无线电报一事。在亲身体验意大利海军部无线电报局与地中海萨台业岛的无线通信后，许珏列举无线电报如下优势，“此岛离局约四百五十华里，不及十分钟，回电已到，传电之音，甚为清楚……此电较有线之电，所费仅二十分之一”，建议“及早参用新法”，且强调“目前内地未开，此议未便自珏发端”。不难看出，许珏的态度是保守且谨慎的。

尽管有一些开明官员及知识分子清晰认识到无线电新法的优势，呼吁清政府借鉴学习，但这仅是时代洪流中极为微弱的声音。20世纪初，在清政府尚在观望无线电报发展情形之时，西方人秉承“地球万国可借空中之力，联合为一”的观念，将无线电视作现代文明巨大祝福的降临，他们组织无线电报公司、筹办召开无线电会议、扩展无线电路线，并试图让这一新兴传播技术普及远东。幅员辽阔、山川阻隔的中国，再次成为西方列强争夺的市场。面对各国使节提出的请办要求，清政府均拒绝。或许是担心英国大东、丹麦大北电报公司承办我国有线电报，致使我国电政主权遭受侵害的历史重演，清政府这次显得尤为谨慎。

然而，清末的中国国运颓败、缺乏话语权，西方列强恰是利用这一点，有恃无恐地在中国境内安设无线电。1903至1905年间，法国、俄国、日本等列强在旅顺、营口、烟台等地私设无线电报，侵占中国电政主权。无线电报可以凭空传递消息的独特性让清政府深感恐惧，清政府遂屡次发出照会，要求列强拆除在华私设的无线电报器具，并效仿英国无线电报规则进行限制，“声明除津榆通道一带，各国驻兵未撤以前，应归另案办理外，无论何国何人，一概不准在中国境内私设无线电报，如不遵行，按例科罚。”

（二）“以利军务交通”之敷设

中日甲午战争惨败后，“战争”“军事”“北洋”“新兵”构成了无线电报在中国得以初尝的历史背景，也奠定了无线电报最初被用于军事用途的基调。在袁世凯看来，时下新兴的无线电报是训练新军、传递军情的新工具，他试图将该技术纳入自己的军事编制体系中。在向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奏报的《北洋创设无线电情形》中，袁世凯表达了对西方无线电报的认可，以及将无线电报视为军用要需的主张：

窃查无线电报，为西人新创之法。轻巧灵便，随处可设，施之陆地，以视立杆安线，必须节节通联者，省建设之费，免守获之劳，最合行营电信队之用。而风涛浩渺之中，并能申警险要，陈达机密，尤为海军舰队所必不可少。

这段话言简意赅。其一，袁世凯借无线电报“轻巧灵便”“随处可设”“省建设之费”“免守获之劳”等特征，强调无线电报适用于行营电信队。其二，鉴于无线电报能够“申警险要”“陈达机密”，指出无线电对于海军舰队的重要价值。

1905年8月，袁世凯将意大利人葛拉斯购买回来的7部无线电报机分别安设在海圻、海容、海筹、海深四艘军舰上，以及南苑、天津、保定三处行营处。经试验，机器均属灵捷，字码亦颇清晰，通信效果良好。这是中国通信史上官方政府第一次正式使用无线电报，标志着中国无线电事业由此起步。

袁世凯在中国无线电事业上所做出的贡献重点有两方面：一是将购入的7部无线电机逐一敷设在部分军舰与行营处，用以相互联系，传递军情，此为中国无线电报之嚆矢。二是袁世凯不仅派电报学生前往安设无线电报的军舰上实地练习，而且在天津小站创设无线电学堂，聘请精于电学的葛拉斯充当教习，专门讲习无线电报原理及其应用方法，其意义在于创办了第一所军用无线电学堂，培养了中国最早的无线电人才。

无线电报以行军要需的名义被引进，地方督抚也纷纷拟设无线电报，用作传递军事政务消息。如1905年，江督周馥因“南洋交涉日繁”“向由官电局传递电音，难免泄漏”，提议创办无线电报，以为“商酌机要之用”。粤督岑春煊因广东沿海地区较多，但每届夏令之时海底电线容易损坏，且经营维护“需费浩繁”“终觉朝修暮损”，所以建设无线电报以传递要信。1907年，江苏省吴淞至崇明岛间敷设的江底水线被往来船只抛锚损毁，两地暂停消息传递。鉴于修理工作艰巨、费用昂贵、工期耗时，以及崇明岛孤悬海外，地理位置“关系海防，至为重要”，江督端方奏请清廷，拟将“吴淞、崇明两处改设无线电”，以代替水线通信。从各地官员申请建设无线电报的理由中可以发现，官员认知里的无线电报具有三方面优势：一是以备传递机密的军事及政务要件，俾免漏师多鱼之患；二是用于传递紧急重要信息，以便消息灵捷；三是海底电线时有损坏，经营又多靡费，无线电报则可以代之。

1906年清政府设立邮传部，无线电报划归为邮传部统一管理，目的是事权归一，加强对无线电报的中央集权。邮传部尚书陈玉苍认为无线电报是“行军要需”，且中国电政“自未便任用外人”，便提议在京师设立无线电信学堂，延聘日本教员授课，以培养更多中国无线电专才，早日摆脱对西人的技术依赖。另外，邮传部深感中国沿海一带省城多已安设无线电报，且“为用甚广”“颇著成效”，决意进一步推广西北各省地方建设无线电报，以便防务需要。

从北洋军舰，到沿海省垣，再到边陲之地，在政府官员的推动下，中国无线电事业进入了由引进到内化的发展过程。然而，清政府并没有重视无线电技术，无线电报仅是作为传递机密、紧急文件的通信工具，停留在小规模建设规划中。但毋庸置疑的是，这是中国无线电信史上的第一次发展，一方面实现了中国无线电报的初步建设，另一方面创设了首批无线电学堂、栽培了首批无线电专才，这对日后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三）无线电报传递情报的首次实践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革命党人以武汉为运动中心，在两湖地区发起猛烈攻势，时任湖广总督瑞澂仓皇逃往“楚豫”号兵舰，试图与清廷取得联系。军电旁午、需用急迫之际，南北之间有线电报却因战乱拥塞不堪，甚至中断不通。恰巧“楚豫”号兵舰上装有无线电机，瑞澂寄希望于此，其所发电文虽夸大其词，但基本交代了武昌起义的来龙去脉。

瑞澂所发出的无线电报是传至南京狮子山电台与北京东便门电台，相关故事要从几个月前说起。1908年，德国德律风根公司曾代苏省在崇明及吴淞狮子林设立无线电机，效用渐著。待至1911年4月，该公司再一次向清政府提出申请，称之前所设无线电机属于近距离通信，此次想在北京、南京两处借地试验用作远距离通信的无线电机。几经接洽后，清政府最终许可。德律风根公司立即兴工建设，分别在北京东便门外及南京狮子山附近安装5千瓦电力的德律风根瞬灭火花无线电机，该机器日间通信范围为六百五十海里，夜间为一千三百海里。见试验效果良好，该公司提议让清政府用极其低廉的价格购买自用。然而，此时清政府视有线电报为主要国家通信机关，又不愿接受新生事物，便以北京、南京间有线电报畅通为由，未允购买。但正是这两部清政府“不予理睬”的无线电机，在几个月后的战争中发挥出沟通联络、传递信息的巨大作用。尽管世人对瑞澂褒贬不一，甚至称他是“清王朝灭亡的罪魁祸首”，但从我国无线电信发展历史角度而言，瑞澂使用无线电报电奏朝廷的行为间接促成了日后无线电的推广，具有重要意义。

清政府深刻体会到陆地无线电报在军事战场上的重要性，也惊叹于德律风根无线电报机在军情传递中收发甚灵、通报甚远，便下令让海军部出面与该公司协商收买，专供传递军电之用。但该公司见其奇货可居，索价甚昂，意欲就此讹诈一番。可惜无线电报还没来得及被予以重用，大清帝国就已经彻底覆亡。这两部收买回来的机器后移归交通部接管，其中南京无线电台于1913年二次革命发生时，因张勋反对西洋事物、痛恨洋货，被付之一炬。

三、成为“中介”：

无线电应用与《申报》新闻传播

武昌起义爆发之后，为何民间报刊上频频刊登无线电消息？为何无线电会从纯技术的军事工具转变为新闻报道的“中介”？为何《申报》报道了大量无线电战争消息？

从社会现实层面而言，战争导致信息需求剧增。武昌起义后，百姓身处在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中惶惶不安，对于新闻需求的白热化已攀至最高度。然而清政府封锁相关消息，禁止各地报纸登载、传播乱事情形，这促使报刊成为当下人们获取新闻信息的重要渠道，据闻：“巷口路隅，争购报纸，恐有未尽，又踵报馆之门，详询最近消息，记者几有应接不暇之势。”

从通信技术层面而言，技术提供了信息获取的可能性。邮驿传递、有线电报是清末重要的通信手段，但与西方日益盛行的无线电报相比就相形见绌。一方面，传统驿站是中国古代较为重要的通信机关，尽管以“日行六百里”的速度在信息传递中发挥一定作用，但无线电报胜在可以超越地理时空限制、瞬达千里。另一方面，有线电报在传递信息上快捷、安全且方便，但无线电报纵无电杆与铜线、无有形迹、依旧灵通消息。这一区别极为重要，“值此国家多事之秋，乱党无不先行拆毁电杆，割断电线，以阻消息”，“唯无线电一物，本无线杆，何从毁割？匪徒虽猖獗，亦无由阻军情之消息也。至于军兵之调遣、粮饷之运输，随地随时皆可设施，在舟在陆，并能通报，便利孰甚于此者哉。”简言之，现有通信技术已经不能完全满足广大百姓的信息需求，这促使无线电报从军事使用形态开始转向新闻使用形态。

《申报》的自身条件及地理位置为该馆提供了传播战争新闻消息的有利条件。首先是访员。19世纪80、90年代起，《申报》便相继聘请外埠访员，如1881年该报在北京、天津、南京、武昌、汉口等地设有十七个分销处，1887年该报分销处增至三十二处，外埠访员数量也进一步增加。待至1905年新政勃兴，《申报》紧跟时代发展、谋求改革，并尤为注重敦请特别访员，以广延各省访事，广采本地要事。其次是栏目。《申报》在创刊初期就非常重视新闻报道及新闻时新性，1905年改革中更是表明“置谕旨、评论、专电、译电、要闻、小说，凡最新最切之时事，拮以取之，此简便之第一界也”。

《申报》以敏锐的政治及新闻态度，迅速转移到辛亥革命报道中，通过采用报纸与无线电报相结合的方式，在专电、译电、要闻等栏目中，以短小精悍的文字刊载两军交战最新情形。首先，无线电作为获取新闻信息的新兴来源，正逐渐发挥顺风耳的“中介”功能。《申报》紧跟时事，连续刊登革命军得胜、官军纷乱、两军死伤情况、官军欲将革命军逐出汉口等新闻，而这些消息主要来源于汉口无线电、武昌无线电、南京无线电，甚至是某国兵轮无线电报。其次，无线电技术可以有效提升信息传递的速度与广度。《申报》作为使用新媒介的“热心者”，借助无线电技术，令其信息传递在时间轴上比驿站、有线电报等通信方式更接近于“当下”“现在”，不仅满足了百姓实时获取新闻信息的需求与愿望，也展现出追求“时而新”的传播观念。

综上，从无线电发展史看，这是国内第一次集中且大量地在报刊上刊载无线电消息，无线电的军事及新闻价值得以体现。与此同时，也切实扩宽了既有无线电报使用群体范围，为无线电能够被更多国人知晓、接受打下了坚实基础。

四、结 语

清末以还，通过各报刊的介绍与传播，世界各国的最新信息大量且迅速地传入至古老的中华大地上，国人与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离得很近，与国际的认知更是紧密贴合在一起。在这期间，马可尼及其无线电报新法的传说故事漂洋过海，出现在中国各大报刊中，启蒙意义上的学问正不断冲击、更新着国人基于物理学、电学的知识结构与认知想象，也打开了国人对无线电技术的初步认识。尔后，在社会发展、军事及国防需求的多种因素交织下，无线电作为官方传递情报信息的交通机关，正式扎根于中国土壤之中。待至辛亥革命之际，战争爆发更是推动了无线电报由军用形态向新闻使用形态的转向。

总之，自1897年至1911年间，从知识分子引介无线电新知，到政府引进与使用无线电报技术，其背后体现的不仅是国人不断认知与接受无线电的过程，也是西方无线电技术舶来至中国后的本土化功能演变过程。

来源：《传媒观察》2023年第12期“新闻史鉴”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