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帅 ：《新中国》的创办及其“报政网络”

1918年10月，徐世昌就任大总统，因手中无军队倚作后盾，又欲迎合国民厌乱恶兵之心，故标举“文治”，尤注重假言论界以实施其政略。11月，北京政府邀请上海各大报纸的新闻记者组团北上，被外界视为“政府尊重言论机关”之表现，“实属创举”，也成为徐世昌与“中外言论界意志融通之发轫”。徐世昌在接见京沪两地记者时发表演说，寄望报纸对外充当外交后援，对内持平立论，起到转移社会风气，革新国民思想之作用。一时间，上海各报记者成为研究系、讨论系、安福系、新旧交通系等宴请笼络的对象，自此加速了各政治势力在舆论场上的竞逐。

这次上海报界团北上，除了为政、报两界搭建起接触的渠道外，一个重要的成果即《新中国》杂志的创办。《新中国》是“五四”时期的重要刊物，于1919年5月出版，在发行了两卷共16期后，于1920年9月停刊。杂志“应新世界潮流而起”，与《新青年》《新教育》等杂志共同成为了时人获取新知的思想资源，甚至在某些地方的销量仅次于《新青年》。只是出于各种原因，《新中国》被视为由军阀官僚赞助、假冒新思潮招牌的杂志，屡遭新派人士非议，或间接削弱了其影响效力与后来的研究价值。因此，一直以来学界对《新中国》缺乏了解，对杂志的编辑者是谁也不清楚。唯部分学者发现《新中国》与胡适有关联，继而认为《新中国》与《新青年》同人分裂一事牵连甚深，惜未能详论，且误以为胡适即杂志主持者，从而忽视了《新中国》与北京政府的关系。实际上，据张东荪的观察，《新中国》是由“北京几个红官僚，胡乱拉些文人学士办的”刊物。可见《新中国》的背景远远超出北大《新青年》一派范围，涉及官僚（政界）、文人（报界）两方的往来互动。具体而言，杂志是由北京政府主导，报界人士操办，报政双方交织形成一庞杂的网络，牵涉人员、党派、报刊甚广，本文将之称为“报政网络”。民国期间政治势力津贴报馆，左右舆论，报人借势依附的情况并不稀见，唯报政双方的联络为求掩人耳目，多呈秘密状态，致使双方关系有隐讳难辨之处。“报政网络”重在揭示报政双方组织形成的过程，这一网络中的核心势力相对固定，报政双方的结合均有渊源，报人的立场虽会因政治派系的介入而有偏移，然与报人结合的派系势力亦常有更替，故双方交叉相倚，结合后所办的报章杂志与其后政党严控的“机关报”自有区别。

本文以《新中国》为例，通过追索《新中国》创办过程的来龙去脉，考证出杂志的创办人、编辑人、资助人的具体情况，借此考察“报政网络”的组织汇聚过程，以及这一网络在是时思想舆论界的位置。由于杂志的创办与胡适及《新青年》牵连颇深，本文也将厘清《新中国》与胡适产生联系的渊源所在，以及《新中国》屡遭新派人士批评的原因，展现这份受北京政府赞助的杂志的思想面貌，同时在与新文化派的比较中，揭示“报政网络”中报人群体独特的思想取向与人事上的离合聚散。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着重对《新中国》涉及新旧思想、文学层面的讨论，不过是撷取杂志丰富面相之一端，对《新中国》及与之相关刊物作全面系统的梳理尚有待于专文。另外，一些富有启发性乃至重塑我们对于某些人事认知的关键书信材料，本文对此进行重新系年或解读，为避免行文繁琐，这些基础性工作将省去考证细节，直接以结果形式在注释中呈现。

一、《新青年》同人初步分裂与《新中国》的创办

若要解答《新中国》主事者究竟是谁这一问题，首先不得不辨析杂志与胡适的关系。1919年3月，陶行知收到为《新中国》这一新杂志写稿的邀约函，他通过来信的笔气推测杂志是由胡适主持。4月，杨铨从任鸿隽处得知，胡适方“代人办”《新中国》。可见胡适主持《新中国》这一消息已在其友人圈中流传，既往研究亦依此判定杂志与胡适有密切关系。问题是，当时作为《新青年》重要成员的胡适何以会和《新中国》发生关系？这便牵涉到《新青年》同人于1919年初分裂一事，此事构成了《新中国》创办的重要背景，也成为胡适与《新中国》建立联系的渊源所在。

1920年年末《新青年》同人的分裂与刊物的转向是近代史上的大事，相关研究多有论述。不过这次分裂决非偶然，早在1919年初就有预兆。1919年1月，胡适在回乡处理完母亲的丧事后回京，决意收归《新青年》由其独办。胡适有此念头，原因颇多，一来《新青年》内部“意见参差”，已初现关于社会主义的争端，相关论述甚多，兹不赘述。二来钱玄同、刘半农等人“激切”的议论方式不合胡适的心意，且使《新青年》四处树敌，胡适返京前在途经上海、南京时便因此“捱了人家的骂”。在同许怡荪等友人商议，尤其是得到《国民公报》蓝公武等人的支持后，胡适决定独办《新青年》。

胡适与钱玄同虽在鼓吹文学革命一事上意见一致，然在戏剧、世界语等问题上又有差别，特别是关于旧戏的论争加剧了二人的分歧。钱玄同主张废除旧戏，且对旧戏拥护者恶语嘲讽；胡适主张废唱工用说白，将旧戏改良为西方话剧。在徐凌霄看来，钱玄同为“绝对派”，意谓只要是旧的就一概打倒；胡适则为“相对派”，以戏曲有雅俗之别，尚承认俗剧的文学史价值。然而归根结底，胡适不希望以“开口乱骂的论调”讨论戏剧问题，这是钱玄同难以认同的。因此，对于胡适有意请张厚载替旧戏做辩护文一事，钱玄同十分不满，甚至要“脱离《新青年》”，可以算作《新青年》同人分裂的序曲，最后经胡适“赔不是”方作罢。在钱看来，张厚载同等遗老，“不肯进化为文明人”，故他反对胡适将张厚载视作赞成《新青年》改良文学主张的同道。而张厚载的文章“实在不足以污我《新青年》（如其通信，却是可以）”，要求胡适“旗帜鲜明”，勿与之周旋。

胡适坚持请张厚载作文，只是他遵照钱的要求，将张文作为“附录”在《新青年》刊载，并指示傅斯年撰文反驳。同时，胡适撰《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一文，文中多次对张厚载进行嘲讽挖苦。钱玄同以退出《新青年》相逼的举动确实让胡适鲜明立场，甚至让他染上了钱玄同“乱骂人”之风，任鸿隽就发现胡适与钱玄同皆“好以略相近而尤下流之两事作形容以为诋諆”。

张厚载对钱、胡二人的攻击反应各异。或是未读到胡文对自己的嘲讽，或碍于共同友人钱芥尘的情面，张厚载对胡适的评价中肯，认为：

胡适之君主张废唱用白，虽然不可能，但是我跟胡先生通过几回信，谈过几次话，晓得他旧戏上的经验和智识，是很不少的。钱芥尘君亦尝对我说，适之当初在上海，简直是天天看戏，所以胡先生对于中国旧戏，并没有什么样糊乱的批评。他的主张虽不可能，确实不失其为一种有辨论价值的主张。

相反，张厚载对待钱玄同则是激烈攻击，直斥其“没有研究过，就不该糊乱的批评”，对钱“论调与理想本各以趋于极端为能事”，乃至持废汉文而用罗马文的主张尤为不满。因此当1919年2月传出陈独秀、胡适、陶孟和、刘半农四人被北大辞退的消息时，张厚载尚叹惜“陶、胡两君品学优长，何至牵连在内，彼主张废弃汉文之钱玄同反得逃避于外，当局果有此种意思，诚不能不谓其失察也”。

是时舆论界对《新青年》肆行谩骂的论辩方式已有异议，而在中国文化、废除汉字问题上“信口乱说”的钱玄同更是成为众矢之的。胡适“捱了人家的骂”难免受此牵连，这也促使他有了独办《新青年》的想法。胡适心目中的《新青年》，是以“少数的议论去转移那多数国民的思想”的杂志，因此所登载的议论不可不慎重选择，既有“放开眼界偏重急进的一方面，但不可过走极端，致生阻力”，内容能“杂收并蓄”，又有一贯主张，其中“政治可以暂避不谈，对于社会各种问题，不可不提出讨论；能够多多的介绍些西洋最新的学说”。以此作标准，钱玄同、刘半农等人的极端论调自然在规避之列。就在这一时期，前与钱玄同作“双簧信”的刘半农因与胡适“有意见”而“与《新青年》脱离关系”。其后，钱玄同也不替《新青年》撰写文章。钱、刘二人不再作文颇具象征意味，如周作人所言，“自从钱、刘噤口以后，早已分裂，不能弥缝”。胡适有意独办《新青年》是同人分裂的肇端。

然而，胡适独办《新青年》的愿望并未实现，《新青年》维持着轮流编辑的模式，只是胡适与同人的隔阂已生，他只待一个“另起炉灶”的契机。1919年3月，一份名叫《新中国》的杂志筹备出版，而胡适将主持该杂志的消息为其友人获悉。可见，胡适知独办《新青年》不成，转念于另创他刊。

胡适此举立即遭到了《新青年》同人的反对。李大钊写信劝胡适道：

听说《新青年》同人中，也多不愿我们做《新中国》，既是同人不很赞成，外面又有种种传说，不办也好。我的意思，你与《新青年》有不可分的关系，以后我们决心把《新青年》《新潮》和《每周评论》的人结合起来，为文学革新的奋斗。在这团体中，固然也有许多主张不尽相同，可是要再想找一个团结像这样颜色相同的，恐怕不大容易了。从这回谣言看起来，《新青年》在社会上实在是占了胜利，不然，何以大家都为我们来抱不平呢？平素尽可不赞成《新青年》，而听说他那里边的人被摧残，就大为愤慨，这真是公理的援助，所以我们愈该结合起来向前猛进。我们大可以仿照日本“黎明会”，他们会里的人，主张不必相同，可是都要向光明一方面走是相同的。我们《新青年》的团体，何妨如此呢？刚才有人来谈此事，我觉得外面人讲什么，尚可不管，《新青年》的团结，千万不可不顾。

李大钊以顾念《新青年》团结为由挽留胡适，不惜作姿态上的让步，将《新青年》《新潮》和《每周评论》今后的办刊意旨定作胡适所喜的“为文学革新的奋斗”，反倒不谈自己关注的政治及社会主义问题，旨在消弭内部纷争，却无意间透露出《新青年》内部“颜色”不同的实情。这是胡适在独办《新青年》不成后接手《新中国》的重要原因。同时，李大钊鼓动与胡适关系密切的罗家伦、傅斯年出面劝说。3月10日，罗、傅二人写信给胡适：

今天下午守常先生来说：“无论谁办，只要是《新青年》的人，事实都是一样，所以最好是简直不办。”这道理据我们看来，正确极了。第一层，此事既觉得不妙了，加给别人也是不便；第二层，在外人看起来，《新青年》的分子是一体，几个人的行动，还是大家共负责任；第三层，《新青年》的一部分人，而非全体，去办杂志，必无充足的力量；其结果还是大家办。有这几层，敬请先生“斩钉截铁”，一定不办，叶君既以诈来，我们尽不必以信往了（此刻收场，并非难事）。

此前研究者对这封信缺乏关注，更鲜有解读，盖因信的内容模糊，未有确指。实则从李大钊的介入以及“叶君”的出现，表明此信与《新中国》有关，故前引李大钊致胡适信当作于3月10日前后。罗、傅与李大钊态度一致，认为胡适主办《新中国》将有损于《新青年》的团结，由胡另组人马也未必能办好刊物。经几人劝说后，胡适并未脱离《新青年》，他继续主持《新青年》第6卷第4号的编辑工作。只是在这期杂志中，胡适通过刊登蓝公武讨论“革新家态度问题”的书信，借机重录自己的“宣言”，表达了对《新青年》同人之后“主张尽管趋于极端，议论定须平心静气”的寄望，以反思《新青年》偏激的言说风格，可见其对钱玄同等人的不满仍在延续。

筹办《新中国》是胡适在《新青年》同人初步分裂、其独办《新青年》未果后的替代方案，终因李大钊等人的劝阻而未能实行。那么，胡适为何会与《新中国》这一杂志建立关系，双方渊源何在？《新中国》的实际主持者究竟是谁？这些都是有待解决的基本问题。

 

二、《新中国》与胡适的渊源及分歧

根据于彤等人整理的档案材料所示：

《新中国》杂志，月刊，由江都县人叶恒创办。社长、经理叶恒，编辑人贵州人胡豫生，发行人由叶恒兼任。发行所设琉璃厂上海时报分馆内，由财政部印刷局承印。1919年5月1日创刊，同日批准备案。

叶恒本名叶德珍，后又改作叶德真（贞）、叶德争、叶独真，凭借其与胡适曾在《竞业旬报》共事的交谊，他找到了此时已名满天下的胡适来筹办《新中国》，前引罗家伦、傅斯年信中“诈来”的“叶君”即是他。1958年，胡适回忆自己在《竞业旬报》时期的撰稿经历云：

我在上海求学时期，曾为中公同学革命党人办的《竞业旬报》撰文，后来我并主编此报。报社中住有一个叶德争是扬州人或镇江人（按，当为扬州人），由他认识钱芥尘君，是叶君同乡。旬报有一个时期曾由张丹斧编辑，德争是丹斧邀来住报社中的。我在中国新公学教英文时，即借住报社中。我在美国留学时，钱芥尘、叶德争曾约我为《大共和日报》寄稿，我因为有养母的需要，故允为寄点翻译的稿子。

叶恒与胡适曾同住《竞业旬报》社，叶以“德争”之名在《竞业旬报》发文。他事后对胡适有追忆，认为胡适之成功与其天才与苦干有关。而胡适对叶恒印象亦不错，“甚爱此人”，以为叶“为不易得之人才”，1910年赴美留学后尚“时时念之”，自谓双方有“一段因缘”。1910年叶恒进入镇江《江苏商务日报》就职。依其自述，他“志愿将尽力于报纸、新剧二事”。其后，叶恒供职于《大共和日报》，在他与《大共和日报》总经理钱芥尘的邀请下，胡适同意担任该报驻美通信记者。在为该报所作《美国政党概论》的“绪言”部分，胡适曾提及叶恒：

吾友叶太空昨以书来，语及国内政党现状，愤懑不已。其言曰“要皆剽窃党名为横行之具，乱政败俗罪恶万端”云云。

“叶太空”即指叶恒，所引内容出自叶恒1913年1月16日致胡适信。是时二人关系亲密，叶恒尚邀请胡适为其婚礼撰写贺词。只是“宋教仁案”发生后，胡适对《大共和日报》“偏袒政府”的言论“颇鄙薄之”，渐不供稿。而叶恒也由于与钱芥尘“意见不合”，于1913年秋离开《大共和日报》至北京。即便如此，钱芥尘“终不忘怀故人”，将叶恒介绍给其亲戚、时新任两淮盐运使的姚煜，该年10月叶随姚煜至淮就任；1915年又随姚煜上任两广盐运使，叶初任教练所会计，后改任���白场警官。1916年11月姚煜辞职，叶恒当亦离开广州。1918年，叶恒重返报界，担任中孚通信社主任，该社系徐树铮为掌控军事状况的报道权于1918年9月所设，同时专为上海《亚洲日报》（日人报纸）及天津《大公报》发送电报通信。这一时期他还担任北京通信社主笔，该社与曹汝霖关系甚密。1918年11月，上海各报记者赴京与总统徐世昌会面，叶恒以《亚洲日报》驻京通信员的身份亦参与总统府茶话会。也正是在这次南北记者聚集于北京期间，《新中国》酝酿筹办，叶恒成为了这份杂志的主事者。与叶恒、胡适俱有交谊的张丹斧即称：

叶君德贞，吾三十年前故人，近刊行《新中国杂志》于京师，一时贤豪长者，咸以得纳交为乐，其富于政治之学识，比肩云门，不问可知矣。

叶恒凭借在报界多年建立的人际网络，交纳贤豪，向各方约稿，这从《新中国》所刊文章的细节处可略知一二。如首期《新中国》就有署名“叶德尊”所作《社会生活》，叶德尊疑似为叶恒之兄（或叶恒另起之名）。姚鵷雏在《文学进化论》“附识”中提及“稿成后四日，德真先生寄示《新中国》第二期中徐一士《论新旧文学》一篇”，可知姚是由叶恒亲为联络。《新中国》第1卷第5号刊出胡政之参与巴黎和会采访的照片，胡政之在照片上题签“德争我兄，弟胡霖”，即寄给叶恒。另外，耿济之、瞿秋白等人翻译的俄文小说在《新中国》刊出，这源于“济之有一位前辈叶君办了一个《新中国》杂志，需要些文艺的稿子，他和秋白便开始了俄国文学的翻译工作”。由此，叶恒成为耿济之等人翻译事业的引路者。

由于过往共同办报的交谊，同时欲借重胡适在文化界的名望，叶恒邀请胡适共同筹办《新中国》。唯《新青年》同人的反对，加之其后忙于杜威来华及五四运动诸事，胡适遂打消了办《新中国》的念头。不过，胡适与叶恒一直保持着联系。胡适提供自己的文章在《新中国》发表，同时在他的牵线下，刘文典、高一涵等人被介绍为《新中国》撰稿。胡适挚友许怡荪去世后，“怡荪自传”亦计划由《新中国》杂志社印刷。只是，在《新中国》出版5期过后，胡适的身边友人直言《新中国》“越出越烂”，很大程度上是因所刊文章与他们认知的新思潮、新文学的标准不吻合。

尽管《新中国》发刊辞确立“以新思想为新政治、为新道德、为造新学术之前提”的刊物宗旨与胡适想法相契，不过《新中国》显露的观念与立场与胡适有分歧之处，这从《新中国》最初几期选用的文章上得以看出。这几篇文章由南北各报的知名记者撰写，主题均在回应新旧之争，其中对新派多持商榷甚至针锋相对的意见。《新闻报》编辑李伯虞（浩然）以为新旧双方辩难多涉意气，尤其是倡导新文学之士持“矜奇炫异”之说，对于旧学“无所不诋”，甚至有废弃固有语言文字之论。李浩然以为，文言与白话、新与旧本可并存，革新派当尽力输入新思想，对于旧文学祛其弊端；守旧者可保存旧学之精神，纠正新文学之偏激。李浩然对新旧有持重之论，他虽避免“矫为中道，故作模棱”，还是被趋新的北大学生郭梦良讥为“调和派之下者”。或激于此，李浩然再作一文，态度更为激切。他指出中国学术不能发达源于不趋重实用，而此弊在新学者身上即有体现，因新派将灌输新知作为“吓人之技”，且“务为惊人之谈”，他不禁感慨“鹜新之士，往往鄙弃中国事不屑为，甚且有厌弃中土不欲安居者。即有著书立说者，而什之五六，恣为谩骂，试问嬉笑怒骂，果有当于实用乎？厌弃祖国，可以称为学识乎？”

《时报》驻京通信记者徐凌霄比李浩然态度更为鲜明。在他看来，新派提倡之种种仅为“纸片事业”,而“救济我国政治或社会，非仅仅以新易旧之问题，必以真易伪而后可”。因此，他重在提醒新派注意：第一，新派“宜审察中国之历史根性与世界历史特殊之点，于所提倡之种种主义，不当图纵目于乐利一方面，却忘却危险一方面”；第二，新派“勿以新文学为惊天动地之大事业，一因我国民今日所缺乏需要尚有重于此者，而所提倡之新文学，即日本文与中国今日通用之报纸文字之变相，无甚希奇”；第三，他希望国人“觉悟中国之最需要者乃物质上之实学，非文字思想主义等纸片事业，救治中国在务实去伪，根本救济不在翻新立异，多改花样”；第四，他希望“新派诸子速将‘新青年’之头衔取消，并愿此后做‘纸片之事业’之人物勿再滥用‘新民’‘中国少年’‘新青年’等优美之名词，留以待社会上最需要之人”。

徐凌霄前曾在自己主持的《小京报》对新旧之争有所评论，对中国自戊戌变法以来的“维新”“革命”事业出不了“纸片”的范围感到失望，只是其评论戛然而止，再无连载。度其未尽之意，新文学显然仍属于纸片事业，且重复着革新家“旧的不好，便求新者，新者不好，又换更新者”之大谬。《对于新旧学派政潮之感想与希望》无疑将他按下不表的态度表达得更为完整。徐凌霄对这篇文章亦是看重，在《新中国》刊出后又在《小京报》上转载，继而引发了不少共鸣。姚鵷雏认同徐“致力于物质的实学而不必以此纸片的事业为号召”的说法。他对中国旧文学之流弊有清晰认知，但他认为文学当专注于美感，对新派学人视古文学为“死文学”，而“坐实旧文学之无价值，必用新文学代之以为摧荡扩清者”之论以为“未免过计”。他劝告新派学人“勿轻言改变捷于反掌”。

姚鵷雏对新派的不满并未全部道出，如他认为新文学派所创新体诗“实有与人以未能满意之处”。不过，早先已有人提出了与之相近的观点。在《新中国》第1期，北大学生吴载盛便借友人之口表达了对新体诗的商榷乃至“绝对否认”，吴转而向胡适与傅斯年求教“新体诗的好处何在？诗是否有白话体的必要，并和白话有何区别？”徐一士接续吴载盛对于新体诗的怀疑，希望新文学家对此再做研究，不可抱定一个“天经地义”的成见。相比其兄徐凌霄，徐一士态度可谓温和，赞成新文学家提倡白话作文，然不认同将文言文完全废弃的主张。张丹斧的文章紧接徐文，同样支持白话，然承认“白话要把文言灭掉却也不能”。姬式轨（此人当为北大学生，真名不详）更进一步，认为新文学的主张者对新文学的价值并未讲清楚，他认为白话、文言非新旧文学的标准，思想才是断定文学价值的凭据，故并不认同文言文为“死语言”。

综合来看，《新中国》所刊文章多赞成新派宣传新思潮与白话文，然除《国民公报》编辑孙幾伊对新派未有苛责之辞外，多数对新派一笔抹杀文言的主张并不认同，更是不点名批评《新青年》矜奇炫异的论调，甚至如徐凌霄对新派汲汲于“纸片事业”不以为意。可见其思想倾向与胡适大有不同。参与新旧学派论争这一话题的多是报界人士，他们在《新中国》初创时期集中对新旧之争亮明态度，显然是《新中国》的主事者有意为之。通过批评新文化（学）派，显示出《新中国》更倾向于“新旧兼采”，以平允态度对待新旧问题。因此，杂志既设有“小说”栏，刊载包天笑、李涵秋、冯叔鸾的作品，或是翻译过来的外国小说，又在前七期辟有“艺文”栏目，刊登古文、旧诗词及游记等，这显然与胡适定白话文学于一尊的主张有异。尽管胡适与新中国杂志社同人尝有私下交往，然而他与杂志的编辑筹划已了无关系，其思想自然无法影响《新中国》。在时人眼中，《新中国》属于“非北大派”的杂志，其与新文化派的分歧自无法避免。

 

三、“报政网络”的构建

相比于《新青年》的编辑工作依托教育界、文化界人士，《新中国》作者群体的一大特色是集结了京沪报纸的知名记者，除前文提到的李浩然、徐凌霄、姚鵷雏、孙幾伊外，在《新中国》出现的报人还有《京报》的邵飘萍、徐龢佛，《时报》的包天笑、张毅汉，《申报》的周瘦鹃，《新申报》的孙东吴，《中华新报》的汪馥炎，《时事新报》的冯叔鸾，《民国日报》的邵力子、叶楚伧，《大公报》的胡政之，《又新日报》的何海鸣、赵伯苏、顾君义（顾红叶）、张煊、王小隐，以及为多家报纸撰稿的张厚载、陈无我、李髯等人。他们在《新中国》创办、经营过程中所起作用各异，与《新中国》合作紧密的当数《时报》与《又新日报》两家。《新中国》初创备案时的发行所设在《时报》在京分馆，而《时报》总编辑包天笑，《时报》驻京通信记者徐凌霄、王小隐，均为《新中国》的中坚力量。《又新日报》几人是编辑杂志的主力军，并主导《新中国》第2卷的“革新”。其他报人多是被请来为新杂志壮大声势，或仅作一两篇文章而止，或授予文章之转载权。就连为《新中国》撰写发刊辞的李髯也仅在杂志前两期有文章发表，其后便不再出现。这或源于杂志创刊伊始，为打响名堂而四处邀稿，编辑人员变幻不定。如《新中国》每期最后附有《国内大事记》《国外大事记》，创刊号两栏目的编者为“渊渊”，即孙东吴（号企渊、起渊），第二期编者则改为“素素”（未知何人），自第5期后才确定由顾君义编订。

能够将如此多报人汇聚一堂为同一杂志撰稿，既要有统合报人的组织号召力，又要有维系杂志的经济来源，仅凭叶恒一人之力实难办到。张东荪将《新中国》视为“北京几个红官僚，胡乱拉些文人学士办的”无“主义”的刊物。这揭示出《新中国》是政府要员与报人合作的产物，前者提供资金以支持后者创办刊物。那么《新中国》背后牵涉的政治势力究竟为何方？据赵南公日记1921年12月27日条载：

其《新中国》之主办者，即系现在财政总长，根本上与徐世昌且有关系。

由此可见，《新中国》由1921年任财政总长的张弧力主创办，并得到了大总统徐世昌的支持。细检《新中国》，确实能发现张弧的个人印记。如《新中国》持续刊出《国务院侨工事务局调查在法华工情形书》，远比他刊详实，这与张弧时为侨工事务局首任局长密不可分。1920年5月，《新中国》周年纪念号刊出两张照片，一为“徐总统为英使朱尔典饯别私宴后摄影”，一为“农事试验场宴拉门德”合影，其中均有张弧。同期尚登载张弧《教育与中国之前途》一文，当为周年纪念而特邀。唯张弧乃创办杂志的提议者，他能为《新中国》提供资金赞助，杂志的具体筹备工作仍须委派他人。为此张弧找到了与自己关系紧密，且在报界具有相当号召力的钱芥尘担此重任。

钱芥尘为上海报界名宿，在报界牵涉面甚广。他初涉报界，是在蔡元培引路下参与《警钟日报》的撰述、编辑、发行。其后他为《竞业旬报》撰稿，在叶恒介绍下得识胡适。辛亥革命后，经蔡元培引介，钱芥尘参与由章太炎创立的统一党，任统一党上海机关部总务科干事，负责该党机关报《大共和日报》的编辑工作。而分任辑务者有黄侃、张季鸾、胡政之、王伯群、余穀民、张丹斧、汪旭初、谈善吾等人，多为日后报坛中坚。叶恒是时担任统一党上海机关部文牍科干事，亦在编辑之列，因此向胡适邀稿。《大共和日报》停刊后，1916年10月，钱芥尘出任《神州日报》经理，聘吴贯因、张东荪、金松岑等人撰述。其后，钱芥尘托余穀民经营《神州日报》，转任《新申报》主笔，与孙东吴、沈能毅等人共事。他对诸多报人有提携之恩，“若张丹斧、冯叔鸾、余大雄、贡少芹诸先生，皆得钱力以成今日名，即现代小说界上推为巨擘之《广陵潮》作者李涵秋，身后犹能负今日盛名，推溯源流，亦出钱先生之力也”。可见，《新中国》能够聚揽南北诸多报人，钱芥尘居功至伟。而叶恒亦是凭借与钱的因缘成为《新中国》的主事者。

钱芥尘不仅在报界影响巨大，还与政界权贵来往密切，尤其与张弧最为亲近。张弧与钱芥尘当交好于统一党时期，张弧时为统一党会计科干事，掌控经济大权。在钱芥尘主理《大共和日报》时期，张弧负责该报的经费，并时以新闻资料相示钱芥尘，二人由此交好。

张弧以整顿盐务起家，善于筹款理财。同时他自署“超观”，以超然派自居，不参与任何党派的核心活动，故为各派系所重，屡长财政部。值得一提的是，张弧交游满天下，“独器重文人，南北新闻界巨子，因此亦皆乐与往还”。他将办报视作“真正安身立命的基业”。协助他联络报界人士的帮手，非钱芥尘莫属。钱芥尘曾总结张弧与报界的渊源谓：

民元，先生与李赞侯先生同创《新中国报》于北京，社友沈能毅先生即执笔之一，政局消息敏捷，为人称道，以先生下野废刊。民八，更创《新中国》月刊，网罗名家著述至夥，社友叶德真先生与愚同任其事，达两载余，以赔累达五万金而止，至今北平书摊，犹有陈列其间也。先生之喜治报业，固由喜于读报而来，南北著名报人不识先生者甚罕。徐东海招待上海报界视察团，史量才、汪汉溪、李浩然、狄楚青、包天笑、余穀民、孙东吴诸名流毕至，先生令愚在沪司其事，主持者则先生，是其喜亲报人更可见矣！

1918年11月底，上海各报记者组代表团北上，名义上是受邀庆祝欧战协约国胜利，实则是北京政府欲图借机拉拢上海报馆。代表团成员基本涵盖沪上各大报纸：

由上海来京者九人，计《新闻报》汪汉溪君、李伯虞君，《申报》史量才君，《时报》狄楚青君、包朗孙君，《新申报》陆达权君、孙叔子君，《神州日报》余穀民君、张春帆君，《时事新报》电派黄溯初君、驻京通信员孙幾伊君为代表，《亚洲日报》电派辻武雄君及驻京通信员叶独真（按，叶恒）君为代表。此外上海尚有《中华新报》《民国日报》未曾有人来京，亦未电派代表。

此事当由徐世昌授意，张弧借助钱芥尘在上海报界的人脉网络组织。代表团抵京后，时任侨工局长的张弧负责宴请，吴笈孙、于宝轩等人作陪。徐世昌号称“文治”，对舆论尤为重视。在他就职总统同期，邵飘萍创办《京报》，《京报》与徐世昌之间颇有渊源，外界亦视之为徐的“机关报”。只是徐世昌与上海报界并无直接往来。代表团赴京恰巧给他接触上海报人的契机。而《新中国》正是在此机缘下，由徐世昌支持，张弧主持创办，具体事务则由钱芥尘、叶恒操办。《新中国》的创办，一方面显示出徐世昌等人对世界新思潮的重视，用以作思想上的宣传，另一方面则是借机网罗报人，以此作为政界联系报界的平台，加深双方之间的联络，故纵使杂志赔钱亏累亦要维持。事实上，赴京代表团的成员多参与筹办《新中国》，如李浩然、包天笑、孙东吴、孙幾伊皆为《新中国》创刊号提供文章，狄楚青则为创刊号题字，他们所在报馆的报人亦为杂志供稿，可见北京政府“网罗名家”之目的初步达成，“报政网络”由此筹备成形。

此时期的“报政网络”，依托于报界的人际网络进行组织，有赖于政界的资金赞助进行运营，政界通过津贴报馆，结交主笔，增强对舆论的影响力；报界仰给于资金支援维持经营，报人亦可托庇于政治势力，进而升迁。双方可谓各取所需。尽管提供津贴赞助的政界一方偶有变更，报人群体中亦有人员更替，不过“报政网络”的核心群体几无变动，张弧与钱芥尘在其中居于核心作用，成为政、报两方的联系人。在《新中国》创办期间，二人更是成为辅助北京政治势力拉拢上海舆论界的中介。

钱芥尘曾经营《神州日报》《新申报》，对两家报馆均有影响，而这两家报馆恰巧都得到北京政府津贴，自是由张、钱二人合力促成。如《神州日报》在“五四”前后每月得到张弧补助五六百元，当由钱芥尘代余穀民运作。同一时期，改归席子佩独办的《新申报》遇经济挫折，由主笔钱芥尘经手，每月得到安福系三千元补助，当有张弧牵线之功。“五四”后，《时报》被传每月收安福系一千元补助，或仍是张、钱二人与狄楚青进行联络。此外，在二人安排下，部分报人以兼职方式得到经济补助，其中可以邵力子、邵飘萍兼任《新申报》为证。邵力子与张弧为同乡，二人经钱芥尘介绍相识，在邵主编《民国日报》经济支绌时张弧曾予以津贴救济。邵力子因《民国日报》经费困难常至《新申报》社私看电报以供己用，钱芥尘不仅对之宽厚，还请邵力子兼任《新申报》记者，纾解其经济之困。因此，邵力子将已在《民国日报》发表的《古训怀疑录》一文交《新中国》使用，算是回馈。邵飘萍于1919年初不再为《申报》撰写北京特别通信，却担任《新申报》的驻京记者，当源于与张、钱二人的交谊。按钱芥尘的说法，邵飘萍每遇困难，则商请张弧求援。故《新中国》创办之际，邵飘萍、徐凌霄、徐一士等《京报》人士亦为杂志撰稿，加以相助。

值得一提的是，张弧、钱芥尘借筹备《新中国》之机组织“报政网络”的同时，尝想将北大的新文化健将纳入该网络之中，请胡适代办杂志即为显例。张、钱二人与北大学人素有渊源，钱芥尘同胡适曾在报界共事，“五四”前夕胡适南下迎接杜威，在上海与钱芥尘有往来。1920年，狄楚青有意聘胡适为《时报》总撰述，尚托钱芥尘作荐引。北大校长蔡元培则是钱芥尘进入报界的引路人，经钱芥尘引介，蔡元培与张弧于1917年结识。之后蔡、张时相过从，张弧任财长期间，蔡元培推荐宋春舫为其秘书。而张弧亦垫资助蔡元培影印《越缦堂日记》。凭此因缘，蔡元培不仅为《新中国》题字，还将旧稿《记绍兴志学会的三大愿》交《新中国》于周年纪念号刊出。另外，张弧与李大钊亦有来往，李大钊曾托李辛白将《每周评论》按期寄赠张弧，惟二人何时何故结缘，已不知其详。《新中国》延聘新文化派撰文基于既存的人际网络，也符合宣传新思潮的杂志宗旨，然而思想旨趣的差异，加之杂志的政治背景引发物议，致使新文化派与之保持着距离。

《新中国》毫不掩饰其借政治人物为依托的意图。自创刊伊始，《新中国》就开始邀请各地督军为杂志封面题字，即便自称刊物“毫无党见”，立场“不偏不党”，终因亲近政治势力而引发文化界的激烈反应。先是《新中国》第7号由阎锡山封面题字，并以“特载”形式刊出阎锡山治理山西的言论及概况，引发张东荪等人的非议。其后，《新中国》周年纪念号刊出十六位地方督军将领的题签以及各方政治名流的祝辞。朱朴发现杂志“每一期必定要请几位大人先生题字，像阎锡山、章士钊等捧捧场面”，而且在“周年纪念号”里面印了张敬尧、倪嗣冲、齐耀珊、王揖唐、陈箓、李厚基等许多大人的照片和题字。由此他认定《新中国》“是一本阳冒文化运动的招牌，而阴做军阀官僚言论机关报的杂志”，更是“文化运动中的破坏者，是将来文化进行的障碍物，所以希望全国从事于文化运动的同志，群起而攻之”。实际上，为《新中国》题字的大人物除阎锡山、章士钊外，还有狄楚青、李瑞清（清道人）、黎元洪、林长民、蔡元培、张謇这些声誉较之军阀尚佳的政治人物或从事实业、教育的名流。然而，《新中国》的政治背景无法改变批评者的看法，王无为指责《新中国》的编辑者“嫖赌吃喝的开销，都从文化运动得来，纯以文化运动为投机事业”。这种批评实则指向了杂志背后的“报政网络”。这反映出“五四”后的时代特色：对于何谓新思潮与文化运动，时人并无众皆认可的标准。唯文化事业一旦与政治人物产生关联，接受政治津贴，其价值必然大打折扣，且不被信任。

 

四、《又新日报》与《新中国》的“革新”

《新中国》是“应新世界潮流而起”，其征文范围包括：关于欧战后我国应研究之一切重大问题、世界新潮流之趋势、学术上之研究、翻译东西名著、工商教育之评论调查、社会生活之调查、劳动社会之生活及谈话、新剧小说。其后所刊登文章大抵未脱征文范围。不过，杂志甫出五期，胡适的朋友章洛声就称“《新中国》越出越坏，有许多文章，检（简）直是放屁”。同一时间，罗家伦在给张东荪的信中就宣称《新中国》是在假冒“文化运动”的招牌“胡闹”，杂志中“如刘少少办国子监式大学的主张，人家不知道的误信以为新思潮；李涵秋‘吃尿’的小说，人家误信以为新文艺，岂不是大笑话吗？”章洛声的指责未有确指，罗家伦的批评则专注于思想层面而非杂志的政治背景，体现出文学革命的提倡者对南方“文人”所撰小说积聚已久的不满。胡适曾评价李涵秋《广陵潮》等小说“既不知布局，又不知结构，又不知描写人物”，故“只配与报纸的第二张充篇幅，却不配在新文学上占一个位置”。而《新中国》中包天笑、冯叔鸾等人创作的小说显然同属此类，不为新派人士认可。

罗家伦对《新中国》的评价影响颇大，时论亦称《新中国》为“假冒新招牌”的杂志。此类评价继而影响到《新中国》的编辑工作。在罗家伦“痛诋”后，李涵秋的“吃尿”小说《无可奈何》“遂不赓续”。而包天笑等人的小说也逐步被外译小说取代（包天笑、张毅汉自己也开始翻译小说）。随着《又新日报》记者顾君义、张煊、王小隐等人进入《新中国》，并在编辑部占据主导位置，《新中国》也迎来了改变。1919年年底，他们决意提前结束第1卷，将原本发行的第9号改为第2卷第1号，意图“革新”杂志。对此，时人尽管认为《新中国》“内容很丰富，可惜乱七八糟，没有一个‘光明正大’的宗旨，所以常给一般学者批评”，不过对杂志“从第二卷第一号起，一定大加革新”已开始抱持希望。

《新中国》的“革新”首先体现在营业方面，最直观的是将排刊字体缩小，以减少页数，遏止亏耗。同时，从前发表的投稿酬例被取消，杂志的编辑、翻译、撰述改由编辑部同人分任，“除本社有时特请专门学者撰文外，读者及各方面投稿，凡为有理由的、为公的，都可代为发表，概不致酬”。这些举措反映出《新中国》遭遇经费支绌的窘境，从向知名报人征集用稿转变为由编辑部亲力撰稿，在不经意间让《新中国》带有“同人”刊物的色彩。

2卷1号刊首登载的《本志特别启事》，可视作代表《新中国》编辑部思想倾向与办刊意旨的重要宣告。编辑人员显然注意到时人对《新中国》缺少“光明正大”宗旨的类似批评，然在“启事”中他们却宣称无意如其他杂志报纸一样发表宣言以“标明色彩”，因“同人依然本着向来从切实上做去的精神，努力前进”。不过，他们不忘强调杂志始终贯彻的“不偏不党”的立场，不仅与“一切党派脱离关系”，还同是时一意趋新的学术风潮保持距离，反而在无意间为自己划定一个宗旨：

本志既抱定不偏不党主义，便是一种时行所谓“新”的漩涡，也不愿盲目堕入。本志整理国故，是要已新的人还来加以讨论，灌输新知，总希望引起未新的研究的兴会。

《新中国》自创刊时即取新旧兼采的立场，也被各方视为一个阐扬旧学，灌输新知，注重实业的杂志。之所以与“新”强作区分，一方面源于编辑部同人对新派激烈的攻击颇有微词，在他们看来，“被攻击的是否全然黑暗，取攻击的是否全然光明，却是个疑问”，因此他们抱定“虚心、自审、研究指导的主义，力避攻击态度”，以示与新派的区别。另一方面，自北大毕业的张煊、顾君义、王小隐等人在白话文与旧戏问题上与新文化一派意见参差，所谓“‘新’的漩涡”，实具针对性。

张煊1916年考入北京大学国文门，“精音乐训诂之学”。1919年《新潮》出版后，因对傅斯年等人“一例抹杀国学为不满”，张煊联合同班其他同学组织《国故》与之并峙。张煊在《国故》作文多针对《新青年》《新潮》提倡的文学革命论，他反对以白话为文，并以为用典之不可免，不得废。在他看来，“欲改良中国文学，必详辨旧文之词性、词位，定其孰当孰否，以决取舍，盖中文词性，大都因词位而殊，非详细解释，莫能明也”。与《新中国》第1卷刊出的关于新旧论争的文章相比，张煊对白话文的非议更进一步，这也与《又新日报》其他记者的观念相近。顾君义1918年自北大国文门毕业，与张煊同为《国故》成员。他在国文门研究所曾报名修习“音韵、文、形体、曲、训诂、文字孳乳、文学史”等科目，学术倾向于黄侃、吴梅等人。故王蘧常评价他“工汉魏六朝文，得蕲春黄季刚家法”。王小隐是时就读于北大理预科，后毕业于历史系。他在《新中国》的首篇文章《国语文学与故训》主张以故训作为国语之标准，意即白话不可尽代文言，被钱玄同阅后讥为“非常可笑”。可见张煊等人的文学观念与新文化派迥然有异。

双方更大的分歧是在旧戏问题上。前文提到钱玄同曾因胡适请张厚载作文一事而与胡发生冲突，而《新青年》之所以出“易卜生号”来“进攻旧剧”，是因“其时恰恰昆曲在北京突然盛行，所以就有对此叫出反抗之声的必要了”。于是钱玄同在“听说这位昆曲大家叫做韩世昌”后，表达了“全数扫除，尽情推翻”旧戏的论调。王小隐同样认为《新青年》“发刊戏剧专号之动机，实以韩为导线”。不同的是，王小隐自称“旧剧辩护派”，而《又新日报》记者多为爱戏之人，且是捧韩中坚。顾君义、王小隐在北大读书时便喜听韩世昌的戏，二人均位居“韩党北大的六君子”之列。张煊虽不在其中，却“好歌，尝串演雉尾小生，顾盼生姿”，显是善戏者。其后，顾君义、王小隐连同何海鸣、苏少卿、赵伯苏等《又新日报》记者为韩世昌组织青社，每周出《君青》刊物以扬之。韩党涵盖甚广，尚包括《京报》记者邵飘萍、吴定九、徐凌霄、徐一士等人。他们同样是《新中国》的作者，日后更参与了《又新日报》附刊《春明日刊》的创办。面对新文化派对旧戏的“极端”攻击，以致“彼时孰敢昌言旧剧有艺术价值，便属于违反潮流大逆不道”，此等爱戏人士自然心存芥蒂。王小隐直到1930年尚对此“陈账”念念不忘，甚至将张厚载被北大开除一事归因于张氏为旧戏辩护。遑论张厚载对胡适等人“只许有话剧，不许有歌剧”的“极端论”始终耿耿于怀。

由此可见，张煊、顾君义、王小隐、何海鸣、苏少卿等一批喜好旧戏旧文学的记者聚集在《又新日报》中，因相近的志趣又与《京报》记者相结合。他们并不认同《新青年》《新潮》为代表的新文学派，故视之为“‘新’的漩涡”以作区分。实际上，张煊等人主办《新中国》期间，对于其他“新知”从未停止灌输。他们邀请刘文典翻译《生命论》《宇宙之谜》，邹韬奋与陈霆锐合译《社会改造原理》，邹韬奋译《德谟克拉西与教育》，舒新城编著《美学》，章锡琛译《新文学概论》，诸文载于《新中国》，并计划出版单行本。最终以专书形式出版的是耿匡、瞿秋白、沈颖等人选译的《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与朱谦之的《现代思潮批评》。同时，他们依靠北大的学缘关系，罗致诸多北大学生为《新中国》撰稿译稿。张煊、王小隐亦各自着手翻译1920年的新出版物，只因《新中国》于2卷8号出版后骤然停刊而未能如愿。值得一说的是，何海鸣、冯飞、邝摩汉响应时潮，译介社会主义学说在《新中国》刊载。同时三人将相关译述在《又新日报》连载，后结集成册，由张弧、何海鸣、顾君义等人发起的华星印书社出版。一直受新文化派讥评的《新中国》在转向社会主义宣传方面反倒与《新青年》若合一契，由此被苏俄来华人员作为第三国际东亚书记处出版的共产主义刊物记录在案。

《又新日报》记者之所以能够进入《新中国》，并主导杂志第2卷的编辑工作，除了几人的思想倾向符合杂志宗旨外，最重要的原因是《又新日报》与《新中国》的编辑者同在张弧组织的“报政网络”中。由于《又新日报》今不多见，学界对之少有论述，在此有必要依据笔者所见到的该报的部分遗藏及其他资料，对这份在当时北京颇具影响，且政治背景复杂的报纸予以介绍。

《又新日报》于1918年年末由安福国会众议员何海鸣与贺得霖创办。据是时日人调查，《又新日报》为靳云鹏机关报。何海鸣与各系政治人物均有往来。他自承与段祺瑞有关系，1917年在北京办《寸心》杂志，即附和段祺瑞参加一战的主张。然而他虽“仰慕段合肥而往”，却“未曾为段门中之显贵”。靳云鹏为段祺瑞手下大将，惟夙与徐树铮不睦，故曾与钱能训合组己未俱乐部与安福系相抗。何海鸣或由此未附于徐树铮等段系“显贵”之列，而与靳云鹏更为交好，1921年他创办《侨务旬刊》亦是得到靳云鹏亲信潘复的赞助。而王小隐进入《又新日报》，或因其父王景禧为靳云鹏私人秘书与家庭教师的这层关系。

《又新日报》除了与靳云鹏颇有关联外，也与张弧关系密切。何海鸣与张弧由于都关注“侨务”问题而有交集。北京政府对德宣战后，向英、法两国派遣劳工，为专司监督侨工招募和保护事务，于1917年9月设立侨工事务局，张弧为首任局长。何海鸣同样关心此事，一战结束后他曾提出议案，请政府设侨务局，“从速调查海外华侨状况，提出巴黎和平会议，要求平等待遇”。1919年4月7日，张弧、何海鸣一同出席旅京华侨学会成立会。受此影响，《又新日报》的旨趣之一即“重侨边状况”。而《新中国》同样染此特色，不仅刊登侨工事务局调查报告，还讨论侨工归国复业等问题。其后何海鸣创办《侨务旬刊》，专门论列侨事，实是渊源有自。《又新日报》另一创办者贺得霖与张弧亦渊源颇深，贺出身宁波钱庄家庭，初依恃同乡李思浩进入盐务署任事，1919年与童今吾合办东陆银行，吸收存款以经营财政部放款业务。张弧则担任东陆银行董事，并在1923年任财政总长时擢贺为次长。何海鸣最初伙同贺得霖办报，当是看重贺的经济活动能力。

据此推知，何海鸣创办《又新日报》，当是得到靳云鹏与张弧的津贴支持。而靳、张二人在1919年6月总理钱能训下台后，联络愈发频繁，有消息称靳云鹏、张弧等着手组织新己未系。靳云鹏曾与钱能训合组己未俱乐部，张弧则与钱能训交好，是钱能训丰盛胡同新居的聚会常客。靳、张联合接手己未俱乐部，当得到钱的应允。舆论对于新己未系的政治立场观察各异，或视之为“安福之支店”，或以之“妾身不分明”。不过随着靳云鹏组阁后与安福系关系恶劣，靳云鹏加紧联络新己未系，同安福系抗衡。据现存《又新日报》所载时评可知，该报唤安福系谓“鱼行”，并对靳云鹏因受安福系掣肘而辞职甚为惋惜。钱芥尘回忆张煊任《又新日报》总纂期间，更是“日事抨击安福失政之点”。可知该报配合着靳云鹏同安福系对峙的政治策略立论，与新己未系关系极大。

由此可见，《新中国》与《又新日报》渊源至深，均受张弧赞助，双方的主事者因置身于张弧维系的“报政网络”中，得以一身两任，兼顾这一刊一报的编辑。值得注意的是，《新中国》的创办曾得到徐世昌的支持，而《又新日报》由张弧出面津贴，联合靳云鹏，倒是契合徐世昌的政治策略：由靳云鹏挟制段祺瑞、制衡徐树铮。因此，“报政网络”中的政界一方，追根溯源很有可能是这位大总统。

 

余论

综上，本文大致可以厘清如下事实：《新中国》是北京政府为宣传新思潮，借机网罗南北文化名流所办的刊物，在徐世昌的支持下，由张弧主持其事，钱芥尘、叶恒具体操办。钱芥尘、叶恒二人凭借与胡适的交谊延揽胡主持《新中国》，胡适亦有意接手《新中国》，作为《新青年》同人初次分裂后其独办《新青年》未果的替代方案，终因《新青年》同人的反对而搁置。经钱芥尘、叶恒谋划组织，包天笑、孙东吴、何海鸣、张煊、顾君义、徐凌霄、王小隐、张厚载、冯叔鸾等知名报人被聚集起来，组成《新中国》的作者群体。这些报人是时星聚于《京报》《时报》《新申报》《神州日报》《晶报》等与北京政府关系密切的报纸以及《礼拜六》等上海通俗文学刊物中，占据舆论要津。自第2卷起，由靳云鹏、张弧资助的《又新日报》派出该报记者张煊、王小隐、顾君义等人主理杂志，并进行“革新”。《新中国》取新旧兼采立场，阐扬旧学，灌输新知，注重实业，却因其复杂的政治背景而屡遭新派人士的批评，被视作假冒新文化招牌的投机杂志。

区别于同时期已成为同人刊物的《新青年》，依托以北大为主的思想教育界来筹办杂志的方式，《新中国》的经营方式倚赖于本文呈现的“报政网络”。这一网络由政界、报界构成，政府高层或政党要员提供资金赞助，报人聚集起来合办报章杂志。不能否认的是，以“报政网络”为基础的办刊模式能够短时间内汇聚撰稿队伍、建立销售网络，产生舆论影响，然而这一模式却成为《新中国》遭遇新文化派人士批判的要因。报人群体普遍爱好旧戏旧文学，与倡导文学革命论者迥然有异；政治势力公信力的缺失，导致其参与文化运动之举反倒有假托新文化之名以行舆论操控之实的嫌疑。因此，《新中国》不受新文化派人士承认，新派将报人宣传的新思潮、新文化划定为冒牌货。反过来，报人亦试图与新派作出区分，《新中国》遂成为他们与新派在思想界竞逐的平台。

如本文所示，张弧是建构编织这一“报政网络”的灵魂人物。张弧以理财官僚名世，而其与报界的来往反湮没不彰。实则清末在协助熊希龄整顿东三省盐务期间，他就曾办过《辽东日报》，此当是其首度接触报业。民国初年他参与《新中国报》《大共和日报》的经营，由此与钱芥尘等报界人士建立关系。徐世昌上台后，张弧成为辅助各派系结交报界的中介，《新中国》《又新日报》的创办，《神州日报》《新申报》诸报收受北京政府津贴，均是张弧联络报界的产物。在这期间，张弧虽挂名安福系，然终偏向徐世昌、靳云鹏一方，在安福系倒台时得以全身而退，不在祸首之列。其后他被视作“准交通系”，又依违于直奉之间，两任财政总长。张弧为各派所用，除了因其善于筹款外，当与其同报界千丝万缕的联系有关。尽管张弧以超然派自居，然而他替各党派向报界扩展势力之举，不失为窥测其政治倾向的一条路径。

1920年9月《新中国》骤然停办后，张弧有意重整旗鼓。1920年底，钱芥尘、包天笑、余穀民等人进京筹商办报事宜。不久后，叶恒、包天笑、钱芥尘合发启事，宣布将在天津组织日刊，定名《华北新闻》。《华北新闻》仍由张弧出资，着重为张弧在财长任内发行的“九六公债”做宣传，“是一个随政局变迁而升沉的官僚机关报”。值得注意的是，该报由包天笑主持编辑事务，孙东吴任总主笔，冯叔鸾、张煊分别主持“新游戏”“新文化”专栏，李涵秋、张厚载等人负责撰稿，基本沿用了编辑《新中国》的原班人马，可见张弧与这一报人群体合作关系之持久。其后，钱芥尘、包天笑、张煊等人不断重组报界同人，纠集成群，他们受张弧影响，在多方政治势力中渐趋向于奉系。第一次直奉战争时，张煊以新闻记者身份为张学良垂青，参预机要。经张学良授意，张煊在1925年接办《东方时报》“作奉方喉舌”。接办之初张煊尚托钱芥尘请包天笑撰述，徐凌霄、王小隐二人亦在编辑之列。张煊投向奉系当有张弧的举荐之功，因同一时期，张弧将钱芥尘推荐给张作霖父子。钱芥尘深受两位“东北王”赏识，他在沈阳创办《新民晚报》，利用张作霖的资金接办《上海画报》，为张氏作舆论宣传，更在1929年故技重施，再次组织上海记者成团考察，只是这次目的地改作东北，旨在扩大张学良在舆论界的影响。

1918年与1929年的两次上海记者团北上考察，主持其事者竟是同一批人，宛若历史的轮回。这无不体现出“报政网络”的聚合性，报政双方由张弧、钱芥尘等人牵线组织后汇入其中，双方关系因各取所需的利益问题而持续维持：政府或政党一方提供经济支援，假思想、舆论为社会工具，谋求政治利益；报人一方则获取安身立命的资本或是参与政治的渠道。只是与报界联合的政界一方从最初的徐世昌转变为奉系，又反映出“报政网络”离散的一面，报政双方关系伴随政潮时局而不断变动，报人的论说势必在政治势力的起伏中进行调整。如此一来，随权势摇摆、受金钱牵率的言论，自失却公正之态度，无法取得社会之信仰与同情，“报政网络”亦随之趋于瓦解。“报政网络”的聚合离散，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佳的视角来观察报政双方的互动情况，从而审视政治势力如何运作舆论，舆论如何介入并影响政局走向这一交互的历史演进过程。

来源：《学术月刊》